（黄玉龙工作室一角）
2013年，黄玉龙被美国《Complex》杂志评选为“二十五位一定要认识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
2015年3月，黄玉龙香港个展“无”开幕，赵增熹、叶童、邝美云、刘兆铭等一众香港文化圈资深人士和各大财团、地产商集体出席。仅仅五天，他的作品全部售罄。
2018年，他成为了刘德华全年巡回演唱会的舞台装置美术指导。
如果你在淘宝搜索“黄玉龙月亮灯”，瞬间会出来一大堆铺天盖地的仿制品；而如果你在整个互联网搜索“黄玉龙”，则会发现相关信息少之又少。
鲜有人知，这位做出了网红“月亮灯”的艺术家，是一名跳了二十年街舞的嘻哈人士；身为北京最有腔调的嘻哈夜店“PH”艺术顾问，他本人却是爱喝茶、极少去夜店、不混圈子的居家男子。
他表面看起来温文尔雅，其实内心住着一个充满反叛精神的灵魂。他是诸多矛盾的共生体。他是看起来最不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以下是黄玉龙的自述。
（黄玉龙作品及肖像）
1
我出生在安徽的小城市，从小就习惯了独处。家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说话，我独自想各种事儿，由此养成了喜欢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性格。
初中时喜欢上了Michael Jackson，每天省下早饭钱去买他各种演唱会VCD，全是盗版——那时候也买不到正版。家里没人，我就看他的演唱会学他跳舞。那时就觉得：中国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音乐？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只知道很帅，很自信，很酷，也很好听。他的节奏感是年轻生命最需要的节奏感。
高中那几年“韩流”横行，很多嘻哈爱好者都是从这时期开始的。我看H.O.T的VCD，跟张佑赫学跳舞。这是我最初走向嘻哈的引子。
互联网也走进了生活。我们都去网吧。成长经历导致我们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饥渴特别强烈。我们听港台流行音乐长大，后来有了打口带打口碟，有了网络，接触到美国的pop，说唱音乐，感觉浑身情绪都被这些节奏调动起来了，很亢奋。
那会儿也没有视频网站，只有一些碎片化的影像，一些磁带唱片上的画面，其他的东西只能靠想象。那个时候特别饥渴，想去找一些关于嘻哈的书，但这方面的书少之又少，基本没有，一片空白。
这时接触到了学校外几个喜欢跳舞的社会青年。我们开始聚在一起跳舞。他们跳舞就是为了泡妞。我不懂这些，纯粹喜欢这种自由自在又与众不同的感觉。
（黄玉龙作品：左|BROTHER，右|BACK）
我爸不让我跟他们跳舞，说这都是社会上小痞子干的事儿。但你不让我干，我就非要干。我偷偷去跳。——后来Eminem的电影《8 Mile》出来，我看了就特别有共鸣，觉得我们成长中面对的很多经历是相通的。
我是来自中国的底层，也一直在挣扎。所以我能理解他们。
喜欢嘻哈的过程就是这样，有了Michael Jackson，有了张佑赫，有了Eminem，我慢慢把他们梳理成了一种信仰。我们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很无知，其实需要一个偶像去引导。就算不成为这样的人，但他身上也有值得我们欣赏、学习的地方。
我们几乎跑遍了城市的健身房练舞，或者在大街上。商业广场铺着花岗岩地面，晚上店里的灯关了，外面灯亮了，大玻璃幕墙反光跟镜子似的，我们在地上滚，练得很苦。
2000年，我们成立了当地第一个街舞社团，开始租正式的练功房，才真正有了练舞的地方。
（黄玉龙作品：左|BE BY MY SIDE，右|悟空）
2
因为跳舞，我高中成绩一塌糊涂，完全不想读书。
但我从小特别喜欢画画。父母也支持我，给我各种找老师。上高中发现原来画画还能考大学，哪怕分数很低。当时就觉得哇塞！好像我比别人多一个超能力一样。
高考省内艺考的分数我都快考满了，外省的艺考我也都过了。景德镇陶瓷学院给我降10分录取，我就害怕上不了大学，要选一个保险的。2003年，我就去了景德镇上大学。
到了景德镇我就崩溃了。那时候美国正在跟伊拉克打仗，我想：我去！我到了战后伊拉克。到处都被挖得一塌糊涂。农民，老师，学生，都在路边见着瓷片就捡，明清古窑的碎瓷片，全是这样的东西。
哎哟简直不知道我来这地方干嘛。郁闷了两年。第一年老想走。但又没勇气。算了，待下来吧。
（黄玉龙作品：左|BE BY MY SIDE，右|BE REAL）
走投无路，我只能组建了一支街舞队。我当队长，带队参加各种街舞大赛，去上海武汉南昌。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南昌学跳舞，回来再教他们。我带学员赚的钱也基本全花在跳舞上了。
那是我跳舞最疯狂的一个时期。我的专业是雕塑，但我也不用担心，学期末随便做一做，奖学金就拿了。最后毕业创作我分数也是最高的。
我们学校要求比较特别，毕业设计得做七八件作品，传统雕塑瓷，佛像，器皿类，综合材料……学生们一个个抱着佛像去了。我抱着两个大黑人去了。
（最右为黄玉龙本科毕业作品）
我是按照制作佛像的传统工艺，一步不差地制作了两个黑人rapper的形象，我当时听最多的Snoop Dog和50 Cents，用佛像鎏金工艺做了黑人身上bling bling的效果，在陶瓷上面贴水晶。做观音、福禄寿三星身上的那些小花小云纹，我都搬到了大黑人身上，给他们做大花T恤，特别超前。
其实还是一种叛逆。学校让我做这个，我就偏不干。
全校的外国留学生都跑来大黑人这儿“打卡”。他们觉得很牛逼，看不出来这是中国人做的。他们一直感觉中国学生都很乖，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嘛。我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嘛，但我至少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挺牛逼。
（黄玉龙的棒球棍、滑板，设计稿，画册和唱片）
3
大三大四，我开始给景德镇的外国艺术家做助手。他叫Hans，荷兰人，我们现在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最开始除了hello和goodbye，我啥也不会说。但艺术家对我做的东西非常满意。他又介绍了一圈艺术家朋友给我。大三大四我就围绕着他们四个艺术家服务，两个荷兰人、两个青岛人。
我后来开始艺术创作，也多亏了这一次转折。
外国艺术家不懂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就各种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上，比如把景德镇传统雕坯技术用在雕塑上，我一看，哇靠很像tattoo的感觉，很酷啊。原来传统的东西这么一用，就可以变成全新的效果。景德镇还有个技术叫“镀黄镀白”，就是镀金镀银，弄个大金瓶子特别土。但这些艺术家用到自己的作品上就不一样。
我帮他们做东西时顺便把我做的小东西塞到炉子里。做出来看看，挺好看的。这种经历特别重要。
这几位艺术家我特别尊重。后来我跟他们说，我免费给你们工作，不要工资。作为回报，我可以免费用他们的工作室。我们学生生活费都很紧张，根本租不起工作室。但我们其实是需要工作室的。
（黄玉龙部分小体量作品“弥勒佛”、“骷髅烟灰缸”等）
大三大四我天天泡在工作室里，很少去跳舞了。舞队的小朋友们还特别伤心，说龙哥你怎么不跳舞了，你不跳了我们只能在那儿乱跳，越跳越傻X。但是没办法。不同阶段做不同的事嘛。
我的英语也上来了。那两个艺术家很可爱，特别阳光，他们知道我喜欢嘻哈，问我喜欢谁的音乐，哦，50 Cents，这个我会，Beyoncé，Jay-z，他们的哪首歌好听。一开始我听不懂，他们就用简单的词汇说，加上一些肢体语言。就这样慢慢一个词一句话学。最后我们日常交流，吃饭，带他们出去买东西，还价，收发邮件，所有的工作，我都没问题。
还聊他们在国外接触到各种玩嘻哈的人，荷兰，比利时，他们那边是全民运动，我们国内找都找不到的各种滑板鞋子帽子街牌，在那边满条街都是，铺天盖地，就跟我们中国李宁安踏似的。每次他们回来都给我带些小礼物，没多贵，但都是当时中国找不到的东西。
他们首先跟我交朋友，尊重我，让我感觉开心，跟他们一起工作才会更开心，而不是想着把人当牛使唤。
我熟悉他们每个人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安排工厂工人，不同的东西放到不同的地方去烧，烧几次，这些我都历历在目特别熟了，把景德镇的生产工艺玩得特别转，所以我后来能在景德镇用陶瓷来做自己的作品。
（黄玉龙大学时期的作品及“弥勒佛”）
4
但大学毕业我还是迫不及待离开了景德镇。
毕业时我抱着那两个黑人来北京参加了一个大学生雕塑提名展。2007年，正是798最好的时候，好的画廊进来了，又没有商业化得很厉害，做的展也很认真，不是后来那些网红花架子展。我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
青岛艺术家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在宋庄开美术馆。他看我做东西还行，就把我留下了。当时的宋庄特别野，那个美术馆其实就是一个白菜地窖改的大展厅。他们提供吃住，一个月给我一千五百块钱工资，住在民房里，没水没暖气没有卫生间。宋庄艺术家之间状态、贫富差距也很大。成功艺术家很气派，但跟你没什么关系。周围的都是些特别底层的艺术家，特别落魄。
而且感受不到尊重，自己好像成了廉价劳动力。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我根本无法创作，在北京做什么成本都很高，不像景德镇，遍地都是窑，花点钱就把作品烧出来了。
那段时间又找不着北了，很迷茫，挣扎得特别厉害。
我在北京唯一的朋友，是当年在景德镇认识的一个央美学生。他本科学日语，研究生一下跳到央美学艺术史论，他特别个性。外表看着文绉绉的，内心却很叛逆。我们其实是同一类人。那段时间我总去找他，他说的话也对我帮助特别大。
我离开宋庄后，他介绍了一个央美毕业的韩国艺术家跟我一起合租房子。那个韩国艺术家叫全俊模，我们在北京同居了四五年的时间。我的人生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黄玉龙作品：左|THE GODFATHER，右|陶瓷滑板）
5
离开宋庄后第一年，我没有工作，只能靠我爸每月给我一千块钱交房租。平时找一些零散的活儿。身上永远只有几百块钱，没有银行卡，因为没钱存。
和全俊模一起住之后，我开始静下心来研究自己的东西：做嘻哈可以，但怎样才能做成我们的。以前根本不会想，只会被动接收。来北京以后景德镇的经历沉淀下来，我才开始去想，要跟他们有所区别，做成我们自己的街头文化。
我用泥捏出了第一件作品“THE PARTY”，非常小，为了方便带回景德镇烧出来。这是我整个创作的转型。我想找一个手势表达“我立足于东方，我是听嘻哈长大的一代人”，找来找去，最后选择了这个，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气魄，简单明了。它跟我成长的逆境、对他们底层努力挣扎的共鸣和信仰、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之间也是有链接的。
我也深知中国功夫对美国黑人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地位最高的说唱组合之一Wu-Tang Clan武当派，他们的音乐里有一大部分是关于武当，少林，中国功夫，努力把中国的功夫和神秘跟自己联系到一起。
它表达了“我在中国，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没有在美国生活过，我不了解美国文化，但美国文化里有我很欣赏和喜欢的部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致敬。
（黄玉龙卖出的首件作品：THE PARTY）
之前毕业创作同期我还做了一些基于传统工艺和造型的改造，比如“弥勒佛”。但那时没觉得自己能成为艺术家，就在景德镇的工作室里堆着。
2008年底，我回了趟景德镇，把它们都做成陶瓷的。回北京后全俊模帮我介绍了一个韩国的展览，我就拿第一件作品“THE PARTY”去了首尔。
我连包装箱都没做，就装在电脑箱里，手提着过去的。一组八个版，电脑箱只能装六个，我就拿六个去了。在韩国三天，参加了开幕式，被人以艺术家身份优待了一番。觉得过去这一年所有的辛苦和寂寞都值得了。
回来两个月后全俊模告诉我一个消息：你的作品全都被人买了。你知道被谁买的吗？我说不知道。你知道韩国有一个乐天集团吗？我说我知道北京有个乐天超市。对，那也是他们的，什么新世界商场，都是他们的。
乐天集团的老板把我带去的这一套六件全都给买了。
我长舒了一口气。
长舒这一口气，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可以当个艺术家了，而是觉得，哎呀，未来这一年的房租我都有了。我不用再想着到处找活干了。
（黄玉龙作品：左|BACK，右|天与地 ）
6
第一次卖出作品我很高兴，又回了一趟景德镇，把之前的作品都重新翻制了出来，包装好运过来。
一个香港朋友帮我介绍了香港老牌画廊少励画廊，又卖了一组“THE PARTY”，大概是2010、2011年，少励画廊做的一些群展卖掉了我好几个作品，包括毕业时的作品。
同时接触了上海一群老外合伙开的Art+ Shanghai Gallery，很低调很专业，主要是做年轻新锐艺术家。在他们那里也卖掉了不少作品。我们到现在还有合作，我一直很感恩，最初没有画廊愿意接受我的东西时，他们愿意展示我的东西。
以前在宋庄时没有画廊愿意接收我的作品。后来接触了一个法国画廊的dealer，他是个犹太人，懂得什么是嘻哈，犹太人多会做买卖啊，他看了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很好，但我没办法帮你，你要知道现状，在中国跟你一样喜欢嘻哈都是年轻人，不懂艺术，也不会买艺术品。买艺术品的都是些大佬，大佬不喜欢嘻哈，也不懂嘻哈。他们不会买，也没人会为你说话。如果你想卖，最好改一改，变一些别的东西出来。
我很受打击。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当成功的艺术家。但这就是我要做的东西。改了就不是我了。我就白活那么长时间了。
后来慢慢有了收入，我也不打算再迎合。
（黄玉龙作品：UPSIDEDOWN）
我跟全俊模住在花家地小区旧板楼，六楼没电梯。我说，我的雕塑搬不动啊，咱们换个工作室吧。我们租了个一百平的工作室，在现在的颐堤港后面，叫“兴隆模具厂”，天天削铁切钢。现在全都被拆了。我们在它二层。在那儿我们待了有三四年。
那个园区还住了一些挺有名的青年艺术家，但我们始终没有交流，也是因为圈层文化，我融不进去。
荷兰艺术家Hans知道我搬到北京很开心，因为北京有很多铸铜厂，我能帮他做一些铸铜的创作。后来Hans陆续又介绍了很多外国艺术家给我做铸铜。铸铜厂老板看见我就很开心。因为外国艺术家省事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会像国内艺术家事儿多，爱拖尾款。而且我在中间解决了很多问题，艺术家要改什么我直接修蜡模的时候就改好了。双方都很高兴。
我的行为、做事方式和性格也打动了铸铜厂老板。他们有一阵是不给国内艺术家做铸铜的。有一天他就跟我说，玉龙，你要有什么雕塑想要铸铜，你就铸吧，我不收你钱。你做完了去做展览，卖了再给我钱。谁都不能欠款，我就给你欠。没问题。这句话特别感动我。
（黄玉龙和铸铜厂的工人在一起，图片|艺术家提供）
7
虽然我总是经历逆境，但也遇到了不少贵人。
2012年我认识了一帮香港的朋友，同样是通过推荐少励画廊的香港朋友认识的。年龄最大的一个大哥，是做金融的。他始终带着他这些发小，在金融上支持这些各行各业的朋友。
2014年他常来北京，慢慢了解了我做人的方式和生活态度，也挺认可。他觉得我挺不容易，决定帮助我。他不是艺术世界的人。我们就用另一套打法，杀出了一条血路。
我们在2015年香港巴塞尔期间，直接租下了艺穗会三层最大的展厅，把我这些年所有的作品都搬了过去，做了一个个展“无”。
（黄玉龙作品：BROTHER）
我尽可能把帮过我的艺术界朋友都请了过去——巴塞尔期间他们都在香港。香港朋友们把认识的香港大腕、明星、大的财团、地产商，全都请过来。香港知名音乐人赵增熹，还有叶童，邝美云，演过《倩女幽魂》、《射雕英雄传》刘兆铭老先生也去了，都是能代表香港资深娱乐文化界的人士。当时有些展览几乎没什么人，我的现场却比巴塞尔还要热闹，根本挤不进去。
那个展览的效应就是，五天之内，把我那几年创作的东西全都卖掉了。
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帮我的。我爸当时也去了。他特别感动，跟我说，你一定要好好感谢这个朋友，因为他的帮助，让你少走了十年的弯路。
（黄玉龙作品：ON MY WAY，图片|艺术家提供）
8
“月亮”的创作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2014年，我给女儿读绘本，看到里面一个小朋友有好多个月亮，觉得太可爱了。我们做雕塑的就对材料比较了解，我想，做一个挂在我女儿的房间里，肯定很美，挂在屋里逗她玩：你看有个月亮。
做完拍个照片发到朋友圈，朋友圈就炸了。比知道我有了孩子给我点赞的人还多。
（黄玉龙“礼物-温暖的形”深圳双年展装置，2018年。图片|艺术家提供）
大家都说想要。我就给身边几个好朋友做了，也没想卖。刚好有个夜店来找我合作——我平时不爱去夜店，但夜店老跟我有缘分。刚好是中秋的活动，他们想做一个礼品放在店里卖。我就把那个月亮缩小，做成一个陶瓷的灯。
他们很多盗版都是直接打印一个照片上去，非常清晰，反而不像月亮。我是做成在地球上肉眼看见月亮的样子，朦朦胧胧，很温暖很温情，一眼就能知道是月亮。“中秋月亮”变成一个重要意象，因为代表了中国人思乡的感情，在不同地方看到同一个月亮，有种身处同一个空间的感觉。它是一种意境，而不是一个高清度的天文教具。
（黄玉龙“YueLiang”松美术馆户外装置。图片|艺术家提供）
后来“设计北京”邀请我参展。为了展月亮，我特意做了一个充气大月亮，在上面手绘素描。做了之后艺术圈的一些朋友陆续过来拿这个月亮去各种展览。有些商业中心、商业综合体中秋节做些装置，看到我这个月亮，也想拿过去用。
(黄玉龙“YueLiang”颐和园装置，2015年。图片|艺术家提供）
慢慢想帮我的朋友越来越多，才铺到了一些线上平台去卖。
“绑架月亮”也是因为当时我想：不就是个月亮吗？至于吗？就在那年中秋节，我反其道而行把月亮给绑走了，绕着北京城跑了一圈。也是一种调侃的心态。
（黄玉龙艺术项目：绑架月亮，2015年。图片|艺术家提供）
很多人看到这个月亮，都以为作者会是一个喜欢东方禅意、年长的、有种仙风道骨感觉的人，甚至香港的一些朋友见到我之前，都会想象一个白胡子白头发穿个道袍的形象，做陶瓷，名字还叫玉龙……结果我却喜欢嘻哈，喜欢跳街舞，还喝茶——安徽产绿茶，我们都是喝绿茶长大的。当我穿个T恤蹦蹦跳跳地出现以后，他们也很诧异：嗯？？什么东西？？感觉反差特别大。
大家可能觉得喜欢嘻哈的人应该抱着红牛可乐跳街舞才对吧。真的被这种刻板印象框得太死了。没必要，真实生活，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就好了。就是这么简单。
（黄玉龙的“YueLiang”<a href='https://weibo.com/n/Normal'>@Normal</a> Store）
9
跟刘德华的合作从香港那一次个展就埋下伏笔了。
和刘兆铭老先生认识之后，我每次去香港都会去看他。他每次跟我说话都特别用心，给我写一张纸，有时是在烟盒上写的，要不然就是信封上写。他说的话很深奥，有些话我一两年之后才反应过来。他就像是我的精神导师。
（刘兆铭老先生给黄玉龙写的字）
我老能感觉到老先生想帮我什么。他说过两次，要介绍刘德华来我的工作室。我就说，铭sir不要啦，人家那么忙，我的工作室那么小。我也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示给别人看。而且刘德华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我怕自己招呼不周，耽误他的时间。
后来我去香港，有天他突然跟我说，明天你来找我，我带你去跟刘德华吃早餐。我还是说，铭sir不要啦，又来了。就当他是开玩笑。
第二天我去了，以为还是在楼下陪他聊天。他就带着我说，走，陪我走走。我就跟着他。走到山顶马会的会所。进去了发现刘德华先生自己坐在那里等我们俩。我当时就说：铭sir，行，你厉害，我服了。
就跟刘德华开始聊天，一起吃了早饭。我身边艺人朋友不少，可是像刘德华这样的，已经不能用崇拜了，应该用尊重吧。他是一个时代啊。就是我在面对一个伟大时代的感觉。
（刘德华与黄玉龙共同创作，图片|艺术家提供）
聊天的过程中我放松下来了。感觉真的就像一个好朋友，一个大哥，跟你说他生活中烦心的事儿。工作的事情，社会上的事情，还有当今演艺圈的一些怪象。对这种时代的变迁，有些地方他们也看不懂，也很无奈。
然后就说到了他那个演唱会。他想要一些在演唱会上的雕塑道具。就问能不能让我来做，有没有做过之类的。出于对他的尊重，我说，我能做，但我没做过。我得跟你的团队沟通一下，才能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说，好，明天你来开会。2018年1月13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正式加入了他演唱会的制作团队。一整年，就在做他整个演唱会的方案，各种方案。
这一年对我来说是特别难得的学习经验。最大的难处就在语言。有时候每天开八个小时的会，开到半夜一两点，会上粤语英语日语普通话来回换。没有一个电影电视剧能表现这样的场面。这是真正的国际顶尖团队，五花八门，各路英雄豪杰汇聚在一起的感觉。我对他们都是怀着一种特别的敬畏心，跟他们学习。
（刘德华与黄玉龙的作品，图片|艺术家提供）
10
后来北京一个刚开始搭建的嘻哈夜店“PH”也来找我合作。
我也是以艺术顾问的身份进去的。我跟他们说，街头文化在中国至少会有三十年的鼎盛市场。现在只是刚开始。十年前我做的时候没人认，现在几乎全民嘻哈了。这时切入刚刚好。我们要做这个行业的先行者，不管外面什么电子，livehouse有多火，我们就要做这个。
我否掉了很多原本室内设计团队的概念。按照原来的概念，就相当于在中国建了一座美国的街区，一个完全是美国文化输出的东西。你干嘛呢？人家又不给你钱。你做了以后还是别人文化的傀儡。别人来了也不会尊重你。所以我说坚决不能这样。你要让所有国外的rapper来了都对你竖起大拇指，就得把它做成我们中国的。所以它要有传统经典，又要有一些最新流行的东西，能一眼就看出是在中国，在我们的大北京。
这个嘻哈文化原本不是我们的，但它作为全球年轻人的文化蔓延开来，到哪儿都要融入当地的特色，由当地人去发挥创造，成为当地人可以接收的流行文化。玩得开心，但首先要玩得自信啊。你不能在自信这一点上先给人跪下去了。这是坚决不能做的。
（黄玉龙作品:左|BE REAL，右|EXISTANCE，图片|艺术家提供）
所以我跟他们树立主题，什么是我们中国的街头文化，可能我们没有街头文化，但我们有街边文化，那就把中国的街边文化融入进来。我们可以玩得很飞。
首先我把那个leader放大到4米5，让人一进来马上就被震住。有了这个icon，再延伸出来去做各种表现。还有“悟空”系列的猴子，现在很多人都说修行，对于我来说，修行就是忘掉自我，就是真诚，不要被自己的欲望所驱使。所以我把它们的脸去掉了，用金属安全网乱搭，爬满整个空间，比喻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原始大森林，只能在这些钢筋铁骨里生存。我一些新的想法比如“忏悔室”，都放进去了，既有外来嘻哈文化的影子，又有我们东方文化的根在里边。
果然这个店开业后成为了北京最火的夜店，排队都要排到马路边。
果然这个店开业后成为了北京最火的夜店，排队都要排到马路边。
（PH开业后的盛况）
最初玩嘻哈的那些人，是在一种特别挣扎的底层环境里出来的，性格会比正常环境、正常教育出来的人少一些规规矩矩的底线，所以他们表现得更张狂。但这些都是表象。你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穷，也主要是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发展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坏，野蛮，粗暴。每个人都有野蛮的一面，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小魔鬼。他们是在用这个东西来保护自己。
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很多媒体呈现嘻哈只会渲染“大金链子”这些符号。那些黑人其实是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方式来向社会示威：曾经你们不给我，现在我有了，我要给你看。他们是把这些当成一种武器，去向白人世界证明。这种心态是非常叛逆的。它是一种挑衅。嘻哈的所有battle不就是挑衅吗？我就挑衅你的底线，就摸你最痒的那个部位。
嘻哈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不得不认可，黑人的肢体语言、运动能力就是强。运动员也好，舞者也好，歌手也好。你看那些其貌不扬的大老黑，大胖子，一张嘴，哇塞那个磁性，多好听啊。上帝没有给他们白皙的皮肤，精致的面庞，但是给了他们天使一样的声音，可以跟大地互动的身体。
（黄玉龙作品:LEADER）
但中国很多媒体就喜欢挑一些最表面的东西来做，特别片面，把嘻哈文化中最糟粕的一面宣扬放大出来了。什么炫富啊，疯狂啊，欲望啊，享受啊，泡妞啊，纸醉金迷啊，这些人性中最丑恶的地方都被放大出来了。其实这些东西到哪儿都有，在艺术圈也都有。只要你是人，各行各业都会有。公众舆论、国家层面就会想，如果主流文化成这样了，拜金，炫富，那中国还有未来吗？所以就开始打压。
如果你把这个confidence，自信，自强，自我重塑，展现给所有人看，这是来自底层的一种精神力量。国家还会打压吗？
这也是我比较痛心的，也是我现在正好可以做的点。因为那些人粗俗，他们不懂，所以我才要把嘻哈文化最珍贵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我相信，只要有信仰，它在中国就一定有生命力。
（黄玉龙作品：ON M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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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覃仙球
摄影：陈冠丹（艺术家供图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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