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 | 从“第二次结合”到“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论略

      新中国70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这一阶段开创的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的“序幕”；二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阶段；三是1976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重新起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蓬勃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阶段；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拓新和探寻“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阶段。这四个阶段刻画的“历史路标”，深刻展现了新中国70年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开创到形成和发展、再到创新和拓展，最后进入“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思想历史过程。

      这里提到的“历史路标”，是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学理路向。“历史路标”重在从思想历史的视角，考察政治经济学规律以怎样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怎样在经济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得到承续、发展和拓新。本文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的探索，以上述所概述的四个阶段为历史逻辑，着重探讨的是这一过程的理论逻辑，以揭示新中国7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定对象、学理依循、理论内涵、学术特征和科学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是以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为“例证”的。这是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能够深刻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对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结论，对于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其他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普遍的意义。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的典型性，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普遍性的基本前提。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全过程来看，马克思晚年对《资本论》对象及其特点作过新的思考。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到：“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马克思对那种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把不同于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纳入自己的理论视界。

      马克思晚年的这一思考，得到恩格斯的由衷赞许。在写于1876年至1878年间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问题作了阐释。他认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正因为这样，“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国别特色的必然性。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是以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社会关系的实际为出发点的，是以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为特征的。特别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以此为特征而得以发展和拓新的。

      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体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在过渡时期，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用了四年时间就提前完成，而以1953年“一五”计划实施为起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却刚刚起步。1957年初，毛泽东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继续建设、发展，还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而稳固的物质技术基础。毛泽东把“刚刚建立”到“完全建成”、再到“完全巩固”，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接续前行的阶段和过程。1959年底1960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判断，直接影响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他当时就质疑那种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要求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的观点和做法，认为“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没有完全得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面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实际，得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特征。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作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判断。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明确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及其特殊规定作了阐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途径作了分析，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等重要问题作了论述。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政治经济学思想历史研究的要义就在于，厘清“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对象和特征的，也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根据和立论基础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特征和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作出多方面创造性的探索，也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序幕”。

      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之际，毛泽东把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当作国是论衡的重要课题。1956年2月，毛泽东在开始《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查研究时就提出，我们“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要打破迷信”。同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问题时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问题探索中，毛泽东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核心要义，“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重要思想，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反思和现实思考的结果，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关键时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逆转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论十大关系》实际上是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思想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最初开创性的重要成果。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也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想原则。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适合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邓小平认为，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呈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理依循。

      “第二次结合”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想原则和学理依循。习近平在提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对外开放理论等创新意义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在习近平看来，“第二次结合”是理解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思想原则和学理依循根本所在。

      坚守“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原则和学理依循，在根本上凸显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和根本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意义作出新的阐释。2014年7月，习近平在对经济新常态“大逻辑”进行阐释时，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以“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为“学好用好”的标准。2015年11月，在规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时，习近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的重要思想，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地揭示了“必修课”中蕴含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原则和学理依循。2016年7月，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和实践的阐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原则和学理依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升华。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总体方法论基础。

      秉持这一总体方法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从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关系和全面布局上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问题。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因为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诸关系中主要的和重点的关系，是解决和处理好其他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要结合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等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全面探索。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对象，突出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关系的整体研究。在“整个体系”上，以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对外开放论和科学发展论为主导理论；这些涵盖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为一体的主导理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生成其他一系列衍生性理论。主导理论和衍生性理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构架。这种“整体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中，得到最为显著的呈现。

      从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来看，经济范畴的形成大多经历了“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形成中，首先是离析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依附关系，“剥离”出市场经济这一具有体制性规定的“抽象要素”，这就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其次是由于“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市场经济作为“抽象要素”，只有在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时，才具有充分性和现实性。市场经济体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从“剥离开来”的离析过程到“结合起来”的兼容过程，深刻地呈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整体关系”。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在现实中，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是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展开形式和具体实现形式；在理论上，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受制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和约束，同时又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之间的“整体关系”，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内在规定和层次结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部改革中处于先导和引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也犹如“总体”中的“普照的光”，既决定着“总体”中“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又“决定于其他要素”。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拓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密切结合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实际，提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从这一“整体”来看，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只有把经济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才能切实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治国理政的特征，才能真正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本质问题，也是贯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全过程的理论主线。1956年初，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而且上层建筑也要“适合这个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从“发展”“解放”和“保护”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上，作出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新时期启程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遇到的就是怎样评价社会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性质和本质中的地位、怎样理解社会生产力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1977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在拨乱反正中要澄清的诸多理论问题中，最先需要澄清的就是“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所谓“批判”的谬误。10月，邓小平再次提出：“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1978年3月，邓小平在对社会生产力范畴重新认识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诠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重要标识。

      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解放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完全”性，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整体性问题；而“讲全”解放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线。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正是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深刻把握，才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结构的理论；通过对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刻把握，才形成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对外开放的理论；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核心问题的深刻把握，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路径和目标的理论；通过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把握，才形成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理论，等等。所有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最为现实地证明、也最为生动地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所起的理论主线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结合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实际，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聚焦点和着力点，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原则，切实地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激发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的势能和新的力量，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全面跃升。只有实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紧迫的任务”，才能真正达到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要求，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就是习近平把“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重大原则”的意蕴所在。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原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逻辑结论。2018年5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就体现在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则，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拓新上。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经济落后，特别是国民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现状，我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推进国家基础设施重点建设，力求快速建立起基本的国民经济基础。随着国民经济基础的快速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已经有针对地提出，要用“兼顾”和“统筹”的办法，处理和解决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他认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原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了这个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按照“统筹兼顾”原则,党的八大有过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在“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之后，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主要还囿于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调整的问题，没有能从根本上触动政府统得过多、市场作用趋弱的根本问题，没有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找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新时期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得以凸显。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十四大之前，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现代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作出了初步回答。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接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从两个“辩证法、两点论”的高度，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深刻阐释，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题的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一般和经济制度特殊的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开拓性的理论主题。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集中体现于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上。

      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建设好、发展好、巩固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党的十九大把这“两个毫不动摇”，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再次加以确定。

      二是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系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对立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要坚持统筹把握，要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习近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证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以古典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观念来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甚至把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视若“圭臬”，必然误入歧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重要原则”，就能把握和处理好两个“辩证法、两点论”问题。习近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更为显著地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提出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建设问题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认为，“关系”就是“问题”、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出路就在于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在于树立适合于经济建设实际要求的发展理念。要注重发展的系统性，“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还要关注世界各国发展的长处，“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课题，更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性论题。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看作是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大问题。“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邓小平理论中的发展理念及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实践，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性论题。

      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江泽民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基础紧密地联系起来。“只有经济大大发展了，全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腰杆子才能更硬，我们在国际上说话才能更有分量，我们的朋友才能更多。”进入新世纪，科学发展观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立场，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发展要协调，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主题。胡锦涛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发展问题作出多方面实践上的新探索和理论上的新阐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也成为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拓新的主要内容。

      新发展理念所具有的“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作用，深刻揭示了这一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主导性特征。

      这一主导性特征，体现于新发展理念各个方面作用的相互依存、相互着力和相辅相成、紧密相连上。创新构成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铸就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成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盼的“重要体现”，开放成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形成一个“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有机整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方方面面都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这一主导性特征，体现于新发展理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布局”中起着“先导”和“方向”作用，是基于“总布局”也是须臾不可脱离“总布局”的主导性论题。“创新”依托科技创新、着力创新驱动、依靠创新人才、占据创新高地、发挥先发优势，形成更为完善的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协调”坚持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五大建设之间的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旨在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绿色”旨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开放”重在丰富对外开放内涵，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的开放格局；“共享”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新发展理念各个方面及其整体作用在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这一主导性特征，还体现于新发展理念关于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步骤、发展着力点和发展绩效等一系列理念，包含着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探究，特别包含着对发展中国家增长和发展中各种困境的探究，因而对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摆脱传统增长模式的“窠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主导性启迪。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主题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结识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发展的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旨向。

      对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社会主义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学术界有过一些概括。如认为，这一体系，在对象和方法上，突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为方法要义的特征；在理论构架上，突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等主导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上，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有过两次重要的概括：一是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提出的，二是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两次概括交相辉映、结为一体，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新境界。

      2015年11月，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过六个主要方面的概括：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六个方面内容的概括，突出了新时代开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的理论成就，重点在于阐明：“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党的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方略作了阐释。党的十九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出“系统化”的概括。这一概括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展开为七个“坚持”的主要方面，“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在这一概括中，新发展理念是“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制度体制框架基本形成，就是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系统化”的“主要内容”的现实根据。

      在这一概括中，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论是“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理论，在根本上就是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人民至上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幸福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这一概括中，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关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支柱。其中，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要旨在于“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强调抓住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核心问题，“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完善宏观调控，要注重作为供给侧的生产环节和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重视作为需求则的消费环节和过程的反作用，要发力于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又着力于需求的结构性调整，要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社会生产关系。

      在这一概括中，坚持问题导向和坚持正确工作策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这两次概括，有其内在统一性，共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结构，也共同合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的理论菁华。

      七秩岁月,砥砺前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70年不平凡历程中竖起的“历史路标”，不仅镌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辉煌记忆，而且还蕴含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创新的思想智慧和理论指向，拓展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