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麦家:聊聊《人生海海》
季进：老麦好，很高兴有机会来聊聊你的新作《人生海海》。我个人感觉你的新作相当棒，可以说是不负众望，惊艳登场。人性与命运、偶然与必然、孤独与英难、记忆与铭记，一旦进入小说世界，就欲罢不能，绝对是近几年长篇小说中让人眼睛一亮的作品，相信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反响。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小说创作的过程？大概写了多长时间，写作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作品？
麦家：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你聊聊我的新作，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访谈来谈谈《人生海海》。说实话，我现在其实还在这个作品里面，整个情绪还没有跳出来，还不是个局外人，可能得等个几个月，等我变成它的局外人，那个时候来谈可能会更好一些。总的来说，2011年写完《刀尖》之后，我自己也觉得那种题材，所谓的特勤题材或者说谍战题材，我已经写到了一定高度，也是难度。不管从情感的积累还是素材的积累，我都感觉已经捉襟见肘，继续写下去，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难免自我重复，原地踏步。我不甘于就此止步，还是想进行新的文学探索。我大概静下心来想了两三年吧，一边阅读一边思考。这个过程说起来很妙的，我有意识地想斩断过去，而阅读和思考有意无意地驱使我回到了故乡，故乡的影子就在我的停顿过程当中，慢慢凸显出来。或者说，我回到了过去的过去，最初的过去，上校的故事就在那儿等着我。然后这个故事一直在不停地生长，大概到2014年，我感觉差不多了，大概七八月份，开始下笔，然后就断断续续地写，一直写到去年8月份算是第一稿完成。
季进：前后差不多四年多，时间还是蛮长的。是因为要不断打磨，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麦家：一方面是因为小说的题材完全是新的，而且是很有挑战性的叙事；另一方面这些年确实杂事也很多，经常被干扰。最后字数也就二十四五万字，如果状态好的话，一年可以写完的，但确实拖拖拉拉写了四年。
季进：你这真是慢工细活，《人生海海》无论是故事，还是语言，都十分精致圆润，看来这四年的付出还是值得的。《人生海海》相对于你之前的作品，可以说是华丽转型，跟《暗算》《风声》等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我看来，虽然题材变了，或者说小说类型变了，但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一贯的，比如说你所关心的那种不可揣测的人性、命运，依然是新作的核心关怀。甚至有的内容，与你以前的短篇小说，比如像《汉泉耶稣》那样的作品相比，也有一些延续。
麦家：对的，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了上校这个故事，慢慢在酝酿，在这个过程中写了一系列短篇，比如《日本佬》《畜生》《汉泉耶稣》《杀人者》等，基本上都是以故乡为圆心展开的系列短篇。某种意义上，这些短篇都是在为《人生海海》的写作热身。
季进：原来如此。你觉得《人生海海》是你的转型之作吗？如果说是，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促成了你这样的转型？
麦家：我觉得从题材上来说毫无疑问是进行了转型，以前大家比较关注我的几部作品，《解密》《暗算》《风声》，一般都说是谍战小说，我喜欢把它们称为特勤小说。不管是容金珍、阿炳，还是黄依依，这些人物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是看不到的，他们只是传说，待在高深莫测的秘密机构里，从事着神秘却极为重要的工作。这些人不是常人，而是特殊人物，是人中骄子。但是，这次在《人生海海》中，我写的主要是一些常人，即使像上校这个人物，有非常的一面，我也着力在表现他平常的一面。他有一段非常的历史，但这段历史我只是一笔带过，主要是写他背负着这段非常历史回到老家，回到现实，回到世俗生活。以前我的小说也许有点反世俗，但这次从题材到故事，甚至情感记忆，都一下子回到了我的童年和故乡。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肯定是一种转型，也许可以说是从国家主义转到了民间乡土。但是，从写作手法上来说，我觉得还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塑造人物，讲好故事，还是在一个传奇故事中探究人性复杂、幽暗、脆弱的一面，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总的来说，我对人的内心总是有一种恐惧，既怕又好奇，有一种隐秘的热情。我觉得就是这种恐惧又神秘的热情，驱使我一直在探究人性秘密。在《解密》《暗算》《风声》里，表面上是在写破译密码的人，但根子上是想通过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命运来说明人性也是一部密码。
季进：你谈到对人性的恐惧和神秘的热情，这个可能是你作品最核心的东西。你的小说有了这个内核，其他的外套，无论是以前所谓的谍战故事的外套，还是现在这个故事的外套，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换句话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并不存在什么转型之说，只是在小说的具体写法上，我们还是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我想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人生海海》通过上校的传奇故事，其实描摹了从抗战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其中有一些暴力的、创伤的记忆。你对于这段历史似乎有一种执念，很愿意对这段历史有所传达和表现。那么这段历史就像小说里面说的，到底是像报纸上所说的那样放下了呢，还是始终与历史纠缠在一起？历史的幽魂一直压制着“父亲”的生活，成为他生活中一种鬼魅似的存在。我觉得“历史”在小说里面其实有两种面向，一个面向是它铺衍了整个小说的基本脉络，呈现了你对这段历史非常独特的观察和思考；另一个面向则是历史的暴力和创伤所带来的压抑。我的问题就是说，你对历史的这种表达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是有意为之还是什么？
麦家：专门直奔某个主题来写东西，显然不是，但你这么解读，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小说其实和革命、暴力、创伤是纠缠不清的。上校这个人物，从离开乡村的那一天起，就进入了一种战争状态，后来又面临一种革命状态。战争也好，革命也好，都是一种暴力状态，是吧？它是一个暴力的秩序。我记得海外有一个评论家叫白睿文，他曾经写过很厚的一本书叫《痛史》。你认识吧？
季进：对，Michael Berry，老朋友，我很喜欢这本书。
麦家：我觉得这本书的立脚点特别新颖，也很深刻。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暴力，是对暴力的恐惧，对暴力的执著。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鲁迅的写作基础上的，而鲁迅的写作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恰恰就是暴力。他谈到了幻灯片事件，鲁迅正是因为看了一群愚民围观一个革命者被杀的影像，才决定要弃医从文，是一个暴力事件触动了鲁迅，让他决心以文救人。而鲁迅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一个充满暴力想象和恐惧的作品，狂人所恐惧的是随时可能被人吃掉，他的恐惧来源于吃人的暴力想象。现代文学这种出发点，既与明清小说隔开了距离，也对后来的现当代作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个人在写作《人生海海》时，当然没有这种观念上的先入为主，但回过头来看，上校这个人，自从离开村庄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处在暴力和战争当中，最早参加国民党军队打红军，后来打日本鬼子，再后来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反正始终处在一个革人命的状态、你死我活的状态。自从上海期间那个特殊的暴力对他构成伤害以后，他已经自觉放弃了人生的很多东西，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但他个人的生活仍不断地被生拉硬扯到战争和革命之中。最典型的是“文革”那一段，他的人生本来已经平平淡淡，解甲归田，成了一介农夫，应该过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生活，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又把他整个人生点亮了，用暴力的方式点亮了他的暴力，重回他的痛史。上校的命运也说明，这一百年来中国个人的声音、个人的活力是相当微弱的，他总是国家的一分子，总是大历史中的一枚小螺丝钉，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国家主义的生存状态。
季进：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小说中“历史叙事”与“乡土叙事”的矛盾与吊诡。从小说的叙事框架来看，里面投射和传达出从抗战到当下的整个历史，而小说的叙事语境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乡土展开的。在传统的乡土想象中，乡土当然是比较宁静的、救赎的，也有自己的道德正义，但是在你小说里面的乡土，因为有了那些暴力、那些革命，它便变得充满了危机，充满了各种流言蜚语，这种流言蜚语甚至给小说里的人物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我”不得不逃离了乡土。所以，你的乡土叙事，会不会与历史叙事构成冲突？或者说，历史的暴力，会不会影响到你重回乡土的愿望？
麦家：说到乡土，我还真有话要说。你刚才谈到了乡土总是让人想到质朴、宁静、与世无争，但从来没想到那里面也有那么多的斗争与恐惧。我觉得我们对乡土的认知往往是建立在对乡村美好想象的基础上，它看起来挺田园、挺世俗，但其实里面处处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高危的、紧张的关系。上校的遭遇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乡村人的那种粗鄙或者说野蛮，一下子把他扯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剥掉了表面的宁静，进入了一种你死我活的状态。一个流言给小说中的“我”以及“我”一家人制造了巨大麻烦，甚至逼得“我”背井离乡，那真是古人所说的人言可畏。人言就是一把刀，别以为乡村的那些人无知无识，恰恰是这种无知无识有意无意地给人造成很多伤害。乡村制造谣言的土地特别肥沃，而人们对谣言的识别能力又特别差，谣言的杀伤力也就特别大。以前对乡土的批判和揭露，往往限于饥饿、贫穷这些表面的东西，更可怕更深层的是，由于长期暴力革命所导致的人心不古、人心向恶，时时处处都会莫名其妙地伤害他人。
季进：乡村的这种人心不古也好，道德危机也好，到现在也还是可见的，并非是小说描述的时间段里特有的，而是一种普遍性的问题。有个小问题，小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上校的猫。这个猫基本上与上校自始至终如影随形。你反复写这个猫，跟整个小说对命运的探索，是不是有什么指涉关系？或者你选择写猫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隐喻性？
麦家：有一定的隐喻性。上校这个人物因为特殊的原因，对人是充满恐惧的，表面上好像跟大家相处得其乐融融，其实内心已经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们。对于旁人来说，他有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东西成了他的包袱，他背负着这些包袱生活，对他人已经失去了信任。但他总要找一个依托，情感的依托，找一个出口，我觉得他应该会去嗜好一个物，可能是动物，可能是植物，可以把自己的情感投放在这些物上。我给上校选择了猫，我觉得上校从战争中一路走来，经历了那么多血雨腥风和生死危机，其实对死亡应该是有点恐惧的，死亡离他比任何人都要近，而民间传说猫有九命，他养猫其实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寄望，希望有九条命的一个畜生陪伴着他，也能赐他更多生命的力量。
季进：这么说来，上校与猫，可能并不是一般的“恋物”所能解释的了。小说前半段很多是爷爷在讲，而后半段经常会出现报纸上怎么说，这种叙事变化似乎显示了某种话语权的微妙转换。这种话语权力的转换，有没有什么有意为之的考虑？如果两种叙事之间有一种有意为之的呼应关系，那么前面爷爷的告密跟后面报纸的种种说法，是不是有一种指涉关系？小说最后小瞎子开始通过网络来传播消息，来联系和聊天，网络又变成另外一种权力话语。这些权力话语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
麦家：评论家读作品确实跟作家不一样，你这么一阐释，一下子让作品变得很有深度的样子。其实我写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事实上我也只能这样写。为什么？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乡村的世界是如此狭小，也不可能读书，不可能看报，那么对他来说，权威的话语往往来自于身边的亲人，或外地来的城里人，那些有点知识、有点阅历的人，往往代表着一种传播力。小说里村长、上校、爷爷都是这样的人，我设计了“爷爷说”，赋予有威信的爷爷一种话语权力。但一旦走出乡村，走向了世界，它就是一个传播力的时代，一个报纸的时代，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报纸说”一方面是对时代的呼应，另一方面也是人物塑造的需要。他整天说报纸上说，说明他在国外生活得很孤独，读报纸是了解信息的渠道，也是消遣孤寂的途径。
季进：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报纸上说的话，往往是带点哲理的警句。这些警句，如果直接由“我”自己来讲的话，就不太符合人物身份和语言个性，这样处理其实也有效地避免了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苏州大学教授 季进
麦家：因为爷爷经常说很多富有哲理的话，我想后面还是要贯穿起来。到后面似乎没有合适的人物来说，“我”中学都没毕业，没法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只有用“报纸说”来处理。
季进：对。小说的题目是“人生海海”，我们前面也说了小说最核心的是对人性命运的把握和传达。小说中“命运”绝对是一个关键词，除了命运还有一些宗教的因素。按照小说里面的说法，人生就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波折变数，可能也有一种暗示，只有经历了人生苦海，似乎才能得到解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生海海首先要投身进去，你才能够体会到人生的百般滋味。无论是上校也好，老保长也好，还是“我”也好，其实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投身于生活，然后历尽艰辛，最后才有了人生的彻悟。这样理解“人生海海”，对不对？读者可能对“人生海海”的说法还比较陌生，很好奇你为什么会用“人生海海”做小说题目。
麦家：说到这点，我想给自己的小说做点解释。外界一直对我以前的作品有一些误解、误读，可能很多人都没读过作品，只是通过影视作品对我有个先入为主的认识。即使直接读作品也容易产生误读，因为我的小说确实把故事放大了。在故事和思想之间，如果只能选一个，我肯定首选故事；在语言和人物之间，你让我二选一，我肯定先选择人物。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要思想，也不要语言，但你要给我二选一，我肯定这么选择。我觉得，你想要思想的话，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比你小说的思想更完整、更深刻，更具高度；你想要语言的话，肯定比不过诗人，甚至好的散文家都比不过。诗歌就是要强调语言，强调语言的探索性，语言的改良性。那小说家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塑造人物，就是讲好故事。这是作为小说家的根本任务，所以我的小说在故事上往往是花了很大力气的。但现在大家似乎把故事视作贬义词，好像谁在小说里讲故事，这个作家就缺乏文学深度。
季进：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毫无道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故事性并不矛盾。《人生海海》中故事的饱和度真是很惊人的，里面的故事放在其他人手上也许可以把它分解成三个长篇了。你现在把它紧紧地融合在一部长篇里，一环扣一环，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就紧紧抓住了读者，让人欲罢不能。
麦家：我为什么要把那么多故事融到一起来讲？单纯讲一个故事相对容易，要把几个故事融合到一起来讲，难度就大大增加。为什么要让这些故事以一种结构把它们勾连在一起？归根结底是为了所谓的意义、思想，我要传达一种人生道理，那就是人生海海。我从故事出发，绝对不想仅仅讲完故事就了事。我要让读者在故事中有所感悟，这些东西一个故事承担不了，必须把很多东西糅到一起去，将其推到极端，逼着读者去思考。这些故事融会在一起，交织在一起，起起落落，就是要说明人生的起起伏伏、波波澜澜，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生就像大海一样复杂多变。因为人生复杂多变，你在里面受苦受难，其实是人生常态。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鼓励人好好去活的小说，写出人生的挫折或艰辛，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看透生活、放弃生活，而是让你更好地去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季进：我想这也是优秀文学作品最值得我们肯定的方面，正是《人生海海》这样的作品，才让我们的读者通过文学体验人生，然后让我们各自去好好活着。我还想问一个叙事层面的问题。小说完全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这个选择应该说是很大胆的。按照一般的想法，小说里面几个不同的线索，如果换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也是完全可以的，甚至叙事上会更加游刃有余。可是你却选择了一个最难处理的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麦家：你刚才也说了，我这个故事其实是非常强大的，我完全可以采取线性叙事，从上校出生写起，一路写下来，我相信每个环节都可以引人入胜，写作难度肯定也大大降低。可以说，这种全知全能的视角、线性的结构，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挑战性。所以，我选用“我”，而且一大半是童年的“我”来叙事，就是为了封锁视角，封锁视角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叙述难度。这等于是我有意绑住了一只手，或者弄瞎了一只眼睛，但我又要看到全局，掌控全局，这就给自己增加了难度。我总觉得，小说是一门艺术，有它的门道和技巧，你能够玩出花样，玩出一种艺术手段来，这才是文学，是艺术。
季进：对，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应该有这样自觉的探求意识，不断地挑战文学成规，创造出有自己个性的文学叙事。如果只是按照大家习惯的叙事方式去写，没有“陌生化”的追求，大概很难在艺术上有所创新，有所贡献。虽然你的第一人称叙事有些冒险，但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麦家：是的，不管是小说还是其他艺术，形式上的探索，都是有价值的。形式上新的尝试、新的挑战，对作家而言都是有意义的。你面对的是一个艺术品，而不是生活本身，不是拍纪录片，也不是记日记，而是写小说。我觉得每个小说家都应该有这种野心，努力为小说家族提供一些新的质素。虽然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以前并不少见，但我这部小说的视角，从童年起，从乡村出发，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和一个世界的距离，这是很挑战人的。
季进：除了叙事视角，你小说中的一些悬念设计、细节处理，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上校肚皮上的字，就是小说最大的悬念。那些不可知的文字，引发了各色人等的命运变化，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的连环故事，产生了非常奇妙的效果。我们都知道名传千古的岳母刺字的故事，你这部小说里面的刺字，其实有点反写经典的反讽意味。我就想到，文字之于国家也好，之于民族也好，之于这个故事也好，之于人物也好，既可以赋予光荣，也可以见证耻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文字所异化，被它所引诱而陷入某种困局，比如说“我爷爷”就是被不可知的上校肚皮上的文字所困扰，最后走到了绝境。我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有意赋予那些神秘的不可知的文字一种特殊的效能？
麦家：我想不仅仅上校肚皮上的那行字，小说中小瞎子的大字报、公安局的公告、林阿姨的告状信，等等，很多核心情节都是通过文字来传递和完成的。我觉得进入现代社会，文字的魅力大于任何东西，一本书、一行字都可以杀人于无形。我想这一点上校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正因为他被刺了一行字，从此决定了他命运的多舛。当年在他身上刺字的人，应该也知道文字独有的杀伤性，在他身上刺字，就是想把文字杀伤力无限地放大，甚至永不消失。小瞎子写大字报用的也都是杀气腾腾的文字，想用文字把人打倒、毁灭。文字确实有它非常高贵、非常美好的一面，我们历史的传承、思想的传播，都是依赖文字，每一本书都是我们人类智慧的结晶和阶梯。但是另一方面，所有东西都是相爱相杀的，当一个东西被赋予极大的权力时，可能也会走向它的另一面，反面。文字也有它的两面性，它的正面功能被放大的时候，负面功能也可能随之而来。小说里的一些核心情节、重大转变都是靠特定的文字来完成的，都是文字挑起的战争，这正说明了文字的两面性。
季进：某种意义上，文学的魅力也来自于文字的这种双面性，也为我们解读小说带来了更多可能。小说中“我”后来的工作是收垃圾，我想“收垃圾”是不是又有某种隐喻性意义？本雅明曾经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拾荒人，他说的拾荒人当然是捡拾历史的人。你把“我”最后的工作设计为回收垃圾，是无意为之，还是跟你关于历史的思考有所关联？
麦家：确实是有意为之的。我可以把他设计做导游或其他工作，同样可以经常回来，也很切合他的身份。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人物赶到垃圾场，显然是有一定的隐喻性的。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经济发展其实制造了很多垃圾，世界上也有很多洋垃圾被当宝贝运到了中国。这种垃圾既有实体性的真正的垃圾，给环境带来破坏；也有一些是垃圾的技术，垃圾的生产方式，这也是一种污染。不少人从“垃圾”中获得了巨大财富，比如小说中的“我”在海外曾被打到生活最底层，沦为“垃圾”，后来又靠垃圾发家。所以，“垃圾”在这里不仅仅是实指，也有小小的隐喻意义。
季进：那说明我读对了。不管人生多么坎坷，不管历经了多少磨难，哪怕被打成了垃圾，小说最后还是给予我们温暖的亮色，度过了人生苦海，我们还是能够达到比较好的彼岸。这还是很积极的。
麦家：我觉得90%的作家写作品的目的肯定是教人好好去活，教人好好去活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一种美好的人生展示出来去鼓励别人，让他们去羡慕这种好，激励他们去追求这种好。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相比之下它有一定的虚假性。人生很完美，一生都在超越，这样的人是人中龙凤，太少太少，要上天眷顾才有可能，多数人都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起起伏伏，在磨炼当中变得更加坚强，内心更加博大。内心博大后才能获得一种更博大的力量，让自己走出这种困境，拥抱更好的未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人生。我希望《人生海海》看起来是磨难挫折，但却能激励人走向美好。
季进：无论从作品的结构，叙事的视角，还是这些细节的设计，甚至语言节奏等，看得出这真是一部用心之作，特别精致。
麦家：应该说，我写得是很用心，文字的精致，叙事的严密，是我小说一贯的路子。既然要讲故事、要用情节来塑造人物，那必须做到逻辑上的合理。不敢说环环相扣，至少情节的起承转合过程中不能出现硬伤。《人生海海》前后改了七稿，每一稿都在找这种硬伤，比如最后一稿我补充了林阿姨给上校遗体铺白布的细节和说的一些话，原来只是一笔带过，但我想到，铺白布之前按照习俗应该还有擦洗身子、穿寿衣等环节，你不可能脱了衣服直接盖白布，是吧？如果这样处理，就有硬伤了。还有，我考虑得比较多、也是觉得难度最大的问题，是让什么人说什么话，让每个人有不同的口吻。每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甚至性格涵养，都是通过他的话语表现出来的。你看爷爷的那种谈吐，就知道这个人肯定读过书，在乡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老保长满口粗话，信口雌黄，天不怕地不怕，被生活完全打趴在地，照样活得优哉游哉，没有特别经历的人不可能这样吧？而林阿姨的叙述，我尽量克制了情绪，静静地诉说，叙述者好像已经完全被生活残酷的一面磨平了，所有的情绪乃至情感都没有了，这种调子其实很难控制。
季进：对，其实那种看起来是淡淡的平静的叙事背后激流涌动的情感，反而能够形成一种力量，直逼人心。林阿姨最后这部分真的非常感人，虽然你叙述的调子有意地把它放得非常地平淡，其实真的很能打动人。这也是小说很有张力的地方。
麦家：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可以用一个字来解决——慢，把速度减下来，慢慢地想、慢慢地写、慢慢地改，一寸寸去接近目标。我相信我们这些作家各方面的积累都已经够了，但写长篇确实有它很残酷的一面，我自己深有体会，写着写着真的会厌倦，内心的疲倦，身体的疲倦。现在的写作就是想写好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已经不会急功近利，耐得住寂寞，慢慢打磨。以前我还可以一鼓作气写一部长篇，里面难免有一些功利性，但现在确实没有了这种功利性，就是想怎么能写好小说，一年不行就写两年，两年不行就写三年。我开始计划两年写完这部长篇，最后写了四年，数易其稿才定稿，定稿以后又花了半年时间修改。
季进：我倒欣赏你这种创作态度，以慢来应对一切，精心打磨，不轻易出手，一旦出手，那一定是自己相对满意的精心之作。类似于这种风格的作品，目前还有其他计划吗？也有人觉得你没有必要这么辛苦去突破原来的小说模式，你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写原来的那种小说呢？
麦家：如果我有一天回头写谍战小说，肯定不会是以前的写法，我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写法。话又说回来，我以前的谍战小说也和别人写得完全不一样。如果我还去写那种人物、那种题材，就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方式，不然宁可不写。我觉得写作最大的乐趣还是通过写作有一种新的发现，这种发现使我内心有新的光亮，有些人生经验在写作当中会突然像灵感一样冒出来。对我而言，我希望我的创作，不仅文体要创新，结构上也要创新，可能的话，还应该要有一种新的叙述语言，那才是创作的最大乐趣。
季进：好极了，你总是拒绝重复自己，不断地寻求创新的可能，这才是一个作家了不起的地方。非常期待你未来的新作！也谢谢你抽出宝贵的时候与我交流。期待下次再聊！
2019年3月16日访谈于理想谷
2019年5月31日整理于苏州
原文发于《当代作家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