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最能体现出矛盾尖锐性的可能就是信访领域了。信访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属于基本政治权利的范畴。有一个亲戚打电话说自己花钱买房子，定合同的时候开发商承诺房子是大产权，钱交齐了，交房时被告知没法办房产证，只能给一个小产权房子，他们几个购房者组织到了一起，要去上访，县里不给解决就去市里，市里不给解决就到省里，再不行就到北京上访。老百姓遇到问题，尤其是自认为权利受到侵害，首先想到的是上访，这不光是习惯所致，也是因为他们在衡量了各种纠纷解决途径，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后，认为上访是最划算、最有效的方法。

       上访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首选，根源于领导重视上访，特别是在一些重要会议、重要节日时上级更是重视。领导之所以重视，就是因为每个月、每个年度，上级要对信访情况进行排队、通报，信访的排名又是一个行政区域政绩的重要指标，是决定领导升迁的大事，所以领导当然重视，尤其一把手尤其重视。法院是解决社会纠纷的主渠道，近年来我们还在全世界率先实行了登记立案制度，案件基本上是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审判工作的特点就是不能拒绝案件，诉讼必须得到结论，纠纷都要有一个定论，而且基本上不可能是理想中的胜败皆服，对判决有意见的一方或双方，在上诉、申诉等救济途径的选择上，没有太多的兴趣，纷纷走上了上访之路。在对信访工作的通报中，涉诉信访内容虽然也与公安、检察有关，但是关系不大，往往成为衡量法院工作的专有名词了。

       我所在的法院因为案件基数大，与北京只是咫尺之遥，涉诉信访的数量一直是稳居第一，从来没有作过第二名。信访是老百姓监督支持审判工作的有效方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审判质量的提高，但是一些多年积累下的上访老户，确实干扰了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对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明显的负面作用。上访老户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清一色的女同志，像温秋芳、孟庆秀、刘庆敏、李泽敏、徐亚军等等，大约十二个左右，大家将其戏称为“上访十二金钗”，她们反映的问题均是多年的老事，有的案件早在十几年前就有结论，有的根本不是当事人本人。女人出面上访成本低，不耽误家里的男人挣钱干事，能最大程度博取不明真相人的同情心，还不好采取处理措施。二是诉求高，胃口大，她们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认为她的事要超乎常规，一张嘴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公然向政府、向法制叫板，完全把一已之私凌驾于法律规定之上，一旦尝到甜头，就不断加码，欲壑难填。三是思想偏执，上访老户大多认死理，性格偏执，完全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做事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温秋芳就是公然要钱，不给就上网发帖子，对处理问题的领导、工作人员疯狂抹黑。孟庆秀的上访是因为其儿子犯强奸被判刑而起，十余年与原办案人员纠缠不休。徐亚军因为拆迁的问题不满，常常是在镇政府搭帐篷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四是在上访中得到的满足，这些上访老户大多都生活在农村，道德品质不高，没有什么人缘，是村里面的边缘人物，但是在上访的过程中却找到了存在感、价值感，村、镇干部不敢得罪，在一些维稳的敏感时期，想要见到县长、书记基本上就能如愿，有些在不知不觉中还会成为民意代表、意见领袖，还有的上访老户久病成医，成了土律师，开起了法律服务所，经济效益还蛮不错的。五是以访致富，无论是为自己的事上访，还是组织别人上访维护所谓的公众利益，最终的目的还是一个钱字，花钱买平安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政策的要求，虽然明知是饮鸩止渴，但是基层部门王小二过年高兴几天算几天的心理，还是让上访人尝到甜头，有一个上访老户就是因为上访发家，家中没有任何的正常营生，两个孩子却能到英国留学，全是因为上访结出的硕果。

       上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中所折射出的不只是哪几个、哪些人的个体问题、局部问题，它包含了社会中利益博弈的各种形式，反映出了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就问题论问题，靠哪几个部门是不可能解决的，需要综合治理，需要体制的提高与完善。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要引起警惕的，这就是上访对法治的对冲，上访活动所释放出的导向是个体凌驾于集体之上，特例随意破坏了规则、冲垮了秩序，这与现在依法治国所倡导的价值观是相反的。上访的人大行其道，对法治提出了严峻而又现实的挑战。期待我们的社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理智，尊重法治。

*作者：陈爱国 北京市金台（廊坊）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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