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硝烟的血拼史：“印度制造”70年启示录

作为除中国之外全球唯一10亿人口级别的巨型后发国家，说工业化进程是决定印度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内生变量并不为过。小国往往只需要具备某些工业行业、某些工业环节甚至某些非工业产业就足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支撑起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然而，对于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如果没有整体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不仅无法将众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大规模解放出来，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更难以在保障国家安全、塑造民族国家、协调国内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印度的工业化之路坎坷曲折。继承英国殖民建设的遗产和计划经济时期大力推进的进口替代工业建设，印度曾经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后来却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错配而逐渐放弃了这一体系，并未发挥其砥柱和引领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虽然使印度的经济活力大增，但并未激发其在用工、土地等要素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工业发展依旧结构失调、步履蹒跚。自2014年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以来，纳伦德拉·莫迪推出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是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最新举措，虽然取得局部成功，但是迄今仍未激发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产生积极的链式反应。印度的工业化进程至今仍然充满艰难险阻，偿还工业化的欠账依然是印度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与中国、土耳其、非洲等受多个欧洲列强同时侵占的“共占殖民地”不同，印度自18世纪中后期以来就成为了英国的“独占殖民地”。作为独占殖民地，印度获得了宗主国更多的关注和投资，这为其工业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例如，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就开始在印度铺设铁路，作为维持殖民的军事统治工具和输送原料、商品的经济剥削工具。到20世纪初叶，英国已经在印度建成遍及整个次大陆的铁路网，英属印度铁路网一跃成为当时全球第四大铁路系统。此外，依靠战略性突出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也成了英国重要的战备工业中心之一。鉴于英国本土面临封锁和上升的战争压力，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出了较强的钢铁和冶金部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出了汽车、化工、机械等部门。据印度经济学家巴特尔统计，二战期间印度按照工业品生产计算，曾是世界名列第十的工业国。到1947年独立前，印度就已经取得了远超一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业化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培育出了较为完善的国内市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能够规模生产原煤、电力、粗钢、生铁、水泥、硫酸等一系列重要的工业产品。

印度在这一时期获得的工业成就与其说是殖民者主观善意的产物，不如说是殖民掠夺政策在特殊时空地缘条件下产生的“意外”。为了避免殖民地与宗主国围绕商品销路和原材料供应的竞争，英国严厉打压印度的本土工业，通过各种手段将印度定格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制成品倾销地。例如，为了满足英国在二战中的军需生产需要，印度被迫将大量用于民生消费品的资源紧急转至到国防产品的生产中，即使1943年印度东部爆发的大饥荒夺走了350万至400万人生命，英国也拒绝对此伸出援手。因此，虽然英国的百年统治为印度留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但对印度人来说，更为刻骨铭心的是自己国家作为殖民地被压榨的屈辱历史。因此，建立一个能使人民生活富足，且不受西方列强侵略、不受国际资本控制的经济体系，成了印度独立后领导人的迫切愿望，而推进工业化则是摆脱殖民束缚、树立民族自尊心，并达成政治经济独立自主的最重要途径。

印度独立以后几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工业化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对殖民地经历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和“制度性反动”：一是为了保卫政治独立和维系经济自主，印度独立后开始强调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主导的工业化；二是为了确保印度免受外国资本的剥削和外国商品的压制，印度独立后选择封闭自守的内向型发展道路，实施进口替代；三是为了克服巨大贫富分化和普遍赤贫的问题，印度独立后选择限制私营企业，转向强调公有制的计划经济。

虽然印度独立以后在政治上选择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但是在经济上却抛弃了西方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转而投向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由政府统筹规划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比例、结构等。当时，印度领导人一方面希望学习苏联的做法，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时间内完成国家战略赶超，但又厌恶苏联“极权国家”的统治模式；一方面维护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但又担心私人资本做大，形成左右政治的寡头集团。面对两难的困境，尼赫鲁选择中间道路，走上了所谓“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道路。

从独立至 “三五”（1961~1966年）计划结束，印度进入国家主导工业化时代。1956年，尼赫鲁的首席经济顾问、著名统计学家马哈拉诺比斯教授（Prof. Mahalanobis）提出了工业化方略：一是主张公私合营的混合经济体制，通过国家计划调节，重点发展公营部门，控制私营部门的投资与生产；二是主张通过提高整体投资率，带动经济整体发展；三是突出强调资本品（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认为想要获得长期的消费增长，必须在短期内强化对资本品工业的投资。从“二五”（1956~1961年）开始，印度中央政府调集资源优先发展了对工业化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通过投资电力、钢铁、采矿、机械、石化、化肥等部门，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1954年为印度北部的布哈拉大坝（Bhakra Dam）揭幕时，对于新兴工业成就无比自豪的尼赫鲁甚至宣称“大坝应该成为现代印度的神庙”，他还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如果你要发展，你就必须有更多钢铁，而且有自己制造机械设备的能力”。经过近40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初步建立了工业基础，提高了关键工业品的自给能力。

印度在这一时期虽然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但没有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加以配合，导致后劲不足。例如，国有企业虽有“国有”之名，但是却不听政府调遣，反而成为能够左右决策的利益集团，成为一组最糟糕的组合：印度国企既不太在乎市场的反应，也几乎对政府的行政命令“免疫”，同时还吞噬了大量经济资源。过度管制和国有企业低效运转与民主政治结合，继而产生了印度制度化、常态化、机构化的腐败，并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分利集团和阻力集团，拖垮了本就陷入瓶颈的工业化进程。此外，由于国家能力缺乏、社会渗透不足，印度也无法像中国一样通过高强度的组织，以大规模人力投入代替资本投入，分担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压力。

由于政治考虑和社会掣肘，印度没有像苏联和中国一样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而是大体保留了分配较为不均的土地私有制。这直接降低了印度资源动员的效率和规模，使其无法通过工农业“剪刀差”，补足大规模工业化所依赖的大额投资、举借外债和赤字财政。这一问题在工业化进程初期还不明显。然而一旦工业规模上升，尤其很多重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收益周期极长，印度中央政府又无法动员起足够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本来“填坑”，先期项目容易沦为吞噬财政资源的黑洞，形成系统性风险。[12]因此，印度常常陷入资源不足导致周期性的政策逆转和摇摆，一旦环境出现波动，国民经济就容易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因而，印度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1950年至1980年，印度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2.3%，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左右，这种缓慢的增长率被称为“印度教徒式增长率”（Hindu Growth Rate）。印度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排名第十工业国，下降到了第27位，其工业产出占全球份额从1950年的1.2%降至1980年的0.7%，退步明显。

1990年，连年举债导致印度还本付息压力巨大，且海湾战争导致的油价高企又导致经常性账户恶化，印度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其外汇储备曾一度仅能支付一周的进口。国际收支危机恰逢苏联解体导致的意识形态恐慌，再加上IMF纾困贷款带来的结构调整压力，使得1991年国大党拉奥政府决心与传统的尼赫鲁模式决裂，对经济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印度由此步入经济改革时代。针对印度原有的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内向经济，拉奥改革提出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开放化的方略，同时不再刻意强调工业制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印度政府全面放松了统制经济，全面推进对外开放，推行包括金融改革和公有企业改革在内的关键领域改革。市场化、开放化、私有化的改革的确给印度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动能，使其在开放的头10年就取得了年均5.5%左右的经济增速，成功跻身全球增速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也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之一。

尽管印度经济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较快的增速，但是同期的工业化进程却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这是因为工业化领域的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群体，许多关键的改革无法推行，导致用工标准严苛、土地征收困难，基建进展缓慢。印度工业发展因此始终无法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大量劳动力只能滞留在效率低下的非正规部门，同时大量项目因为土地征收问题而被迫搁置。

由于关键领域的改革推进缓慢，印度采取了与传统工业化国家“农业-工业-服务业”模式大相径庭的“跳跃式”和“错位式”发展，希望直接从（农业主导的）第一产业主导跨向（服务业主导的）第三产业主导，从而避开工业主导的第二产业。这一时期，印度的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成为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呈现出一般只有在发达西方国家才呈现的“后工业化”产业结构特征，甚至还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1990年至2003年期间，服务业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0.9%上升为51.2%，而同一时期内工业占比则从27.6%倒退为26.6%。与其说是印度主动选择了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如说这是印度制造业难以推进的被动结果。

对于印度的“后工业化”发展道路，持肯定态度的一方认为，印度依靠高科技、高端服务业可以绕过工业化，走出了一条从农业主导直接转向服务业主导的新型发展道路，并认为这是符合印度特殊国情、具有印度特色的发展模式，印度可以借此完成经济崛起的历史任务。反对方则认为，对于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本身并不进行物质生产的服务业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而能够发展实体经济和大规模吸纳就业的工业制造才是动力之源。

发展模式的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但是印度经济的实际表现则显示，工业发展的欠账已经带来了严重的系统性问题。一是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本不足以支持内生性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过于倚重服务业发展就带来了外部依赖性问题——与工业品的国际供应不同，印度国际化的服务业供应无法与本地需求相匹配，如果外部市场出现波动，将严重扰乱印度经济运行。二是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无法为每年印度千万级别的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更无法触及低技能、低知识的农村贫困人口，因此无助于解决“普遍贫困”问题。三是服务业不涉及物质生产，因此无法衍生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为代表的工业生态系统，这使得印度的经济结构难以迭代演进、获得新技术带来的普惠性的生产力提升。

虽然不少印度专家至今仍以服务业导向的“抄近路”的发展方式为荣，但印度政府已经将过于依赖服务业的经济当作必须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以来，推出了多项旨在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政策，这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更高速、更稳定、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真正使印度达成“大国崛起”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扩大就业、减少贫困、增加福利而获得政绩，赢得选票。

2014年9月，就任总理不到半年的莫迪就推出“印度制造”战略。莫迪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降低行业准入标准、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意欲撬动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以此推动印度工业化，以达成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全面提升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目标。例如，为实现2020年电子产品“净进口为零”的目标，莫迪政府2017年初批准了总额达15亿美元的特别奖励计划（MSIPS）和关键性的“阶段制造业促进项目”（PMP）。PMP按照整机装配、配件制造、普通器件制造、高价值器件制造的延伸顺序，通过对各阶段产品逐步加征区别性的关税，促进印度由易到难渐次形成手机产业的各个环节，最终培育完整的产业生态。在2015年PMP第一阶段，印度对整体进口的手机加征13.5%的关税，但全部豁免用于组装整机的配件、零件和元器件，因此在本地组装和进口手机之间出现了13.5%的成本差，从而引诱、胁迫国际厂商在印投建装配工厂；2017年PMP进入第二阶段，印度不仅对进口整机，也对部分组装零部件加征了额外关税，但对高价值元器件和更加上游的部件实施免税，因此国际厂商除了在印度投建整机组装厂以外，也将位于产业链更上游，有更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工厂移向印度。

由于实施了MSIPS和PMP，工业制造长期停滞的印度，2019年手机总产量预计超过5亿部，2018年就已经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手机生产国，而在其国内市场销售的手机国产化率也超过90%。手机产业成为莫迪“印度制造”计划的明星行业：从生产规模上看，印度手机工厂从2014年4家上升为2018年120多家；从本土附加值占比上看，从2014年的6%上升为2018年的超过30%。小米和三星分别在印度建立了附加值极高的元件工厂，并计划继续投建其他关键元器件。

从本质上说，手机产业的繁荣是利用市场体量和产业政策造就的“人为优势”，而非印度利用低廉用工成本而获得的“自然优势”。国际厂商在印度投建工厂的原因既不是印度市场本身的吸引力，也并非其要素成本具有竞争力，而更多是出于PMP等产业政策造成的人为成本差。印度政府利用先期已经入场的国际厂商不忍放弃已有市场份额的求全心理，用PMP这种步步紧逼的阶段性产业政策，将手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渐次引进，最终形成生产规模足够大、生产成本足够低且各个生产环节能够自洽的产业生态。

在劳工制度、土地制度、基础设施等限制工业化的桎梏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印度手机产业通过实施PMP走向繁荣是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一方面，印度自身庞大的市场和快速上涨的手机普及率为国际厂商在印度投资建厂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想象空间，可以使其暂时不顾印产手机竞争力低下而实施本地生产。另一方面，手机产业本身多环节、多元件、附加值较高、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等特点，也部分规避了土地、劳工、基础设施改革不力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PMP在手机产业取得的成功很难向其他产业复制，尤其是对要素成本价格更为敏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产业。如果不进行深度改革，PMP政策不仅很难真正有效推进印度整体工业化进程，还会因为关税政策的扭曲效应降低印度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走回“进口替代”的老路。

虽然印度近年来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历届政府也都较为重视工业发展问题，但印度的工业化仍然停滞不前。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算，2016年印度农业、工业、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15.5%、23%和51.5%，却分别雇佣了47%、22%和31%的劳动力。从产业结构上看，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的工业部门占比明显落后，服务业占比却接近发达国家。然而，对于印度而言，其高新产业的光鲜外表难以掩饰其内部种种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问题——印度经济整体就业机会不足、整体效率低下、产业缺乏联动、社会整合乏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例如，虽然印度在2004~2009年间经历了GDP年均增长9%的历史性高潮，但由于经济结构不良，每年仅创造了约100万个就业机会，而印度每年需要至少1000万个就业机会。这种“无就业增长”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因此，如何通过推动工业化以规模化地创造就业机会，并通过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就成了印度政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从经济原理的角度看，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资本增加的过程，一国如果缺乏资本的内生筹集和外部投入就不可能完成工业化。历史上完成了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对外殖民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但是印度、中国等后发大国已经不再可能重复这一途径，因此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完成资本积累。从这个角度看，没有找到合适途径获取资本的印度，在其工业化的各个阶段始终伴随资源动员不足导致资本匮乏的问题。

（1）土地改革不力导致工业资本积累不足

尼赫鲁最初希望仿照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先进行土地改革和农业组织化以培育和积累资源，再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部门汲取工业化亟须的资本。然而，由于印度并未建立强有力的行政体系，尼赫鲁推出的“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等改革政策受到了地主和富农群体的激烈抵抗，最后并未贯彻执行，土地仍然集中在少数私人手中，政府无法进行整合利用。在土地改革推进不力的情况下，印度农业部门无法为工业化提供充分支持。也正是这个原因，印度工业化在经历了前三个“五年计划”的高速推进以后，就因为印度政府无法顺利从农业部门汲取足够多的资源进行工业投资而陷入了发展缓慢的瓶颈期。此外，土地改革的失败也导致印度庞大的农业部门无法提高生产效率，贫困普遍存在，这使得印度一直无法形成足以支撑其工业化的内需消费市场。

（2）对投资限制过多导致外国资本无法进入

印度1990年改革之后逐步对国内资本放松了投资限制，但是对外资一直限制较多，各方也难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原因：一方面，包括国大党在内的中左翼政党奉行社会主义的原则，认为引入外资的实质是允许外国资本家剥削印度人民，因此反对这种“引狼入室”的行为；一方面，以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中右翼政党奉行经济民族主义，他们反对引入外国资本，认为这会挤压印度本土小生产者和小店主的生存空间。莫迪2014年上台以后放宽了外资准入条件，但是由于土地、劳工等政策法规的桎梏，印度吸引外资的规模和成效总体而言仍有较大提高空间。

（3）通货膨胀率较高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不足

由于印度经济运行既缺乏强力政权的统筹，又缺乏市场力量的塑造，其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除“一五”时期之外，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物价上涨势头强劲，印度民众储蓄意愿长期低迷，这也严重影响了印度的资本形成率。虽然印度政府采取了提高消费税、鼓励储蓄甚至强制储蓄的办法提高储蓄率，但是收效甚微。

印度国家资源动员能力不足的问题，实质是各种利益集团过于强大，既阻碍了政府对社会进行整合，也阻碍了社会内部通过市场力量进行自发整合。例如，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涉及人数众多、分布极广的农民阶层；劳工制度改革涉及组织严密、选票集中的各行业工会和公共雇员等等。受制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印度政府无法推出最有利于工业化的政策，资本的力量也无法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自由优化配置，一直难以形成足以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合力。

纵观历史，一国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利益集团背后的制度性问题。印度工业化所遭遇的制度性问题大多都属于在印度人看来是“正确”的事情——既然对于土地产权、劳工权利和小业主的保护是无可辩驳的“政治正确”，那么改革就无从谈起。如果要改革这些“正确”的制度性问题，就必须进行政治动员，但印度政府又缺乏这种行动能力和政治决心。具体说来，阻碍印度工业化推进的利益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类。

（1）强大的“有地阶级”造成的征地难题

通过对传统社会中高度集中的土地进行改革和再分配，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然而尼赫鲁的土地改革失败以后，土地私有产权被进一步巩固，在“产权神圣”精神的庇护下，“有地阶级”坐地起价，造成征地难题，这成为印度工业化发展的关键阻碍之一。

（2）“劳动贵族”造成的用工难题

印度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素质偏低、资本相对缺乏，但却没有顺应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就是印度的“劳动贵族”集团。印度工人一旦进入规模以上的工厂工作，就可以享受全方位的劳动权利和保护；正规部门的工人往往组成各种工会，再通过工会组成政治联盟，这种严密的组织与票选民主结合起来，就形成任何政治势力都不敢小觑的政治集团。严苛僵化的用工法律与强大的工会力量不仅大大降低了印度的工业生产效率，还妨碍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使印度难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劳动力市场。

（3）“小业主联盟”带来的规模化难题

规模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但是，在印度经济发展碎片化的背景下，以小店主、小厂主为代表的小业主势力由于人多势众，反而通过票选民主进行政治动员，促使政府出台有利于小生产的政策。比如，为了保护印度的小杂货店，印度政府对大型综合超市进行了诸多限制。[25]在这类政策的影响下，印度事实上进入了一种“逆向淘汰”，使得印度绝大部分企业都是缺乏扩大规模动力的小微企业。规模难以扩大意味着印度企业无法通过扩大生产提高效率和竞争力，这又成为印度工业化进程长期受阻的关键因素之一。

印度经济发展困难的本质在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错位发育。殖民时期，英国人为笼络本地精英在印度设立了议会，印度精英则利用议会和英国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周旋。这种语境下，为了反对英国的殖民剥削，这些印度精英仿照英国体制的法规出台了大量保护土地、劳工和小业主的措施。作为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印度独立后保留了这些法律遗产。印度从英国借鉴了后工业化时代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却还停留在工业前期阶段。印度的票选民主再加上“过于先进”的法律体系，使印度容易形成大量利益集团：印度工人常常滥用劳工保护法，坚决反对新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工厂；小地主结成联盟，宁愿土地荒芜也要漫天要价，使得印度工业征地成本远超其经济发展水平；小业主形成政治压力集团，宁愿坚守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也要用行政许可证的办法来限制规模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印度有世界上最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印度工业进程依旧无法享受应有的要素红利，无法发挥其潜力。

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印度始终面临“国家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将国家的意志和目标转化为现实。这种“国家能力赤字”是印度无法顺利推进工业化的重要原因。印度虽然脱离了殖民统治，但是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却延续了殖民时代的窠臼--上层建筑继承了议会民主，基层则沿着种姓、宗教、民族、阶层的断层线板结，形成各色利益集团。由于其经济控制力与极低的社会、政治整合水平难以适配，印度国家能力长期孱弱，无法制定贯彻落实既定的工业化方针。

印度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素质偏低，资本相对缺乏，但却走了一条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道路。几十年来，印度一直以其极具竞争力的制药和IT服务业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著称。这种看似光鲜实则扭曲的工业发展路径让印度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它既忽视了印度消费者对工业制成品的巨大需求，使得其不得不依赖进口，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满足国内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工作需求。然而，与其说印度主动选择，不如说印度是因为种种限制而被迫走上了这条与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发展道路。与孤立的高端服务业相比，工业制造对土地征收、劳工制度、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要求反而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印度用工价格低廉，但是却依然难以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优势产能的原因。毕竟，面对遥遥无期漫天要价的土地征收、冗员无数尾大不掉的劳工体系、供应短缺价高质低的基础设施、权力寻租无心发展的官员，再低的用工价格也无法补偿巨大的隐性生产成本。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不涉及大量的土地、劳工问题，对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要求也比较低，因此反而就成了“门槛较低”、“易于发展”的行业。从这个角度上说，印度发展制造业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激活和利用其资源禀赋，从而在国际经济竞合中更好利用其内生的比较优势。

印度充满曲折的工业化历程说明，后发大国的工业化绝不是机器生产“自然”的普及推广和经济发展“必然”的逻辑推演。恰恰相反，它是一场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逆势”斗争，强有力的组织核心、持续的行动能力以及合适的历史社会契机缺一不可。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工业化绝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综合性挑战。因此，对于印度政府而言，具体的经济政策固然重要，但是更关键的是要寻求社会、政治领域的深度改革，全面提高国家能力，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工业化这个决定印度十几亿人民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