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理还有用吗？｜蓝方专栏

当奔驰车主坐上引擎盖维/1/权的视频在网上放出，就有朋友不断发给我信息：你看，这年头讲道理有什么用？

这位车主在4S店花66万买了一辆新车，但提车后开出不足一公里便发现发动机漏油。在随后的15天里，车主再三与店家协商，却得到“更换发动机”的结论。她气愤地坐上引擎盖，控诉这样的解决方案“就是因为我太讲道理”。只能通过“撒泼”的方式维/1/权，让她几十年所受的教育蒙上“奇耻大辱”。

朋友们都默契地觉得这件事与我的工作有密切联系。因为我现在在做的事——就是教人讲道理。

我参与创立了一家推广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机构：通过培养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公民，以成就一个更加理性、良善、多元的社会。但究竟什么是批判性思维？核心是两个字：论证。用理由支持自己的结论，也就是“讲道理”。当我们听到一个观点时，需要有意识地检查它是否经得起论证，而非盲目从众、盲信权威，以此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认知体系，决定自己到底该信什么；当我们需要做出决策、发表观点时，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情绪、直觉、偏见，基于事实、基于逻辑审慎论证，由此决定自己到底应该说什么和做什么。同样，对于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在出现观点分歧时究竟应该以谁说了算，不是看谁的声音高，谁的权力大，谁的钞票多——而是要看谁的观点更有道理，谁的论证更加坚实充分。

在面向小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课堂上，为了帮助孩子们理解什么是论证什么不是，我出了一道简单的选择题：

在孩子们快速地选出标准答案E后，我问他们，你们爸妈通常会用哪个句子跟你说话呢？ABCD的喊声在教室里此起彼伏。我接着问，你们的爸妈会像E选项里那样说话吗？有孩子用嘲弄的表情看着我：怎么可能？我爸从来不跟我讲道理，不听他的就pia！一个女孩维护自己的妈妈——妈妈偶尔会跟我讲道理，但大多数时候就是像A这样说话，我只管服从就行了。

在最初的教学设计中，还有一个基础的说理练习：例如爸妈要求你上暑期补习班而你不想去，你会怎么说服他们。但后来，我把这个环节替换掉了。小朋友们冲着我唉声叹气：老师，做这样的练习有什么意义？根本就没有用！你怎么觉得父母会听你讲道理呢？

孩子们的唉声叹气，一点都不陌生。在我们给成年人开的通识课里，这样的留言、评论更是比比皆是：“跟老婆就不要讲道理了，家里根本不是讲理的地方”“我学了怎么讲道理，可我周围的人根本就不跟我讲理，怎么办？”

一位朋友在他主持的声音节目中发起了一场征集，名字叫《生活在逼死每一个讲道理的人》。下面的每一条留言都让人无比唏嘘。有遇到不按规定时间装修的邻居，协商报警都解决不了问题；有救了调皮学生一命的实习老师，反而被家长无理纠缠；有遇到客人自己弄坏衣服却要“维/1/权”砸店的店家……回想起自己的记者生涯，更不知目睹过多少类似的故事。那些坚持到法庭上“讲道理”的尘/1/肺/1/工/1/人，在经历漫漫数年无止尽的维/1/权后，会发现到手的赔偿还比不上最初去“闹/1/访”、堵门、爬塔吊的工友；有不满意物业公司服务，想要组建业委会自/1/治的居民，却屡屡遭到物业公司打击报复、业主内讧诋/1/毁排挤……人们见识过太多劣币驱逐良币的戏码。越是讲道理，反而越得不到公道。

可是讲理真的没有用吗？

有用。但需要一系列的前提。当我们试图以理服人，便意味着将对方放在一个对等的位置上。讲理这个动作本身，天然蕴含着民/1/主、平等的价值。说话的人需要在人格上尊重他的听众，摒弃权力的傲慢。当然这也要求听众听得懂道理。他愿意就事论事，尊重逻辑事实，能够理性思考、妥协让步，承认自己可以“被说服”。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规则的维护者，保障不同的观点都有平等发声的空间，拒绝向那些诉诸暴力、诉诸权力而蛮不讲理的人妥协屈服。

我们距离这些“前提”，究竟有多远？如果它们在当下不成立，我们是否就要放弃说理的努力？

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并不代表着它应该是什么样。与“前提”之间的差距，正是整个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而最基本的努力，便是从自己做起。当我们与自己的孩子、伴侣、下属、同事讲话时，能够尊重对方，耐心倾听。在太多时候说理最终变成困局，并不是“讲理”本身的问题，而是缺乏共情的姿态、沟通的技巧，道理还没说出口，便招致彼此的敌意与对立。温柔而坚定地讲理，以最大的善意寻求底线共识、尊重多元差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的努力。

而我们能改变的，不仅仅只有自己的小环境。我们需要一个能让人有处说理的公共制度，而法治的完善并非一蹴而就。我们确实看到那么多讲理受挫的案例，但还有更多诉诸法律和制度而维/1/权/1/成功的案例。维/1/权/1/者、律师、媒体、NGO的不懈发声、倡导，推动法治与公共政策的不断前行。

再回头看引擎盖上的奔驰车主，她的“撒泼”为什么会得到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因为她的发声有事实、有逻辑，诉求合情合理。她坐上引擎盖，是为自己争取平等说理、发声的空间，最终迫使执法者有所作为、维护规则。

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理真正有用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对理性的尊重，更需要我们每个人切实的行动。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曾任《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