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彭兰
来源：编辑之友
网络用户的圈层化，是近来开始受到关注的一个现象。但对这个概念，研究者大多并没有严格的界定，也没达成共识，多数时候，人们提到的圈层，似乎只是社群或小群体的另一种表达。但从对网络用户聚集与分化模式的深层观察来看，圈层化既包括圈子化，也包括层级化。本文将重点从圈子化角度来分析网络圈层化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
圈子与社会网络、社区、群体
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圈子的关系模式特点，体现为圈子成员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特殊性，根据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圈子结构的群体中心性往往很高，圈子内关系既很亲密又具有一定的权力地位不平等特征。圈子内关系强度很高，关系持续很久，社会网密度很大。
本文将研究对象拓展到网络中不同类型的圈子，探究影响网络圈子化的多种因素。更多地参照传统圈子研究中总结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来界定圈子，即关系强度高、存在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圈内圈外有别，同时也关注圈子中形成的规范甚至独特的文化。
圈子不同于一般的网络社区。当然，其与网络社区、群体等也有着相似性或交集，有些局部甚至会重合。从早期松散的网络社区，到今天越来越多的紧密连接的网络圈子，这也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逐渐融合的一个结果。
以往的研究揭示了关系或社会资本在圈子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而在网络情境下，文化与技术的区隔也会带来不同的圈子。下文将从社会资本连接的关系圈子、文化资本驱动的亚文化圈子以及技术应用区隔形成的产品圈子这三条线索入手，分析网络中的圈子现象。
社会资本为纽带：现实关系圈子在网络中的延伸
个体在现实中的各种关系圈子大都会延伸到网络中，网络在某些方面重构着人们的关系圈子，但在某些方面又在强化着现实的关系网络及其力量。
（一）网络赋予的关系圈子重构能力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传统意义上的关系圈子在网络中一度是被抑制的，但随着“强关系”社交平台的发展，现实中的圈子，也逐渐被复制到网络中。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体在关系圈子的构建与管理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以个体为中心的关系圈子，在网络中多以社交平台好友（或关注对象）的形式出现，个体可以根据需要构建多种类型的圈子。平台、分组、互动方式、互动频率等，可以揭示出关系的远近。一方面，相比现实社会，个体圈子有了更多扩张可能，很多萍水相逢的关系可以通过网络互动转化为亲密关系或“强关系”，成为个体圈子中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个体可以进行圈子关系的再定义，现实社会中的亲戚关系这些“强关系”，在网络圈子里可能会被弱化或边缘化。同时，通过社交平台的好友管理等功能，个体的圈子可以更完整地被描绘出来，也可以说是可视化了。个体也可以对自己圈子中的关系进行权衡，对不同性质、距离的关系对象，也可以用不同策略进行关系管理与互动。
网络也为新的集体层面的圈子构建提供了可能，新型的职业共同体的圈子，就是其中的典型。相比以往跨越组织、地域的职业共同体（例如协会、学会等），网络中的新的职业共同体圈子，能更多地体现成员群体及个体的意愿，这也是对现实中的职业共同体权力关系的一个重构过程。
（二）网络关系圈子中难以挣脱的现实差序与约束
尽管个体在网络中构建自我为中心的圈子以及加入某些圈子方面有了更多自由，但并不能完全摆脱现实的差序格局，在一些圈子，例如组织的圈子里，权力结构和群体氛围对成员的约束也是明显的。
相比线下，网络平台可以增加成员间的互动频率与强度，同时，原本在线下可能属于一对一的交流在线上往往展现在所有圈子成员面前，特别是在微信群这样的封闭空间里，这就更容易形成群体压力。在圈子互动中的社交表演、社会比较，也会使个体受到来自关系的束缚与压力。总的来看，线上圈子会强化同质性与从众性，人们的自由意志与个人意愿被抑制。
（三）网络关系圈子中个体社会资本的增强与集体社会资本的不足
人们如何建构自己的关系圈子，如何抉择在各种关系圈子中的去留，其中的核心考虑因素与社会资本相关。社会资本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相关。而互联网的使用，对于社会网络的扩张、重构具有显著作用。互联网也有助于促进圈子成员之间的互动，圈子成员在有了更多感情联络、相互了解与信任的基础上，利益互惠或集体行动也会越频繁，也就有可能给成员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本。
圈子给成员带来的归属感甚至阶层感，也是一种社会资本。虽然网络中的圈子不一定都具有组织那样的资源，但某些圈子也会因自己的名声而拥有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潜力，甚至有些圈子相对其他同类圈子具有更多的权力。
虽然网络中也有一些圈子，例如前文提到的新型职业共同体圈子，有可能推动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的生产，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贡献仍然是有限的。有时圈子间相互的争斗，甚至会损害公共利益。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的确需要将公共利益和福祉作为社群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
文化区隔与文化资本追逐：网络建构的亚文化圈子
在网络时代，基于网络空间互动，也出现了超出传统关系的另一类圈子，那就是亚文化圈子。一个亚文化圈子里可能会有一些小群体存在。人们通过亚文化构建了一个特定的小世界，在获得文化消费、生产、归属感等满足的同时，也在追逐着文化资本。
（一）消费、生产、模因：亚文化圈子的文化边界形成
亚文化圈子不一定都吻合传统圈子的界定，不一定有明确的由成员构成的社会网络，但它们都会有自己的文化边界，圈内文化相对圈外文化有显著的差异。对于网络亚文化来说，这种文化边界或风格是以其初始特征为基础，由成员的消费与生产来强化的。
中国年轻用户中盛行的二次元文化，便具有典型的文化边界。二次元文化的爱好者，首先是通过二次元产品的消费实现对这一文化的追逐与认知，这既包括对内容的消费，也包括对周边产品等实体产品的消费。但二次元爱好者并不只是被动的消费者，作为大众文化粉丝中的一类，二次元爱好者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文本的投入与生产能力。在生产中，二次元爱好者将自己对二次元文化的理解与再创造进行扩散，不同用户之间在相互学习、借鉴过程中，巩固了二次元文化的特征。二次元文化的产消过程，也在影响着二次元文化圈内部的权力分层。
亚文化圈子中的消费与生产，往往是在大量的模仿与被模仿中实现的，由此形成的文化模因，对于亚文化特征的形成与稳固，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化，网络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完全基于网民的自发行为，没有外在的控制力量，模因在其中的作用就被凸显出来，在网络亚文化传播中更为明显。模因的传播，不仅使特定人群被打上某种文化基因的烙印，也为亚文化圈子划出一条边界。对于二次元文化来说，视觉符号、文本特征、语言风格等，都是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模因，它们易于辨识与记忆、易于模仿与复制，因此，在二次元爱好者的内容生产中，会得到传承。
（二）社会认同、集体行动与自组织机制：部分亚文化圈子的“组织化”
网络中的部分亚文化圈子，不仅有着文化边界，其成员也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在持续的互动中甚至在向“组织化”发展。
“饭圈”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今天的饭圈，粉丝们对作品的再生产及文化的“挪用”也存在，饭圈的语言符号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挪用的产物。
但“饭圈”对粉丝文化的发展，更多的是从群体互动、集体行动（如应援、打榜、抡博、控评、反黑等）层面体现出来。如研究者的观察，“饭圈”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粉丝们的行为不再盲目，相反变得组织化、规则化、程序化、纪律化。
社会认同心理说明了圈子边界的存在价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粉丝参与“饭圈”行动的动力。“饭圈”大规模、持续的集体行动之所以能协调有序地进行，也依赖自组织机制。在此基础上，“饭圈”的“组织化”越来越显著，有明确目标和分工，拥有相应资源，成为了在“统一意志之下从事协作行为的持续性体系”。
（三）区隔、增强与竞争：亚文化圈子中的文化资本
对于亚文化圈子的形成与维系来说，除了社会资本的动因外，文化资本的驱动作用，也十分显著。网络亚文化圈子对文化资本的影响，会从趣味方面体现出来。趣味对人群的区隔有着重要作用。
亚文化圈子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虽然基本上不能实质性地改变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阶层，但它们在文化维度上带来了人群的新聚合模式，提供了新的文化实践场所与实践方式，在文化习性与趣味的培养上，它的作用不亚于甚至某些时候可能会超出学校与家庭。每个圈子的人群在努力地制造出属于自己圈子的特定趣味，以标识圈子边界，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不同亚文化之间的区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趣味的区隔。独有的趣味也可能成为圈子成员满足感的一个来源，为其在心理上带来文化资本的获得与增强感。
对亚文化趣味的选择，也是人们对自己的社会位置的一种主动定位。同样，与趣味相关的文化资本也具有标志等级的功能，尤其是生活方式、文化消费等文化资本是客观阶层地位的指示器。
文化资本也是一种权力资本，而文化资本的争夺，往往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域中展开。布尔迪厄将场域看作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场域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文化资本是知识分子场域最主要的财富及竞争目标。
亚文化圈子的成员，既可以其整体力量博取圈子影响力的提升以便在网络场域中争夺文化资本，甚至是客体化的文化资本，如二次元圈子那样，也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亚文化知识与生产能力提升在圈子内部的位置，来获得更多的自我认定的文化资本。
技术产品区隔：网络圈子化的另一种路径
在网络中，每种具体的技术或产品（应用）本身也可以造成不同的社会圈子。这种社会圈子相对上文中定义的圈子，内涵更丰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一种圈子。
媒介即是讯息，一个技术产品是一个具体的媒介，每种产品也有自己特定的“讯息”。由于用户定位、支持技术、性能、使用方式、界面设计、互动规则、运营模式、产品营销以及文化认同等多方面的原因，不同的产品会吸引不同类型的人群，也会形塑成员的行为模式，甚至可能形成其独有的文化，因而使用同一产品的人，也成为一个社会圈子。当然在一个产品圈子里，还会存在着大量的小圈子。
每一种产品平台上用户的互动，会强化圈子及圈子文化，并导致产品的符号化、标签化。知乎、豆瓣等逐渐成为具有“精英”“文艺”标签的小圈子，同为短视频平台的快手和抖音因“调性”不同而成为了不同圈子，而被打上“五环外”“小镇青年”等标签的趣头条、拼多多等成为了“下沉”市场的代表。当被打上社会身份、地位或文化趣味的符号或标签时，不仅每个产品带来了一个圈子，产品间也有了层级差异。
媒介技术应用本身对人群的区隔作用，虽然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已经存在，但相对来说不是太强烈。而网络技术的多样化、应用的多元化，使得技术在人群区隔中扮演的角色更为突出，其作用权重也在增加。
总体而言，虽然现实中的关系这一因素仍作用于网络中的圈子，但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也会强化网络人群的分化，这也是互联网作用于现实社会的一种方式。在关系、文化、技术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人们会被各种不同的圈子所“圈”住，人们的利益诉求、态度立场、行为模式等，会受到他们所在的各种圈子的影响。而由大大小小圈子所分隔的网络社会，也会可能变得碎片化。
作者简介：彭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
（摘自《编辑之友》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拟2019年第11期刊登，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参见《编辑之友》纸质版或《编辑之友》同期网络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