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原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资深纪录片导演夏骏在2019中国公益年会上的演讲《公益事业不能遗忘乡村》)
乡村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个深层的话题。
当代中国正在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的吸附作用，在城市快速发展的数十年间，不少地区的农村仍然呈现出相对凋弊的态势——产业单一、信息闭塞、垃圾成堆、污水四溢、劳力外流、老幼留守、活力不足，特别是在社会公益领域，如养老、医疗、教育、交通、环境卫生等方面水平较低，人民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比较差。
从近代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将目光聚焦在农村，通过“乡村文明建设”实践活动来探索强国之路。如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梁簌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卢作孚先生在重庆北涪、彭禹廷先生在河南宛西四县、张謇先生在江苏南通等地，都发起了名噪一时的乡村改造运动，成果斐然。可惜因为战乱等原因，这些探索未竟全功，更没能得到广泛的推广。
三年前，我第一次来到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那里最初让我感到吃惊的有两点，一是这个75万人的关中大县，财政收入才两个亿，是省级贫困县;二是这个县城乡，尤其是乡村，包括比较偏远的乡村，环境整洁，用当地总结的话语说就是，“道路像风景线，村庄像小花园，全县像大公园”。我们知道，西北缺水，农村农业比较粗放，要做到从田野到农户的全面整洁，是不容易的。
近几年，大荔县的这场“美丽革命”，从整治农村环境入手，大荔初步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共同发展。
一、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是乡村公益事业的基础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县，一个省级贫困县，大荔推动乡村公益事业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资金缺口。除了政府重视，想方设法“挤牙膏”、“化缘”和集中使用扶贫资金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乡村建设与特色农业产业经济发展相伴而行。
作为省级贫困县，大荔比很多地方更迫切地需要提升经济，但大荔对于发展的路径选择却非常谨慎，不但拒绝淘汰了高污染的工业项目，而且回避了与沿海经济同质的工业经济模式，因地制宜，依托本地优势发展可持续的现代农业。例如发扬本地种植红枣的传统，鼓励从山东沾化引入冬枣，并创造性地采用大棚种植方式提高品质，控制上市期，反超山东成为全国冬枣的主要产地，以至于发展到全国冬枣的标准都是大荔制定的。枣农家庭年收入多的一百多万元，一般的几十万元也常见，以冬枣、黄花菜、西瓜和花生为代表的“1008”特色农业产业园，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成为大荔工业结构的支柱。
绿色农业和“无烟工业”的发展，让大荔保持了青山绿水的旅游优势，他们开始探索“大景区”和“全域旅游”模式，探索“体育赛事经济”模式，带动旅游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不到五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3倍，农民收入也翻了一番，这就为乡村公益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财力。
政府财政和社会资金的作用一般在于项目的启动和补充，持续性的公益事业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当地的造血功能。
二、让群众有获得感、愿意参与，是乡村公益事业成功的关键
大荔经验中很关键的一条是，政府工作不是眼睛盯着上头，盯着光鲜亮丽的表面文章，而是很接地气，瞄准农民想做又做不了的事情。为了让农民切实获得幸福感，大荔县提出宁可城里少修一条街，少盖几栋楼，也要把钱投到农村去，保障每年最少有5000万元财政资金用到农村，把农村像县城一样去规划、去投入、去建设、去管理。这一点同样需要真实的民本情怀和不同寻常的决策勇气，因为如今一个地方领导人如果依照官场“潜规则”办事，把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的道路周围搞好，在县城和近郊搞几个样板点，供领导参观，政绩效果明显，而且不太费劲。像大荔县把极其有限的财力用到广大农村，把社区建设落实到每一个村庄，这种选择并不多见。
在具体工作中，用现代理念和制度来管理，比如职业化的保洁队伍，保证了环境卫生的可持续，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应付检查，发动群众大扫除，过几天又回到从前。这些落到实处的改革，让群众看到了希望，每家每月10元保洁费也普遍被接受，全县上下逐步形成了共识。
环境变美了，农民尝到了甜头，有了尊严感，认识到政府工作与自身利益的关系，从而发自内心地支持政府的工作，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乡村公益事业中来，也形成了官民关系的良性循环。
三、新型农民的培养，是乡村公益事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现代农业不应当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从事的产业，而应该成为一个附加值高的产业，从事农业的这些人需要具有较高的素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就认为：“农民的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是头等大事”。
世界发达国家都对职业农民教育有着相当的重视。英国有农业高校57所，约2000所农场职业技术中学。在德国农业行业中共有14个分工严格的职业培训领域。
正是看到了这一趋势，大荔县推行职业农民培训，近年来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千余人，职称也有初级、中级、高级之分，高级农民就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农村企业家了。同时数以万计的中青年农民参与培训报考“职业农民”职称，在把“农民”这个词语由身份转变为职业的同时，也将美丽乡村的建设者培养为懂技术、懂管理、懂市场的新型人才。
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才能主动积极地扎根农村，对于乡村公益事业才会有更深的理解，才会更自觉主动地参与进来。
四、激活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公益意义
中国农村传统社会中，乡贤、乡绅阶层在基层治理中作用巨大，乡村中的家庭关系、邻里纠纷等矛盾，需要一批懂法制、德高望重、处事公正的人来主持调解，将矛盾化解在初始阶段。
大荔通过村村建“涝池”文化广场，把村民凝聚在一起，进而形成“村民议事中心”、“道德议事会”，相当于恢复了原先的“祠堂”的道德教化作用，成为一种村民精神文明的引导场所。加上“人民调解委员会”，很多基层矛盾化解于无形。一些退休的老干部、教师和村庄里的德高望重者，他们出面协调矛盾，很适合传统上重情义、讲面子的中国社会。事实证明，这种楷模引领和乡贤式的道德教化作用，比政府硬性的管理效果要好得多，也避免政府过多过早出现在社区矛盾的第一线，这对于整个中国基层社会的道德风貌、社会稳定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而且经济成本极低，甚至无成本。
五、从城市到乡村的“回归”，才是乡村振兴的成功标志
对于农民来说，跳出农门，到城里去挣钱，几十年来曾经是中国农民人生成功和进步的标志。两亿八千万的农民工就是这一思维定式的成果。他们在城里挣到了比家乡多的钱，但其中不少人骨肉分离、老幼留守的生活状态毫无幸福感可言。同时，大批农村青壮年的离开，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空心村”，广大乡村活力丧失，日渐走向凋敝。
大荔以绿色农业为龙头，循序渐进发展起二、三产业，不仅吸引近10万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而且还引来了不少外地的务工人员落户大荔，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多喜欢住在乡下，因为乡下空气新鲜、生活便利、物价低廉。目前中国的问题在于，一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公共设施比较差，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都不方便，二是就业机会少，产业不发达，三是信息闭塞。
这些困扰恰恰说明推动乡村公益事业的重要性，如果通过发展经济和建立配套的乡村公益事业体系，可以承接大城市的部分功能，分散缓解大城市的巨大压力，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清新的空气、便利的交通和绿色健康的生活，获得更高的幸福指数。
大荔将美丽的环境视为生产力和最大的资源，遍布全县乡村的9座湖泊和540座“涝池”，让大荔成为黄土地上少有的“东府水城”，有效改善了当地的小气候和水土条件。一些来自西安等大城市的年轻人愿意来这个县城工作和定居，数百名大学生愿意回乡当村长，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客观地说，大荔县作为一个曾经的省级贫困县所已经做到的，对于全中国示范性极强，但是，这个关中农业县的乡村建设事业却在全国尤其在中西部又显得鹤立鸡群，为什么?在现有体制下，一把手，是关键。县委领导直言“为尊严而战”，既真诚，又发人深省，也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政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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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高文兴 排版/ 武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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