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访华百年：实用主义对中国影响几何？| 王丹红专栏

原创王丹红知识分子

1919年5月杜威夫妇（前排右一二）在海参观申报馆。前排左一：史量才；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

撰文 | 王丹红（《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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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初，当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利用学术休假到日本访学时，其间的几周，他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

出乎意料，在其著名的中国学生的邀请和努力下，杜威戏剧般地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见证并参与到声势浩大的 “五四” 运动，发表200多场演讲，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席卷了中国学界；他获得崇高地位，孙中山先生登门拜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称他为“西方的孔子”。

在杜威访华百年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仍受到追捧，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了38卷的《杜威全集》和《杜威在华学谱》，北京大学出版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等。但20世纪初，在美国教育的多种哲学理念中，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只是其中一个，而且一直有相当争议。

今天，在杜威提出并发展实用主义的两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看上去不那么实用的经典人文教育是其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

100年间，中美两国学界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评价大相径庭，而同时代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却极少在中国学界被提及和讨论。为什么？

胡适是杜威在中国最著名的学生。20世纪上半叶，东南大学梅光迪教授和以他为代表的“学衡派”，曾针锋相对批评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实用主义理论，但败下阵来，并被尘封和遗忘。如胡适所言：

“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

今天，在中国学术界倡导通才教育、反省功利教育问题之时，我从胡适与《新青年》、梅光迪与《学衡》两条线索出发，追寻并反思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对百年中国教育的影响。

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Erskine为本科生创立的荣誉文学课程——西方经典阅读，今天发展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核心课程——伟大书籍。来源：哥大全球中心。

学士帽，分割线

目录

一 1919年杜威的京华烟云

二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三 “新大陆笔墨官司”

四胡适暴得大名

五话语霸权学术失衡

六百年反思杜威哲学

一 1919年杜威的京华烟云

左图：约翰·杜威（1859-1952）

右图：1915年左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胡适（第一排左二陶行知第一排右一）

此种新文化运动（指五四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一二觉悟者（即《新青年》与《新潮》）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即 “五四” 运动）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孙中山 1919年12月《孙中山全集》（五）

查阅历史资料，我努力梳理杜威访华的来龙去脉，一个原本的学术访问，怎么成为影响中国学界百年的一场运动？

杜威在中国两年的讲学，是一个随机应变的意外；他在中国受到众星捧月般追捧、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旋风般的影响，更是出乎他的想象。天时、地利、人和，他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杜威访华，是应自己的学生、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杜威抵达上海后三天，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他见证并参与到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在上海，由胡适和蒋梦麟的引荐，孙中山到杜威住所拜访；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荣誉博士学位典礼上，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彼时，杜威的著名中国学生还包括：南京高等师范学学校校长郭秉文、教务长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理事蒋梦麟等，他们均参与了杜威的访华事务。

杜威夫妇1919年2月9日抵达日本，2月25日至3月21日，在东京帝国大学作了八场演讲，他们计划在这场演讲系列结束后，到中国观光几周。3月13日下午，在东京寓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郭秉文和友人陶孟和的登门拜访，戏剧性地改变他的行程。

原来，获知导师在日本讲学，陶行知和胡适商量，邀请杜威到中国访问一年，并由“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并请即将取道日本赴欧洲的郭秉文和陶孟和，将邀请信送至杜威。但杜威当时只同意于5月到中国，在广东、南京和北京三地演讲，并将此行视为观赏风景，9月他将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授课。

杜威3月15日致胡适信，表达了对访学中国一年的不确定心态。胡适将杜威的回信译为中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信中写道：

“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所以接到你信格外高兴。我们的行程还不曾十分确定，大约五月中旬到上海，在中国可稍住几时，到七月或天太热的时候，我们仍旧回到日本乡间住几个星期，然后回美国。”

“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是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贴了，我也愿意做。”

陶行知立即行动，他告诉胡适：“杜威先生对华接洽事宜，应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等师范三个机关各举代表一人担任。敝校昨日已推定兄北担任此事。请老兄和蔡子民、蒋梦麟、沈信卿三先生磋商，并请赐教。”

北京大学校被动员起来了。1919年4月7日，蔡元培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电报：阁下若同意，杜威将在北京讲学一年，请回电。”

杜威仍有犹豫，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东京的朋友私下提醒我们，明年在中国，对薪水一事要格外小心，因为他们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也很能赖得一干二净。这使得我每隔一天就想取消这件事情。”

1919年4月30日中午，杜威夫妇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在码头迎接，那时，他们的计划仍然是在中国旅游并演讲六个星期。然而，谁也无法预料，三天后，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五四运动” 掀起的狂风巨浪，伴随胡适在北京大学讲堂上的积极宣讲、《新青年》等媒体的大力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青云直上，风靡中国。

二 “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1920年3月14日摄于北京卧佛寺

杜威此行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政治主张，他只给我们一个哲学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去解决问题。这个方法分开来说，一是历史的方法，另一个是实验的方法。

——胡适 1921年7月11日

为了替杜威开路，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1919年5月2日，胡适在上海作了“谈谈实用主义”的演讲。

他介绍说，实验主义是19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一是悟得真理不是绝对，二是生存进化，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表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杜威的实用主义，一是方法论：不要空论不慕好听的名词，应注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效果；二是真理论：“真理都是工具”；三是实在论，人类应该从事实上求真理知识，去做真理的主人。

胡适将此前后的演讲稿整理成文，题为“实验主义”，在《新青年》上发表。

1919年5月3日，杜威在上海开始了此行的第一场演讲，胡适现场翻译。当时盛况，从听众程天放的回忆中见一斑：那时我是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一天报载杜威博士在江苏省教育会公开演讲，由适之先生翻译，我和许多同学都去听。当时，适之先生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学革命，批评旧传统旧习惯，上海一般知识青年都震于他的大名，却没有见过他…… 在电车上我们想象胡适一定是西装笔挺、神气十足，等他陪杜威走上讲台时，穿的是一件长衫，态度谦恭和蔼，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学者，大出我们意料之外。

受到热烈欢迎，杜威改变了主意，当晚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争取在中国讲学一年。他写道：

“他们（胡适和北京大学）都认为目前是中国教育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能有一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的代表坐镇，这将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我自己也极为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可让我了解东方思想和情况。因此，我希望哥大能接受教育部即将提出的建议。我个人所得也会是哥大所得。我相信由于我人在这里，就会为哥大招来更多中国和日本学生。”

5月5日早晨，胡适在蒋梦麟家，两位上海记者来访，方知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将青岛送给日本；胡适受到鼓舞；7日，他接到陈独秀北京来信，介绍“五四”的经过，同一天，他参加了上海国民大会游行。

事态遽变，8日，蔡元培辞职离京；在上海，胡适和蒋梦麟拜访了孙中山先生；12日，胡适回到北京。

12晚，孙中山到杜威寓所晚餐，他谈到中国人长期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却不愿行动，希望自己即将出版的书能够向国人证明“知易行难”……杜威认为，在西方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过重实用反而不切实际；两人认可了实践的重要性。

杜威回忆：“那天傍晚，与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兴。”

杜威夫妇5月29日抵达北京，见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他们在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在中国的生活很刺激，这句话很公允，我们所目击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

7月，蔡元培同意回北大，他先派蒋梦麟代理，由此开启了蒋梦麟服务北大长达17年的经历。

杜威夫妇最终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1921年7月11日离京回美，胡适在当天出版的《晨报》发表文章 “杜威先生与中国”。他写道：

杜威先生在中国到过并演讲的地方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大演讲录已经出了十版，其余各种小演讲录……几乎数也数不清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胡适说 “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这是事实，但他没有讲出故事的另一面：与杜威哲学同时代的其它美国哲学理论，在中国或未被介绍、或被压制。

比如，杜威同事、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约翰·厄金斯（John Erskin，1897-1951）为本科生创立的荣誉文学课程，哈佛大学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倡导的 “新人文主义”，芝加哥大学校长倡导的以西文经典文学为基础的“伟大书籍”运动。

当杜威学派、胡适、文学革命在中国高歌猛进时，哈佛大学新人文学派、梅光迪和他的领导的学衡派，对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教授在青年学生眼中是犹如神一般的存在，梅光迪等人望尘莫及。

三 “新大陆笔墨官司”

胡适（1891-1961）

梅光迪（1890-1945）

青年时代的梅光迪和胡适是一对好朋友。胡适的 “文学革命”，即起源于两人1915年秋在美国的一场笔墨官司。

同样来自安徽，梅光迪比胡适年长一岁。1910年，胡适考取了清华庚款留美奖学金，赴美国留学。次年，梅光迪也通过这个奖学金到美国留学。1915年至1917年，胡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1915-1919年，梅光迪在哈佛大学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攻读博士。

1915年9月，梅光迪刚从美国西北大学毕业，正在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度假，准备前往哈佛大学读博。9月17日，胡适诗赠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诗云：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
……

在这首诗中，胡适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并第一次提到“文学革命”。诗的本意是鼓励友人，却引发了胡适另一位好友任鸿隽的诗兴。9月19日，任鸿隽把胡适诗里的一些外国字连了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胡生往哥伦比亚大学》：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诗的最后一句，被胡适认为是挖苦自己“文学革命”的狂言。9月20日，胡适离开绮色佳到纽约，并在火车上回敬诗一首，表明自己的文学态度：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在这首短诗中，胡适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并且提出作诗要像作文一样，不必受声律的束缚。对此，任鸿隽、梅光迪极力反对。在随后的一年，双方争辩激烈。争论来来去去之间，胡适更坚定了做白话诗的决心，以及试验白话诗的想法。

1916年，胡适任《留学生季报》主编，发表自己所写白话文诗，因该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发表，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8月21日，他在日记里归纳出文学革命八个要点：不要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僻谷、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不募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同一天，致信上海《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

陈独秀主张写实，反对古典主义，他在回胡适信中写道：“文革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之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革命宣言：《文学改良刍议》。

上海燃起的文学革命之火，燃烧到了北京，遇到蔡元培，又燃烧到全中国。

四 “暴得大名”

青年教授胡适，在中国“暴得大名”，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背景。

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那一年，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9月，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

《新青年》是联结这三位天南地北、背景殊异的学者的纽带。

1916年12月26日，从德国归来的蔡元培接到黎元洪总统任命令，成为北京大学校长。赴任前，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赴任有碍名望。但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息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

1917年1月4日，当49岁的蔡元培乘马车进北大时，陈独秀正在北京办事。经友人推荐读了《新青年》后，蔡元培聘陈独秀成为北大文科学长；38岁的陈独秀向校长推荐了胡适，并将《新青年》总部迁到北京；5月22日，26岁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博士答辩，6月启程归国。9月4日，蔡元培签发聘书，胡适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声誉鹊起。

胡适在北大的第二年，除任《新青年》编辑外，又辅导北京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清、顾颉刚等，于12月创办一个刊物——《新潮》（英文名为 The Renaissange，文艺复兴），宗旨是批评精神、科学主义和革新文词。《新潮》与《新青年》有姊妹刊之称。

学者余英时探讨了胡适在这一期的出现和思想背景，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他写道：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孙中山对北京大学的期许，两年后成为现实。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五四运动爆发。

五话语霸权学术失衡

白璧德认为，相对于人道主义而言，人文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个体的完美，而非使人类全体都提高这类空想；虽然人文主义者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同情，但他坚持同情须用判断加以训练和调节；真正的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两者间保持着一种恰当平衡。

在1919年 “五四” 运动前后时期，以胡适为主的“新文化派”和以梅光迪为主的“学衡派”，均在为古老中国寻找新的转机，希望中国文化复兴。但是，他们在接受和选择欧美文化时的不同认识，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在抗衡中，“学衡派” 一路败北。

在明星教授胡适等的带领下，《新青年》走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在哈佛大学，梅光迪对新文学运动深感愤怒，找到哈佛同学吴宓（1892-1978）。

当时情形，吴宓在《吴宓自编年谱，1894年至1925年》中回忆：“彼（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创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招兵买马，到处搜救人才，联合同志，擬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 此后一年多，宓多与梅君倾谈，敬佩至深。”

梅光迪1919年7月回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1921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光迪、胡先驌、柳诒徵、吴宓等，加入论战，组成 “学衡派”，其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吴宓住所创立，吴宓被推举为 “集稿人”。

梅光迪表示，《学衡》“立足点是儒家学说”，与新文化激进派 “打孔家店” 公开对立。学衡派领导人强调道德和文学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种表达方式和生方式。

吴宓认为，政治实业等皆须有“宗教精神充盈其中”。他批评新文化运动导致了 “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种。沉溺于淫污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针对批评意见，胡适表示，文学革命早已胜利，且已牢牢占据中国新文化的统治地位，几个留学生反对，已毫无力量了。

1933年7月，学衡派美国导师白璧德在美国逝世，《学衡》也在这一个月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学衡》杂志共出79期。

六百年反思杜威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反智的，它不同于经典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后两者将智力视为教育目的本身，而实用主义将智力当作工具和方法。

——《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美国大学和学院历史》（第四版）1997

《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作者：约翰·杜威编者：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1900年左右，正是美国承德国大学体制，实现现代化之时。

而创办柏林大学（洪堡大学前身）的德国学者冯·洪堡（ von Humboldt，1767－1835）依据了两项新人文主义原则：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他强调，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广泛的人主和学问基础上，不断拓展知识领域，寻找新知识，而不应该在某种学科中发展狭隘的专门知识。他认为，从新人文主义出发，修养或通识性的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技艺无关。

1997年出版的《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美国大学和学院历史》（第四版）（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在第14章专门讨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包括杜威的实用主义观念和经典人文教育理念之争，书中指出：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反智的，它不同于经典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后两者将智力视为教育目的本身，而实用主义将智力当作工具和方法。

在杜威1919-1920年访问中国之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约翰·厄金斯教授正在创办本科教育的 “荣誉课程”，引导学生阅读西文经典著作。1929年，在芝加哥大学新任教授哈钦斯的倡导下，发展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伟大书籍运动。

但是，受杜威实验用主义观点的左右，这一时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中国学者，均对此没有介绍。比如杨荫榆（1884-1938）1918-1922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陈鹤琴（1892-1982）1917-1919年在哥伦亚大学学习教育，是杜威实验主义理论在中国积极的实践者。

蒋梦麟在自传《西潮》中回忆杜威：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

1920年代，以东南大学梅光迪为道的“学衡派”与胡适为领导的“文学革命”之争，实际上是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

胡先骕在《朴学之精神》中，比较了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学风后说：“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而礼。”

从1915年跟随杜威，到1952年杜威逝世，胡适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最坚定的信徒。

1921年7月11日，胡适在《晨报》发表文章 “杜威与中国”，他写道：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这句预言初听了似乎太武断了。”

1952年12月，应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邀请，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在师范学院发表演讲，题为 “杜威哲学”，他说：

“1919年（民国8年），杜威先生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几个他的学生，在他开讲以前，举行了几次公开的讲演，把他的思想做一些通俗的介绍。我的讲演有一部分收进了《胡适文存》。像《实验主义》和《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学》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杜威先生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教育学说，被公认为最新的教育理论，不但影响了全美国的学校，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也影响了革命初期的俄国。苏俄那时的教育制度，便是依杜威先生的理论制定的，后来革命的倾向改变，整个教育制度也就改变了。中国教育界自1919年到现在，也深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1948年12月16日，当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夫人乘飞机离开北平时，他可能未曾料到，他永远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北京大学，也永远失去了小儿子胡思杜。

今天，在纪念杜威访华百年纪念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杜威哲学为何在中国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