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案“量刑庭审”接近尾声，检方就辩方所述作出反驳。并且，从检方播放的数段录音来看，强调在定罪庭审阶段，凶手与前妻打电话时两人曾“开心大笑”，和母亲打电话说自己每天平均能睡12小时，与辩方描述的凶手饱受失眠困扰相矛盾。于此，陪审团将对是否判处凶手死刑作出裁决。
坦白讲，章莹颖案进展到现在，虽然作案细节无从复盘，但是，案件的事实基本上已经定性。对于罪犯“克里斯滕森”而言，无论是亲人的辩护，还是自己的求生，似乎都已变得意义甚微。因为在法理的尺度上，证据链条如果足够，“自辩”也只剩下程序性的尊严。
但是，对于检方提到的“细节”，“克里斯滕森”心情很好，或许已经脱离法理的尺度，完全是基于人性秩序在丈量。是的，在章莹颖的惨烈面前，“克里斯滕森”是不应该表现的“心情很好”。但是，这种强加的尺度，往往只是道义尺度中的标准。
而回到个体的尺度上，无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有自控情绪的权利，这应该是既定的事实。当然，稍微用心的人会发现，检方强调“克里斯滕森”的心情很好，也不是以道德标准去要求的，只是为实证“克里斯滕森”的精神状态，没有亲人们讲的那么糟糕。
总之，从逻辑上讲，还是以事实为依据，而非以人性秩序为尺度，进行道德审视。只可惜，在公众情绪上，这样的事实瞬间“炸锅”。我们暂且不说，“克里斯滕森”最终会被怎样判决，因为量刑的问题上，这完全取决于证据链和律条的对应关系。
所以，再怎么强调十恶不赦，也只是情绪的表达，对案件的实质性进展推动不大。但是，对于外围的进攻性正义，却早已标定价码，写在波涛汹涌的情绪之间。只是，这到底是为章莹颖鸣不平，还是为消费愤怒的快感，好像并不好说，起码，这样的状态，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每一次惨案面前，都是如此热情）。
熊培云，曾在《慈悲与玫瑰》中写道：“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情景是，自己畏步不前者逼迫别人冲锋。他们不参与现实反抗，却像督战队一样，朝着无辜的人进攻。他们的理想状态是自己毫发无伤，却能撒豆成兵”。
这种情境，想必在章莹颖案中很明显。因为，案件发生异国之境，加之案情惨烈离奇，在“同胞情”和“悲伤情”的混合推动下，愤怒的情绪自然很容易被点燃。毕竟，廉价的“喊打喊杀”更容易让一部分人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只是，这样的存在感很明显是虚无的。一群“喊打喊杀”的人，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可以成为真正的正义使者。所以，无论是国内的案件，还是国外的案件，我们可以愤怒，但是不能为愤怒而愤怒，因为，只会进攻的愤怒，根本难以获得温柔以待。
当然，“克里斯滕森”对于章莹颖案来讲，是最大的恶。但是，回到他自己的生活圈子，他干什么是他的自由，起码在判决之前，无从干涉。而法理的存在，并不是“管不起他”，而是法理的约束，总是要走流程，凭证据。
甚至，对于一个知道自己命运的罪犯，很可能是在“良心发现”的情况下，安慰自己的亲人。所以，出现反常，也是可以预见的。不过，这种反常，对于受害者来讲，很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所以，触发广泛的愤怒，也是预料之中。
不过，对于一个真正犯下罪行的人来讲，在没有受过特殊心理建设的人，是不可能正常面对的。所以，“克里斯滕森”的亲人谈到“克里斯滕森”饱受失眠困扰，也并不是绝对性的在诡辩。因为，对于一个命运不定的罪犯，一切的状态都可能呈现。
然而，在章莹颖案中，舆论的情绪一直存在。但是，从各种喊打喊杀之间，我们除却看到道德的正义，也看到的隐蔽的险恶。所有人，都在帮着章莹颖说话，但不代表真情实意有多少。当然，对于杠精，请先摸良心，再开口。
曼德维尔一直强调“私恶即公益”，并不是说“自私”一定正能量。而是，对于那些不求回报的“廉价正义”，持有质疑态度。说到底，男人并不永远凭其勇敢成为勇士，女人亦不总是凭其贞洁而成为贞女。这就说明，在真正的秩序运行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力量推动。
所以，对于喊打喊杀的情绪者来讲，绝大多数也都是为实现“口舌之快”。因为，很多事情，真正落到自己身上时，才可能会理解“理性正义”的意义。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复仇逻辑”已经变得不那么普遍，转而求其次的是“得失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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