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两大券商首席参加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来看他们谈了哪些问题？有哪些核心观点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等三位经济学家发表了观点，他们认为，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显示了中国经济巨大韧性，新动能起到重要支撑，减税降费带给企业很大实惠，稳定了企业信心。

7月15日，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李克强说，今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经济运行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市场主体活力更大释放，城镇新增就业超过730万人，居民收入实现同步增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指标好于预期，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看到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贸易投资放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国内经济的因素和困难挑战很多，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把自己的事办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统筹做好“六稳”工作，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群策群力、奋发有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指出，上半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定向降准等措施对应对外部挑战、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关键作用。要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适时预调微调，运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要切实兑现全年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的承诺，稳定企业预期。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做好就业服务、高职扩招等工作，适应灵活就业健全相关社会保障，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

李克强说，要破解多重难题、保持经济在高基数上平稳运行，关键靠更大力度改革开放。扎实落实“放管服”改革新任务，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加主动扩大开放，实施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等制度，培植一视同仁、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企业要勇于创新和到国际市场竞争。大企业要带动配套小企业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催生更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新领军者企业，加快新动能培育和新旧动能转换。

李克强说，要以改善民生为导向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增长点。提高消费品质量，增加养老、托幼、教育、健康等领域优质供给，拓展“互联网+生活服务”。聚焦短板扩大有效投资，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消除民间投资隐性障碍，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现惠民生和促发展双赢。

本次座谈中，刘元春、李迅雷、伍戈等专家出席。

纵观刘元春近期的观点，他认为，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守住不破“6”的底线没有问题，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确实处于一个攻坚期，内部很多问题已经在过去两年陆续显现。

刘元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在6.1%左右波动，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守住不破“6”的底线没有问题。同时他指出，虽然6月份的投资数据有回暖迹象，但仍具有较多不确定性，下半年投资增速能否稳定在6%是中国经济能否稳住的关键。

对于未来的政策取向，他认为，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和方向不会变，但政策幅度有可能会加大，着力点可能会有所转移。

其中，一些局部的区域和产业承压的程度还会加大。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随着全球经济放缓，特别是美国经济下半年有可能放缓，使得中国的外需下降可能会有所显化。第二，地方财政的压力导致基建投资可能难以出现持续上扬的态势。第三，房地产目前出现回落的信号，下半年可能房地产投资也会有所收紧。

下半年由于需求侧的相对疲软，虽然目前一些减税降费的效应还会进一步发挥，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会进一步提供一些支撑，但经济下行压力还是会进一步抬头，GDP增速可能会进一步回缓。但今年守住GDP不破6的底线没问题，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也是没有问题的。

李迅雷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趋弱、国际贸易纷争不断的不利环境下，上半年我国GDP增速仍然达到6.3%，经济稳中有进，维持在全球GDP平均增速的两倍以上水平，成绩来之不易。这主要得益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坚决推进、金融环境的改善和利率水平保持下行趋势。尤其从总量上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走势平稳，增速虽有所回落，但并没有出现大幅波动，更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

李迅雷指出，当前经济增长总体趋势平稳，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可以归结到两点：第一，如何处理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第二，如何分别平衡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内部的关系。

其中，第一个难题，我国自2018年年初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中所提及的去杠杆，已经转为“结构性去杠杆”。一是企业部门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但杠杆率仍高，需要继续去杠杆；二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需要稳杠杆；三是政府部门还得适度加杠杆，以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实际上，减税降费的就是政府加杠杆，即政府部门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债务率水平上升。如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了3.4%，而支出增长10.5%。

根据测算，即使考虑近40万亿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也不到80%，而美国超过100%，日本政府的杠杆率约为238%。而且，美国和日本政府所拥有的资产规模远不如我国政府，我国仅国企部门净资产就达86万亿（2017数据），这还不包括政府所拥有的行政性资产、土地和自然资源，因此我国政府更具备加杠杆的承受力。实际上，政府杠杆可以不断借新还旧，短期内可以缓解增长压力。

目前政府加杠杆主要靠地方，中央的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只有16%，非常低。但不少地方政府都处在债务率过高，支付能力不足的困境。尤其是今年在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这会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拖欠各种应付账款的情况。因此，中央政府在加强对地方政府收支考核的前提下，还是应该提高自身的杠杆率。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分别平衡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内部的关系。首先，政府部门内部，实质上主要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不一致的长期问题，短期而言，如前所述，中央政府应该适度加杠杆。、

其次，企业部门的平衡主要在国企与民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做好这些平衡很难，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平衡问题，容易挂一漏万，还是应该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或者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第三，居民部门内部的平衡，是第二大难题中的核心难题，因为居民是实现经济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的主要承担者。居民部门存在两大压力，一是收入结构的分化，使得高收入组合其他组的收入绝对差距在扩大，这不利于消费的持续增长，因为中低收入阶层是消费主体，其收入增幅放缓，不利于消费可持续增长。二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居民部门中，劳动力数量在减少，居民收入增速会继续下降，不利于消费。

那么，如何来应对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增长放缓对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李迅雷认为，对策之一，坚守房住不炒的理念，遏制房贷规模快速上升的势头，这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也可以稳预期，降低居民杠杆率，使得他们不再担心房价会大幅上升，从而减少投资、投机性需求乃至刚性需求，以提高居民的消费率。

对策之二，通过税制改革来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但从目前看，在经济下行、民间投资增速下行的背景下，大力度推进税制改革的时机不太成熟。

对策之三，通过提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准，让我国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的社保保障更加充满信心，能消费、敢消费。

伍戈最新的观点认为，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框架下，随着经济逼近区间下限，政策天平或将向稳增长倾斜，积极财政更积极，基建有望温和发力。

伍戈指出，与过去几轮经济周期明显不同的是，现阶段宏观调控受到“高债务、高房价”的掣肘。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作为传统逆周期调节重要抓手的基建投资，究竟会保持定力还是加大发力，直接关乎未来我国经济大势。

近期基建投资增速十分温和，呈现出较强的“定力”。客观上讲，这一方面反映出近年来与日俱增的偿债负担对基建投资带来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融资模式由“后门”向“前门”转型过程中给基建融资造成的“阵痛”压力。尽管如此，高质量增长并非无底线目标的增长。虽然今年“财政前移”可能掣肘基建投资，但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框架下，随着经济逼近区间下限，政策天平或将向稳增长倾斜。积极财政更积极，基建有望温和发力。

展望未来，伍戈指出，为弥补基建融资缺口，诸如专项债扩容、债务置换等创新值得期待。不过，鉴于债务杠杆的约束，基建发力只是为防止短期经济失速进行的托底而已，顺应老龄化等背景下的潜在经济增速下滑依然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