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后的荣光
本文的封面图是香港六十年代的街头，香港人民自发打出了革命标语，而下方是镇压人民反抗的港英当局。
先来看一段历史：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港英政府治下香港物价飞涨、失业率增加、治安恶化、腐败加剧，引发民众强烈不满。1967年5月香港工人开始发动罢工，并逐渐恶化为暴动、警民冲突。彼时香港更多受到的是大陆意识形态的影响，示威者手持《毛语录》，高喊共产主义口号，冲击港英当局。
1967年5月16日，香港的亲中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运动达到高潮。
曾经，香港的左翼立场、爱国立场是普通民众的主流，这并不是在香港的个例，其他许多国家都有所体现。
1966年，早稻田大学中便成立了“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议”（即“全共斗”），诉求小到反对学费涨价、大到治理政治腐败限制大资本，不一而足。随后日本警察介入，逮捕学生领袖，占领大学本部，学生随即设路障进行封锁。很快，运动的风波就传递到日本大学、东京大学。1968年以早大、日大、东大为代表，在全国各大学以“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议”为中心的学生运动从罢课示威发展为了武斗：东京大学的正门上悬挂着“造反有理”“帝国解体”“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标语，学生设置路障、街垒阻碍警察，用石块、木棍作为抵御政府暴力机关进攻的武器。1969年上半年，日本的300余所大学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校因学生运动停课。仅4月9日当天就有82所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政府不得不出动自卫队镇压。
在美国，许多美国年轻学生纷纷穿上了切格瓦拉的衬衫，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在各大高校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68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首先发难，学生们在给哥大校长格雷森·柯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这些年轻人使你心惊胆战。我们说，这个社会垮掉了。你和你们的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根……你要的是社会安定和服从领导，而我们则要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紧接着，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都相继爆发了学生运动，学生们占领广播室、校长办公室，提出了“夺权”的口号，要从腐朽的管理层手中接过学校前进的方向盘。
这一波全球共运的大潮同样波及到了欧洲。196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性学生运动在浪漫之都巴黎上演。3月22日巴黎楠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拉开了法国共运的序幕；5月3日，巴黎学生再次集会，当日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校园，逮捕300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进行抵抗，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最终数百名学生受伤，超过600名学生被捕；随即法国全国学生开始罢课、示威、抗议，声援巴黎学生，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纷纷占领学校，并在卢森堡广场筑起了第一道街垒——这一法国革命中标志性的建筑，巴黎和一些主要城市的学生甚至与警方展开了巷战，多人牺牲。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举行总罢课和罢教；8日，法国学界领袖萨特联合一批学者发表声明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举毛泽东画像、齐唱《国际歌》，走上街头。示威群众与警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上千人受伤，近900人被逮捕。左翼组织号召在重要城市举行起义，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群众纷起响应，每一座城市都建立了大量的街垒，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
但是，正如我在《生而贫穷》最后两章中所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世界共运高潮，是迄今为止无产阶级运动最后一次绝唱，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成规模的左翼运动，自1976年至今的四十年里，全球共运已经完全从世界政治的主流舞台上消失。
香港问题就是一个缩影，曾经香港的左翼无论在文化界还是民众中都是主流，有着大量的爱国人士和共产主义人士，但是现在香港的种种都变成了一场闹剧。那么为什么，曾经的左翼运动、全球共运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似奇奇怪怪不知所谓的抗议与反对呢？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民粹主义泄愤式运动”
根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从2003至2011年，德国实质薪资收入没有超过1995年。而日本在1996年后十年间，薪资也仅增加1%；《金融时报》援引国际劳工组织近年来数据则显示，近十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事实上已陷入停滞。
于是问题的关键就来了：虽然全球共运四十年不不兴，但劳动人民依然过得很悲惨。于是民粹主义趁虚而入。
自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德国反难民潮以来，整个世界的主流就是右翼保守力量。美国大选中川普基本盘的标签，基本是白人、工人、小企业主、低学历者、中老年人。一言以蔽之，川普支持者的特点很明显————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剥夺感最强的人。在美国的发展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使得资本跨国流通变得更加容易，这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导致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本国工薪阶层的利益遭到了损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蛋糕越做越大，中下层人民也能分一杯羹，然而自08年以来经济波动剧烈，有愈发下行的趋势，这时美国内部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无论是美国底层白人还是欧洲底层白人，全球化对于他们来说负面效应要更加明显，钱都被上层精英团体争去了，而我反而要承受全球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比如中国廉价工业产品摧毁本地小作坊、小工厂、小品牌；比如工作机会被工资需求更低的、不需要社保等其他福利的、更肯吃苦加班的第三世界贫民抢走；比如要承受大量移民带来的市容、治安难题。这个逻辑是很好理解的，你把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吹得那么好，但是基本上都是“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我非但没有获利，反而承受了种种损失和不便，那我为什么不反对呢——这就是川普支持者和脱欧支持者的生存土壤。
人民的不满给了右翼保守势力可乘之机，这一次世界大变局被当今学者成为“第三次民粹化大潮”，区别于以往两次反精英主义的民粹运动，这一次大潮被打上了排外主义、反全球化、反建制的鲜明烙印。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荷兰的自由党、希腊的“金色黎明”、瑞士的人民党、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奥地利的“自由党”、比利时的“佛拉芒利益党”、英国“独立党”等等等等，这些极右翼势力选择将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诉诸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为什么我们过得不好，非法移民抢走了我们的工作、穆斯林制造恐慌、中国人摧毁我们的工厂，所以我们要建起高墙、赶走“外来人”、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一股势力的诉求特点就是“先上车的要把后上车的踹下车”，不好意思经济不景气，我们先富的带不动后富了，您自觉点从车上跳下去吧。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泄愤式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与传统的左翼运动、国际共运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了：统一组织、指导思想、政治诉求。更具体地说，多数民粹主义并不反对，也无意改变现行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体制，尤其是经济所有制；他们不会将斗争矛头指向大资本、大地产，更不会诉求公有制乃至于社会主义。虽然确实有少数偏左的民粹主义运动有过反对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口号，但是他们诉求从不触及经济体制尤其是所有制本身，仅仅是渴望一种封闭的、地方性经济（如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中老年工人）。《共产党宣言》把这种诉求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运动通常认为，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是上层在政治上的“背叛”和“出卖”导致的（比如法西斯指责犹太人出卖了祖国），他们把社会问题归结于政治性问题，而非经济性问题。这也导致了民粹主义理念往往会滑向阴谋论。于是，他们会鼠目寸光的把怒气发泄在外来移民、国际廉价劳动力、以及一个试图出卖所有人的利益体上，从而力图维系一个“地方田园牧歌式的封闭资本主义社会”。“反中”、排外的香港人，无疑就是这种理念。
民粹主义缺乏应有的群众基础——这与传统的国际共运以团结并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人阶级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于是他们只能靠阴谋论和打鸡血来维系自己的群众基础，必须要通过某些拔高的意义来让分散的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与目标，于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了民粹运动最喜欢的落脚点。因此绝大多数民粹运动都具有排外特性——是移民/游客/第三世界工人抢了我们的工作、玷污了我们的文化、毁灭了我们的社区、骚扰了我们的生活，一切的错都是他们的。
香港占中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民粹运动所绑架的左翼运动。最初“占中”是港大、港中文几个教授联合发起的，就带着自己的学生们，规模非常小。为什么要“占领中环”，因为中环是香港中心CBD区域，最大的资本和公司都聚集在这里，所以占领中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象征意义：反对大资本、大地产商、大金融公司，对标的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但是在15年左右，占中运动被右翼民粹主义所绑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西方国家借机推波助澜），从这那时候开始演变为波及全港级别的大型运动。而参加运动的群众也早就把“反对大资本”等最初的愿景抛在脑后，演变为了排外、港独、跪舔殖民主义等多种奇葩政治立场的结合体，变成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泄愤式运动。
为什么我把诸如香港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抗议运动定义为“民粹主义泄愤式运动”，首先正如我上文所说“天下苦秦久矣”——全世界人民被资本主义剥削地太惨了；但同时这种运动没有明确地政治立场、没有政治目标、没有斗争对象，只是漫无目的地把一切“建制”作为反对的对象，最后的作用仅仅是“泄愤”而已。
再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法国爆发了“黄背心运动”。运动最初的契机仅仅是抗议燃油税上涨。但作为一次单纯对“涨价”的抗议，法国黄背心运动时间长度、影响广度超乎人们的预料。原因还是在于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西欧老百姓对于资本主义怨气的集中爆发。
45岁的 Chantal 任职公务员，与丈夫及两名子女从东北部的洛林（Lorraine）前来参与示威。她认为“马克龙的沉默”遇上“合法暴力”“我每月透支500欧元。我们已经3年没有放假。”法国政治作家 Jérôme Sainte-Marie 曾出书分析法国人口结构转变，他形容“黄背心运动”的参加者：“他们都是法国的大多数，拼命工作以求糊口，却常在月底入不敷支。”
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评论“黄背心”暴露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富裕的城市精英正寻求将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强加给只能勉力维持生计的多数民众……法国人和我们同样面临错综复杂且互相矛盾的挑战，很难平静地去面对未来：全球变暖、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不稳定的工作收入，社会不公不断突破底线使自由民主丧失了公信力。”
（来源：ANN WONG，http://www.cup.com.hk/2018/12/04/france-yellow-vests-protests-macron/）
历史学家、专栏作家、前工会领袖雅克·朱利雅（Jacques Julliard）在《解放报》6日的专访中，分析“黄背心”的主体是“贫困化的城市中间阶层”。今天的“黄背心”正是“小中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推举代表，不断重复“一个人只能代表他自己”，“政治阶层的衰弱导致如今没有一个有力的、超验的人物能为他们代言”，换言之他们所追求的其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是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治”。朱利雅警告：“城市小中产阶层的反抗是令人生畏的……他们长期被忽视，生活局促受限，在法国还受到知识精英阶层的蔑视。”他提醒马克龙政府除了解决购买力问题，更应该多加关注这个不再处于“社会边缘”的阶层，“他们如今是有正当职业的社会主体，而在三四十年前处于社会核心的贫困工人阶层正在被他们边缘化。”他们选择以香街等高档社区为聚集地，而非传统的共和广场，正是在隐晦地表达‘我们是变穷了的富人’。”（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2343）
这一次法国的学生罢课抗议也来自于学费涨价。巴黎第八大学的社会学家Eric Fassin和哲学家Bertrand Guillarme均表示，大学在吸引最富有的学生的同时也将赶走那些最贫困的学生。其次他们认为，在触及到本国学生之前，学费上涨新政将首先增大外国学生间的不平等。但是，至今有效统一反马克龙力量的多元性，最终可能反成运动的致命伤。Buhler 指出：“现时虽有普遍的共识，但我们缺乏相同的信念。我们合唱《马赛曲》，高呼马克龙辞职，这些都是运动的口号。若当马克龙下台，我们将不再认同彼此。”但他强调：”现时我们手牵手向前迈进，其他的容后再谈。”（来源：
http://tootopia.me/article/12972）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黄背心运动的性质：没有统一领导、没有统一战线、没有同一目标、没有统一的立场和诉求、没有统一策略和斗争方向、没有指导思想、没有理想与愿景。可以说，跟传统的左翼运动一毛钱边都搭不上。
但是呢，民粹运动的表现形式与传统左翼运动差别不大，但也仅限于“表现形式”了，本质上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这次黄背心运动，在法国工人罢工后，学生也开始了罢课运动，自12月中旬起，法国超过450所学校停课——这是自68年五月风暴以来的巅峰值。为驱赶罢课人群，警方甚至动用了催泪瓦斯。学生罢课、工人罢工、首都示威，有木有觉得这个配置很眼熟？这不就是我们五四运动的标准套路吗。但是，五四运动被看做是现代中国的第一道曙光，法国的这个黄背心，别说曙光了，国际共运的黑夜中连颗北斗星都见不着。
借用白学的表达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第一次有了学生运动，又有了工人罢工，这两件事情重合在一起，本该是双份的快乐。得到的，理应是国际共运新的曙光……是我先，明明都是我先的……发动学生也好，领导工人也好，批判资本主义也好，明明是我先啊？为什么，会被右翼民粹接盘呢？那么本文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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