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女童遇害”事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7月13日，疑似被害女童遗体在象山县观日亭正南方向16海里处被发现，并打捞上岸。
14日，浙江省公安厅通过官方微博，就“杭州女童遇害”案件调查情况发布通报，确认章子欣符合生前溺水死亡特征。
事件梳理
2019年6月29日，梁、谢二人以酒店太贵为由，向章子欣爷爷奶奶租住房屋，并得到爷爷奶奶的许可。
7月4日早上6时30分许，两民租客以赴上海喝喜酒为由，携章子欣从千岛湖镇家中离开。
7月8日2时，两名租客跳湖自杀。
7月8日10时许，章子欣奶奶报案称，其孙女被两名租客带走，逾期不归，下落不明。
7月10日，百度注册“章子欣父亲”账号，称已被授权。
7月13日，疑似被害女童遗体在象山县石浦海域被发现，并打捞上岸。
7月13日，百度账号“章子欣父亲”配发假文。
7月13日，新京报我们视频旗下的我们直播发文称女童裸死，并于17:05分在殡仪馆前直播。
7月15日，澎湃新闻发布“家人预将女童海葬”的不实新闻。
距离杭州女童章子欣遇害已经过去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网络空间中的失序现象不断，舆论场也被一次又一次的割裂。
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网民讨伐章子欣家人，称父母与爷爷、奶奶对章子欣不闻不问，将章子欣死亡归咎于章子欣家人不负责任；而百度平台为蹭新闻热度不惜编造谎言、撰发假文；自媒体也表现出一如既往的贪婪，不断地蹭着章子欣小朋友的热度，撰写各类情绪渲染的文章，将网络暴力推至高潮；而传统媒体则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挑战新闻伦理底线。而这些乱像与失序背后的现实逻辑又是什么呢？
1
网民：对“完美受害者”的期待
自章子欣失踪以来，“寻找章子欣”成为众多网友的日常，与此同时，各类流言与谣言也充斥着整个网络环境，真相被描摹成种种。网民在得知章子欣是留守儿童之时，将矛头指向章子欣家人，章子欣的父亲在海边呼喊女儿名字被称为“作秀”，爷爷奶奶看护外孙变成“重男轻女”，章家但凡有一点“不伤心”的嫌疑，就会遭到无端谩骂。同样的舆论怪像也出现在“浙江女大学生埃航遇难”、“王凤雅事件”和“章莹颖遇害”之中。
抛开网民的媒介素养和自我想象与脑补，这种网络暴力的言论本身就认为，章子欣家人之所以会成为受害者，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错，他们不完美。
偏激言论者的逻辑思路是：“如果章子欣家人能够防范租客，对其给予更多关爱，就不会造成悲剧。”他们认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有的受害者都必须是完美的，也只有完美受害者才值得被同情和保护，所以章子欣是，但家人却是活该，是自找的，也就谈不上“被伤害”。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认知谬误，即“完美受害者论”。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家尼尔斯·克里斯蒂。他在1986年出版的《理想受害人》一书提出此概念，意指犯罪者和受害者的特征以及犯罪环境，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众对受害者的同情程度，从而赋予受害者一个真正作为受害者而言的权利和地位。
所以“理想受害人”往往具备比较柔弱，正在做一件让人感到肃然起敬的事情，案发时其所在的环境不会让人非议，犯罪嫌疑人与其没有任何个人关系，犯罪嫌疑人高大并且很坏等因素。
这种认知偏差，与事件本身无关，和被害人的“观感”有关。为了“观感”好，为了顺应对无辜受害者初级、浅显的想象，人们甚至愿意牺牲对复杂人性的理解，牺牲对犯罪成因的专业分析。
舆论场中的“观看者”在非理性的鞭笞之下，表现出恶心的揣测与重伤，无休止地用人性放大镜观察受害者，再无情地鞭挞被无死角观摩发现出来的所谓的“五点”，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同时，却不以为然。
2
自媒体：畸形的商业模式助推网络暴力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且传播速度日趋全时化，使得自媒体不顾事实本身先入为主。同时，自媒体虽跻身媒体行业，但却以资本变现取代社会责任占领高地。此次事件中，以“周冲”为首的自媒体，在网文中极力的渲染气氛、编造谎言，在收割流量、点燃一把火后又悄然删文，赚完血馒头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的行为，着实让人鄙夷。
自媒体迎合情绪带跑公众的事件已不胜枚举，从榆林产妇跳楼案中放大婆媳关系曲解产妇家属，到咪蒙在江歌案中讨伐刘鑫助长网络暴力，再到此次的杭州女童遇害事件，自媒体为赚点击率将公众非理性一次次推向高潮。
再往深处追究，是自媒体人内心“十万加点击量的诱惑与事实跑偏所要承担的后果”之间的持续博弈，如果说中了，自媒体可能一夜间创造出下一个咪蒙；如果说错了，便悄然删文。前者与后者权衡相比，道歉成本在十万加的点击量下显得不值一提。
不知从何时起，情绪宣泄蹭热点，成为自媒体丛林生存的一种法则，他们一边无痛呻吟式地咒骂事件人物，感叹人性本恶，并疯狂制造网络暴力的同时，一边又制造一个个流量爆款，坐收流量变现。给社会公众的非理性之火上浇上油后，又能独善其身，可见，他们通过制造情绪到消费情绪，俨然打造出有利于自己平台变现的商业闭环。其畸形的商业模式和罔顾是非曲直的行为实则为人不齿。
事实上，自媒体的本质是企业，其自身本无需重视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但坏就坏在流量煽情、鄙俗至上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中国整个自媒体行业的创作风气。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国自媒体的行业现状就是越煽情、越粗鄙便能获得越多关注，自媒体竞相追逐点击量，致使媒介内容低俗化、标题党丛生，造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恶性循环。泛娱式的渲泄并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反倒搅得网络空间是一地鸡毛。
与此同时，扭曲事实消费死者，给受害者家人带来了二次伤害更是不可估量，也造成社会共识的撕裂。
3
传统媒体：新闻真实性与时效性争夺的力不从心
信息爆炸与多元主体的网络环境，使得传统媒体深陷碎片化时代之困，同时，传统媒体在新闻真实性与时效性的争夺中也显得力不从心。新闻真实性求证过程的滞后，就会使得新闻时效性无法得到满足，而过于追求新闻的时效性也会使新闻真实存在偏差。
在杭州女童事件中，传统媒体的表现就过于急功近利。新京报在未核实事实的情况下，就公然发布女童裸死的不实信息。澎湃新闻发文称：遇害女童要被家人海葬，随后先更正再删文，而这也是澎湃继“汤兰兰事件”后，又一次典型的伦理失范。
后真相时代，最先被消磨的就是事实本身。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第一页就写道——
“如今，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关于事件的新闻报道呈现碎片状，而且常常自相矛盾。各类消息混杂在一起，很难区分。在不同的网站得到的讯息完全不同，甚至如果在不同的时间访问同一网站，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
这确实是目前很多传统媒体的悲哀现状，但却也是传统媒体新闻时效与真实性争夺下，两难境地碰撞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技术催生媒介形态的变革，形成了一种新的围观结构——“共景监狱”，打破了全景监狱时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蒙昧。喻国明认为，“共景监狱”打破了“人们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和传媒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之中的领导者或者媒体。”
因此，公众在事件中不仅是围观者，更是传播者。如果在舆论高涨之时，传统媒体的行为有失偏颇，将会增加公众的不满情绪，从而降低媒体公信力，传统媒体将极易陷入公权力的“塔西陀陷阱”之中。
4
平台：流量之上的社会责任与伦理缺失
7月13日下午，一个经认证名为“章子欣父亲”的百度账号，在百家号上发布了一条动态，表示已经得知了孩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并表示“希望下辈子她还是我的女儿”。而多数网友认为，在官方尚未正式通报、媒体报道刚刚发布不久的时间内，孩子父亲以这种口吻发文令人不适。随后，孩子的家属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段文字并非孩子父亲发布。
在百度百科上搜索关于发布平台百家号，其所给的解释：百家号是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为内容创作者提供的内容发布、内容变现和粉丝管理平台。百家号的使命是帮助内容创作者“从这里影响世界”。那么，如果在这个事件中，给该“影响”打上引号的话，或许它是做到了。
莆田系医院的“浪潮”还未过去，“搜索引擎百度已死”的热搜上了又上，“章子欣父亲”官方账号一事，又让我们重新审视百家号作为一个“公民用以发布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事件的载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伦理问题，在网友的集体“What’s your problem？”质问中，或许可以所窥一二。
关于失真性信息的传播，关于网络侵权问题的激增，网络平台不能独善其身，其所展现出来的种种行为失范问题，在于——
一方面占据了搜索引擎的强大流量入口，另一方面又饮鸩止渴的在营销上试图“大展身手”；
一方面试图展现信息传播“把关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在审核和把关制度上缺位引人诟病；
一方面急于在商业和社会责任中浮沉抉择，另一方面又面临消费主义思想对伦理的侵蚀缴械。从平台、组织、从业人员的专业主义缺失，为网络时代种种失真信息提供了缺口。
科技公司员工曾预测，未来的招聘要求里会写明：不建议以百度为第一搜索引擎的员工应聘。希望这种讽刺能够给予这些平台一些反思自身的动力，也在伦理问题和流量问题上加杆秤，好好掂量。
全民补脑与信息爆炸时代，媒体与平台当如何？
全民脑补时代的舆论场中，不同性质的事件总是会出现相同的表征，网络暴力、情绪宣泄、新闻反转与事实跑偏等现象，也总以不同的外壳承载着不变的本质。公众习以为常的用想象和情绪等惯性思维去替代事实本身。同时，传播环境的多主体涌入也使得信息相互冲突，思考成本也随之加大。鉴别和解读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在诸如此类事件中，一昧地指责网民媒介素养较低并无实质性意义，因为媒介素养的缺失是历史原因，落实媒介素养教育也不是一日之事，而媒体的正确引导与作为，才是遏制网络乱像的根源所在。
01时效争夺以事实为先，将事实阶段化呈现
新闻的第一性始终是真实性，而事实本身也是新闻的生命，传统媒体在时效性的争夺过程中，应当坚守事实本位，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要求。
反观此次事件，澎湃过于追求热点，而忽视事实与章子欣家人感受的做法，使传统媒体的专业性存疑。与此同时，在碎片化时代，事实呈现变成一个个孤立的点，媒体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应简单是报道者，更应该是事实的核查者，从“单一事实”到“事实拼接”，从“客观”到“核实”，传统媒体也应当将新闻呈现变成一个过程，将新闻事实逐步推进并阶段呈现。新闻从业人员应当以这种方式来履行客观准则，不要一昧地追求时效性，而做“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
02真相就是价值，不必迎合想象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价值五要素的趣味性与接近性的地位不断上移，媒体为聚集注意力，出现新闻低俗化与庸俗化的现象。事实上，不迎合公众想象，立足真相本身，既能获得浏览量，也能收获媒体公信力。诚如此次事件中上观新闻发表的文章《在章子欣家守了几天后：替没有被看见的痛苦辩护》一样，立足于不被看见的事实与痛苦，将新闻背后的事实客观呈现给公众，不仅使这篇文章获得极高的点击率和转发率，也为上观新闻赢得一致好评。
文章链接：
《在章子欣家守了几天后：替没有被看见的痛苦辩护》
03平台应在注意力经济之下权衡社会责任
在衡量流量与社会责任之时，不管是百度负责人还是每一个编辑，都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从原则上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传播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同时，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做好把关者的角色，将伦理失范行为在信息接收和产生效果环节上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体现出正确的价值取向，从而做到舆论引导功能。
回顾曾经的魏则西事件，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在内部邮件中反省到：“因为从管理层到员工对短期KPI的追逐，我们的价值观被挤压变形了，业绩增长凌驾于用户体验，简单经营替代了简单可依赖，我们与用户渐行渐远！”不知道这一次，百度能否正视伦理失范问题，对“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多一些敬畏。
当我们在讨论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伦理之时：
罗生门中，记者可能无法驾驭如此多的细节与事实，容易出现类似披露当事人信息、前后逻辑不自洽等技术性失误。事实核查的多方验证、对采访对象个人隐私的保护，是记者基本的职业素养。正如《在章子欣家守了几天后：替没有被看见的痛苦辩护》里所写的那样——
“关于人性，永远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而媒体有义务去澄清一些猜测。”
这也一直是新闻机构存在的意义与使命。在“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更显珍贵。如何解困？只有靠新闻人坚守。如果想通过一时博眼球，这样也许能够获得一时收益，但最终对媒体的公信力的伤害是巨大的。当下，记者最该汲取两个教训——
1、不要被常识、感情或道德正义所遮蔽，而要学会去体悟他人的生存状态和心态；
2、不要滥用自己的第四权利，对弱者的报道应守住伦理底线。
面对“新闻专业主义2.0”，或许我们应该庆幸和期待，我们的种种行为都将可能成为这种精神的注解，每一个个体都将是这一规则的立法者和参与者，也同时是阐释者和监督者。
回归此次事件，尽管网民的行为有所偏激，自媒体过于宣泄感情，传统媒体存在事实性错误，但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事件发展进程中，我们也很明显感受到，社会热切的关注力与源源不断的正义感。不得不说，新闻传播遭遇着一个最坏时代的同时，也正在迈入一个最好的时代。
最后，章子欣小朋友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痛苦只有快乐，也希望章子欣家人早日走出痛楚，善良之人必有福报。
▲图片来自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