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中美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冲突

杨凯生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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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生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摘要】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信贷投放的思路，必须调整。这个思路不调整就会办更多的银行，办更多的金融业务来维持。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这个任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必须坚持下去。2017年年中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很清晰，要求很明确。但由于碰到了经济下行，再加上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金融工作会议的许多要求并没有落实，没有坚持到底。当时的提法很多，例如金融乱象必须整治等等，甚至提出要分步骤，但是后来由于形势有点变化，工作重点有所调整，应该加一些新的内容，例如新构建国际支付清算渠道。小银行怎么办，大银行怎么办，我们确实要有一套预案。

中美未来在金融方面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会冲突到什么地步。我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有相当的自主权

第一，制度层面。很多人比较担心，会不会逼迫我们开放门户，逼迫我们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市场。前不久我国政府再次重申了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的放开，有些金融机构承诺两年以后不再有股权比例的限制等等。这一点会不会对我们带来致命的影响？应该说，我们自己具有相当的自主权，门到底开多大，取决于我们自己。

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结构中占了大部分，无论是从资产占比还是从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占比，银行还是主要的。大家比较担心，如果外资银行进来自己设银行，股权比例又不加限制，会不会把中国银行业的命脉掌握了。只要我们自己不想把银行的控股权让出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苏联东欧解体以后，东欧有好几个国家基本上没有了自己国家的银行，都是西方的银行，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我认为中国不会走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工农中建交，加上邮储等几大银行，国有股权是绝对控股。像工商银行，财政部加汇金股权加在一起就超过75%，还不算社保以及国有企业在二级市场和其他市场买的工商银行股票。其他几家都是国有控股百分之六十几。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要想控股工农中建交，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现有的国有大股东出让股权，或者大规模增资，我们的大股东不再跟进，再逐渐摊薄库存的过程中外资进入。总之自主权在我们的手里，只要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外资是不可能把控股权拿去的。

其他的银行，以法人机构来算，全国有4000多家，真正上市的48家。把这些大的去掉，再把招商、光大、民生、中信这些股份制大一点的去掉，剩下的比较小的，有可能会通过这样那样的做法达到控股的目的。但是坦率地说，它们在中国的金融市场要想呼风唤雨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要建立二道防线、三道防线

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比较小的行业，比如说资产管理、基金公司、保险，这几个行业如果不做很好的准备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坦率地说，这些行业的管理与银行相比，力量比较弱，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所以在这个方面，就像习总书记2017年讲的，恐怕我们要有二道防线、三道防线。对外的股权比例的放开是开放的一种宣示，宣示以后准备怎么管，二道防线、三道防线的建立必须明确。

比如说，对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包括这些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检查，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我们现在监管机构对国内的机构、特别是对国内的外资机构的处罚，从罚金上来说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我们的行政法规把监管机构征收罚金的权力限制得比较小，比方证监会对通过操纵股市、内幕交易获利的，罚款仅为10万、20万、30万元，和他们的不当得利完全不成比例，不要说违法的，就是违规的成本也是很低的。美联储每年的罚没收入，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不仅针对中国，对西方国家也是那样，不受任何制约，想罚多少罚多少。我们可以重点研究，大门打开以后，二道防线、三道防线要做出监管标准。

美国能否把中国金融机构挤出国际金融市场

在金融运行方面，大家现在比较担心。

首先，美国会不会把中国的金融机构排除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特别是国际结算、国际清算的网络，不再让我们用了，或者阻挠各国的银行和中资银行往来。这不仅影响我们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活动，整个外贸进出口都会受到影响。

其次，这十多年来，已经和上世纪90年代的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SWIFT已经不再是几个大型中资银行国际结算的唯一通道了。比如说工商银行已经建立了一套和SWIFT并行的跨境支付渠道，名字叫FVA。2018年，我们通过工商总行账户办理的跨境支付类的报文，总量是581万笔，其中通过SWIFT走了55.73%，通过本集团的FVA系统走了44.27%，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这里面还有区别，就是国外来报的走SWIFT的多，我们出去的发文已经占到了70%，在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可替代性了。

第三，美国难以控制全球银行。各国的银行，例如工商银行的代理行达2000家，若让各国的银行和中国的几大银行全部切断关系，恐怕没有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也很难，因为有很多的商业利益在里面，美国控制不了。比方美国制裁伊朗，中国则坚持只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定，联合国列入制裁目录名单的，我们才执行，否则不怕他所谓长臂管辖。所以，要把全世界所有的银行思想都统一到美国的指挥棒下，也不是那么简单。

第四，美国对整个中国银行系统的制裁难以实现。美国对中国一家银行的制裁，比如说它切断一家银行的国际往来业务，这和对整个国家的银行系统的制裁不是一个概念。如果它真的宣布对中国的银行业和像对中国的昆仑银行、丹东银行一样进行制裁，它对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进行制裁是有难度的，最不济就是中国的银行业通过互联网方式，比如说网银，通过银行自己的系统直联，甚至恢复到上世纪加入SWIFT之前，以传统的信函传真的方式进行交易结算。实际上，上个世纪加入SWIFT之前，中国银行早就存在，中国工商银行也存在，当然了，到那一步我们是很难受，但不太可能回到那一步。

我们要加快自身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想办法把国内的银行自身的国际清算渠道搞好，起码能做到先直后横，出去以后促使更多的行在我们当地的行开户，因为中国银行现在在海外也是五六十个国家，工商银行也是五六十个国家，在这些国家可以覆盖中国国际贸易的主要地区和国家，可以覆盖主要经济体。

第五，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问题。比如巨额罚款，甚至关门，甚至拘押，刑事处分高管人员都有。我们的西班牙行那几个高管到现在还不准出境，不准他回来，只能待在西班牙。

第六，防范冻结海外资产。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的资产就那么多，还是比较分散的。是不是要适当控制在美国的中资银行的资产总量。我们要时刻教育在美国机构的高管人员和员工，不能违反美国的监管规定，不要授人以柄。因为过去在西方，中资银行的业务来源、客户来源有限，对老一代华侨的业务做得比较多，这些客户有时搞点偷税漏税把钱汇到福建、浙江，中国银行业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方面一定要严格，否则人家说你洗钱。

第七，对美资在华银行的经营状况要做到心中有数。监管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要掌握得很清楚。当然外资银行在中国通常比较小心，但是在业务上的违规肯定是存在的。

第八，注意国际机构对我国金融机构信用的评级。一些著名国际评级机构可能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调低中国的金融机构、甚至调低中国国家主权信用等级。标普、穆迪号称是中立的、有独立性，实际上美国政府是很容易对它们施加影响的。这样就会影响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现在我们的外汇资金里，靠融资来的占小头，主要还是双顺差造成的，所以外汇资金对外融资恐怕还不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标普、穆迪等机构在华业务收入，占他们总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比重，他们也会权衡的。它真敢那么做，那么你爱怎么评怎么评，但是你的业务就拿不到了。实际上，中国的上市企业和准备上市企业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准确，评级公司也难脱干系。这也是一种反制的措施。

第九，汇率问题。汇率在说到底还是贸易问题，贬值有利于我国出口，升值有利于美国对我们的出口等等。外汇储备总量3万多亿美元基本是合适的。到底是保外汇储备还是保汇率，这是两难问题。如果过分保汇率，就要拿出部分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的稳定，如果想固守外汇储备水平，可能汇率就适当要放开。

第十，警惕虚拟货币转移资产。资本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股票、债券、期货等等，资本的外逃总的来说数量是有限的，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个通道的量还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要注意的是被人们推崇的虚拟货币，虚拟货币转移资产的功能我们要警惕。我们其他方面管得挺严，但是虚拟货币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这方面若不控制住，可能会有问题。美国财长对虚拟货币表态比我们更坚决，认为它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

关键是要保持定力，要制定几套预案。不能为了应付一些短暂的事情去有意无意地增加自身的金融风险。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要超常规的信贷投放，必然伴随着两年、三年之后大规模的不良资产的增长。靠牺牲金融稳定来维持眼前的增长是没必要的。

对“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思路

对一些所谓的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问题，思路要清晰。我们现在不提适度监管了，提出要有包容性的监管思路。我一直强调，无论是包容也好，适度也好，应该体现在法规和制度里面；而不是说，明明制度要求是严的，在监管过程中却又允许你变通，这恐怕不行。实际上，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很强，往往出了问题又回过头来再收拾，损失就很大。大家知道P2P热闹了几年，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到现在不过6年时间，已经搞到各地难以收拾，要知道擦屁股是很难的。现在各地公安机关公开说，人也不太好抓，因为一抓人还钱更难了，但是不抓人债权人又闹，出现很多麻烦。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信贷投放的思路，必须调整。这个思路不调整就会办更多的银行，办更多的金融业务来维持。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这个任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必须坚持下去。

现在看来，中小银行办多了。第一，它的负债来源很有限，它没有那么多网点，但又想扩张，于是就靠同业、向大银行借。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美国那几家大银行，比如说雷曼，它的资金来源也是靠市场拆借，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它的流动性瞬间就会丧失，这是很危险的事。银行倒闭垮台不仅仅是资不抵债，只要流动性出问题，不能按期支付到期债务，就垮台了。一些银行谈它们还有很多资产，许多贷款都很优质，但贷款你能拿回来吗？你不可能一天就拿回来，所以流动性出了问题就撑不住。现在这些小银行主要由于资产质量不太好，信誉就不太好。信誉不太好它如果拆借不到，再加上监管机构一管大银行，不允许给它拆，它就要出问题。

银行间的拆借没人管，你自己承担风险。承担两次风险以后，它就老实了，整个市场秩序就比较好了。

2017年年中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很清晰，要求很明确。但由于碰到了经济下行，再加上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金融工作会议的许多要求并没有落实，没有坚持到底。当时的提法很多，例如金融乱象必须整治等等，甚至提出要分步骤，但是后来由于形势有点变化，工作重点有所调整，应该加一些新的内容，例如新构建国际支付清算渠道。小银行怎么办，大银行怎么办，我们确实要有一套预案。

（作者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来源：原载《经济导刊》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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