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社区治理方法论》读后感 || 中国式治理：老年、中年与青年的对话

社会创新说

[中国式治理：老年、中年与青年的对话]

——闫加伟《社区治理方法论》读后感

谭建光/文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是偶然发现闫加伟《社区治理方法论——社会创新者说》这本书的。虽然现在流行网络淘书和购书，但是我仍然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到书店浏览书籍和“淘宝”。这次在书架上看到加伟的书，翻了几页就决定购买了。其实，我感觉《社区治理方法论》的书名有点太“高大上”，容易让不了解内容的人以为是“高深”、“深奥”的学术论著，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不敢购买和阅读。其实，我认识和了解闫加伟，他是个行动中的思考者，一定不是“书斋中”高谈阔论的人。翻阅内容就发现都是来自参与社区治理创新、参与公益志愿服务的思考和观点，非常有睿智、非常有启迪。我感觉对于社区人、治理人、公益人和志愿者而言，这是“一本贴近现实的书，一本艰难前行的书、一本睿智益人的书、一本激励创新的书”。因此，没有受任何人的委托，我自己想写写“读后感”，与广大社会治理实践者、公益志愿服务实践者分享。

一、我与加伟是两代人的思维

     我与闫加伟认识，也在社会治理、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的会议活动中见过，交流不多、相互信任。但是，我一直感觉与加伟是两代人的思维，这次阅读本书，更是明确了这种差异。《社区治理方法论》写作的角度看，加伟是站在中年创新者的视角，一方面与“老年”（传统走过来的人）交流；另一方面与青年（90后、00后乃至10后）交流。如果谈具体感觉的话，我认为闫加伟是从10年、20年、30年后的社会治理、公益志愿远景来看待现实，但是也从现实可行性中寻找路径，不断推向前进、不断走向未来。正如书中所说，“对于社会创新者而言，我们已经无路可退，退不回那个机会遍地的时代；我们面临的又是最好的时代，个人力量的拓展，互联网带来的共享技术，社会发展带来的广泛需求，都是我们的机会，很多方面都需要我们跨界去拓展。”可见。闫加伟他们一代人，以及更加年轻的一代人较多从世界及中国未来社会创新、社会治理、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的发展前景中把握机遇、把握方向，从而启迪现在的探索实验，促成积极的发展变化。相比之下，我们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参与“改革开放”、走进“社会创新”的“老一代”（50、60年代出生），做事比较谨慎，注重现实的可行性和可收效，往往较多考虑五年内能够实施和推进的措施。我曾经介绍自己对社会治理、社会创新的看法，“中国社会创新的‘一体两翼’（党政统筹支持、社会组织运作、志愿服务普及）格局，关键是要形成协同发展、资源共享的机制。社会转型的初期，从原来的‘一统天下’到出现其他社会力量，出现不同出现机制，党政部门及其干部需要转变观念、调整心态；社会组织领袖及成员需要扩大视野、增强责任；志愿者需要提升素质、拓展服务。”这些思维也体现“老一代”治理探索者的特点，就是把握现实、逐步推进、稳步发展、力求有效。

     虽然我与加伟是两代人的不同思维，但是很欣赏他们的超前、敏锐、务实、进取，更钦佩他们的追求与雄心。记得有一次要去上海，我托加伟联系两家民间公益组织进行考察交流。加伟同时提出一个交换条件，要我参与他们举办的公益沙龙介绍珠江三角洲地区志愿服务。我问，“什么沙龙？”加伟说“壹号公益沙龙”。我一下子“惊”住了，上海人就是厉害，举办公益沙龙也要定名为“壹号公益沙龙”。那么，我们其他地区在举办沙龙，无论如何只能选择“二号沙龙”、“三号沙龙”、“四号沙龙”或者“零号沙龙”。也就是说，最有高度、最有亮度、最有影响力的“公益沙龙”便是加伟他们的“壹号公益沙龙”了。其实，他们的思维特点也反映在这本书中，探讨了很多“没有结论”、“没有捷径”的治理问题，恰恰就是超前思考和发现问题，为探索创新提供方向。

二、在“有路”中悟“无路”

      加伟不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人，也非常善于从社会现实中发现问题、发现难题。在社区治理、公益慈善、志愿服务领域，我们经常听到某个城市、某个社区、某个村庄“创造了”什么“新模式”、“新路径”，取得什么成效。一般的干部、社工、专家，就会满足与这种“经验”，进行总结宣传。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犯了这种“肤浅”的毛病，给予肯定的某个“创新经验”，不久就面临难题、难以为继了。本书中，闫加伟剖析许多风靡一时的“经验”，面对复杂多样的社区状况和民众需求，出现种种困境。特别是“按照行政手段去推进深度治理，必然会遇到不尊重社区发展规划、讲业绩、形式主义的问题。推进一个项目，半年就要开现场会，这样的方式对于社区治理，尤其是深度社区治理真的没什么用处。”为此，他敢于在流行的“上面有什么要求，下面出什么经验”，“一片赞歌”、“交互称道”的局面之外，提出深度的思考和质疑，确确实实需要睿智和勇气。

三、在“无路”中寻“有路”

      加伟虽然是一个先行的智者，敢于发现存在问题、面临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坚持和探索，就能够找出不断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不断推动社会与社区进步。所以，他不满足于“唱唱跳跳”、“自娱自乐”的社区参与，为破解“综合社区治理”、“专业服务发展”的难题苦苦追寻。并且，他不仅仅是思考者、分析者，而且一直在身体力行、探索前行。从大学学习社会工作毕业不久，就参与创办“青年家园”，到担任行政职务的时候业余创办“壹号公益沙龙”，再到最终辞职投身“公益苦海”创办“社邻家”社会组织；不仅仅追求自己的社会创新目标，更重要是支持和推动创新人、公益人的坚毅前行。加伟分享他做社群的三点经验，“第一是无我，即你的这个平台要为成就大多数组织机构服务，而不是所有事都为成就你自己这个平台，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当大家都成了的时候，你的平台也就成了。第二个是无为，……第三个是无界，无界就是一定要跨出公益或者不要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专业领域。”这其实就是在“无路”中探寻“有路”的最佳注解，即不被纷繁热闹所迷惑，不被繁杂困惑所迷惑，不断坚信自己的追求和目标，不断聚集志同道合的人群，不断发现可以尝试的路径，不断推动社会的点滴进步。

四、“娜拉进来以后”怎么办

     阅读这本《社会治理方法论》的时候，非常奇怪的是我脑子里经常闪出“娜拉出走之后”的名言。90多年前，鲁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的时候，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个人意识觉醒之后，走向社会面临的生存与生计困境。现在，经过90多年后，我们却面临“娜拉进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即每一个自我意识觉醒、强调个人利益的的人聚集在社区，如何生活与共存。自从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彰显个性和强调利益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特征。尤其是90、00后的个性观和利益观非常突出、非常特殊；这时候，反过来激发老年一代的利益和维权。如是，在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中，不是什么事情好不好，而是什么事情“不触及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找不到“不触及利益”的事情，结果不作为的时候引起利益群体抨击，有作为的时候引起利益群体攻击。因此，我提出“娜拉进来以后怎么办”的命题。

      如本书中说道，“建公共设施可以，但是不能动了我的利益。如果侵害了我的利益，我就是不同意。就像加装电梯，一楼居民就不愿意；垃圾分类建垃圾房，靠近建设点的居民就不愿意，这些都是深度利益问题。”我们不能说这些利益群体“不懂法律”、“不讲公德”、“不理解他人需求”。从道理上，这些“娜拉”和“娜拉们”对很多法律、政策、规章、措施都了解，但是都是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条文，忽略对自己不利的条文。当社区生活“极度利益化”的时候，就无法开展对于公共利益有任何好处的事情。加伟的书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也没有仅仅谈大道理说“不应该怎么样”；而是结合许多相关的问题和困境，提出不断细化治理思路、完善治理措施，并且不断根据社区情形变化而调整创新的策略。这些并非“高大上”而是“小巧灵活”的思路、策略，对于社区工作者、社会公益人都是有启发和指导作用的。

五、路是人“踩出来”还是“走出来”的

      鲁迅也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世上原本没有路，人走的多了，就成了路。”然而，现代社会生活中，不论是社区治理，还是乡村治理，就面临“路”的困境和难题。因为，有些人明明知道“走路”的方式，却总要“踩路”。从“踩路”的恣意到“走路”秩序的协商有漫长的过程。过去，总以为只有文化素质低、缺乏见识的人“难打交道”。现在的社区治理却出现很多新的情况，不少人单纯从自己的利益和兴趣出发，随意“踩路”，造成社区关系紧张和社区工作受阻。正如书中描述，“上海某区有一个规模超大的楼盘，居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特别强，自发组织动员的能力也很强，也有一些民间领袖，通过网络动员起来，以前是BBS社群，现在是微信群。动不动就联合起来，网上签名，联合抵制，一签名就是上万人规模，导致很多好事也办不下去。”这些能够运用BBS、微信、微博的人群，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都不低，但是却有益忽略其他群体的需求（有些可能是非常迫切的民生需求），只考虑自己或群体的舒适安逸，造成社区治理频频受阻。为此，不论是老旧小区还是高档小区，不论是文盲老人还是高知人群，重新建立社群意识和社群关系，回归“邻里互助”、“邻里谦让”，营造和睦友善的社区关系，都是非常必要，但是，这需要经过艰难的磨合过程。当今人们培养“走路”的理性和秩序，不仅仅靠讲道理、提要求，还需要法规的支持和伦理的支持，让每一个人在社区治理的环境中都倾向正面的思考、接受理智的选择。

六、社会治理的“经验”与“专业”

      近年来，一直强调社区治理、社会服务的专业化，引进了社会工作者、心理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等等，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如闫加伟分析，一到综合治理的“深水区”时，这些“头头是道”的专业却使不上劲，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有时候，还是需要“老书记”、“老主任”的土法子，不论是“果断裁决”还是“软硬兼施”，都能解决问题。因此，“专业”的水土不服如何医治，“经验”的固步自封如何转化，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思考。其实，适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更多社区管理者专业素质发展，促进更多专业人士积累社区经验，都是非常必要的。加伟在书中写道，“我一直有不少困惑：成都社区营造为什么能发展成今天的样子？……我经常去成都，每次都会进行深入的参观，和当地的机构、社区书记，以及委办局领导交流，所以我对成都市社区营造有了自己的感受：成都市的社区干部做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特别强，做事认真，求知欲和投入度都非常强；成都市自市委书记到各级干部都非常重视社区营造，成都的社区建设特别有活力。”从这种描述看，成都的一些部委办领导、区街领导、社区书记主任就是不断了解和学习专业知识，将党政工作与社区营造有机结合，创造许多新特色、新变化。我在现实中也接触不少这种“专业型”领导，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个街道新任党工委书记，找我过去，第一句话就问，“谭教授，志愿服务能不能从1.0升级为2.0。”我问，“什么是1.0，什么是2.0？”书记说，“1.0的志愿服务就是文明创建、扶贫助困、邻里守望，这些我们还要做。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2.0的志愿服务，即宜居环境、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务。”为此，该街道在开展“关爱行动”十年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做法和路径。所以，越来越多的基层领导、党员干部学习和掌握社区治理的专业知识技能；越来越多公益社会组织的人员积累社区治理的“土经验”、“土办法”；相互结合才能够探寻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阅读闫加伟的《社区治理方法论——社会创新者说》，有感而发，零零星星谈了一些观点，希望获得作者以及更多有兴趣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进行交流沟通，共同为社区与乡村的善治探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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