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员记录的威海卫投降真相

长期以来，北洋海陆军在威海卫的投降过程一直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曾有一种说法称投降是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后由部分军官盗用丁汝昌名义所为，出自洋员戴乐尔的回忆录《在中国牵线》（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但戴乐尔并未亲历投降过程，他的回忆录是转述了其他洋员的说法，主要来自德国炮术教习瑞乃尔（Theodore H. Schnell）的记录。

受甲午战争史学者孙建军先生的启发，2012年我在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查找到了瑞乃尔报告的原文，分两期刊登在1896年的《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上，在此译出以飨读者。

                                                ——译者

德国炮术教习瑞乃尔

瑞乃尔与中国留德学生在梅本的克虏伯公司火炮试验场

威海卫之围（The Siege of Wei-hai-wei）[1]

致《京津泰晤士报》编辑：

尊敬的先生，在去年十一月的《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有一篇上述标题的文章，作者为“本杂志在中国的通讯员”，我的名字在文中被粗暴地对待了。

我能够并且希望，澄清我在威海卫这段历史中的所作所为，但我因为被痼疾所困，所以之前一直未能如愿。

但我可以保证，如果能够得到您的同意的话，对于“O.C.C.[2]”所说 “丁提督的印信被一个自发组成的委员会所使用，但没有成员特别希望接受此举受到的赞誉”之言，下周我将献给读者们威海卫事件的另一面，并揭示此神秘的投降事件的真相。谨颂，

台安

TH.瑞乃尔

威海卫之围[3]

致《京津泰晤士报》编辑：

尊敬的先生，在去年十一月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上，有一篇上述标题的文章，作者为“本杂志在中国的通讯员”，他对于大多数贵报的读者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这篇文章中我的名字多次在意思含糊的语句中出现，这些语句可能导致严重的误解。这是由于以下的情况：

在我从威海卫回来之后我曾为我的政府写了两篇文章，即：（1）《威海卫之战》（Der Kampf um Wei-hai-wei），这是一篇按时间顺序的对军事事件的描述，后来在6月16日的《科隆公报》（Cologne Gazette）上发表；（2）《威海卫的投降》（The Capitulation of Wei-hai-wei）。后来在这里成立了一个调查法庭，德璀琳先生作为主席，罗道台[4]和盛道台[5]作为陪审员，作为我的证词，我向法庭呈送了这份文件的副本，其立场是完全客观的。现在《布莱克伍德杂志》提供的内容，主要是马格禄上校给中国政府的报告；而我的两篇文章显然并未透露给“O.C.C.”，个中原因只有向其提供信息的人才知道。

因此，如果尊敬的编辑先生能够在贵报上刊登拙作，我将十分感激，至少登出我第二篇文章的概要，以使读者们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

威海卫的投降

当我们丢失了大陆上的炮台后，部分炮台的火炮随即转向了我们，我们的兵力折损严重，且被困在几艘军舰和一个连一只老鼠都跑不出去的小岛上。我们被四面包围，严寒，夜晚对我方军舰的鱼雷袭击，最后，还有我方鱼雷艇队的临阵脱逃，使得我们舰上和岸上的守卫部队陷入绝望。高级军官自裁以得解脱，水兵们希望战斗，却失望地发现军舰仍停泊在刘公岛边，而所有与大陆的通讯都被切断了，敌人占据了大陆沿岸，并深入内陆数英里。炮台里的守军看到我们的鱼雷艇队于2月7日脱逃，并由此推测，我们的大舰不久也会步其后尘，抛弃他们这些士兵，任他们由入侵的敌人摆布；这意味着，根据他们从旅顺口的目击者那里听到的消息的推论，岛上的所有人，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将被屠杀。因此，在当日的晚间，他们决定为了他们自己行动起来，于是他们集体在无军官带领的情况下走上街头游行，大喊大叫，并四处开枪，他们想占领一两艘军舰，这样就可以在紧急状况下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了。后来几个军官跑来寻求洋员的帮助，对付他们自己手下的士兵，情况对洋员和中国军官来说都变得非常严重。

洋员们，除了马格禄[6]与郝威[7]留在舰上以外，因为无法为中国官兵做更多的工作，所以当时都住在岛上。于是他们当晚在附近的俱乐部开会，并一致认为在士兵中普遍缺乏勇气的情况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文明国家中有光荣的有条件投降之举，而且我们相信，如果告诉他们在文明的战争中是不存在杀害那些在困境中尽力苦战到最后的降军的事情的话，他们或许仍然会坚持战斗。洋员们在深思熟虑后邀请了吴道台[8]加入他们的会议，因为这是能采取的阻止守军暴乱的最好方法了。吴来了，与他一起来的还有马道台[9]和一些中国海军军官。他们都承认士兵们暴乱了，当前的形势极为严重。洋员们通过我的翻译，向这些中国先生们提出了他们先前的解决方案，并建议应向丁提督说明在欧洲国家中通行的有条件投降的形式，他应以公告的形式，告知陆上和舰上的士兵，如果他们能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则保证他们最后的生命安全；用这种方法来给予他们持续战斗的力量。道台答应他将就此写一封信给丁提督，于是会议便结束了。戴乐尔[10]先生随即在他的房中根据记忆写了一封信给马格禄上校，阐明了当前的情况。当他向我读这封信的时候，我认为它没有表达正确的意思，但我也不予理会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再写一封。当时是半夜1点。2点钟时格卫龄[11]医生和我再次被陈游击[12]和林颖启管带叫起来，他们以牛道台的名义让我们去旗舰上，向丁提督解释情况。他们说牛给丁的信已经送去了。格卫龄从隔壁房子里叫来了戴乐尔先生，这位先生说愿同我一起前往，而格卫龄和中国人却出乎我的意料并未前来。

在旗舰上我们发现两个提督都在睡觉，且给他们两人的信都未拆封。丁在读了他的信后说道：“我当然会救兵勇们的性命，我也认为你们建议的是唯一可行之途，但在我实行这一步骤前我必须得先死。”我回答道，当前需要的只是让士兵们了解光荣的有条件投降的用处，以使军令得以恢复，并给他们战斗到最后的勇气；但如果提督坚持自尽，这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可怕的，而且无积极作用，我们恳请他就当我们的来访并未发生过。丁然后决心等几天，因为他期盼陆上的解围。当丁提督与我在桌子一边用中文交谈时，马格禄和戴乐尔在另一边，用英语说着同样的话题，我听到马格禄不停地喊叫：“如果他们不愿意战斗，那该怎么办呢？”但随后丁问起马格禄对此的看法，他却答不上来了。

当时所有出席的人都未想到，在这整个过程中，水兵们都在甲板上的天窗口听着。那么为什单单只有我受到了指责呢，是因为我后来如此健忘？不然的话，我还不如干脆拒绝接受这次任务，因为我不能也不会对一个像丁提督这样的官员窃窃私语！但要么是丁没有想到水兵们在听着，要么是他并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否则的话，他在静静地读完牛道台的信后，就不会就此话题与我交谈了。自从我开始身不由己从事自己并不擅长之事以来（那时是在大陆上），这是我在威海卫战役时唯一的一次作为任何团体的中间人，顾问或翻译，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当前的问题对于我服务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且是有益的。

这一悲剧的第二幕于2月10日早上在“镇远”号上上演。我觉得，舰上几乎聚集了舰队中所有的官兵。我被一些水兵召来，而且如我一开始所料，也是被提督所召。在会议厅里，我发现张将军[13]也与丁在一起，他后来告诉我，他是被强行带上船的，马道台与舰队的管带们也是如此。他们看上去都十分沮丧，有些还在痛苦地哭泣，毫无疑问，舰队已经发生了总哗变。所有人看上去都十分无助。丁一直静静地坐着，悲伤地望着那些在他身边的人们。突然他站起身来，走近一群管带说道：“你们的兵士们如果想杀了我请便，但要让我像他们要求的那样将舰队开出去是做不到的。”我正要离开这悲苦的一幕，此时丁让我去甲板上对水兵们讲讲道理，试着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军舰和岗位上去。我立即答应了，除了军官以外的所有人都跑到甲板上听我要说些什么。我开始解释战争是如何因两个君主统治的冲突而爆发的，它又是如何成为各行各业的人的职责，尤其是陆海军军人的职责，打败敌人以保护自己君主的权利。我继续说道：“你们必须尽一切手段战斗到最后，你们还有军舰，大小火炮，步枪和刺刀，而且如果所有这些都被夺走了，你们还有两个拳头来保护你自己（我提高了嗓门）。如果最后你仍然被征服了，也并不是说你接下来就会被杀掉。你们的提督有拯救你们性命的办法，因为如果你们表现得英勇的话，敌人就会尊重你，敬佩你。”此时人群中有人喊道：“旅顺口的事又怎么说呢？”我答道：“旅顺的守军无耻怯懦而且残暴，激怒了敌人，决不手下留情。但我以性命担保，这不会在这里发生，这是因为，”我总结道，“如果你战斗到最后就会赢得嘉奖和荣誉。”他们立即都跪倒在地，做着乞求的姿势，一起嚷嚷起来。当然我坚持只听一个代表的发言，于是他们推出了一个人来到我面前。他说：“最后时刻已经到了，我们无法再继续战斗一小时；你说到军舰大炮和其他武器，但军舰都系泊着，所以武器也就没用了。每天晚上敌人都用鱼雷击沉几艘我们的军舰，我们随时处在被淹死的危险之中。我们乐意开船出去战斗，但我们拒绝在这束缚中被杀死，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人也会因此脸上无光，还会被株连处死。”同时他们又再次聚拢，且一起异口同声大喊起来。显然这一哗变已难控制，于是我去找丁提督，向他建议，将他的军舰都炸沉，把炮台也炸掉，空着双手投降。丁也知道没有别的去路了，因为他不敢，或是他的上级不同意他尝试率领他的舰队残部突围，他立即同意了这一建议，并下令做好准备，一旦得到他的命令就炸沉所有军舰。我发现管带们显然都同意了这一命令，但说来也奇怪，这些准备一直未能进行，这似乎是因为水兵们不愿毁掉他们逃跑的最后工具——他们的军舰。我离开军舰后，丁提督决定，希望遵守命令并在需要的时候战斗的水兵应回到他们的舰上，其他的都登岸——去岛上。极少有人回船上，但他们也不准备服从其长官的命令。我不知道这一安排。我在那天下午又重返舰上，正在甲板上走着，一个洋员告诉我军令恢复了，所有人都希望继续抵抗。虽然这只是搪塞之词而已，我当时也相信了，并跑下楼到会议室里，为这一转机向可怜的丁表示祝贺。我立即发现自己是被骗了。丁坐在他会议室的一个阴暗角落里，极为孤独，他的表情是如此沮丧，令人同情，这对于所有认识他的旁观者而言都是另人心碎的。他依然是那么彬彬有礼，他直到最后仍极有礼貌且心地善良，他站起来，与我握了握手，随后长叹一声，我试图让他振作起来，让他忘掉关于自尽等颓丧念头，但他只是叹息着。我仍然无法相信，在这一见面的36小时之后他就离我们而去了。我一生中从未遇见过——即使是在基督徒中——比丁提督更慷慨，更慈善，或更英勇的人。

第三幕是发生在丁提督与张将军服毒自尽的时候。2月12日凌晨4点，牛道台前来我处，在告诉了我丁与张已于凌晨2点去世的可怕消息后，他问我关于时局的建议。他申辩道没有一个军事领导者我们别无他路唯有投降。我告诉他，他现在身担全部责任，为了荣誉他应当尽可能抵抗更久。他建议现在正统领舰队的马格禄应写一封降书并由他将其带给敌军。我向他解释道，日本人极有可能连他也不接受，因为他不是中国人，而如果我们一定要投降的话，他，这位道台，应亲自去见伊东司令并商议停战；但在所有其他事情之前，他需要照丁提督已经答应的那样，摧毁军舰和炮台。他刚同意了我的要求，四五个人就闯了进来，即郝威，马格禄和两三个中国海军军官，其中有吴提标[14]和陈游击。郝威完全没注意到道台，进来就说道：“现在怎么样了？”我回答道丁提督与张将军都去世了。郝威听了像个恶棍般地叫道，在这个国家里什么秘密都守不住，然后转身对身后的人说道：“我建议我们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我答道，我们想要知道这是什么计划，郝威说道：“这就是，丁提督写一封降书给伊东司令等等。”我立即对此表示抗议，说道，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再写信呢。马格禄此时加入了谈话，他说丁提督留下了一封对于这种状况下事件处置的信。我要求看这封信，但却是徒劳的。在一段我与郝威之间的私人插曲之后（我之后就几乎没见过这个人了），郝威拿起一张宣纸，在上面用铅笔写下如下文字，他一边写一边大声读道：“丁提督致伊东司令。为免不必要的流血我恳请将我的舰队和军港降于阁下，并为此请求遣散所有中外官兵。”我抗议这些行为，并声明在投降前须毁掉所有的军舰和炮台。吴提标说到：“现在做这些已经太晚了，明天一早敌人就将进港。”我答道：“当然不会，敌人不知道丁提督已经死了，而且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请你不要急急忙忙的，而是仔细考虑一下这重要的一步。”他无言以对。这片写着郝威铅笔稿的小纸条被一位海军军官拿过去，翻译成了中文，盖上丁提督的印信，并由其中一艘挂着白旗的炮艇送去了日本旗舰。

郝威与马格禄等人的这一计划是有系统的，他们知道丁与伊东是多么好的朋友，他们同样害怕毁掉军舰和炮台会大大激怒敌人，或许将对他们，这个团伙中的人更加严苛。而且他们中间有一个主犯，他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在见第一面时就被枪毙或绞死。

于是洋员们心中最优秀的中国人，丁提督，不仅失去了他的官衔，他的舰队，他的命运和他的生命，而且因为一些恶棍冒险家的低劣把戏，他还失去了他死后的荣誉，而这对于这个国家中他这样地位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以上是根据我一切所知和所信写成。谨颂，

台安

TH·瑞乃尔

附言——谨另附上一份《科隆公报》的副本，其中有我的文章：《威海卫之战》，以供浏览。

T. S.

[1]译自《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1896年2月15日。

[2]即“Our Correspondent in China”（本杂志在中国的通讯员）的缩写

[3]译自《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1896年2月29日。

[4]即罗丰禄，时任北洋海军营务处总办。

[5]即盛宣怀，时任津海关道。

[6]即John McClure，时任北洋海军副提督。

[7]即George Howie，又译浩威、好为，甲午战争时志愿来华参战。

[8]原文为Wu Taotai，因威海卫投降时并没有吴姓或伍姓道员在岛上，因此推测是报纸编辑误将瑞乃尔手稿中的Niu录成了Wu，此处Wu Taotai应当就是下文中的“牛道台”，即牛昶昞，时任总理威海水陆营务处。

[9]即马复恒，时任北洋海军营务处候选道。

[10]即William Ferdinand Tyler，时任“定远”舰帮带洋员。

[11]即W. Kirk，时工作于刘公岛海军医院。

[12]原文为Commander Chen-ta-fu，因Chen-ta-fu显然不是人名，或为“陈大副”的音译。此处或指陈恩焘，时任北洋海军提标总领全军军械委员。

[13]即张文宣，时任北洋护军统领。

[14]即吴应科，时任北洋海军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