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40年：一个伟大的时代，始于尊重人性与常识 ||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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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到2018，40年风雨同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奋进。

这一切的起点，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习近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中国是如何从危难中重新奋起的？让我们重回40年前的峥嵘岁月，回到初心，回到起点，回到人民。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在决定恢复他职务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8月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会议上，他采纳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意见。原本还是按照“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老办法招生，文件都已经发出去了。

邓小平很急迫，问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高考招生还来不来得及改？”刘西尧说，要是推迟招生日期，那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

邓小平急于改变教育现状，是有客观原因的。早在复出前两个月，他就尖锐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他觉得教育是最大的差距。

在8月6日下午的座谈会上，清华大学负责人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些话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今天看，这些话都是常识，但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大会开幕前一天，有关部门负责人打来电话，对讲话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是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是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全称判断，而说“有了一支”，是特称的、部分的判断，意思是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不是“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听了汇报，说第一条意见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接受，维持原样。

在关键问题上，邓小平从不含糊。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此拉开。邓小平坚定支持了这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平壤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庆祝活动之后，没有回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天津等地视察。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后来被学界称为“北方谈话”。这些谈话口碑相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思想基础。

如果说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压卷之作，1978年的北方谈话则是开篇之作。

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说：“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这段讲话中已经呈现出来，这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后来，他更形象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提出要打破平均主义。9月15日他在哈尔滨说：“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20日在天津说：“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

邓小平还谈到引进技术改造企业，“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

邓小平也在考虑体制问题。他反复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

改革开放是从给予农民、国企、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探索权开始的。不放权，无改革。邓小平对旧体制的反思，开启了新体制的探索之旅。

改革开放在今天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词语。很多年轻朋友觉得现在的生活理所当然，也有很多人对现实充满抱怨。但对年长一些的人们来说，改革开放是他们心中永远神圣的图腾。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年代什么都是好的、完美的，而是说，只有在这个年代，每个人才有可能找到独立的自我，独立思考，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为之努力，而且努力总有回报。

而在改革开放肇始之时，中国人的生活和自由，远不像政治口号中那样“虚幻的美好”。

1977年，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局局长的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他一边放映纪录片，一边说，美国农民韩丁（威廉·辛顿）一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产150万斤粮食。他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

当时在中国，每年人均占有粮食不到600斤，从1958到1977年粮食产量年增1.9%，全国人口年增1.9%，相当于人均粮食供应毫无改善。1977年，占全国人口的82%都在农村，却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17元，2.5亿人生活在当时的贫困线（100元）以下。由于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自发进城的农民被称为“盲流”，要被遣送回乡，甚至关押和强迫劳动。

在城镇，消费品供应严重匮乏，食品衣物严格限量供应。肉类每人每月一般只有半市斤到1市斤。饭不够吃的情况很普遍。1977年，全国职工人均月工资48元，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19元。在那不堪回首的计划经济时代，新华社内参曾经反映街上很多人“披头散发”，有损形象，经记者调查，发现是发卡供应不足。副总理李先念亲自主持调集钢材生产发卡，很快又发现，制作发卡的设备不够。

在毗邻海外的地方，不少人因为饥饿，活不下去，被迫逃离故土。在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有一段原广州军区守备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卓基旭写的话，描述改革开放前宝安、蛇口一带的情况——“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上世纪60年代，有关部门发过一个材料，叫《人间地狱——香港》。《人民日报》记者奉命到宝安了解群众逃港问题，办了一张过境耕作证，随逃港群众到了九龙，才发现这里并非“地狱”。有逃港者哭着对他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遂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逃港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久，许多逃到香港的人又回来了。

改革很伟大，但改革的道理一点也不复杂，就是生活的道理，生活的常识。如同习仲勋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接受访谈时说的话，“千言万语说的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因为真的意识到自己落后了，中国开启了一个学习的年代。

1978年，中国派出许多代表团出国出境考察，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考察行列。

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影响最大的是谷牧副总理所率的西欧五国考察团，一行30余人，考察了15个城市，花了一个多月。他们看到西欧国家的高速公路已经形成网络，瑞士发电厂用计算机管理，巴黎戴高乐机场用电子设备引导飞机起降，西德不来梅港的货船在吊运集装箱。他们原来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完全没有想到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

回国后，谷牧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第一，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他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商品、技术方面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良机；第三，国际经济运行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凡是对我们有利的，都可以采纳运用。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先念听了发言表示，外边的情况谷牧这次出去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

|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考察

9月13日，邓小平在辽宁钢铁基地本溪的车站上，接见当地负责同志。他说：“你们本溪特别是本钢企业的潜力很大。不仅你们这里潜力大，全国各个地方大大小小的企业、各个方面的潜力都很大。要挖掘潜力，改变落后面貌。你们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崇洋媚外！你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长期把自己锁在本乡本土，不了解外界，不与外界交往，闭关自守，只能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邓颖超的建议下，决定印发《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和《苏联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4份简报。还有有关部委代表团出国考察的一些报告，供与会代表参阅。

开放，让中国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己。从差距中奋起追赶，激发出巨大的动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这就是人性，人需要激励。正确的机制，是能够激励人奋斗、给予人回报的公平竞争的机制。

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有一张“蛇口创举”图，上面列着蛇口创造的11个第一，其中有一个叫“第一次推行定额超产奖”。

那是1979年夏天，一声炮响，填海造港，蛇口工业区动工建设。首批基础设施中有个顺岸码头工程，由于沿用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工人缺乏积极性，进度不理想。每天8小时工作，每人只能运二三十车泥土。作为施工方的交通部四航局想了个办法，规定每人每天的定额为运54车泥土，完成定额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每车奖励4分钱。工人劳动热情迅速被激发出来，一般人每天能运八九十车，最多的一天运了131车。

同样的人，制度变了，精神面貌就变了。工人们提前来上班，下班后主动检查车辆，怕出什么问题影响第二天的运输。有的司机为了多拉车，甚至少喝水，因为可以少上厕所。四航局局志记载，“工程自1979年6月24日进场，于1980年2月25日提前33天完成，创造了特区港口建设的奇迹。”

但这样的奖励制度和当时的有关规定相冲突。规定是，职工每人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额。1980年4月，工地接到上级指示，立即停止奖励制度。

袁庚是工业区负责人，他急了，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内参，反映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工期延误。一天后，胡耀邦就做了批示，他说：“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8月1日，工业区恢复超产奖励。

沿用几十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体制，就是这样被打破的。好机制，才能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减少人的慵懒性、随大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