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和转换
朱熹
道学并不是道家传统，宋明理学本来就叫道学。宋史里面给理学家立传也是道学传，当时的人也自称道学，理学是后来的叫法。
道家之道与儒家之道，远说了同源，但是主流上有很大区别。道家的道重在指自然之道，而儒家指伦理人道。
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道”这个字的词源，“道”在早期是比较具体的，就是指道路
后来指方法、规范，在孔子时代，我们可以看见“天道”、“人道”的提法。
”天道”、“人道”这样并列，说明当时的人是区分天道、人道的。
我们看后来老子道德经里面道被提到一个宇宙起源的、主宰的地位，但这时候我们说它是“本体”还是有问题的，老子的道有一些本体论意味，但是更多的是宇宙论。
道是万物的始祖，万物由到演化来，道与器有先后连续的关系，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存在与所有存在的关系，老子化了大量篇幅解释什么是道。
所有说，大家要读书，读原著，而且要全面的读，不可一知半解就认为前贤都错了，难道前贤全是昏乱之人？
更关键的是，老子一书出来的比较晚。并不能代表老子那个时代的思想，代表的是战国时期道家思想。
老子就不讲了，讲讲孔子。子曰：天道远，人道迩。儒家主要说的是人道，儒家之道的产生，郭店楚简是一个重要环节。
《性自命出》列出了这样一个结构：天 命 性 情 道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习而后定。喜怒悲哀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
前二年讲座，问题是大家都不懂，现在讲座问题是大家都懂点，很多朋友就拿知道的那一斑代替全豹。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我说这些的主要要说明，天道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神圣一物。天道是一种观念，它的产生是有过程的。
按，这在后世的一种表现就是”心-理“关系问题，不要把天道神秘化。
神秘化的基本是来唬人的，从远古伏羲时代到左传、吕氏春秋、汉儒，有一个”“向外求理”，即找天道的传统。
但是人家也不是神神叨叨的，而是非常具体的观测星象、自然，然后才得出天道如何，人道应遵循如何。
这个过程看书可以看得出来，洪范在这方面论述的很有说服力，但是太繁琐，总之，大家要明白。
古人的天道是具体的，是几千年观测出来、量化了的，不是今天动则“你悟道了吗？”来唬人的。
古人那些天道论述能一一从天文学上对应出来。
有一门学问，叫天文考古学，这么学问后来失传了，于是很多骗子打着天道的名称出来了。
但是，孔子的学问，或者说孔门正宗，是不赞成这种天道思维的。
孔子回归人心，从人的具体感觉、需要出发，以人为本。所以理学家说孔孟，这是正宗，把荀子和董仲舒排除了。
荀、董还有很大差别，荀子比较接近今天的科学家，董仲舒则是古代天道观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董仲舒对儒家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他的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孔孟是人文的，是以情定理的，汉儒是向外求理的，刈天道定人事。
当然，如果细看，董子对心性方面的心得也很多，但这些在汉唐之间没发挥多大作用，发挥作用的主要还是经学，主要是公羊学。
至于人事与天道关系的直接论述，人事出于天道，这些问题是魏晋时期玄学辩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今天的很多命题，是古人反复争论过的，后很多种意见，朋友们不可只见其中一种，就拿来奉为圭臬。
多读书，就会发现这些观点的反对观点也很多，也很有道理，比如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好了，我们说，经学是汉唐儒学的主流。它的特点就是，办什么事、设计什么制度、案件怎么处理等等，要从经中找依据。
汉朝开始立五经博士，后来发展到十三经，这里面都是有复杂的利益争夺的。
但是经学在隋唐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经学有个特点：不讲理。
一个问题追问到一定地步，它的论证方式就是：这是圣人说的，这是经的意思
但是人家佛祖是外来的，是不承认你圣经的预设的。
事实求事地说，真是论不过人家，后来，理学就出来了。
理学家其实是“入室操戈”，即入佛学之门户，夺佛学之方法，回来捍卫儒家基本价值。
但它捍卫的也就是儒学的基本价值了，不再像汉朝一样事事找天道依据。
宋史·五行传上明说，灾异之事，是虚妄的，我们今天再记这个，就是记个事儿而已。
天理是理学的最高范畴，一切事物都以天理为依据，是天理的演化，宋儒把三纲五常等基本价值就说成天理。
这里面有个问题，既然一切都是天理，那么善恶也都是天理。各种矛盾性都应该消融于天理之中，这样，最后天理只能是个空概念，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形式概念。
但是，宋儒又老用天理一词指具体的人伦，但是具体事务的是非又不能混淆，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更重要的，在理（礼法）与人的个性之间的关系。
在理学中，作为普遍性规范的天理与先验的。这样，人生下来就要服从一种权威性的社会关系，这种权威性是不容质疑的。
然而，礼法、道德法律、社会制度习俗等等，与个人的个性欲求总是免不了有矛盾的，也就是“理欲”“性-理”“理-心”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变化不大的时候，一个好的时代，社会规范（礼）与个体欲求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是当社会大变化的时候，矛盾就明显了。
明朝的时候，据说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整个国家还是农业社会，但是思想中心，产生心学的那些地方，却都是发达地区，提前进入了市民社会。
我们看看三言二拍、水浒传、金瓶梅等名著，会有明显感受。于是，“天道”遭到 了怀疑。
其实是具体的天道，即礼法道德这些东西遭到了怀疑，质疑者本身也往往用抽象的天道的名义来反对旧礼法。
比如，周礼说，王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朱熹就说，一夫一妻是天理，三妻六妾是人欲。
这种意义上说，理学对汉学是一种革命，但是这种革命是不彻底的。对天道的形式意义保留了下了，换了里面的内容。但仍然承认一个先验的、不容质疑的社会权威。
也就是说，生活还是笼罩在权威体制下的，不过是开明了些，具体问题上可以提意见，根本上仍要保持权威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那是“天理”。
但是心学就不这样了。心学其实是理学的一部分，理学在处理普遍理性和个体性的关系时，以普遍性理性为先，普遍理性在形式上是先验的。
经过几百年讨论后，普遍性和个体性的关系被颠倒过来。它的哲学表述就是“心即理”、“良知之所知便是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出”、“人欲之恰当处，便是天理”。
大家看，先验正确的那个权威、那些规范不见了。人心，个体的人心为社会立法。它的革命性、颠覆性、民主性大家自己看吧。
先到这儿，欢迎提问。
来源 东方时事解读QQ文化B群
王阳明
附注：文章均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与立场，不代表“东方时代环球时事解读”及其网站、公众号的观点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