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丨我国语言学理论译介与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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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值此岁末年初之际，以当代语言学几个主要分支和流派为例，回望国外语言学理论在中国译介与发展40年取得的重要成就，或许也可以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觉醒”提供语言学方面的注脚。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语言学界思想逐渐解放，对外交流逐步增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如叶蜚声在为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撰写的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对于国外，中国语言学敞开了交流的渠道。图书资料的传播，专家学者的互访，使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了西方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新兴的理论方法和汉语研究的主要成果。”而在催生这一繁荣局面的诸多因素中，外语学界众多专家学者（也包括能够熟练运用外语进行工作的汉语界学者）对国外理论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与汉语学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国外理论的吸纳和创造性运用，是两股并行的重要力量。围绕着这些理论的译介与应用，外语界与汉语界从各自为政到相互合作甚至深度融合，取得了很多令人惊喜的成果。如果以数量计，仅以收录在CNKI文献库中的文章为例，以“语言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1978年之前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多数都是个位数，最多也不过几十篇，而1978年之后则数量每年过百篇，新千年之后则每年都超千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言学在过去40年繁荣发展的状况。而在这一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对国外语言学理论的译介和吸纳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以下从生成语法理论、功能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的译介和本地化发展等几个方面，回顾了中国语言学在中外理论融通方面所做的努力，以管窥中国语言学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辉煌历程。

转换一生成语法是美国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能力的天赋性和创造性的理论。与以前的语言理论仅仅研究语言的现象如语音、语法等不同，把研究语言的内在能力放在重要地位。认为语言能力是说某种语言的人对这种语言的内在认识，是一种可以了解这种语言的本质的能力。它具有创造性，是一种内在的先验能力，故说某种语言的人在听了一些句子之后，可以创造出一些他没有听到过的句子。因此，其研究对象是内在性语言（指人脑对语法结构的认识，以心理形式体现），而不是一般语言学家所研究的外表化语言（指言语行为，说出的话，音义结合的词句等）。其研究范嗣限于人的语言知识或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的使用，即它一般不研究话语的社会内容、交际功能和说话的环境等。转换一生成语法分为句法、语义、语音三部分。

主要理论：乔姆斯基认为语法主要包括基础和转换两个部分，基础部分生成深层结构，深层结构通过转换得到表层结构，语义部分属于深层结构，它为深层结构作出语义解释。语音部分属于表层结构并为表层结构作出语音解释。强调从认知学的角度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解释，区分先天的语言能力和后天的语言知识，认为语言有生成能力，是有限规则的无限使用，转换则是生成的重要手段。

影响：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很大地冲击了当时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先天机制，他认为不仅应该研究语言行为，而且应该研究语言能力，转换-生成语法就是关于语言能力的理论。他认为布龙菲尔德等人的理论只是研究了语言行为，不能说明语言能力。语言理论应该解释人类天生的语言能力，他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理性主义的，而布龙菲尔德的学说则是经验主义的。

生成语法学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语法学。其研究对象是内在性语言，而不是一般语言学家所研究的外表化语言。外表化的语言指言语行为，说出来的话，音义结合的词句等；内在性的语言指人脑对语法结构的认识，以心理形式体现。

生成语法学研究范围限于人的语言知识或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生成语法学一般不研究话语的社会内容、交际功能和说话的环境等等。过去结构主义语言学以观察语言现象并把它分类为目标，致力于搜集和处理语言素材；生成语法学以描写和解释语言能力为目标，提出语法假设和理论来揭示其规律，说明其原因。例如它要说明儿童为什么能在2、3年内学会语言。

生成语法学与传统语法学的一个区别，是它使用数学那样的符号和公式来规定概念，表达规则，所以称为形式化的语法。生成语法学家采用数学模拟的方法进行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大脑的一种独特的认知系统──语法系统，因此乔姆斯基认为它属于经验科学，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学，最终将归入研究人脑机制的生物学。乔姆斯基说，与其把生成语法看作一种理论，不如看作一门“学科”，其性质和研究方法与以往的语言学有本质的区别，而与其他自然科学则基本一致。

一般人认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有4个发展阶段，但是他本人认为只有两个转折点。下文按他本人的意见，分语法规则系统和语法原则系统两项来叙述。早期的生成语法学家研究以数学的集合论为语法研究的基础。他们认为，每种语言都是句子的无穷集合，不能列举，只能用规则描述，因此学语言的人不可能一句句地学会，必须掌握语法规律。但是，一般人虽有说话和听话的能力，却并不意识到有哪些规律在起作用。生成语法学家认为，应该假设一套规则来描写语言能力。例如用语类规则来描述句子、词组等各种语类的内部结构，用 S→NP+VP来表示一个句子，句子（sentence）由一个名词词组 (noun phrase）加上一个动词词组（verb phrase）构成。这种精确的、 形式化的语法称为生成语法。20世纪80-90年代曾邦哲从符号学的系统科学（《结构论》）观提出英语的语序结构由Vi.j.、Aj.v.(l.,a.,m.）、Nc.u.、P(C）四种词符的六种关联或连接模式相加展开构成。

他们认为，传统语法学的规则太含混，只能意会，不易发展成精密科学；结构主义语法学的规则又内容太贫乏，只能作成分分析，不易揭示丰富多彩的语言规律。他们主张采用更加灵活的规则──转换规则，以便反映出下面这种规律：“他吃了这个苹果”，“他把这个苹果吃了”，“这个苹果他吃了”，这3个句子虽然表面不同，但彼此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转换规则也用形式化的符号表达，例如用X—V—NP→NP—X—V表示名词词组NP在句中变换了位置。用转换规则的语法叫转换语法，既生成又转换的语法叫转换-生成语法。现在一般称生成语法。

人的语言知识不仅有句法结构方面，也有语音和语义方面。例如我们都知道句子中哪个词应该读得最重，某个句子是什么意思等等，因此完整的生成语法应该包括音系规则和语义规则，分别描写人们头脑中潜在的音系知识和语义知识。

乔姆斯基于1957年后做了几年研究，到了1965年便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成语法系统，包括语类、转换、音系、语义 4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有一定的顺序关系。每个子系统都有一套规则，规则之间有一定的使用顺序，像用数学公式一样，逐步推导出句子来，不同的规则推导出不同的句子。这样，生成语法系统好比一部机械装置，运转起来能够生成某种语言中的一切合格的句子，而且只能生成那些合格的句子。

80年代的语法原则系统 经过不断研究，生成语法规则越来越丰富，规则系统也越来越复杂，结果是有利于描写，却不利于解释，不利于说明儿童怎么掌握语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乔姆斯基从70年代起另辟蹊径。他认为，语法能力体现在辨别哪些句子合格，哪些句子不合格上，想要反映这种能力，不一定靠假设具体的规则来生成一切合格的句子，也可以靠假设更概括的原则来排除那些不合格的句子。他觉得，掌握语法主要是掌握一些抽象的原则，于是他逐步转而深入研究什么是原则，原则有什么作用，有什么特点。

原则的第一个作用是限制句子结构。例如“他不怕生病”可以改说成“生病，他不怕”，但是“他因为生病没有来”不可改为“生病，他因为没有来”。这是因为前一句虽把“生病”提前，动词“怕”能够管住后面的“空位”，后一句把“生病”提前，介词“因为”就管不住后面的“空位”了。这种空位他认为在语法上属于“空语类”，它必须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就不成句。这种对句子结构加以限制的原则叫做管辖，它是一个概括性原则，可以说明许多现象。例如英语要表达“谁买了什么”，可以说 Who bought what，但不可说What did who buy；要表达“他看起来年轻”，可以说 He seems to be young，但不可说He seems is young；又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可以省略主语，英语、法语却不可以。以上现象，表面上好像彼此毫不相关，其实与空位的管辖有关。

原则的另一个作用是限制语义解释。在“小张说小李批评了他自己”中，“他自己”指“小李”，不指“小张”；而在“小张说小李批评了他”中，“他”可以指“小张”，不能指“小李”。这是因为“他自己”所指的对象必须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他”所指的对象则不在此范围之内。这个把语义解释加以限制的原则叫做约束。它也能说明不同语言中的各种现象，假如把以上这两个句子译成其他语言，语义解释也受到类似的限制。除以上所说这两条原则以外，还有其他原则，共同组成语法的原则系统。由于80年代的生成语法用原则系统取代了60年代的规则系统。现在通常用“管辖与约束理论”来概称对普遍语法原则系统的研究，简称“管约论”。

原则有普遍性，又有组合性。几条原则配合起来可以说明一组语言事实，另外几条原则配合起来又可以说明另一组语言事实。用为数不多的原则就可以解释各种语言中千变万化的现象，就象使用组合式家具那样方便。用普遍语法的组合理论最能说明各国儿童为什么都能在短短的2、3年内掌握如此复杂的语言，这在乔姆斯基看来，就是揭示人脑语言思维规律的科学假设。

评价和影响 对于生成语法，人们毁誉不一。当前活跃在国际语言学理论界的孟德鸠语法、广义的词组结构语法、词汇-功能语法、关系语法等各派学者均与生成语法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他们接受乔姆斯基某些观点，却又反对他的另一些观点（见N.乔姆斯基）。但是有两点大家基本上承认：生成语法与比它早出现的理论相比，有根本突破；对比它后出现的理论有巨大影响。

中国国内最早引介功能语言学的文献是1977年由方立、胡壮麟和徐克容合写的《谈谈现代英语语法的三大体系和交流语法学》。

1978年，国家选拔优秀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学习，其中包括胡壮麟、龙日金、杨潮光等，受赵世开等人委托和启发，他们在悉尼大学语言学系跟随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M. A. K.Halliday）学习，学成归国后，将功能语言学的核心理论思想带回并进行传播，对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此后，外语学界的学者们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国外语言学》《现代外语》等为主要阵地，从不同的专题入手对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做了研究、评述和引介，如徐盛桓关于主位、述位的研究，黄国文对有关信息结构理论的引介，林纪诚对语篇结构理论的介绍，以及张德禄关于语域理论的介绍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胡壮麟、朱永生和张德禄合著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功能语言学。同一时期出版的功能语言学专著还有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等。此外，胡壮麟主编的《语言的系统与功能》、朱永生主编的《语言·语篇·语境》、任绍曾主编的《语言·系统·结构》三本论文集，也是这一时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汇总性成果。以上述为代表的文献，为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领袖人物韩礼德与中国语言学界的渊源关系。据胡壮麟介绍，“韩礼德的学术思想首先来自中国，在他的脑海中我们不时看到王力、罗常培、高名凯、陈望道、朱自清的身影”。这可能也是功能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界发展势头强劲的一个重要促动因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语言学与国外语言学的相互启发和融通。

特点：

第一、系统语学家十分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及如何实现这些社会功能，所以系统语言学家集中力量去发现和描写由于社会情境和说话人的情况不同而产生的各种语言变体，以及这些变体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

因此，系统语言学最容易应用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它与文体学也有密切关系。这一特点正是系统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的根本区别：系统语言学从社会角度研究语言，不重视语言的心理基础；转换生成语法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语言，不过问语言与社会的紧密关系。

第二、系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做事”的一种方式（a form of ‘doing’），而不是“知识”方式（a form ‘knowing’）。在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后，类似于这样划分乔姆斯基区分的是“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韩礼德的区分是“语言行为潜势”（linguistic behavior potential）和“实际语言行为”（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r）。这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言语”上，他们都认为言语是讲话人实际说出的话。他们的区别在于如何认识“语言”。韩礼德认为，语言不是人的一种知识能力，而是“文化和社会所允许的选择范围”，也就是“在语言行为上所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所以，所谓“语言”就是讲话人“能做”什么，所谓“言语”就是讲话人“实际做了”什么。乔姆斯基所说的“知识”是语言的心理学范畴，“语言能力”是个人的特性；韩礼德的“做事”的方式属于语言的社会范畴，即语言与环境的关系，“语言行为潜势”属于一个语言社团的特性。这一点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区别于转换生成语言学乃至其他众多语言学派别的重要标志。

第三、系统语言学比较重视对个别语言以及个别变体的描写，并且认为这种描写本身就是语言学的目的之一，而不是为了发现语言的普遍现象。转换生成语法更重视发现语言的普遍现象，调查个别语言只是一种手段而已。用韩礼德的话说，语言间的普遍现象不仅琐碎，而且本身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人类语言共同遵守的规则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掌握或学习的，因此研究这些规则对于促进人类交际没有多大帮助。相反，只有语言间的差异尤其是这些差异所体现的文化差异才是真正重要的，认识和掌握这些差异会有助于克服其造成的交际障碍。在这一点上，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派无疑是针锋相对的。

第四、系统语言学用“连续体”（continuum）的概念来解释复杂的语言事实，引进了“阶”（scale）和“精密阶”（scale of delicacy）两个概念。…刘润请《西方语言学流派》301页这样一来，在实际的语言描写中，系统语法既能从最简单、最明显的切分入手，逐步进行越来越细致的区分，又不忘记包含细小概念的更大范畴。

第五、系统语言学以“系统”作为基本范畴。韩礼德继承了Firth的“系统”概念，把语言看作是一套系统。每一个系统就是语言行为中的一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即在特定环境中可以选用的一组语言形式。“系统”这个概念是系统语言学的出发点，是它区别于其他语言理论的根本范畴。

形成背景

1.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 1884-1942）+《社会学渊源》3点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以研究土著文化著称，是“人类学功能学派” 的创始人。他对语言理论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强调语言的功能，强调语境研究的重要性。他使用“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探讨语义，认为话语应放在全部的生活方式情景中去理解，话语的意义实质上就是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人的活动。

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的思想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为后来的弗斯“语境学说”（contexturalism)和韩礼德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铺垫。（韩礼德语言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纯理功能的思想受马林诺夫斯基影响，马研究土著人的语言时报导过土著人使用语言是为了表达“寒暄”功能，“实用”功能和“巫术”功能。寒暄功能相当于韩氏的人际功能，通过一定的语言表达建立人际关系，但在深度上不足。后两者相当于韩氏的概念功能，涉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内容，但人们要表述的过程概念不止于此。）

2、弗斯（J.R.Firth, 1890-1960）

弗斯在语言学研究中所持观点有四：⑴语言学的中心是研究意义和语境；⑵英国的语言学家应讨论语言学史；⑶应当研究音系学，特别是他本人发展了“音韵分析”（prosodicanalysis）的模式；⑷应当研究和描写印度和南亚诸语言，特别是拼字法和音系学。他在⑴和⑶方面的成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罗宾斯：“语言学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和弗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他的语言环境理论，或更概括地说，是他在语义方面的语境理论，和音位学中的韵律分析。”）首先，就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来说，第一项甚为重要。受马利诺夫斯基影响，弗斯认识到语言研究应采用功能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弗斯认为语言学的主要目标是分析话语（utterance）的意义；鉴于话语是在真实语境下进行的，它们所衍生的意义应当与语境有联系。在这方面，他丰富了马利诺夫斯基的语境理论，制订了情景语境的具体框架：

（1）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人物、人品

a. 参与者的言语活动

b.参与者的非言语活动

（2）有关事物

（3）言语活动的影响

其次，弗斯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语言系统（langue）和言语（parole）。相反，他坚持的一个分析原则是区别“结构”（structure）和“系统”（system）。结构包括内部句法结构的成分，这些成分在相互可以预期的顺序的情况下各有位置。可通用的项目或单位的系统用来说明这些成分的聚合价值。由于弗斯把“系统”一词重新定义为聚合关系，他的学生后来发展了系统语法（systemicgrammar）。

再次，弗斯认为语言是说话人所谈事件的集合，是活动的方式，是做“事情”的方法，因此语言学家应当研究事件本身。弗斯的这些观点使得英国的主流语言学家基本上走的是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的道路。所谓系统就是“聚合”，就是“选择”，而且是第一性的观点，决定了语言的使用和发展离不开社会，这相当于中国“约定俗成”的传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渊源》胡壮麟

3、弗斯→韩礼德

对弗斯的评价：

关于弗斯的语言理论，英国学家刚特·克利斯（GuntherKress）曾提出两条中肯的批评意见。

第一，弗斯从来没有全面的、系统的阐述过自己的理论，他的论文之间缺少一种有机的联系，所以人们很难找出其理论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弗斯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术语或范畴来使各个层次上的描写联系起来。（例如，在论述语境功能时，他没有规定各种语言单位的语境都是什么，他们之间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等。他的音位理论也缺少一套系统的术语。）最后应该加上一条：弗斯的文章意思模糊，文字晦涩，很难读懂。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说，虽然弗斯受到了很多批评，可是批评者“一般都不懂得弗斯说的究竟是些什么。”！！！（《西方语言学流派》刘润清外语教研社1999年298页）

继承和发展了弗斯的基本理论并把它系统化地表述清楚了的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

韩礼德从弗斯那继承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是“语言环境”（context of situation），认为语言与典型的社会情境有密切联系，并受其影响。韩礼德进一步发展了“语言环境”学说，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语言，提出语言学中的社会符号学。第二是“系统”（system）概念。但他重新规定了“系统”意义，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范畴。

（韩礼德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系统理论的背景》中写到：当然，“系统”这个概念是源于弗斯的，系统理论也由此得名。与其他大多数基本的概念不同的是，这里所讲的系统只是存在于弗斯的理论框架中，而大多数基本概念（后面！）在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家中颇为常见，尤其是欧洲的流派。——《韩礼德语言学文集》）

（语言系统这个概念是由索绪尔最早提出来的，即索绪尔把语言称作一个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的符号系统。这以后，大多数语言学家把语言看作是“系统的系统”，是“语言单位按一定次序，并且在层次与层次之间有关联的排列”。系统的概念在伦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中有了新的定义。

弗斯把语言的聚合关系叫做“系统”，把组合关系叫做“结构”。叶姆斯列夫区分了语言的抽象的“系统”和“过程”，系统的底层是聚合关系，过程的底层是链接关系，即组合关系。<；概论>14页韩礼德的系统思想把语言系统解释成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个步骤一一实现后，便可产生结构。）

也就是说韩礼德避免了弗斯的缺点，把自己的理论阐述的清楚明了，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式，准确定义了术语的含义及各种关系，正因为这样，他的系统语言学影响较大。

在当代中国，认知语言学拥有一支规模比较大的研究队伍，占据着较大的学术舞台。认知语言学的早期译介是从海外学者对汉语事实的研究开始的，根据束定芳的研究，最早译介认知语言学的文献，是黄河翻译的戴浩一（James H. Y. Tai）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Temporal Sequence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由《国外语言学》于1988年刊登。之后的几年里，《国外语言学》又连续刊载了两篇关于戴浩一的译介文章，拉开了中国内地学者接触和研究认知语言学的序幕。这两篇译介文章是：由叶蜚声翻译的《以认知为基础的功能语法刍议（上）》和《以认知为基础的功能语法刍议（下）》。其后，《当代语言学》《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和《现代外语》作为主要阵地，刊发了大量译介和原创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其中多数研究是针对汉语现象进行的，因而更容易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和认同。其中代表性的文献有：沈家煊的《“有界”与“无界”》和《转指和转喻》、袁毓林的《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束定芳的《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林书武的《国外隐喻研究综述》、文旭的《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观》等。以上这些译介和研究工作为2001年首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提供了强有力的背景支持。之后十几年里，认知语言学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外语界学者与汉语界学者的互动甚至合作，极大地推动了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创立者：乔治·雷可夫：认知语言学的其中一位创立者，提倡隐喻是人类日常语言活动中的必须认知能力。戴浩一：台湾“国立”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教授，是少数的华人专长于认知语言学。王士元：香港中文大学现代语言学系暨中研院院士，另一少数的华人专长于认知语言学。王寅：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中心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是近几年国内认知语言学的领军人物。出版了几部相关专著，其《构式语法研究》是国内首部有关构式语法的著作；并发表了几十篇相关论文。张敏：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著有《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

与形式语言学的区别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形式语言学相反，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能力，而跟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紧密相关。第二，与形式语言学相反，认知语言学认为句法作为语言结构的一部分并不是自足的，句法跟语言的词汇部分、语义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后者甚至更重要。第三，跟形式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研究语义总要涉及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第四，跟形式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的各种单位范畴，和人所建立的大多数范畴一样，都是非离散性的，边界是不明确的。第五，跟形式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还在承认人类认知共通性的同时，充分注意不同民族的认知特点对语言表达的影响。

语义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比较晚，一般认为，语义学的建立以法国学者米歇尔·布勒阿尔（Micchel Bréal）1897年出版的《语义学探究》（Essai de Sémantiques）一书为标志。语义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与此相似，其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甚至更晚。这一点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中国学者一直都非常重视语义的研究，例如传统训诂学对词汇语义的研究、文字学研究中关于意义的研究等，即使是在引进和借鉴形式句法理论时，国内多数学者都坚持把对语义的研究放在非常重要甚至头等重要的位置上；而另一方面，关于语义的研究又总是与关于其他层面（如句法、词汇、文字等）的研究融合在一起进行。将语义学开设为一门独立课程，主要发生在外语学界，且课程设置沿用的是国外的方式。在中文系的课程中专门开设语义学的院系并不多，而且相对更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外语义学著作和理论的翻译和引进（如利奇的《语义学》），国内专注于某一流派体系而撰写的语义学著作开始出现并产生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邹崇理的《逻辑、语言和蒙太格语法》、蒋严和潘海华的《形式语义学引论》、方立的《逻辑语义学》等。上述三部形式语义学著作，都是以蒙太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运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建构起来的自然语言语义学为基本理论框架。虽然这些著作有时因偏重引进和介绍而缺乏创造性的语言事实分析，但作为一种单纯理论体系指导下的语义学教材或介绍著作，其开先河之功不可忽视。

在中国，最早引介语用学理论的是胡壮麟1980年发表在《国外语言学》上的《语用学》一文。时至今日，语用学在中国的引介和研究已近40年，这是伴随中国当代语言学走向开放和繁荣的40年。文旭曾对新世纪前20年的语用学研究历史和成果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评价，客观而清晰地介绍和评述了将语用学介绍到中国的一些早期代表性论著。其中点评到的除胡壮麟《语用学》外，还有戚雨村的《语用学说略》、何自然的《近年来国外语用学研究概述》、何兆熊的《90年代看语用》等论文。著作类则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和《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等。以上述这些文献为代表的研究对于语用学在国内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以形式语用学为例，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引介国外形式语用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例如潘海华关于篇章表述理论的介绍、邹崇理关于话语表达理论的评述文章等，都是形式语用学理论引介的早期专题综述文献。进入21世纪后，北京语言大学方立教授曾专门为博士生开设形式语用学的课程，为形式语用理论的推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21世纪以来，形式语用学的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吕公礼的《形式语用学浅论》、徐盛桓的《常规关系与语句解读研究——语用推理形式化的初步探索》、蒋严的《形式语用学与显义学说——兼谈显谓与汉语配价研究的关系》、刘根辉的《形式语用学研究综论——简论汉语形式语用学研究发展的思路》等。这些论著代表着进入新千年后语言学界对形式语用理论新的思考成果。

2008年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韧弦的《形式语用学导论》和2011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走近形式语用学》，则是两部较为系统地研究和引介形式语用学理论的专著。前者主要介绍了形式语用学的学科缘起、研究特点和研究工具，并详细探讨了对语用现象和语用问题进行形式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后者则涉及更为广泛的形式语用理论运用问题，可谓关于形式语用理论运用方面的一个集大成者。这些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国内关于形式语用学的研究工作已经初具规模。

40年来，中国语言学在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介和应用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就总体而言，在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介和吸纳方面，还存在引介居多和局部修正居多、批判和创造性发展不足的问题；有的研究中理论与事实“两张皮”，甚至还有用事实迁就理论的现象。特别是以“小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对其成功的创新性发掘和发展还严重不足，空白地带极大。近些年来，有不少语言学家致力于寻找“符合汉语语言实际的语言学理论”，而如何在借鉴、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合适的结合点，则始终是一个需要再思考的问题。

但我们应该看到，过去40年中国语言学走的是一条开放之路，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拓展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才有了今天语言学的繁荣发展。国外语言学理论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宽广的人类语言学视野重新审视包括母语汉语在内的所有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继续保持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介和国内理论自身发展的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强调的趋势，就是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封闭式地、简单地划分“X语语言学”或“Y语语言学”的做法多有弊端，故近年来关于连通汉语语言学与外语语言学，将语言学设立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在学科建设、机构设置等方面积极协同配合。在高等教育内部机构改革与设置的实践中，人们也在进行着打通中文与外语，从一级学科角度系统建构语言学学科的尝试。例如北京语言大学2018年新成立的语言学系就旨在从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全方位打通汉语和外语两个源头的语言学研究，深度实践来自中外两个不同源头的语言学理论体系的融通。这方面未来还有很多开创性的工作需要去做。

编 辑｜黄雅琳

校 审｜徐丽华、张笑贞、吴强、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