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投视角丨宏观经济增长背后的技术研发、创新及其可持续性

经过约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进入到创新驱动、改革驱动的新阶段。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力量，也成为中国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激励技术创新的关键是要引入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的引入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这也导致近年来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受到政府、实业界、金融界的高度重视。

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作为连接创新创业企业与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不仅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传统债权融资以外的新模式，为资本市场输送上市资源，还可以利用并购协同机制帮助上市公司紧扣其产业上下游的纵横布局，或基于深度客户数据维度衍生的生态布局，为上市公司找到增长的“第二曲线”，书写新的价值篇章。

回首2018年，中国经济从经历“去杠杆”、“脱虚转实”、传统产业转型的刮骨阵痛到抵御海外政策变动的冲击，从房地产市场的急骤降温到对外投资增速的突然放缓，从汇市、股市的双重激荡到以中兴、华为事件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跨国产业冲突，真可谓是风云诡谲，跌宕不休。

在这种旷世难遇的背景下，2018年下半年科创板即将出炉的消息，反倒像是为国内资本市场吹来一股暖风。如果科创板真的兑现，不仅能使创投项目的投资退出渠道更加多元，还有望带动资金向新兴高科技产业中初创企业和高成长型企业流动，一级市场的吸引力将得以增强。

目前，科创板整体推进节奏迅速，预计2019年上半年各种细节将有较大概率会密集出台。当前创投机构除了可以积极参与前期拟上市企业的推荐，还可以进行来年的业务调整，特别是对有可能挂牌科创板的企业在财务、法务、商务、战略等多层面上加大辅导力度。总之，科创板带来的福音让国内投资机构倍感兴奋。

当然，监管层对科创板企业上市要求较高，具体来讲，标准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科技研发能力上。从上海经信委对外提供的资料看，科创板推荐企业要在全球或者国内行业地位明显，企业不限于盈利，但收入要具备一定规模。除主营业务、营业收入、净利润之外，还需要填写拟挂牌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收入比、已授权专利个数和行业排名。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重大科技创新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科技无可争辩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但是，一直以来却没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阐述清楚，创新究竟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关于创新、研发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理论，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什么是创新？从广义上来看，创新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不断拓展对世界的认知并进行创造革新的活动。创新的本质是突破，突破常规的事物、技术、解决方案、文化、制度和思维定势等等，最终为了发现或创造有价值的新事物、新技术、新的解决方案、新的文化、新制度和新的思想。我认为，一切能提高社会生产力、产生经济价值的技术突破、文化进步和制度改革，都应算作创新。

我们很多学过经济的朋友都知道熊彼特先生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者将不同的要素进行新的组合，通过各种方式、方法、途径去改进和创造新事物，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熊彼特先生他更加强调创新的标准是能否通过变化创造出经济价值，如果一项创新只是像很多科研院校里束之高阁、套政府经费的论文，那就是伪创新。

生产力的飞越，离不开技术进步。在经济史上，关于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曾经出现过至少三种学说：

新增长学说后来出现了很多变种，大家添砖加瓦式地将“制度、文化”等引入模型，而且也是从一开始作为外在参数到最终不断内化，成为基础性变量。

举个例子，经济学家阿罗借鉴新增长学说的内生化思维，提出了"干中学"模型，把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模型。它是研发模型的一个变种模型。他从普通的劳动与资本的科布-道格拉斯常规模型收益生产函数，推导出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他从普通的劳动与资本的科布-道格拉斯常规模型收益生产函数，推导出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上。

在阿罗的模型中，技术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而，正如人们在经济增长中所看到的，技术进步不仅是渐进的，而且有时也是突变的、跃进式的。后一种技术进步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推进作用，但阿罗的模型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近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罗默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理由是“（他）将技术创新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展示了知识作为长期经济的驱动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催生了大量鼓励创新和长期繁荣的法规政策的新研究”。他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正是在于他明确指出“技术进步或知识对于生产的贡献是报酬递增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他也因此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拓基者和引路人。

图1 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经济增长因子

图2  全球经济增长曲线

全球经济在工业革命前，几乎没有出现高幅度地增长，这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现象并不是常态的，技术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在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出现和发展之后，在均质化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比例相对饱和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曲线反而呈现近似垂直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一定是有特殊的技术、人力资源、制度、文化的变化导致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当然这还可以解释为何如今AI、基因技术等如此受欢迎，为什么中国还在强调要不断深化制度改革。

关于自主研发能力的作用，投资人沈南鹏近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发展）主要来源是技术创新。只有拥有科技发展的高地才能让产业更健康地发展，信息科技、生命健康、工业制造等等领域无一例外。优秀企业在强大的执行力以外一定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在过去五年里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在营业额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是企业、行业竞争力提升，质量提升需要长期付出非常值得的“成本”和“代价”。即使在消费服务行业，用高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能力、质量也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道课题，做好这道题，差异化和高效率才能产生。”

特定技术突破或许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全面的增加是与社会的资源投入成正比的。这说明了社会对教育和研发长期投资的重要性。为了实现特定技术的突破，罗默的学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其实：应该更加提倡研发行为中的有序积累。

这两年流行一种叫“无序科研PK有序科研”的讲法。“无序科研”指没有组织的科研，研究方向和目标不固定，科研人员自由发展，各自为战。“有序科研”指像华为、兰德、野村等机构一样做有组织的科研，有长期坚持的方向，有明确的要攻克的目标，有固定的研究团队。当然，像北欧或日本的一些科学家，为了满足一个人朴素的好奇心，长期沉迷于研究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或是面对肉汤表面为什么会有油花打破砂锅问到底，长期锲而不舍地沿着一个方向执着地研究下去，直至攻克最终目标，也算“有序科研”。但是，很遗憾，咱们中国的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做的科研多为“无序科研”，很多科研人员爱干啥干啥，自己根据需要找关系找课题做，拿到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以能拿到经费、获得奖项、职称和发表论文为目的。很多单位也不管其学问的真实含金量，浮于表面，浪费社会公共资源。

与无序科研相比，有序科研目标明确，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合力，长期术业专攻，能够锲而不舍，无坚不摧，更容易实现突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实验成功、中科大教授潘建伟团队搞定量子存储高维纠缠、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这些其实都是通过长期有序科研攻克的。

新增长学说认为知识具有共享属性和部分排他性。正是得益于这些属性，知识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共享属性，又称非竞争性。知识的共享属性，即创造新知识、新技术可能成本高昂，然而新技术一旦创造出来，就能够被反复或者无限利用，反复运用的边际成本会逐渐降低甚至为零。

排他性，即无权排除他人使用。知识的部分排他性是指，知识不仅具有总量不变的人力资本，而且具有可以无限增长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是竞争性的，具有排他性，同时由于技术最终体现在创新产品中，它又是部分排他的。因此，知识就产生了“溢出效应"。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或劳动要素投入的规模报酬通常被认为是递减的。在企业内其他条件不变时，单种要素投入越多，刚开始边际报酬递增，但是，到达一定规模后，边际报酬会出现持续递减，最终经济增长只能实现人均产出的均衡，不会出现企业持续增长。但新增长学说认为当知识要素被作为商品投入生产时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也就是说，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将会导致经济的持续增长。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垄断阻碍了技术传播，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高通、苹果这样注重专利保护的企业备受诟病。对此，内生增长学说认为，只有在研发创新的产权确定并受到保护时，市场才能充分发挥其分配机制的作用。如果没有专利权、著作权、商标等这些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市场就会任意模仿，创新的激励作用就会减小，而经济增长就会放慢。罗默认为，社会必须允许创新带来的利润垄断，才能够激励企业大量投资在创新活动上，加快知识累积。

罗默在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做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罗默提出的四要素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研发创新）。其中，内生强调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自变量。

什么叫“内生”？举个例子，种庄稼，庄稼长得好不好，跟日照时长有很大关系，但是日照之类的条件是“外生”的。“内生”呢，更强调经济增长靠教育，靠学习和研发投入，特别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过加强学习来累积企业组织的知识和技能，会对未来经济的增长提供持续支持。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研发。罗默关于“重视研发和教育投入；将技术进步摆在了经济增长的重要位置”的价值主张和方法论，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创新突破有很大启发。中国正在从过去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型为靠技术研发和知识进步的新经济时代，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在线教育、职业教育等行业的发展，与研发能力、劳动力技能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早日通过自主研发掌握核心科技，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也很重要。拿贸易战来说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曾坦言“中国技术过多依赖西方转移，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是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的主要原因”。

当然，我们做投资，实践大于认知，不能陷入公式化模型的局限中。罗默说到底，是一个学者，在现实的经济运作中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节。他曾经践行的“宪章城市”实验不仅涉及其缺乏对制度文化的基础性认识,还涉及一个经济学家对理论和现实之间背离感的盲视。很多时候，教育、知识、技术、研发的发挥不仅受到产业类型差别的影响（有些行业就是更需要发挥激励机制、品牌营销势能和商业模式的作用，技术并不是其根本的价值驱动量），还需要制度和文化的保障和引导。试问，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制度文化，对技术研发不重视，如何发挥其作用呢？

所以讲，不管是做投资还是做企业，仅从技术创新角度考虑是不够的，必须要系统考虑，其中特别要重视制度创新和文化环境（包括外部的行政法律制度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保障。

在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上，我们要尊重创新，营造保护创新产权的法治氛围，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机制，促进有效创新向知识产权的转化，从根源上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引导企业将资源向研发上倾斜，逐步加强企业的自主研发实力。

此外，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主选择创新方向，以提升用户感知价值为主要目标；在考虑国家战略需要的大前提下，让高校和科研机构摆脱行政桎梏，尽量在市场需求导向下做资源配置，让研究成果更多地从象牙塔向生产应用中转化，让产学研无缝连接，让创新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够更广泛、更高效地体现。

四十年来中国以技术模仿、技术转移的路径不可能长期有效，加强自主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中国近、现代发展史表明，转向自主创新的道路，必须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做保障，同时争取先让一部分企业先尝创新的甜头，保护先创新的企业的产权收益，通过鼓励风险投资的介入，让先创新的企业刺激后创新的企业，产生正向反馈。

最近有一本书很火，叫做《华为研发》，小君推荐大家有时间看一下。华为是中国创新研发型企业的旗舰，每年研发费用占收入比不低于8%，而且每年递增，2016年研发支出比甚至高达14.6% ，高达764亿元。过去10年，华为累计研发投入超过了3130亿元。但是，企业最终都是需要盈利的，完全让企业去坐冷板凳，去默默承受技术研发的时间和成本，在税务、商务、融资环境等多头压力下，实在有些为难企业主体。

而且，很多宏观尺度和精微尺度下的技术突破，很多事关国家战略安全，商用价值短期又难以体现，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企业在盈利压力下很难坚持走完完整的技术研发周期。基础技术的研发创新，投入大、周期长、回报慢，在当前这个人心浮躁、鼓吹赚快钱的经济环境下，潜心静气做研究，甚至要坐十年、二十年的冷板凳，对企业特别是基础薄弱的民企而言，实属不易。所以，基础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如果完全由市场决定是很难的，是需要政府引导的。

幸运的是，中国经济的实践者——政府、国企、民企、金融机构还有那些有作为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们，大家已经开始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远重于增长的速度上。近几年，反复提及的供给侧改革，就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最直接举措，许多新经济领域的商业模式，如补贴、预约、即时配送等服务，未必能带来直接的GDP增长，但是提升了生产和服务的效率和体验，最终受益的是国民总福祉，给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此外，目前中国各级政府除了越来越强调要通过贯彻法制、制度变革，例如奖励中小微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多种方式为企业创新营造文化环境和制度土壤，同时，还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直接投资。

图3  近年来政府引导基金增长态势

股权投资，从本质上讲，投的是未来。被投项目具备良好的持续成长性，投资有机会方能取得巨大成功。虽然企业的投资标准包含很多内容，但成长性始终是核心。对被投企业而言，创新是本质，成长是结果。投资机构考察企业的成长性，关键在于寻找到保证被投企业持续增长的核心要素，这些因素可以表现在品牌、技术、管理、文化等很多方面。不同类型的企业所关注的创新及成长关键点不同。对于偏消费类型，特别是侧重终端应用场景类型的企业，品牌、营销、商业模式对提高消费的效率和体验有着强有力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例如，剃须刀品类等已经基本完成技术迭代，技术突破带来的产品溢价空间不大。

但是，对那些偏产业基础层、中间产品层的知识技术型主导的企业，是否拥有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研发人员和技术创新体系，是判断其成长性的关键。但是从科技企业发展的特点来看，它们属于轻资产，研发投入相对较大，所以一般在早期或中早期，很难获得传统性企业如银行的资金支持。在这种背景下，早期科技型企业为了更新技术、吸引人才，必然还是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股权类资金的支持是其最好的选择。

图4 科技型企业的发展模式：“技术+投资”

但是，不得不强调——技术研发，说到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打通科技成果变为市场价值的转化梗阻，拓宽转化通道，需要各方携手，加大科技服务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协同创新力度。从发展的角度看，可持续增长需要有长远的布局，对重点战略性产业作出提前安排，或者超额资本资源配置，使产业在发展中利用即将到来的技术拐点寻找弯道超车的机会。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对新经济企业特别是科创企业如何持续增长及其背后的研发驱动机制及其方法论的认知，也是在不断研究和探索中的，如何更好地将通过政策制度、文化、股权投资等多个抓手，攻克中国众多科创企业的研发瓶颈，可能是迎接中国经济下一波奇迹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