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合作 | 制度与行为经济学的解读

2001年前后，我正在从事包括林业产权制度在内的林业相关制度研究工作，收集了较为丰富的数据资料，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分析工作，在颇感困惑之时，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为我提供资助，令我有机会到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做交换学者。在出发之前，我拜读了斯密德教授所著的《财产、权力与公共选择——制度与行为经济学》的中译本（黄祖辉教授翻译），发现这是很好的一本专著。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以后，除了学习伍德里奇教授开设的《计量经济学：现代视点》和其他教授开设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等课程以外，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斯密德教授的电话，说想听他为博士生开设的《制度与行为经济学》课程，没想到，斯密德教授说：“欢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中国制度改革的问题。”《制度与行为经济学》每周2次课程，每次4个小时。在课堂上，斯密德教授时而若有所思，时而双手抱头，时而低着头，有时他会突然问听课人一些问题，使得听课人非常紧张和尴尬。

随着我们之间交往的深入，突然有一天下课后，斯密德教授告诉我：“璨，这周三，我们在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一块吃午饭，可好？”此后，我们每周三或周四共进午餐，午餐已经成为一种托词，我们就制度与行为经济学有关问题展开讨论，有时会持续到下午三四点钟，有时他会建议再读一些相关文献，为下一周的面谈提供话题。在交谈过程中，我认为有必要将斯密德教授讲授的书稿译成中文，但在2001—2002年，他的书稿尚属于初稿。在得到斯密德教授的授权以后，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洽谈并达成了出版协议。鉴于我们对原著尚未充分理解，加之原著系初稿所出现的不足，当时的中译版尚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2003年后，斯密德教授又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更新了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的内容，加之对原著理解不断加深并与作者保持着密切联络，根据2005年正式出版的英文版，我们重新进行了翻译与校对工作，争取能够更好地反映作者的本意和内在含义。此版由格致出版社出版。

2006年退休之前，斯密德为密西根州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版了8本专著，包括《财产、权力与公共选择——制度与行为经济学》（1987年出版）和《收益—成本分析：一个政治经济方法》（1989年出版）等，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成为历史制度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制度与行为经济学界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和很高的声誉。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制度经济学理论及方法、循环累计因果关系、农业政策、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法与经济学和社会资本等，其研究焦点为制度与行为经济学理论与方法。

本书分为制度与行为经济学理论、行为经济学、制度与组织、人类相互依赖性的根源、方法论、市场、技术与增长及制度、劳动力制度、宏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制度变迁分析和展望等14章。与其他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专著相比，本书具有明显特点。

在《财产、权力与公共选择——制度与行为经济学》和《冲突与合作——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他详尽阐述了状态—结构—绩效分析制度与行为经济学范式。若在政策分析与设计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人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那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产品的内在特性是人类相互依赖性的源泉，技术等可以改变这些产品特征。人类的相互依赖性源于非兼容使用、高排他成本、规模经济等内在状态（situation），对于每类人相互依赖的源泉而言，影响绩效（performance）的结构（structure）是不同的。正如本书中所表述的：“与制度变量互动有关的一系列自变量包含创造人们相互依赖性的环境（产品特征）多个方面，这用术语表述为‘状态’。制度变量的‘结构’将相互依赖性进行分类与排序，并影响结果或‘绩效’。”更进一步地说，状态是指影响人们相互依赖性的环境与产品的内在特性，通过制度给定人类交易的秩序，必须对人类相互依赖性进行排序；结构是指人们选择的制度方案，以此确定由各种技术状态下创造的相互依赖性；绩效是指谁得到什么，必须进行分解选择制度的绩效结果。斯密德教授认为抽象的交易成本最小化、效率、公平与自由都不能作为衡量绩效的指标，衡量制度绩效的指标在于谁得到了什么，也就是我们一句口头禅“谁的成本和谁的收益（whose costs and whose benefits）”，成本和收益为“权力（权利）与机会束相互作用的部分函数，也为技术、资源和绩效部分函数”（Samuels and Schmid，1997；Schmid，2004）。在一定程度上，成本是满足谁的利益结果的人造产物。在不同制度条件下，不同利益群体所得到的利益和所承担的成本是有差异的；所得的利益和所承担的成本不同也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英国圈地运动。英国工业化革命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和羊毛，种植业劳动力成本上涨和羊毛价格上涨，加之农产品价格下跌，改变了圈地运动以前的成本和收益分配格局（Dahlman，1980）。

SSP范式既可以用于影响分析和也可以用于变迁分析，首次形成制度影响分析和制度变迁分析融为一体的分析框架。在影响分析中，技术或者状态是给定的，我们需要问不同制度如何影响相互依赖性的结果；在变迁分析时，制度成为因变量，我们要问技术、人口等方面的变化如何改变现有制度的绩效，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有冲突的人们如何想象绩效的可能性。

SSP范式框架与其他研究人员在概念和使用上具有兼容性，如赫希曼（Hirschman，1970）提出的在零交易成本下的退出、呼吁和忠诚的结构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的共有产权分析框架。SSP理论框架促进了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新旧制度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不同学派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分，尤其是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旧制度经济学反对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则借鉴或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追随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黑板经济学的用处是有限的，基于观察和经验性的经济学是一项艰苦和耗时的工作。正如塞缪尔斯（Samuels）为本书写的序中所言：“斯密德教授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天然的鸿沟。”一些人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家为市场批判者，其实不然，斯密德教授说：“我非常热爱市场，我仅仅想成为所有机会的所有者，我希望我的利益成为其他人的成本。”斯密德教授并不赞成采用机制设计的隐语描述制度（Schmid and Thompson，1999），制度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机械关系，采用生物学隐语更为合适一些。斯密德教授极为推崇波茨（Potts，2000）的实地物质理论（万物皆有联系）适合解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动态的，本体论的观点有别于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流派。演化方法论可以更好地展示复杂的画面。在制度与行为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本书更多地强调观察和演化。

在本书中，继承了康芒斯（Commons，1924）以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传统，以交易为制度经济学分析单位，作者提出了计量经济学、试验和案例等三种研究方法，并采用了相应的例子加以说明，进而说明了斯密德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不存在鸿沟的思路，解释了如何采用试验、案例研究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经验性可检验的假设。上述三种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如下启示：一是每种方法均有关系变量的模型；二是每个模型均可以讲一个故事；三是每种方法包括或排除一些变量，变量类型不属于自证和自我定义；四是有必要用不同的时空与制度变量检验不同的问题（Schmid，1994）。制度不是生产要素，而是影响提供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和什么时候提供，因此，不能将制度与生产要素等一并简单地纳入计量经济学模型。在本书出版以后，斯密德教授又提出了两步法：第一步检验生产要素与产出和收入之间的关系；第二步检验生产要素的提供和组合与制度之间的关系（Schmid，2008）。其所提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两步法既可以用于制度影响分析，也可以用于制度变迁分析，这与作者建立用于制度影响和制度变迁分析统一规范的探索相关，这亦是作者敏锐洞察与领先研究的重要体现。

最近经济学家开始转向关心人的认知问题，即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认知和进化等方面理论和脑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将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青木昌彦，2017），心理行为层面的讨论是推动制度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点。若制度经济学分析建立在理解脑如何运行的基础上的话，那么经济学将会更加有用，即建立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上，本书的制度经济分析是建立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上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现有最佳心理学结果，包括常常被视为谈判心理学的康芒斯。在本书第3章中，作者总结了有限理性、模块大脑（多重自我与有限自我控制）、行为规则（Kalhneman，1999）和学习等。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为西蒙的可满足理论和秩序偏好理论，这两个概念均与人脑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有关（Simon，1992）。斯密德教授基于上述行为经济学概念，构建起本书分析与研究的基础，针对不断变化的偏好、有限理性和演化，提出了研究框架，给出了一个制度起源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解释并构建了良好的解释框架，为后续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威廉姆森等制度经济学者向此方向转变。这本书代表了制度与行为经济学领域最前沿的探索与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本书的书名《冲突与合作——制度与行为经济学》就充分体现了博弈规则，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既存在冲突，也存在合作，这是由状态所决定的，进而反映在制度安排和变迁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上，它们在现有制度和新制度混合体内进行博弈。博弈规则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在内的制度如何影响规则，这些规则如何影响如何改变规则满足竞争性利益，强调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备选制度的影响和制度变迁与演化，以及制定规则的规则与日常正式制度和日常非正式制度之间关联对政治、宏观经济、劳动力、技术等多方面的应用，并讨论了制度变迁。在构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中，斯密德教授构建出统一与规范的制度安排与变迁。

制度随着人口、资源、技术和人们主观想像及意识的变化导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制度变迁。斯密德教授采用功能性、权力、同构和学习演化模型与理论分析研究制度变迁，解释制度变迁可能不局限于一种理论，制度变迁可能为功能性、权力、同构和学习的混合过程。采用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和正式制度变迁以及制定规则的规则的演化，建立解释正式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统一分析框架。

采用作者所建立的、独特的研究制度与绩效之间关系的通用范式，即状态—结构—绩效范式，作为一个通用的范式应用到政治制度、宏观经济制度、劳动力制度、技术制度等多个方面，为开展制度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制度框架。在构建理论框架和理论研究方面，斯密德教授均采用了大量案例和实际制度安排与变迁过程，并接受译者的一些建议，也采用了中国一些制度安排与变迁的案例，可能使中国读者阅读此书时倍感亲切。

此外，斯密德教授把权力有效地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在本书和他的其他著作中均有很好的解释。例如，他认为市场具有权力性质，买方需要购买卖方的权力；再如拥有产权就拥有排除他人的权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认识成本和收益有别于从黑板经济学的认识。同时本书对所使用的概念进行了特殊界定，如把社会资本简单界定为同情，而非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多纬度的概念，因此，希望读者们在阅读过程中加以注意。正如斯密德教授经常给我提起的，本书的观点和思路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中国自己的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体系，不要照搬我们的研究体系与话语”。看来我们经济学界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上文摘自为《冲突与合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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