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凤祝 I 犹太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犹太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黄凤祝

始自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带动了新一轮的资本主义研究热潮。除了皮凯蒂（Thomas Pikke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坊间还出版了许多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著述。有关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当时在这一领域最有建树的学者，当属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

作为同龄人，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有很多交集。1903年，二人在编辑《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杂志时相识，从此成为朋友。二人对资本主义精神皆有独到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学术生命在二战前后经历了强烈的反差。在有生之年，桑巴特的学术声望远甚于韦伯：他在柏林过着富裕优雅的生活，韦伯则一度因病在海德堡隐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来经由美国学者帕森斯的译介享誉英文世界，带动战后德国的“韦伯复兴”运动。桑巴特则因为左翼学术观点以及与纳粹主义的文化纠葛，在战后陷入被遗忘的状态。关于桑巴特与韦伯作品在中国内地的译介，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就曾出版桑巴特的几种译作，1958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桑巴特的主要作品——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凭借一部从英译本转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内地学者才开始接触韦伯的作品。之后，韦伯的著述经由台湾远流版译本有系统地介绍到大陆。

韦伯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的理性”的产物，但是个人的力量无法与之抗拒。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人建构的体系，但其运行非个人意志所能左右。在有关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方面，韦伯与桑巴特互为影响。尽管二人在学术观点上分歧巨大，但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情谊。

桑巴特资本主义研究的核心观点是，资本家通过创造性的破坏，也就是利益最大化，推动经济的发展。桑巴特最初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于是转向唯心论。桑巴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意识与经济基础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问题，桑巴特、韦伯与马克思在观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果。桑巴特和韦伯站在观念主义的立场上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除了物质基础，还需要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和建构。但是，对于何为资本主义精神，桑巴特和韦伯各执己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源自清教的禁欲伦理，桑巴特则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植根于犹太伦理。

桑巴特否认清教的禁欲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他在《资产阶级》（1905）一书中指出，清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财富对于清教徒来说，只是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手段，而不是其追求的目的。桑巴特反对韦伯把新教伦理与美国精神和资本主义等同的做法。在他看来，美国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所谓的美国精神，实为犹太精神的浓缩。犹太人与资本家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

在《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一书中，桑巴特对犹太人的经济生活进行了系统的概括与研究。他认为，早期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受到犹太商人的影响；而犹太人从事借贷和经商的传统，与其所处的生存环境不无关系。首先，犹太人没有国家，散居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网络；犹太教义存在对内道德与对外道德的双重标准，强调对族人的忠诚，对待他人则不受伦理道德的规范。其次，犹太人生活封闭，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不以任何国家的国民自居，也无需对任何国家负责；他们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在行为上形成一种外国人的道德；商业交往以金钱为媒介，交往双方只需对交换价格达成共识，不受情面、法律或道德的约束。第三，犹太人在城市中从事商业和借贷活动，由于不是城市行会的成员，没有城市居民的政治权利，因此只具有“半市民”的身份。第四，犹太人在欧洲经常被驱逐，其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在进行“资本迁徒”时，面临诸多不便，促使犹太人建立一套金融管理方法。第五，货币借贷与商品买卖是资本主义经营最重要的两种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信贷方式都是从犹太人的经营方式中发展出来的。

韦伯拒绝认同桑巴特的看法。1919年，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修订版中，对桑巴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犹太资本主义是一种政治性或投机性的冒险资本主义，其伦理精神建立在贱民资本主义的理念之上。与犹太伦理相反，清教伦理属于理性的市民企业和理性的劳动组织。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源自清教徒的四种观念：天职、节俭、理性和恩赐。清教徒把职业视为一种“天命”，在经济活动中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是完成上帝使命的最好证明。禁欲与节俭促进财富的积累，但只是一种消极的方法，要得到更多的财富，需要借助理性的计算和经营。

桑巴特和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动态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建构，是诸多力量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多元的。在《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之后，桑巴特又出版了另外两部著作《爱情、奢侈与资本主义》（1913）以及《战争与资本主义》（1913），探讨资本主义精神的另外两个来源——奢侈消费和战争消费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

犹太伦理和新教伦理之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贡献之一，在于犹太人和清教徒把牟利行为从封建道德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法国大革命前后，商人和犹太人一直为争取贵族和市民的认同而抗争。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犹太人的经济地位也随之上升。18世纪末商人逐渐赢得社会的尊敬，“奸诈”的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市民阶层品行的代表。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对商人精神极为赞赏：商人积累的财富造福民众并带来世界和平。桑巴特在《商人与英雄》一书中也指出，商人与悲剧英雄不同，他的成功没有留下血的痕迹。

（黄凤祝 2015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