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说宋朝（南宋篇）》之《理学家朱熹》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十五日，这原本是一个秋风送爽、阳光普照的好日子。满眼秋色惹人爱，可刚刚遭受战争洗劫的人们实在没有太多的心思欣赏身边的美景。
正午时分，在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三明市）的一座私人寓所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婴儿的诞生没有给这家的男主人带来太多的兴奋，因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多一个孩子意味着多一重生活压力，他家已经有两个儿子了。男主人名字叫朱松，他祖籍江西婺源，进士出身，由于生性耿直、为官清正，在那个不让人振奋的年代，他始终没有融入官场的主流，就在孩子出生之前，他因为躲避兵灾而放弃了县尉的官职逃到了尤溪，他借住在一个郑姓朋友的馆舍中，没想到郑氏馆舍因为他们，最后成为了“圣人”的诞生地。诞生在郑氏馆舍的孩子后来被封建社会称为“第二圣人”，他的名字叫朱熹，他的出生地在尤溪，父亲给他取的乳名叫“尤郎”，朱熹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五十二，因此又叫“五十二郎”（还有一种说法是，朱熹出生的时候，他奶奶五十二岁，由是称之。）。
据说，当年朱松出生的时候，在江西婺源的朱氏祖居中，有一口古井往外冒白烟。巧合的是在朱熹出生的前三天，这口井中又开始冒出紫色的云雾，按古人的说法，这个孩子是伴随着紫气来到人间的，不寻常的征兆意味着这个孩子不是一般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朱熹出生不久，朱松找人给孩子算命，算命先生看过朱熹之后，留了一段顺口溜“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儿郎，就是孔夫子。”，当然这些可能都是后人穿凿附会的，姑妄听之吧。
朱熹小时候的传说很多，据《宋史》记载，朱熹刚会说话的时候，父亲朱松指着天对他说：“这是天”，没想到的是，孩子竟然回了一句“天上有什么东西？”朱松觉得这个孩子很特别。于是，在朱熹五岁的时候，朱松就将他送进私塾接受儒家的正规教育。在朱熹六岁的时候，朱熹与一群小孩子在玩沙子，别的孩子都在沙子堆里“撒尿和泥”，唯独朱熹独坐一旁用手指画沙，他用沙子画出了一副八卦图案。在朱熹八岁的时候，先生教他读《孝经》，读完之后，朱熹说了一句话“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人。”这些记载，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考证它的真伪，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朱熹的出生给朱松带来了一些“官运”。
建炎四年，社会动荡不安，先有一小股金人闯入福建，在官军将金人赶走之后，又发生了范汝为的叛乱，朝廷派遣韩世忠入闽剿匪，同时派遣监察御史胡世将为福建路抚谕使，胡世将与朱松的私交甚好，于是，朱松便投奔胡世将，在胡世将的举荐下，朱松担任了泉州的一个监税官。在这个官位上，朱松郁郁不得志，泉州守谢克家钦佩朱松的才学，经胡世将和谢克家的举荐，朱松在京都谋到一个差事。
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在京城里的朱松因为不断地递交中兴国家的文章，被当时的知枢密院事赵鼎看好，赵鼎推荐他当上了秘书省正字。绍兴四年（1134年）八月，赵鼎受诏担任川、陕、荆、襄的都督军事，邀请朱松担任他的幕僚，不巧的是，朱松的母亲程氏夫人逝世，朱松只好回尤溪丁忧。屋漏偏逢连阴雨，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朱松的两个儿子先后因为贫病交加而去世，痛失两个爱子的朱松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朱熹的身上，在丁忧的日子里，朱松认真辅导儿子的功课，他对朱熹进行了全面的教育和指导，小时候的朱熹系统地接受了儒学思想的教育。
绍兴七年（1137年），赵鼎当上了尚书左仆射（左丞相），朱松被召入京，由于资金匮乏，他只身到京城为官，将朱熹和他母亲祝氏安顿到建州浦城，并为朱熹延请了塾师。朱松从绍兴七年一直到绍兴十年在京任职。其间，朱松经御史中丞常同的推荐，先后担任著作左郎、度支员外郎、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员外郎等官职。绍兴十年三月，由于秦桧被宋高宗赵构重新召回担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投降派在朝廷占据主导地位，使得一直主战的朱松闷闷不乐，他只能在京城里修《哲宗实录》聊以度日。
绍兴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朝廷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枢密院编修官、诗人胡铨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斩杀秦桧等一群卖国贼，胡铨将正义和铁骨写进了奏章，这篇奏章一时被街头巷尾广泛传颂。宋高宗给胡铨的“奖励”是“昭州编管、永不叙用”，看到忠臣遭到这样可悲的下场，十二月二十一日，朱松激愤之下与常同等六人给皇帝递交了一道奏折，这份奏折递交上去之后，仿佛石沉大海。十二月二十八日，秦桧以尚书左仆射（左丞相）的身份屈膝跪拜接受了金国的诏书。绍兴十年三月，朱松被秦桧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的罪名外派到饶州为官，朱松一气之下辞官不做，回到了福建建溪。由于只能领到半数的俸禄，朱松一家在建溪的日子过得特别艰难，此时的朱松已经看淡了官场的浮沉，潜心教授朱熹诗文策论，为朱熹的诗文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朱松病故，死前他将朱熹母子托付给他的好友刘子羽，同时让朱熹师从刘勉之、刘子翚和胡宪三位先生。跟着这三位先生，朱熹接受了良好的儒家、道家与佛家的教育。刘勉之、刘子翚和胡宪这三个人是当时福建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号称“武夷三先生”，他们三人的学术思想有一些差异，但是他们都对禅宗和道学有精湛的研究，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朱熹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体系。绍兴十七年，三先生之一的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嫁给了朱熹，刘勉之是程颐的再传弟子，从此开始，朱熹便成为了“二程学派”的传人，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主流社会喜好佛老之学，好在武夷三先生学术思想中也有佛老的成分，这个学问帮助朱熹在考学的征途上一帆风顺。
绍兴十七年（1147年）八月，朱熹参加了建州的乡贡，由于自小就受到父亲参与国事的影响，他在策论中大谈国事，当时的主考官是绍兴十三年的进士，名字叫蔡兹，看到朱熹的策论，他对人说,朱熹将来一定是一个非常之人，有主考官的喜欢，朱熹当年自然高中乡贡，他迈上了成功的第一步。绍兴十八年三月朱熹参加了在京举办的礼部考试。
顺便介绍一下礼部考试的有关信息，宋代的科举考试共分三个等级：州试（乡试）、省试（礼部试）和殿试，州试考中才能参加第二年春天在京举办的礼部试，考场内的陈设跟香港电影里面的一样，每人一个“号间”，考试期间吃喝拉撒都在号间里面完成，考生进去号间后统一上锁，直到考试结束后才能出来。朱熹当年参加的礼部试共分三场考试，第一场考《论语》、《孟子》等经学内容，第二场考诗赋，第三场考策论，从二月十二日进去到三月二十四日考试结束，在里面整整考了十三天，这不仅是对学术的考验，更是对忍耐力的考验。朱熹能够过关斩将，事后看起来原因特别简单，因为他采用了标新立异的答题方式，即用禅学解释了《易经》、《孟子》和《论语》，非常符合主考官的胃口。当然能将儒家的思想与佛家的理念结合在一起进行策论，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也是无法完成的，朱熹做到了。一个月后的四月三日，朱熹参加了殿试，结果是五甲第九十名，当年录取的进士是330名，朱熹取得的也是不错的成绩，他被授予“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被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在去同安就职的路上，朱熹拜访了他父亲的一个老友，这次拜访改变了朱熹的一生，朱熹拜访的这个人叫李侗。
1、李侗其人。
李侗是南剑州的一位隐士，他师从罗从彦，罗从彦是杨时的再传弟子，杨时师从程氏兄弟，由于是二程理学的嫡传弟子，李侗是当时圈子里面的大师级人物。李侗一生没有追求仕途，他在南剑州的樟林盖了一座茅草屋，读书四十多年，他不著书立说，见人话也不多。李侗是朱松的挚友，朱熹很小的时候就耳闻李侗的大名，他跟着父亲拜访过李侗，父亲去世以后，他师从了武夷三先生，因此与李侗之间也就没什么往来。此次拜访李侗，志得意满的朱熹没有跟李侗谈及自己的求学经历，经过交谈李侗应该看出了朱熹的学业功底和领悟能力。
估计朱熹见李侗是抱着交流探讨目的，毕竟他博览群书又高中进士，这样的光环照在自己的身上，他多少都会对李侗有点轻视，以至于没看出李侗的深浅。李侗估计对朱熹也就是礼节性地做了一些学术探讨，因为李侗知道现在的朱熹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被说服的。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不会下棋的人和一个下棋高手同时去求一个棋坛大师学下棋，大师最终收下了那个不会下棋的徒弟，这个高手觉得奇怪，自己基础那么好，为什么大师不愿意教自己？大师的回答很简单，正是因为你有基础，所以不能教你。有基础的人在学艺的时候，都有一个惯性思维，如果不打破这个惯性思维，大师也指点不了这个高手。若干年后，高手再次来求大师教棋，大师看到高手已经完全抛却了自己的技艺，大师从头开始教他下棋，若干年后，高手也成为了一代大师。
在李侗面前的朱熹仿佛就是这个棋坛高手，也许高手与大师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不能实现思想上的跨越，这一步之遥可能会是万丈鸿沟。朱熹离开了李侗，估计朱熹没有被李侗的学问所折服，李侗在朱熹的心里留下了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朱熹当时没有思考清楚，这一思考就用去了七年时间。当然，这七年朱熹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在思考，他还要工作呢。
2、初涉仕途。
主簿是宋朝初年新设的职位，其职级介于县令与县尉之间，同安县主簿这个职务要是按照现在的职级对照关系，应该相当于副县长。朱熹任职的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官场盘剥成风，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民不聊生，作为一方父母，朱熹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正经界。正经界依据的是正经制，所谓正经制是指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向宋高宗赵构建议推行的按土地纳税的一种制度，即按照拥有田亩的多少及产出作物的等级进行纳税，这项措施有利于保护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在没推行这个制度之初，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造成了“有田不纳税，纳税没有田”的社会现状，激化了社会矛盾，福建就爆发了何白旗起义，最后导致“正经界”在福建的漳州、汀州和泉州的失败，朱熹在认真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让人振聋发聩的观点，即何白旗起义不是推行正经界导致的起义，而是不推行正经界导致人民难以生存促成了何白旗的起义。无奈他位卑言轻，他在同安强行实施正经界，为当地的财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可惜造化弄人，最终，正经界活动于绍兴二十五年在全国流产。
（2）总制钱。这原本是徽宗年间，为了镇压宋江、方腊起义而征设的一个临时税种，宣和中期，总揽东南地区财赋的发运兼经制使，建议增收卖酒钱、印契钱、头子钱等以充经费，因系经制使建议，故称“经制钱”，这个临时税种曾一度废除。绍兴五年总制使又仿照上法征收，于是又称“总制钱”，这种苛捐杂税无疑是悬在人民头上的一把尖刀，但是这个莫名的税种竟然是南宋朝廷的经济命脉，一年的总制钱收入相当于北宋初期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也相当于唐朝两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这是朝廷的一块肥肉，这是所有人都不敢碰的“雷区”，朱熹因为跟当时的户部侍郎钟世民有一面之缘，他写信给钟世民痛斥总制钱的危害，钟世民对他的信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其实也不奇怪，试问，与虎谋皮老虎能答应吗？朱熹又失败了。
（3）吏治。朱熹幼年时期一直生活在贫弱的环境中，他深切地感受过下层人民的疾苦，因此，他特别痛恨贪官污吏。无官不贪好像是中国官场自古以来的怪现象，作为同安主簿的朱熹，他先是积极地向相邻的单位学习好的吏治措施并积极应用到辖区，对于一个主簿来说，推行吏治的对象和手段十分有限，朱熹能做到的无非也就是写一些标语张贴一下，用以激发官员的觉悟，或者就是严格要求官员将老百姓上交国家的税钱及时足额地上交给国家，不准许官员给老百姓增加额外的负担，当然这些措施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关键还是要靠监督执行，朱熹整天埋头于账务和簿籍中，以实际行动保证他仁政爱民的思想得到贯彻。
同安当地流传一个故事，说朱熹面对那些豪强们侵占老百姓的田地写了几句话“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后得地之家不昌。”这几句话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近似农村妇女的恶誓毒咒，但是，封建社会人都是比较迷信的，尤其这样的话被一个当官的说出来，其威慑效果非常明显。当然这样的“口号”对于那些还没有坏透的人来说是有作用力的，但是对于十恶不赦的人，结果可想而知，由是可见朱熹的吏治效果。
（4）治学。如果朱熹的职务称得上是副县长的话，他的职责中还有一块是分管教育。同安当地的县学在朱熹没去之前非常不景气，校舍破败，学生也无心问学。也不奇怪，党派的斗争直接转化为学术之间的斗争，先有司马光等为首的与王安石的学派斗争，到宋高宗时期秦桧专权，秦桧又推崇王学打击程学，搞得莘莘学子们几乎无所适从，县学的秀才们读书时间不是花在古典经籍的学习和钻研上，而是花在搜集功成名就的人的诗词歌赋进行背诵，以期在考场上能投机取巧。
面对这样的教育现状，朱熹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制定校规和校训，二是筹集资金兴建校舍和购买图书，三是与学生们谈心，交换自己对于读书的认识——读书是为了明理和修身而不是为了功名，四是聘请名流到学校授课，当然他自己经常去给学生教授《论语》等课程。在他的治理下，同安县学人才辈出。治学与其他几项工作比较起来，这是朱熹在同安主簿的任上做得最漂亮的一项业绩。
作为一个满腹经纶的热血青年，面对这样一个国破家亡的现实局面，当政五年的朱熹一定是失落和悲苦的，绍兴二十七年正月，朱熹在同安主簿的任期届满，他辞职回家了。五年官场上的所见所闻，让这个曾经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热血青年，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对于经世济民是那么的空洞，自己的一腔抱负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他彻底迷惑了，是自己错了，还是知识错了？他一时找不到答案。这时，他突然想起了绍兴二十二年拜访李侗时的情景，他脑海中不断放映那个不卑不亢的山野老叟对他说过的话，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由于他辞官后，继任者还没有到位，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他在百无聊奈的时候给李侗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研究《孟子》后的感悟，一个月后，他收到了李侗的回信，李侗对他学业的精进大大地称赞了一番，同时告诉他要“涵养处见功夫”。在接下来几个月，朱熹对李侗的话进行了认真的思索，他再次研读了《论语》、《孟子》等经典书籍，经过几个月的思索和研读，朱熹用他以前崇尚的禅宗“顿悟”观，依然断绝了自己的佛老哲学，从此开启了儒学大师的征程，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从崇安步行几百里走到延平正式拜李侗为师。
3、求学的岁月。
其实在绍兴二十九年八月，朱熹还是有机会当官的，因为朱熹当官期间的政绩，经秘书丞刘珙和宰相陈康伯的举荐，朝廷宣召朱熹进京为官，朱熹没有奉诏，绍兴三十年六月，朝廷再次催促朱熹就任，朱熹还是予以推辞。
朱熹之所以下这么大决心拜李侗为师，主要是因为五年的官宦经历，他一直引以为豪的佛老之学，在治世面前显得这样的空洞，在经历无数次痛苦的精神挣扎和思想的蜕变之后，他认同了李侗和他倡导的道学。尽管李侗知道朱熹的学术体系比较支离破碎，但是他看到了朱熹的天分和悟性，他从源头上开始帮助朱熹梳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指点了他儒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朱熹彻底地放弃了诗赋文章方面的追求，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倡道”上来。为学的日子是辛苦的，同时也是充实的。
李侗对朱熹的指导主要还是限于世界观范畴，儒学原本就是教人积极向上的哲学，在李侗的指点下，朱熹开始关注时事的动态。世界观转变之后的朱熹，建议他的老师胡宪举荐主战派张浚和刘錡，经胡宪的举荐，这两个还真的走上了前台。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率军进攻临安城，刘錡击退了金人的进攻。听到宋军获胜的消息，朱熹兴奋不已，立马写下了《感事书淮十六事》等一系列诗歌，歌颂宋军取得的胜绩。关心时局不仅没有影响朱熹的学业精进，反而让他对经典的解读更加深邃和透彻。在李侗的指导下，朱熹于隆兴元年（1163年）写出了《论语要义》，李侗之所以让朱熹从《论语》研读开始，那是因为他的老师以前就是这样教他的，在他的师门，一直认为《论语》高于《孟子》，孔子教人在事上做功夫，孟子教人在心上做功夫，《论语要义》的完成标志着朱熹真正开始了一个理学大师的征程。
绍兴三十二年的冬天，朱熹见到了他的表叔汪应辰，他由户部侍郎的职务知福州，朱熹将自己的作品送给汪应辰看，汪应辰特别喜欢朱熹的才学，于是，他就请朱熹给他当幕僚，在朱熹的帮助下，汪应辰在福州取得了不少功绩。
隆兴元年三月，经汪应辰举荐，朝廷再次征召朱熹入京就职，因为对官场世态的不认同，朱熹予以推辞。不久，朱熹又被人推荐，这次推荐他的人都是重量级人物，第一个是宰相陈康伯，另外两个是吏部侍郎陈俊卿和凌景夏，陈俊卿是朱熹在同安任上的老相识，凌景夏是朱熹父亲的挚友，他就是当年与朱松一起弹劾秦桧议和的六人之一，再加上户部侍郎汪应辰，这四个重量级的人物推荐，朝廷决心要诏朱熹进京，四月份朱熹再次推辞。但是南宋朝廷的昏聩及官员抗金的不力，让朱熹在荒村中难以静心读书。隆兴元年的北伐，最后以大宋的劳民伤财而告负，朱熹认真、全面、准确地分析出“隆兴北伐”失败的原因，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文人社会形成了较大的反响。八月份，汪应辰再次向朝廷举荐朱熹，让朱熹代替自己敷文阁待制，朝廷再次想到了朱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朱熹一改五年来不愿入朝为官的姿态，他决定只身前往京都向朝廷抗争，在临行之前，他的老师李侗一改温和的儒态，言辞比朱熹更加激进，有老师的指导，朱熹壮怀激烈地奔向了临安城。
朱熹临行之前有三件事没想到：一是在朝廷征召他的同时，朝廷已经私下与金国议和，二是他与老师在铅山县的一别竟然是永别，三是他遇到了他敬佩一辈子并且对他影响很大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浙江的名门之后吕祖谦和名臣张浚的儿子张栻。
4、进京抗争。
朱熹九月从家乡出发，一个月后到达首都临安，他到达临安的时候，由于政府与金人的战争中又吃了败仗，皇帝赵眘又开始偏爱主和派，朱熹来的真不是时候，更让朱熹始料不及的是，号称“佛国皇帝”的宗杲禅师逝世的消息传到京城，因为赵眘特别迷信宗杲禅师，因此京城如丧考妣。
朱熹临行前，他的老师李侗就告诉他要主战、反佛，师徒二人在这两个方面的观点一直不谋而合。主战是朱熹的一贯主张，自从绍兴十三年朱熹抛却了自己多年的佛老之学毅然拜李侗为师，标志着朱熹对不能经世济民的佛老哲学的决裂。京城中发生的两件事让朱熹感觉很悲哀，前景一片黯淡。
十二月初，赵眘接见了朱熹，朱熹给皇帝汇报了三个专题，与其说是汇报，不如说是对皇帝的批评和指导，这三个专题, 一是针砭时政，二是反对议和，三是弘扬儒家思想。听到这样的报告，估计赵眘鼻子都气歪了，好在赵眘秉持了他祖上传下来的涵养，不会象别的皇帝那样生杀予夺。几天后，朱熹新的任命下来了，赵眘也比较幽默，且给朱熹整了一个“黑色幽默”，博学鸿儒的朱熹被任命为“武学博士”且四年后就职，这个“武学博士”是管兵书、弓马和武艺的官职，这个任命给朱熹的信号是，你立马收拾东西回家吧。
朱熹不为皇帝的任命所动，他还在京城里面游说朝中要员接受自己的主战倡议，可以想见的是，他受到的都是冷遇和白眼。在此时他听说名臣张浚将要回京担任相职，朱熹将最后的希望押到张浚的身上，令他失望的是，经过多年的宦海沉浮，张浚已经没有向皇帝争取的心气了。
没有得到张浚支持的朱熹，经人指点去找张浚的儿子张栻，张栻是当时特别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是“太子党”，而且博学多闻，皇帝经常找他询问知识或谈心，在时人的眼中，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朱熹看上他的不是他的背景，而是他的学识和人品，其实当年在福建的时候，朱熹与张栻就有过一面之缘，作为湘学的新秀，张栻给朱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朱熹跟张栻会面后尽情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最终还是因为张浚的退缩，朱熹在京城的游说以失败告终，正在这个时候，朱熹家乡传来噩耗，他的老师李侗意外逝世了，带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朱熹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透顶的京城。顺便说一句，在《宋史》中，朱熹与张栻二人合一卷，由此可以得知张栻与朱熹的关系，以及他们学术上的地位和渊源。
回家途径婺源时，朱熹见到了吕祖谦，他是朱熹父亲朱松的好朋友吕大器的儿子，多年前，在福建朱熹见过吕祖谦，此后忙于各自的生活，他们中断了联系，这次婺源一见，朱熹与吕祖谦一起畅谈和交流了各自的学问，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吕祖谦是当年浙学的新秀。
从单纯的学术角度上来说，隆兴三年朱熹的进京抗争收获是很大的，这应了那句古话“失之东隅，收之南桑。”因为与张栻与吕祖谦的相交，成就了理学史上的两次盛会。
5、朱张会讲。
朱张会讲的主角是朱熹和张栻，时间是乾道三年（1167）九月，地点是湖南长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应岳麓书院山长张栻之邀，朱熹在两位弟子的陪同下，从崇安启程，抵达长沙。这一年，朱熹38岁，张栻35岁，他们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理学大家。这次讨论的话题是“太极与无极”。
张栻是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的得意门生，胡宏是文定公胡安国之子，张栻因为胡宏的真传，成为胡宏之后湖湘学派的代表。朱熹和张栻有共同的学术渊源和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这为他们的学术友谊和交往奠定了基础。从师承来看，他们都是洛学宗师二程的四传弟子；从思想取向和人生经历来看，他们都反对和议，力主抗金，都曾在地方担任官职。
这次会讲持续时间约两个月，他们二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由于多次从一个古渡去往岳麓书院，后人将这个古渡更名为“朱张渡”，史上记载，他们讨论热烈的时候，竟然“昼而燕坐，夜而栖宿”，根据朱熹弟子记载，他们“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这一方面说明他们讨论的热烈和深入，同时也说明他们的友情深厚。
在会讲前，朱熹与张栻的思想体系都接近成熟，但尚未完全定型。这次会讲，各自都给予对方以关键的影响。《宋书》载：“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可惜天妒张栻之才，淳熙七年（1180）二月，48岁的张栻英年早逝。朱熹接到讣告，罢宴恸哭，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悲痛难抑。张栻死后，他的弟弟张杓护送他的灵柩归葬湖南，写信请朱熹为其兄撰写碑铭。张杓在信中说：“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同样，在朱熹一辈子接触的人物中，张栻是朱熹唯一没有批判过的人，朱熹特别钦佩张栻的学术天赋及坦荡的心胸。朱张会讲是一系列的授课、交流组成的学术活动，虽然内容驳杂、没有一个突出的重心，但是通过朱熹与张栻思想上的激烈碰撞，促成了两位儒学大学各自理论体系的完善，实现了他们各自人生的飞跃。
朱张二人由于学术同宗同源，由于两个人为人处事的方式和态度也比较真诚、谦和，朱张会讲表面上主题比较庞杂，会讲的内涵价值很大，宾主也是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实现了学术的交流，而八年之后的朱熹与陆氏兄弟的“鹅湖之会”，就没有朱张会讲这样和谐，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就。
6、鹅湖之会。
淳熙二年（1175年），经吕祖谦邀请，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江西一会，五月底他们到达江西信州铅(yan)山县鹅湖寺，他们讨论的议题是“教会之法”，这是一个认识论范畴的问题。朱熹认为，理是事物的本体，心是事物的主体，心通过理发挥作用；而陆九渊认为心与理都是本体，即心理为一。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拗口，如果将这个道理转化在教学上，可能就通俗多了。
朱熹认为，人要通过大量地阅读和学习才能获得知识和智慧，只有学习才能启迪人的心智；陆九渊的观点是，要先启迪人的本心，由心悟而生万物，在没有启迪心智的情况下，过多地阅读只会让自己的心智更加的混乱。按现代哲学体系来划分，朱熹属于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估计谁都说不出正确答案，因为这就是两种哲学观点。
但是从事件的经过来看，辩论的双方是有对错的，他们还没会谈之前，陆九渊与陆九龄兄弟各以一诗向朱熹发难，按理来说，朱熹应该是见招拆招，因为，既然要辩论，大家就摆出自己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这是很自然的事。可惜的是，陆九渊先抛出了一首讥讽和挖苦朱熹的学术“支离破碎”的诗，让朱熹感觉十分的不爽，要知道朱熹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儒，被人这样的贬低，实在是让人很窝心的事。会谈在陆氏兄弟感觉良好的状态下度过十天，辩论几乎变成了相互的挖苦和嘲讽，最后不欢而散（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前三天争吵，后面也就一些学术问题达成共识）。看到这个事情的经过，我心里在窃笑，没想到学问这么大、涵养这么高的人，在受到别人攻击的时候，也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没有城府，由此看来，教人有涵养、忍性子的一些道理，也只能停留在教育人的层面，实践起来还真的很难。
朱熹与陆氏兄弟分别之后，陆氏兄弟音讯全无，朱熹在整理了辩论中的思路之后，做了一些深刻的反省，并给陆氏兄弟去信，收到朱熹的信件之后，陆氏兄弟也对自己的学术进行了反思，三年后（淳熙五年），陆九龄对自己论辩时的表现进行了“忏悔”，而陆九渊依然故我，四年后，陆九龄认同了朱熹的观点，并到铅山县与朱熹相会，陆九渊依然是那么的高傲和自负，与朱熹保持若即若离的姿态。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席，讲“义利之辨”，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可否认，陆九渊将义利之间的辨证关系研究得入木三分，据记载，“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事后，朱熹将陆九渊之讲义勒石刻碑留世，可见陆九渊在白鹿书院讲学的效果和影响有多大。
7、蹉跎岁月。
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尽管朱熹一再推辞，但是皇帝没有同意。朱熹只好就任，在江西任职期间，朱熹带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抗灾赈灾，为老百姓谋取了很多福祉，在江西任上，朱熹最杰出的功勋还是他在淳熙六年（1179年），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将“白鹿书院”建设成天下闻名的书院。淳熙八年（1181年）三月因为政绩斐然，朱熹被提拔为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当时在江西任上受灾的时候，朱熹向很多有钱人募集过钱物，接到新的任命后，他以募捐的人没有得到奖赏为由拒绝任命，当时王淮当宰相，适逢浙江闹饥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八月份，朱熹等到捐赈者得到奖励后，他才赴绍兴就职。
在绍兴任上，朱熹依然是为国效忠、为民请命，拯救灾民、惩治贪吏、仗义执言，他的官声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称赞，同时也得到了上司的“赏识”，皇帝都知道了朱熹的“政绩”，因为朱熹赈灾的数量实在是太大了，皇帝原本想把赈灾当成一座牌坊，没想到的是，赈灾用空很多粮仓，对于朱熹的这种擅自决定，朝廷感觉很不爽，这个经历证明，朱熹耿直的性格不适应官场的潜规则。知台州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亲家，在礼部尚书和侍御史的联合保举下，唐仲友被提拔为江西提刑，可惜的是，唐仲友的人品和官品太差（贪污、受贿、盘剥、狎妓、欺行霸市等无恶不作），在官位上受到很多人的弹劾，朱熹查实这些消息后，开始弹劾唐仲友的罪行，因为王淮是唐仲友的保护伞，王淮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朱熹的奏折藏起来了。王淮是朱熹的“恩人”，如果换个别人，这件事可能到此为止，没想到的是，朱熹连着上了六封奏折弹劾唐仲友，最终王淮实在捂不住了，只好取缔了唐仲友的任命并将这个位置让给朱熹，这真的是一箭双雕的阴谋，一方面，让人感觉，朱熹看重这个位子所以死命地攻击唐仲友，另一方面，王淮通过这个任命将朱熹彻底地调离浙江，让朱熹无法再深层次地揭露唐仲友在浙江的罪恶。朱熹没有接受这个任命，并且请求辞官回家，得知朱熹辞官回家的消息，浙江的老百姓用车挡着道路不让朱熹通行，以此来挽留这个勤政爱民的官员，与老百姓的举动正好相反的是，王淮之流在给朱熹造谣，说朱熹与唐仲友的仇恨是学术上的争论，朱熹利用自己的“伪学”，通过“灭人欲”制造了很多人间悲剧——原来无耻就是这样炼成的。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后朝廷对朱熹还有几次任命，朱熹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仅在绍熙四年（1193年）经宰相留正推荐，朱熹出任使荆湖南路安抚使，在湖南就职期间，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
绍熙五年（1194年），经赵汝愚推荐，朱熹担任焕章阁侍讲，即新任皇帝宋宁宗赵扩的老师，朱熹在这个职位的履职时间只有40余天——当年的十月十日赴任到闰十月十七日，随后朱熹被选入史院，并被改授朝请郎，朝廷赐朱熹紫金鱼袋，任实录院同修撰。不知道的还为朱熹“升迁”高兴，其实，赵扩早已忍受不了朱熹的规劝，因为，他跟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不喜欢道学的皇帝，宋宁宗善于重用小人，此时奸臣韩侂胄已经成为赵扩的红人，让朱熹到史馆任职是将朱熹从皇帝身边赶走，朱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之后，立即辞官回家，结束了一辈子的官宦经历。
朱熹从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到庆元元年（1195年）66岁辞官回家，官海沉浮47年，其间只有9年在官位上任职，在朝当差仅46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岗治学和讲学。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侂胄的势力盛极一时。韩侂胄因为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的都不予录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条大罪，并请求朝廷将朱熹斩首。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顺便说一下，蔡元定被捕流放时，朱熹亲率从游者百余人送别。蔡元定神色与平时无异，他与朱熹从容讲论学问，当时在场的人情不自禁掉眼泪，朱熹慨然曰：“友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矣！”，蔡元定携子蔡沈杖履而行三千里，往道州行进，途中他的脚都被走出了血，找他们请教学问的人越来越多，蔡元定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述理学。有人劝他应谢绝生徒，以免祸患，但他答道：“彼以学来，何忍拒之？若有祸患，亦非闭门塞窦所能避也。”庆元四年（1198年），蔡元定死于道州贬所。朱熹和蔡元定被打击后，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宋宁宗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在遭受“庆元党禁”的打击后，很多理学爱好者转换门庭，据《宋史》记载，因为稍有儒学之名的人就没有容身之地，有人改换门庭，投靠其他学术门派的人为师；有的人更换衣冠，混迹于烟花柳巷，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理学人士。面对这样的恶劣形势，有人劝朱熹闭馆遣散门生徒弟，朱熹笑而不答。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他研究理学并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为了防止全国各地的学生借朱熹的葬礼聚众闹事，当地的官员对于葬礼严阵以待。葬礼那天参与会葬者达千人，朱熹安葬于建阳县唐石里后塘九峰山下大林谷，于先前故去的刘氏妇人合葬。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朱熹一辈子就是为理学而生的，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儒学经典方面的著述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等等，史学方面的著述有《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文学类有《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道家类有《参同契考异》。朱熹编著的书更多，理学类的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上蔡语录》、《太极通书解》、《西铭解》、《家礼》、《小学书》等等。此外，朱熹还留下了《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这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
嘉定二年（1207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8、朱熹之后。
朱熹估计做梦都想不到，生前被当权者看得一文不值的知识，在他身后对后世人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明朝皇帝朱元璋由于嫌自己的出身不好，还想将自己的祖上赖到朱熹的名下，不知道朱熹要是生活在朱元璋的时代，他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其实不用猜，以朱熹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方式，估计在朱元璋手下结局跟宋濂差不多。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假设了，这样的假设还真不是无厘头，因为，在朱熹被后世人尊称为孔夫子之后第一人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他身上喷粪，我知道的就有很多种。
小时候家里贴春联，我一直奇怪于每年大门的对联都是“白鹿家声远，紫阳世泽长”这十个字，听大人说，因为我们家是朱熹的后人，这是我们朱氏的标志性春联。从上小学开始，就听人说朱熹是个大坏人，因此，我一直羞于跟别人说我是朱熹的后人。记得刚刚有电视的时候，我还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朱熹与胡丽娘》，片中主人公是朱熹，他和一个狐狸转化的女子勾搭成奸，最后还生了孩子，这个电视连续剧播出后，一些知道我们家身世的孩子，在恶作剧的时候，就骂我们家是狐狸的后代，当时感觉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我读中学历史的时候，老师一接触到朱熹，就说他是“封建卫道士”，说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是封建社会最无耻的口号，他的言行举止简直就是封建社会的万恶之源。后来读大学的时候，还有人跟我宣讲，说中国之所以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是因为朱熹宣扬的儒家思想，禁锢了中国人的思维。据这个同学说，这个观点是民国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说出来的。说心里话，尽管我一直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以自己当时的学识水平，我也不敢跟这个同学辩论，因为人家后面依靠的是所谓的大历史学家。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心里还是挺不服气这个所谓的“大家”的观点。
通过整理各种资料，朱熹的恶名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从人性上来分析，这是最不人道的做法，因为他压制了人的欲望，将人转化为统治阶级的奴隶。最恶劣的事件是倡导女子要维护贞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给封建妇女身上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二是歪理邪说。朱熹不过是整理古人的材料，自己是没什么学问的，他通过自己的歪理邪说，让学生们对他进行精神崇拜，最后将弟子发展成邪教的成员。三是勾引尼姑。朱熹利用职权让尼姑庵的尼姑还俗，竟然还跟一个尼姑勾搭成奸，最后尼姑还生下了孩子。四是嫉贤妒能。由于嫉妒浙江才子唐仲友的才能，迫害风流才子唐仲友与严蕊之间原本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最后导致了一系列人间悲剧。五是忤逆母亲，他在家经常打骂和迫害母亲。六是有害风教，在蔡元定的唆使下，朱熹强占了建阳县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宅地。七是腐败哲学，他倡导的封建腐败哲学严重地禁锢了全国人民的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奴役、愚化人民的工具，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帮凶。
这上面列举的罪行，无论哪一条要是成立的话，朱熹不仅当不了圣人，而且还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小人，这些事是否真实？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些谬论我都查到了出处，我们先看看这些说法的源头吧。
例证一：唐仲友事件。
还记得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在浙江浙东常平提举曾经六次上书弹劾唐仲友的事件吧？事后唐仲友的那些狐朋狗友及他的利益集团的人，因为朱熹揭露了他们的黑幕，开始写材料诋毁朱熹，明朝的凌濛初因为科举屡试不第，根据这些反理学的党派的材料写出《二刻拍案惊奇》，说朱熹是个伪君子，因为追求那个叫严蕊的才女，没想到严蕊爱上了风流才子唐仲友，最后朱熹给唐仲友下绊子，让唐仲友当不成官，结局是导致郎才女貌的唐仲友与严蕊的爱情故事以悲剧结束。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唐仲友（1136—1188年），浙江金华人，朱熹在浙江当官的时候，他已经46岁了，这个年纪在古代已经当爷爷了，如果再与20岁的小姑娘谈情说爱，这只能说他有点老不正经，事实上他也确实不是正经人。朱熹弹劾唐仲友主要依据的是，唐仲友在台州任上横征暴敛、横行霸道、盗用官钱、滥刑枉法，最无耻的是，唐仲友建造了一座天台营妓，将一些妓女严蕊、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落籍之后收归己有，供那些官员们聚会时享用，这是宋代的“红楼”，那个妓女严蕊也不是什么女词人，她的词都是后人编造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说“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并举了严蕊的《卜算子》等词，怀疑“系唐仲友戚高宣教作……”。这些诋毁朱熹的文章都是唐仲友依靠的王淮（时任宰相）一党中的洪迈所作（参见《夷坚志庚》）。不可否认，仅在学术上唐仲友和洪迈都是有水平的，他们都有不少的作品留世，但是人品跟才学真的没有关系。这正应了那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些文化流氓利用他们从圣贤处接受的文化，整日做着这些男盗女娼、坑蒙拐骗的勾当，真的是有辱斯文。
例证之二：庆元党禁。
绍熙五年（1194年）宋光宗赵惇死了，宋宁宗赵扩继位，这个20岁的天子为了显示自己励精图治，他一上台就重用赵汝愚等理学人士，经赵汝愚的推荐，朱熹当上了赵扩的讲师，耿直的朱熹让赵扩很快就显出他对理学“叶公好龙”的本性，这个信佛的皇帝转而宠幸了反对理学的韩侂胄，于是，朝廷里面就兴起了一场清算理学的“庆元党禁”，为了全面击垮理学的宗主地位，朝廷上下开始批判理学为“伪学”，理学人士为“伪党”。
作为理学的“党魁”，朱熹自然是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其中有一个监察御史（已升格为太常少卿）叫胡紘，当年他去拜访朱熹的时候，朱熹没有好好地款待他，请他吃了一顿青菜脱粟米饭，因为朱熹和弟子们一直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现在，这些都成了攻击朱熹的理由。他通过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六宗罪”，这“六宗罪”就有，朱熹剽窃张载、程颐的学术成果；朱熹不孝顺母亲（建宁白米比闽中的大米好，朱熹竟然不买建宁的白米孝敬母亲，以致于母亲将这件事告诉别人。）；最搞笑也是最恶毒的一条说，朱熹跟弟子们每天“食菜事魔教”，即信仰素食的魔教，殊不知朱熹与弟子们每天以脱粟饭为食；信妖人蔡元定，霸占建阳有王气的风水宝地盖房子；此外还有不忠于国家、欺君罔上等等。
沈继祖为了加重对朱熹攻击的力度，在胡紘罗列的罪名基础上，又编造了以下罪名：一是结交赵汝愚等权贵，二是勾引尼姑为宠妾，三是勾引寡妇并让寡妇怀孕，四是利用职权剽窃私家藏书据为己有，五是将别人家的祖坟刨掉用于安葬自己母亲，六是儿女的婚嫁都因为看上人家的钱财而选择有钱人家，收徒弟都收富贵家子弟等等。
看到这两个人给朱熹炮制的罪名，我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在血口喷人，这些罪名近乎有点象小孩子“过家家”时发生的骂战，一点可信度都没有。一是在学问上，各种官方正史都记载，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不完全统计的著作就有2000多万字，程颐和张载的全部研究成果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字，朱熹如何剽窃呢？二是朱熹四十多年宦海浮沉中，实际当官时间只有九年，微薄的俸禄肯定不足以支持他过奢华的生活，能粗茶淡饭聊以生存实属不易，就因为没钱享受大鱼大肉，他就成了邪教领袖？三是朱熹尽管在官位时间不长，但是每到一地都是造福一方，正史上都有明确的事迹记载，怎么会出现欺压百姓的情况？建阳白米好，但是有谁知道建阳经常灾情不断，在朱熹赈济灾荒食不果腹的时候，这些现在批判朱熹的人却过着“只鸡樽酒”的奢华生活。四是朱熹当年在同安主簿任上，就反对当地的女子寡居后在寺庙或者在家修行，他将很多在寺庙中出家的青年男女驱逐回家，这件事《宋史》中有明确记载。这些邪恶的人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发挥低级趣味的想象力，将朱熹的举动嫁接到因为看上了尼姑，所以让这些尼姑还俗，以便达成与尼姑野合目的，稍微有点智商的人就应该能想象到，朱熹不是西门庆，整天无所事事就开始寻花问柳，2000万字是个什么概念？就算每天写3000字（用毛笔每天写出3000字，这个工作量写过毛笔字的人都是知道的），一年不过100万字，写出这些东西也要花20年的时间，这还不包括看书、当官、讲学、旅途、抄写、誊录的时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工程量呢？就算这些诬告者说的是事实，朱熹的品味也太差了吧，在一个允许妻妾成群的时代，他为什么将眼光盯在尼姑和寡妇这种身份不正常人的身上？我不想再辩论了，因为实在太无聊。
例证之三：存天理、灭人欲。
现代人批判朱熹最多的，就是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举张。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现实状况，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提法有其合理性，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来分析这句话的意义。
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来说，人是社会的主宰，在失去生命以后，人的尊严和气节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在封建时代，为了巩固皇权的需要，统治者需要这样的“教义”，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观点，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是在辨析“理与欲”的第一性与第二性问题，抛却了哲学范畴来理解理和欲，应该是一种不精确的解读。
天理即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种客观规律，人欲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人在客观的理面前，应该消除人的精神追求去遵照理的规范性。这就像现代社会的法律与自由一样，法律从表面上看来是限制自由的，但是法律是从保护更大范围自由出发而限制了小部分的自由，法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仅仅看到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没有看到天理与人欲其实是可以统一的，即在顺应天理的情况下，应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欲，即“存天理，适人欲”，这才符合现代社会的精神，但是，这样的认识超出了时代，更超出了朱熹的认识范畴，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的，我们后世人没有资格将时代的觉醒去要求前人。
后人批判朱熹的这些内容，有些是在他生前就已经知道的，大多都是后来追加到他身上的，比如庆元党禁时期，沈继祖和汪紘之流对他的学术和人格进行的诬蔑，是朱熹整天埋头于学术研究不屑反抗，还是他反抗的声音被政治高压给淹没掉了，或者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已经不知道答案了，其实也没有必要知道答案，因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时光过去了800多年，朱熹是举世公认的理学大师，而这两个小丑始终只能跪在大师的脚前让人唾骂。
宋朝是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朝代，在哲学领域就有道家、儒家和佛家三足鼎立，在儒家内部还有浙学派、闽学派和湖湘学派，各种学术上的论争，被统治阶级的各个利益集团所利用，将原本纯洁的学术争论变成了党派之间的斗争工具，这是知识的幸运，这是知识分子的不幸！朱熹在官场的每一次沉浮都是理学思想的一次起伏，在这样起起伏伏的斗争中，理学抛却了道家和佛家，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流的文化内涵，朱熹官场的不如意，让世间少了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但是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个文化巨匠。
一辈子官场跌宕的朱熹，在四个阶段向四个皇帝宣讲他的理学教义，没有一个皇帝买他的账，比较搞笑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消灭宋朝的元朝开始，朱熹的哲学便被奉为圭臬，作为朝廷开科取士的“教科书”，这是朱熹生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更让朱熹想不到的是，那些科举考试的失败者竟然向朱熹“原罪”，比如写《二刻拍案惊奇》的凌濛初，这是典型的“拉不出屎怪茅坑”的病态思维。后世批判朱熹的人当中，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对朱熹羡慕嫉妒恨，以丑化和诋毁朱熹来获得自我内心的平衡，或者是带着猎奇心理搭朱熹的便车，整天象个“狗仔”一样拿着放大镜在历史的犄角旮旯里发现线索，以此来“武装”自己，结局是什么呢，我不想说，也不屑说。这样的人历史上有，现代社会也有，将来肯定也会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9、感知朱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说圣贤没有过错，其实，圣贤也是人，既然是人，不可避免地会犯各种各样的过错。对朱熹的研究，我的目的不是想把他塑造成一尊神，而是想将他还原成活生生的人。让他能让我们看到、听到或者感知到。
（1）他是一个“高智商、低情商”的人。
国外有人做过专题研究，将智商与职业匹配度进行挂钩，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一等智商的适合研究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大师，从这个层面推论，朱熹的智商应该是很高的。朱熹没有利用自己的高智商在“职场上”功成名就，原因是，他同时具有与智商极不相称的“情商”，情商顾名思义就是情感智商，即为人处事的能力。
他先后面见过四任皇帝，每次皇帝召见他，都是想将他当成一个“旗手”或“标杆”，因为他具备当旗手的能力，遗憾的是，在做人方面他一直没有用过一分心，他不仅当面直言劝谏皇帝，而且会将皇帝身边人的弱点全部指出来，搞得那些原本想帮他的人最后都舍他而去，其实，他完全可以不说的，世界上有几个位高权重的人能接受不同意见？更没有位高权重的人能接受批评意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宋宁宗刚登上皇位请他当老师，他不仅批判皇帝的佛教信仰，而且还给皇帝编排了一个特别紧凑的讲课计划，最后，宋宁宗只让他当了46天老师，皇帝真的害怕他了，试想一下，哪有20岁坐在皇位上的人能听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在自己耳边絮絮叨叨的？而这一切直到皇帝将他解雇了以后，他才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只要有机会，他依然故我地畅言无忌。
没有情商也没有智商的人，其实不是最悲哀的人。最悲哀的人是情商不高而智商高的人，用低情商指挥自己做高智商的事，最后得罪了人自己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2）他是一个对事不对人的人。
管理学上将管理者划分成有效的管理者和成功的管理者，有效的管理者是针对工作结果而言，根据管理者的效率和绩效进行界定；成功的管理者是指个人的职业发展的，成功的管理者顾名思义就是指在个人职业发展上取得重大成功的人（升职和升级），从朱熹的结果表现来看，他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
尽管为政时间不长，但是朱熹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忠君亲民，在当地老百姓中享有很好的口碑，在灾难面前，他亲赴一线抗灾减灾；在饥荒面前，他能想尽一切办法赈济灾民；在教育方面，他修缮书院并亲自给学生授课，这些业绩都是鲜明和突出的。
有效的管理者与成功的管理者最典型的区别是，有效的管理者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到了事情上，成功的管理者将自己绝大部分精力放到沟通联络上，因为职务晋升历来跟业绩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没有“人脉”，就算你累死累活，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人缘不好，就算你取得了惊天的业绩，最后还抵不了一份诬告奏折的份量。
朱熹的对事不对人不仅表现在工作中，在学术交流、个人交往方面都是这样的，殊不知，在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在跟你讨论和交流问题的时候，人家是不希望获得否定、负面和批评意见的，尤其这个人是你的领导和上级，而朱熹是不顾及这些的，这也就是他的好朋友张栻、吕祖谦尽管学问没有他做得好，但是职业生涯发展比他好的主要原因吧，因为吕张二人好像更善于“包容并蓄”。作为一个下属，在职场上，业绩是做给上司看的，如果上司不认可你的业绩，其最终的收获就是零，比如在江西任上，他会通过向富商举债化解灾后的粮食危机，最后皇帝准备提拔他的时候，他竟然因这些富商没有得到奖赏而拒绝履新，这样的举动对于朋友来说绝对是“有情有义”的，但是对于皇帝来说，他会觉得朱熹是在居功自傲。
（3）他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在浙江任上他六次弹劾唐仲友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爱管闲事的做法。到现在历史界也没有人知道他弹劾唐仲友的原因，为此历史上出现了至少三种以上的答案，什么替朋友出气，或者是学术上的分歧，这些答案中当然还不包括与唐仲友争风吃醋的结论了。除了野史的那些无聊的分析，正史上的三种猜测，哪个跟朱熹本人都没有关系。当时唐仲友与朱熹的职务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朱熹管的这个闲事让自己惹了一堆麻烦。
要知道唐仲友在浙江可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一是他们家族的人几乎占据了浙江官场，势力非常大；二是当时的宰相王淮是唐仲友的姻亲，朱熹弹劾唐仲友的折子曾经就被王淮匿而不报；三是提拔唐仲友任江西提刑，这是宰相王淮、吏部尚书等要员保举的，也就是说这件事后面的水很深，但是朱熹还是管了这原本不该管的闲事，因为于公于私他都不该管。于公来说，唐仲友不是朱熹的下属，唐仲友的提拔，朱熹不是言官，他没有资格风闻奏事；于私来说，他到江西的任上是宰相王淮保举的结果，他弹劾唐仲友的折子被王淮藏匿了三次，按理来说，一般人都会给王淮的面子的，但是，朱熹什么都没有顾忌，最后得罪王淮被赋闲职回家，爱管闲事的朱熹多次得到了由此带来的恶果的惩罚。
历史上在评价朱熹的性格时，都说他是很理性的人而不是感性的人，因此他的诗歌虽然有1000多首，但是流传的不多，因为诗歌是需要感性和激情的，在他所有的诗中，我最喜欢的是他于绍熙三年的《闻迅雷有感》：
谁将神斧破顽阴？
地裂山开鬼失林，
我愿君王法天造，
早施雄断答群心。
这是他一辈子对君王的期许。倘若君王真的法天造，世界上可能会多一个正直的臣子、大宋王朝可能会多一个明君，人民可能会有更多的福祉，江山可能会更加稳固。
朱熹，你真的不愿意做这个伟大的理学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