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清教徒对美国人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美国文化源于清教文化，由清教徒移民时传入北美。美国主流价值观都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一统天下的清教文化。

清教徒是16世纪中叶英国国教会内以加尔文学说为旗帜的改革派，他们因为不满教会改革，要求清除腐败而遭迫害，后逃到北美大陆，并将清教思想扎根于美洲。“他们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希望在新大陆上建造自己的山巅之城”。

清教徒构成了当时北美移民的主体，在新英格兰北部更是清一色的清教徒。“清教主义成为当时人们共同的价值观，他们提倡的思想主要有：虔敬，谦卑，严肃，诚实，勤勉和节俭”。在这些价值观下，清教徒不畏陌生艰险的环境，克服种种困难，很快便在蛮荒的土地上收获了繁荣和富足。因此，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清教主义，雄心勃勃地要扩张疆域，而美国历史也的确是一部不断向西的拓展史，清教主义的价值观念也随之拨洒到更广阔的土地上。“在两百多年的沧桑变化中，美国文化像一座大熔炉吸收了世界诸多文明的精华，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多元化的，开放性的文化体系。它包含了世界上几乎一切种族，民族，宗教，价值思想和学术，但又始终以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文化为主流，其核心是崇尚勤奋劳动的清教道德传统”。历史学家巴斯等说：“没有对美国清教思想的了解，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社会。”清教主义奠定了美国社会的基础，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从各个方面影响着美国社会。

二、清教主义奠定了美国民主

美国民主是世界民主的成功范例，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阐明了民主的思想，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有赖于早期的清教主义。

美国清教始祖们大多是因为在国内遭受了迫害，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移民到北美大陆的。“这些宗教叛逆者的思想要求奠定了美国民主的基础”。

北美的第一批清教徒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公约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自治，每一个成员都享有平等自由的民主权利。“清教徒自选牧师，自行管理，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要求和要求民主共和的愿望，成为建立美国式民主的基础”。

新英格兰各殖民地产生了具有广泛基础的民选政府，他们商讨公众事物，选举代表参加大议会，这种始于基层的民主政治为未来联邦的民主政治打下了坚实基础。由于殖民地远在大洋彼岸，加上国内政治斗争的牵制，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比较松弛。移民先祖充分利用这种自由，努力实践民主自由的理想。“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拓荒后，北美移民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新民族概念。当时机成熟后，他们毫不犹豫的颁布了《独立宣言》，宣告现代共和制的诞生，形成了美国独特的民主制度。尊崇民主自由，人人平等的信条也成为美国人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清教主义与使命意识

美国是一个以信仰基督新教为主的国家。移民始祖在移居北美大陆的过程中，在英国新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美国自己的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最突出的体现之一就是在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中所逐渐形成的宗教使命感”。17世纪初，大批英国清教徒为摆脱宗教压迫，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他们把北美大陆视为复兴基督教的理想之国，是建立未来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这些清教徒看来，他们肩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发展，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这些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自认为是上帝的优秀选民”。美国人坚信，他们的使命是以身作则地向全世界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到人间新的耶路撒冷”。这种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文化中，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清教徒认为他们有救赎世界的使命，决心“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的生活，并把基督带到这个遥远的世界”。

他们把美洲想象成一个“没有郁金之树和引诱之蛇的伊甸园。美洲人是特殊的上帝的选民……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先锋……政治上的救世主已经来临，我们为美国做件好事的同时也就是施惠于世界”。梅尔维尔的这段话把美国人张狂的使命感体现的淋漓尽致。

为了重新安排世界，施惠于世界，美国不断地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推广他们的美国精神。从立国迄今，美国人一直把自己的国家视为“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把光明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对贫穷落后的小国进行援助扶持，但同时又千方百计进行控制，像一位大族长，利用其霸主地位，通过政治干预，经济援助，军事压力等手段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进行文化输出和价值观的渗透”。这种“使命感”正是源于古老的清教主义，从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战后世界重建、联合国的成立美国都担负起了重大责任，特别是东西对抗冷战时期，美国至关重要，我们不得不说上帝兴起美国是要承担起大使命的，正如兴起以色列做上帝的见证也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上帝掌管历史，任何与上帝为敌的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好结果，无论埃及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德国法西斯帝国、日本军国主义、苏联帝国，虽然看起来盛极一时，但最终灰飞烟灭。中华民族本是“皇天上帝”的子民，我们居住的土地也称作“神州”，但几千年的拜偶像和背逆也使得我们多灾多难，但我们坚信，上帝依然眷顾中华，只要我们心归向上帝，一定会蒙上帝的祝福，“天佑中华”。

四、清教主义塑造了美国人的民族性格

加尔文主张：“上帝对人的获救有绝对自由权，但人可以通过在尘世职业上的成就以获得受到上帝恩宠的确证。”清教徒普遍接受了这种以职业劳动为唯一内容的天职观，相信努力工作便能取悦上帝，勤劳致富是获得再生的唯一手段。清教徒们都自觉的努力工作，把工作视为快乐，这种观念促使他们不断开拓边疆，征服自然，养成了敢于冒险，不断进取的精神。这种性格使美国人获得了物质上的成功。在很短时间内把一个荒野的不毛之地发展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客观上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勤俭致富的价值观还表现在美国人敬仰推崇那些白手起家的英雄（a self-made man），在美国这样一个尊重个体的社会，人人信奉“自助者天助之”，相信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都可以凭借勤奋获得成功。许多美国人正是在这种“美国梦”的激励下，自力更生，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实现了梦想。

五、重视教育

最初来到美国的清教徒大多受过古典人文教育，他们相信学校将为人指明方向。因此，他们有一种新的教育思想：要有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和识字的公民。新英格兰殖民地为了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在1674年颁布了《老魔鬼撒旦法》，规定凡满50户人家的城镇必须任命一位老师教孩子阅读和写字。凡满100户人家的城镇必须建立一所拉丁文法学校，不执行这一法令的人，将受罚款处罚。清教徒们教育子孙“不学ABC，愚蠢至终生”。

今天的美国人无疑秉承了清教先祖重教的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各州都有义务教育的法规，全国的文盲比例极低，约为1%。现在，全美大约有6000万人在不同层次的学校上学，另有900万人上职业学校，还有1300万人通过各种形式接受教育，全美有3500多所大学，已经从大众高等发展为普及高等教育。

六、清教主义与开拓精神

“探索新的领域是美国人性格中的基本特点”。美国人的开拓精神也来源于履行上帝赋予的世俗责任即“神召”的自觉。“既是上帝安排的任务就应终生去做，全力去做，就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即开拓精神”。清教徒的移民史就是一部悲壮而艰苦卓越的创业史，清教思想认为致富是上帝对其选民的要求，贫穷是对上帝赐予荣耀的贬损。在这样的观念下，人人都追求财富和成功，这种追求激发人们勤劳、开拓、创新。“在北美荒芜的土地上，他们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开拓进取，将一个蛮荒之地建立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殖民区”。这种顽强和不屈不挠、自助、独立的精神充满了整个新英格兰殖民区及后来其他殖民区，这种积极进取的观念对美国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人看来，“生存充满了风险，进取意味着生存。任何因循守旧，苟且偷生者，迟早会被生活的激流所吞没，成功和希望只属于那些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人们”。这种影响传给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让他们永不停歇地追逐绚丽的美国梦。

英国著名散文家兼法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先生告诉我们：“粗浅地了解哲学，就会信奉无神主义;而深入地了解哲学，则会皈依宗教。”

清教徒的礼物

《金融时报》将该书评为十大年度商业读物，显示了产业界重温信仰对领导力的重要性，而放弃进步运动中人定胜天的狂妄。该书作者霍博兄弟，哥哥肯尼斯是美国企业中的一名工程师，弟弟威廉则是伦敦的一名投资银行家。在钱德勒、德鲁克等大师的鼓励下，他们几乎用了50年来完成这本书，考证各种史实，可以说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清教徒，是指最早一批移民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在十七世纪，他们试图在美洲的新英格兰陌生的国土上创建新的神的国。清教徒清楚地明白他们在新大陆的创业是来自神的呼唤，他们的创业与管理，是一件被冥冥之中的神所召唤、所使唤、所命令、所安排的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既是每个个体天赋的职责和义务，也是感谢神的恩召的举动。为此，创业所赚取的金钱，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实现上帝安排的任务。本书高度评价清教徒的创业活动为美国建立一流管理文化的贡献，称赞这种信仰所形成的精神正成为美国管理对世界的贡献。

清教徒有4方面的特征，构筑起美国的管理力量：

第一，是建造“山顶之城”(as a Citty on a Hill)的使命感，这种感召形成美国人对未来特有的乐观主义。1611年，清教徒牧师约翰·温斯罗普在横渡大西洋时在亚贝拉号船上发表了表明移民新大陆宣言，说：“这次目的，就是与神默契去完成建立‘山顶之城’的使命。......我们同主订立了公约来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受命而来。主授命我们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如果主高兴听到我们的心声，让我们安全抵达我们的‘乐土”，那么主就批准了公约，授予了我们这一神圣使命......”。这个宣言引用《马太福音》说，“我们要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全世界的人都将瞩目我们”。清教徒们要建立的“山顶之城”，就是要成为世界之光的城，也就是说，清教徒要把新大陆建设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引导全世界走向光明的光。里根非常喜欢这句话，将美国称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经常在他的演说中使用，以鼓励美国人民;而后续者，如曾竞选美国副总统的佩林，谷歌公司的创始人Larry Page与Sergey Brin都将它作为使命。

第二，是愿意躬身亲为的技师文化。清教徒到达新大陆后，任何作物的生长、物品的制造都要从零开始，这就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多种工作的多面手，放弃旧大陆的等级文化。这种躬身亲为的精神也反映在美国国父富兰克林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他不为参与起草美国宪法为荣，反倒强调自己从事的印刷业：

印刷业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身体

长眠于此，作蛆虫的食物。

象一本旧书皮，内容已经破碎不堪，书面的印字和烫金也剥掉了

然而，他的工作本身绝不致泯灭，因为他深信它将重新出版，

经过美好的校正和修饰，

将成为更新更美的版本。

美国的清教徒对欧洲人轻视的手工劳作充满了热情，认为这些作品能作为对上帝的荣耀传承下去。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位CEO亲自修理自家的水管，他会很自豪地记载在自己的传记中，以显示自己是多纯的“美国人”。我到美国之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美国风险投资钟爱车库里的创新。到了美国买房子时才发现，许多美国人的两车库、三车库大的房间，堆满了各种工具，有的美国人索性将其改造成工作坊或制作室，闲暇时间就自己打磨、制造各种器具，而让自己的爱车在外边风吹雨打。家居建材连锁超市家得宝卖得最火的也是各种器具，DIY杂志大行其道，孩子从小就在这种敢为、亲为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不像中国孩子对化学元素周期表背得滚瓜烂熟，却不会自己制造一张椅子。

霍博兄弟认为，正是这种文化，使大规模制造能在美国脱颖而出，而不是在英国。当时，美国的熟练技工急缺，原材料的开采也少，为此，美国人特别崇尚“机器的机器”，象蒸汽机、车床，比学徒制培养了广泛技工的英国更快地使用这些现代制造业所需的母机，也使各种零部件能够互相通用，这样生产线的原型第一次在十九世纪罗斯威尔·李上校的兵工厂中得以出现，为几十年后的福特制打下基础。

第三，是清教徒相互协作的精神。这也是清教徒在建立殖民地时生存的关键。最早的清教徒培根说：“爱就是与社区绑定在一起”。这种精神至今延续，例如美国童子军是全国性组织，但也是社区的重要组织，它的口号就是“勇往直前，天天向上(onwards and upwards)”。但与中国的少先队不同，其管理不是由教育部直到学校进行垂直管理，而是一个水平型的组织，更靠家长的参与自主管理，活动包括野外露营，培养儿童在山野户外的生存能力，提高健康与耐力，学习急救和救生，培养骑士精神，提高爱国主义和公民权责等等。女童子军与男童子军更是相互独立、竞争的组织。美国人虽然有很强的个人主义，但参与社区活动的投入比中国高很多，这就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矗霍博兄弟记录了一位英国钟表厂商1857年访问美国后的观感：“如果一位制造商想在美国发明一件新机器，其他人都会积极参与，发现错误，他就会帮助改正;而英国人正好相反”，这位钟表厂商最后把他的工厂从英国搬到美国。这种大规模的协作成为现代大规模制造的基础，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Linux、Facebook等社区协作文化的形成，可能与这种精神相关，而匿名的BBS论坛在美国就没有中国热乎。

第四，是清教徒的系统组织能力。牧师温斯罗普提倡：“我们一起欢乐，一起悲哀，一起劳作，一起承担。”在清教徒建立早期的殖民地时，必须“众人如一，用系统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劳作、垦荒、建造房屋与种植园。正如《华尔街日报》在感恩节号称一百年不变的社评(我总共看到三次)：当时的美洲大陆对这些清教徒来说，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而非今天的富足资源，美国人应该时常感恩这批乘“五月花号”登陆的先驱所遗留的奋斗精神。霍博兄弟认为当时的英国也有着水力磨坊、蒸汽机与机床等系统，但美国人更善于系统化，结合创新技能、冒险精神、远见与营销能力，成为清教徒增长经济与财富的伟大引擎。

清教徒的这些伟大礼物，是罕见的创建组织和管理组织的能力源泉，对后世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正如霍博兄弟指出的，它们对后来美国国父的政治创举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都有着巨大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在文明世界边缘建立的13个自己改变命运的殖民地，已经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遥相呼应(本书中，新教徒与清教徒是同一类人)，霍博兄弟大胆地提出，美国清教徒的管理文化甚至成功地移植到了日本。在书的第十章里，霍博兄弟列举了下列史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对日本进行了罗斯福新政一样的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自下而上的管理”(bottom-up management)，由此建立起日本式管理的开端，并把一个贫穷的、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送上世界第二富国的位置。例如三菱家族的领导人，至今保存着麦克阿瑟占领期间美国人翻译的管理文件;而丰田汽车公司的“精益生产”理念中的十四个原则，许多传承了清教徒的精神，例如建立质量管理的文化中一个原则是通过不断地反省与持续改善，以变成一个学习型组织。

霍博兄弟对美国管理80年代开始的堕落义愤填膺，与先锋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博格一样，猛烈抨击以股东价值为基础的金融资本主义倾向，认为长期资本、安然、雷曼兄弟等丑闻事件的发生，都预示着美国的管理已经脱离了清教徒的传统，才造成了金融危机。同样，明茨伯格在最近的《MIT斯隆管理评论》上献言，应废弃高管期权。如果经理人纯粹是为了高薪才接受CEO的席位，他必然像安然、雷曼的CEO一样将公司带领到错误的方向。

霍博兄弟的书虽然讨论的是管理的历史，但对中国的经理人一样有很好的借鉴。一个企业，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理想，或者建立不起自己的信仰，必然如行尸走肉、人亡政息。清教徒追求建立“山顶之城”的信仰，与韦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伦理是一致的，这与只谋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今天胡润的财富榜变成企业家的原罪榜，只说明中国的企业家如果只是一味利用特权、与政治权力勾结、进行不合理的投机，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必然也会导致今天美国金融危机一样的命运。

美国历史学尼尔·弗格森教授在哈佛大学讲授的课程名为“西方统治：世界强国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在过去500年间，西方获得相对于东方的优势来源于六大因素：资本主义企业、科学方法、基于财产私有制和个人自由的法律和政治体系、传统帝国主义、消费者社会，以及清教徒所代表的工作伦理。中国正在复制其中的大部分，但其中的最后一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改良或补充霍博兄弟所说的“繁荣的伟大力量”吗?

无论如何，还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歌声会让冰冷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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