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读 | 为什么说晚期希腊哲学看成一个与古典希腊哲学是不同的？

来源：聂敏里 著《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

当我们面对晚期希腊哲学这个专门主题时，我们不得不首先处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晚期希腊哲学看成一个与古典希腊哲学不同的哲学阶段？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时期的哲学和古典希腊时期的哲学有着很多内在一致的地方。例如，它们都把对世界的体系化说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追求，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说晚期希腊哲学各派就不同于或弱于古典希腊哲学。再例如，它们所活动于其中的理智环境也是大体相同的，这就是说，无论古典希腊哲学各派还是晚期希腊哲学各派，它们都是以组成学者共同体的方式来展开各自的哲学研究活动的，学派构成了当时学术活动的基本单位，各学派之间彼此争鸣，在相互交流和相互批评中发展各自的哲学体系。又例如，当时社会的一般文化氛围也是相同的，这就是说，古典希腊时期形成的希腊文教传统并没有因为古典希腊城邦的衰落而终结，相反却在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帝国时代得到了延续，文法、算术、几何、修辞始终是文化教育的基本项目，在雅典、罗马、亚历山大里亚这样一些人文荟萃、商业繁荣的地区，充满了这类的学校，无论一般大众还是哲学家都首先是在这样的文化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就这些方面来看，我们真的很难说晚期希腊哲学和古典希腊哲学在基本特征上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以至于应当把它们看成两个不同的哲学阶段。

那么，把它们看成两个不同的哲学阶段究竟是基于什么理由呢？唯一的理由只能在哲学研究视野的变化上来寻找。这就是说，尽管古典希腊哲学和晚期希腊哲学在一些基本特征上是一致的，这保证了晚期希腊哲学仍然属于古希腊哲学这个总的范畴，但是晚期希腊哲学在研究视野上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使得它在哲学精神上与古典希腊哲学具有了某种根本的差异，从而应当被看成一个不同的哲学阶段。那么，晚期希腊哲学在哲学研究视野上与古典希腊哲学有什么不同呢？

古典希腊哲学是以一个自然的政治共同体——城邦——作为它的基本研究视野的，与此不同，晚期希腊哲学的基本研究视野是从这个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的个人。换句话说，古典希腊哲学是以城邦作为自己思想的立足点的，它对世界的描述实际上是以一种古代特征极其浓厚的城邦共同体的生活作为自己理论的现实基础的；而晚期希腊哲学思想的立足点则是个体的人，这是些从古老的城邦生活中分离出来的、单个的个人，他们构成了晚期希腊哲学理论的现实基础。正是这个研究视野和理论的现实基础的根本转换，造成了晚期希腊哲学从哲学精神上来说与古典希腊哲学有了某种根本的差异，从而使它有充分的理由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

晚期希腊哲学在哲学研究视野上的这一根本变化是与当时社会的历史发展分不开的。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自古典希腊时期以来，由于工商业的繁盛和城邦内部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旧的、以自然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城邦解体和新的、作为单独个体的个人出现。

城邦构成了前古典时期和古典时期希腊人生活的基本单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名言，“人是城邦的动物”，就道出了这一点。它表明，脱离了城邦，人就不存在，城邦构成了个人生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还说：“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因为，分离的个体是不自足的”。这表明，对于古典希腊时期的主要思想家来说，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人从属于城邦，个人是次要的，而整体性的城邦生活是第一位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观点。在那里，当柏拉图试图探讨个人的正义的时候，他让对话中的苏格拉底首先去探讨“大字的正义”，亦即城邦的正义，并且用城邦的正义来类比地规定个人的正义。但是，随着希腊城邦工商业的繁盛和工商业阶层的兴起，一种私人的生活也在古老的城邦内部得到了发展，而正是这种私人生活的发展动摇着城邦古老的宗法关系的纽带，使得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以自足为其特征的城邦制度逐渐走向解体。马其顿帝国对希腊世界的征服并没有改变希腊社会这一基本的历史发展趋势，相反，倒使得它的影响范围更趋扩大。这样，在整个希腊世界，我们看到的都是，旧的城邦体制逐渐瓦解，个人逐渐从他原来所依附的种种宗法纽带中摆脱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个人。以公民自治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共同体——城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存在于帝国之中的、为彼此之间缺乏自然宗法纽带联结的多样人群所聚居的城市，例如雅典、罗马、亚历山大里亚这样的古代大都市。

在这种变化的历史形势下，希腊人的精神生活世界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例如，在从前，伯里克利在公开演讲中可以大谈爱国主义，大谈公共生活的崇高价值，斩钉截铁地说：“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

这里所凸显的就是城邦政治共同体对它每一个成员的那种天然的凝聚力。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希腊，公共生活不再具有这样的感召力。德摩斯提尼在《反腓力辞》中这样说，对于当时的希腊人，伟大的政治问题已成过去，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连同战斗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品质一起丧失殆尽，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破坏了昔日使雅典出色的城邦的统一，“我们现在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一切都成了拙劣、无用、无效的东西，因为这一切都成为卑鄙买卖的对象”。米南德在他一部喜剧的台词里则更为明确地道出了造成希腊古典城邦社会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他借人物的口这样说：

神是空气和水，大地和火，太阳和光——哲学家们如是说，但是我却发现：对我们唯一有用的神乃是黄金与白银。假如你把这两位神引到你的家里，只要你认为好的东西你都可以想望，而这一切马上就会是你的了，譬如庄园、房舍、银器、朋友、阿谀逢迎的仆人、见证人和告密者。你只要多给一点儿钱，就连带神自己也会做你的仆役。

这样，很显然，正是这种日益发展着的商品关系破坏着传统的宗法秩序，并进而颠覆着它的道德、它的宗教。从而，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基于血缘的出身和门第，相反，却是财富，是金钱。在金钱面前，已经没有一个超个人的共同体可以值得人们关心了，人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样，与雅典极盛时期公共建筑的大量兴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晚期希腊时期，私人居室却被装饰得富丽堂皇，暴发起来的富人们把大量的金钱花在自己私人生活的享受上。对此，琉善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些人把凡是他们在其间有利可图的国家都当作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不是在国家而是在财产上看到自己的祖国的。

假如我们撇开这段话中道德谴责的意味，那么它当然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这就是工商业的繁盛和由此而来的私人生活的兴起，这使得人们从他们从前所附属于其中的宗法关系中解放了出来，成为无所依附的、个体意义上的人。

这就是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希腊本土和广大希腊化的地区加速发展的社会生活。而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的根本变化自然也就造成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更多地从单个个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观察自己与自然、与他人以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由此，当然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而这也就必然会体现为根本不同的哲学。

因此，情形就是，在从前，个人生活在一个宗法的、被自然血缘纽带和狭隘的社会生产关系所束缚的整体中，这就是城邦；个人附属于这个整体，不仅从这个整体中获得物质保障，而且从这个整体中获得他自己个人的精神寄托，他作为个人的全部价值都只有在这个狭隘的共同体中才能够得到实现。这样，表现在思想观念上，例如，表现在伦理学、政治学中，我们就看到，思想家们所寻求的是整体的善，他们认为整体的善大于个人的善，并且具有充分的权力来规定个人的善。这无论在柏拉图的伦理学、政治学中，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中都是一样。但是，现在，一旦这样的整体被发展的社会生活关系所破裂，一个基本的后果就是，个人开始逐步从这个整体中分离出来，开始逐渐从个人的立场而不是从前自己所附属的城邦整体的立场来看待整个世界。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必然的，他现在更多是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世界生活，而世界生活对于他来说由于缺乏了从前那种城邦式的整体的秩序作凭借和依归，也就仿佛像是变幻莫测的命运一般，他作为个人完全没有能力来对抗它，而只能听任它的摆布。这样，在强大的命运面前如何照看自己的个体生命，安慰自己的个体灵魂，就成为这样的个人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在哲学上也就很自然地表现为应当如何理解单个的个体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或生活的问题。无疑，像这样的问题是古典希腊时期所不可能提出来或清楚地提出来的，从而，这就是晚期希腊时期的特殊的哲学问题。

由此看来，随着在希腊化时期西方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哲学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现在，带有个人性质的人生问题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一个从以前的城邦共同体生活中被以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分离出来的人，在置身于一个缺乏这个共同体作为中介和依托的、广漠的宇宙之中时，在锐感到自己个人的无助的同时，也必须努力尝试着重新理解和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而当这样的思考上升到一般的理论思维的高度时，它便采取了哲学的形式，而显然，像这样一种思考在其主要目的上是伦理学的或人生哲学的。因此，在晚期希腊时期，哲学便主要地成为伦理学，哲学家们研究自然、研究人，更多的是为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服务的。

这就是晚期希腊哲学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晚期希腊哲学看作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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