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亚当•斯密一生中奉献的两部经典。前者为伦理学著作,它的出版使亚当•斯密享誉学术界。后者为经济学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
提起亚当·斯密(AdamSmith),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他那本风靡全球的著作《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1776),还有那个经典的比喻“看不见的手”。《国富论》围绕了一个核心观点:人是自私的。亚当·斯密的经典论述如下:
“每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关心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共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
另一方面,亚当·斯密又提出,人应该有道德。这是他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Sentiments,1759)的主题。《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一同构筑起了亚当·斯密的理论框架。首先,亚当·斯密提出,人是自私的。那些完全不自私的人,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自暴自弃的人,在社会上是不受尊重的。但同时他又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私的,他们同时也具有同情心,具有设身处地转换角色的能力。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它们的确称得上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但也正是这两本书在后世引发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长期以来,《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关系一直未被正确理解,人们认为两部著作对比悬殊、相互矛盾,前者把同情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后者则把“利己”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也就是,对前者来说,人类的行为以利他为基础,而对后者来说,是以利己为基础。两部书分别来看都结构严谨、自成一体,但结合起来看,却有这样的出入,确实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亚当·斯密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了出来。
事实上,虽然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的宽窄、细目的制定和着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对利己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部看似相互矛盾的著作其实是内在联系的,都是为了回答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即“自然的自由制度”的社会如何可能,这就如同伟大的牛顿力学回答了宇宙如何在造物主安排的秩序下和谐运转的问题。牛顿的科学的发展告诉人们自然的运动仿佛钟表一样,在宇宙初始被造物主造成之后就会准确无误的机械运转,仅用几个简单的定律就能完美的描述。牛顿力学的成功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学者,迫使他们从道德哲学角度回答一个自由的社会体制如何可能依靠自身的机制完美的运转,而这一机制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无需外界的强力干扰。《道德情操论》就是要成为道德哲学中的“牛顿力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建立的道德体系为前提的。由此,亚当·斯密构筑了一个人际互动的二分法:小圈子靠爱心,大世界靠市场。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不读《国富论》不知道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