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访谈】

语言哲学

罗纳（Mitsou Ronat）：你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使你在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以及被称之为“知识哲学”（Philosophy of Knowledge）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你最近的著作《语言问题思考》（Reflections on Language）中，你要确定思维可知（knowablein thought）的范围界限；结果，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科学哲学……

乔姆斯基（N. Chomsky）：当然，不是对语言的研究才确定了什么才是科学方法；但这种研究实际提供了人类知识研究可借鉴的有用模型。

就语言来说，人们必须解释在一个人语料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是如何发展了特别丰富的知识系统。把一个孩子置于一种语言的社区之中，他所接触的句子是有限的，经常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等等。尽管如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可以成功地“构建”语言的内在化语法，掌握非常复杂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不可能来自于归纳法或源于经验的抽象法。我们的结论是，内在化的知识一定是受某种生物特性的严格限制。每当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知识是构建在有限的、不完整的语料之上，而在每个人身上表现为统一、同质时，那么，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认为一些初始的制约因素在决定构建于大脑之中的认知系统方面luolu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发现自己所面临的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处境，虽然实际上一点都不矛盾：当人们以统一的方式构建丰富及复杂的知识的时候，如语言知识，就一定存在制约因素，存在生物方面的限制，限制由大脑所构建的认知系统。人类可获得知识的范围和对它的限制有根本的联系。

罗纳：假如任何语法规则是可能的话，那么获得这些规则就变得不可能了；假如所有的音素组合是可能的，那就不再会有语言了。语言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多大程度上词的组合及音素的组合是受限制的，证明在可以想象得到的组合集里，只有一小部分子集才能组合。语言学家必须描述限制这些组合明确的规则。在这些限制的基础上人们能够得到无限多的语言形式……

乔姆斯基：如果不存在对可获得知识严格的限制，我们就不可能有像语言那样复杂的知识。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先天的限制，我们可能造出数量庞大的、可能的知识系统，每一个系统和从经验中所得到的是一样的。所以，一些超出经验范围的特定知识系统就不可能被一致地获得：我们有可能采用不同的认知系统，而无法确定这些系统的哪一个实际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有非常多的、同样可信的理论，那实际上是和没有任何理论是一样的。

假设我们发现了一个人类所擅长的智能领域。如果有人发展出了一套丰富的解释理论，尽管受现有证据的限制，我们有理由问：允许将经验转为知识的一般步骤是什么？使智力上的飞跃成为可能的制约因素是什么？

科学历史可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例子。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丰富的科学理论在有限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对这些理论，其他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内容包括以某种方式和人类智能本质有联系的命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试图发现那些刻画这些理论的初始制约因素。这又使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可理解理论的普遍语法？其生物性限制是什么？

假设我们在原则上回答这个问题是可能的。那么，在给出限制因素的情况下，原则上我们就可以研究可以获得的理论。在语言方面，这等于我们问：有了普遍语法理论（a theory of universal grammar），什么类型的语言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让我们把那类受生物制约所形成的理论称为“可获性理论”（accessible theories）。这类理论有可能是不同质的，可能有可获度，就是有相对于其他理论的可获性。换言之，可获性理论也许或多或少是有结构性的。“普遍语法”的理论构建就是可获性理论结构的理论。假如这个“普遍语法”是人类生物构造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有适当的证据材料，人类至少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得到某些可获性理论。我承认，在这里，我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接着我们再看真实的理论（real theories）。我们可以想象这类理论是存在的，可以用某种现有的概念表达出来。然后我们可以问：可获性理论和这类真实的理论的交叉点是什么？也就是说，哪些理论既属于可获性理论同时又是真实的理论（或者我们可以提出有关可获程度及相对可获性方面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存在这样的交叉点，人类便可以获得真实的知识。如果不存在，他就不可能获得超出那个交叉点的真实的知识。

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的：人类的心智是自然的一部分；生物系统和其他系统一样，也许比我们所了解的其他系统更为错综复杂，但生物系统具有潜在的范围和固有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正是那些决定其范围的因素所决定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人的理性并不是笛卡儿（Descartes）所认为的普遍的工具（universal instrument），而是一个特定的生物系统。

罗纳：我们又回到了这种思想，科学活动只有在人类生物属性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

乔姆斯基：但请注意，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交叉点，并没有特别的生物方面的原因。有理由假设，发明核物理的能力并没有给生物体提供选择性方面的好处，这种能力不是人类进化的一个要素。解决代数问题的能力也不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在生殖方面的差异。据我所知，还没有可信的观点说明这些特殊的能力是实用能力、工具制造等类似能力的延续。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这些原因不明的特殊能力的发展是大脑进化的产物，这种进化是受选择压力影响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获性类的理论和真实理论交叉点的存在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奇迹。似乎这种奇迹至少在一个领域出现，这就是物理学及未经严格定义的、被认为是物理学延伸的自然科学：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尽管只有有限的资料，这些领域的进步是特别快的，也是人们可理解的。也许我们所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们相信人是万能的生物体。相反，我们可创造及理解的理论是受生物因素限制的。我们有幸能有这些限制，不然的话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构建丰富的知识及理解系统。这些限制很有可能排除了我们非常想了解的领域。这太糟糕了。也许还有另一类具有不同智力结构的生物，他们可以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我认为作为尝试的第一步，这是有道理的，是思考自觉知识获得的一种方式。

再进一步讲，一个特定的生物体要审视自己获取知识的系统不是不可能的；这个生物也许可以决定能够获得而且可以理解理论的类别。在这里我看不出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一个发现是不可理解的理论，就是刚才讲的“非可获性理论”就不可能变为可理解的或可获的。

我们只能识别这种理论。如果在某些思想领域，可获性理论和真实的理论相距甚远，那就太糟了。那么人类充其量只能发展出某种智能技术，由于原因不明，这种技术只能预测这个领域的某些事物。但人类不会真正懂得这种技术为什么会起作用。他们将不会拥有可理解的理论，一门令人感兴趣的科学应该是可理解的。虽然人类的理论也许是有效的，但在可理解性方面不是令人满意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智能获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令人吃惊的事情。数学的某些领域似乎和人类特有的潜能有关，如数论、空间直觉。对这些直觉的研究决定了数学进步的主要方面。至少在19世纪末以前是这样的。很明显，我们的心智有能力处理数学系统的抽象特征，抽象的几何学以及连续数学（the mathematics of the continuum）。这些理论并不具有绝对的界限，我们可能被限制在科学和数学的某些分支领域内了。

也许我刚才所说的一切会遭到严谨的经验主义者的反对，或被认为是愚蠢的。

罗纳：也就是说，那些人认为人是通过归纳和概括获得知识，认为一开始脑子是“空的”或是“空白的”，没有事先的生物学限制。在这种思想构架内，知识与其说是由大脑的结构决定的，倒不如说是像蜡版一样印上去的……

乔姆斯基：是的。我认为这些经验主义（empiricist）的假设没有多少可行性；看起来不可能用归纳、概括、抽象等方法来解释人们对物质和社会常识的理解。现有的数据和可理解性的理论之间不存在这样的直接途径。

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比如说音乐。你总可以想象出无数个音乐系统，大多数系统对人耳来说只不过是噪音。在这里同样是生物学因素决定哪些系统类别对人类来说是可能的音乐系统，虽然这个类别到底应该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定论。

这个例子也是如此，好像找不到直接的功能性解释。音乐能力和繁殖无关。音乐不能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不会使一个人在社会上发挥更好的作用，等等。非常简单，它反映了人类对美好表达的需要。如果我们以适当的方式研究人类的本性，我们可能发现某些音乐系统能满足那种需要，而有些则不能。

罗纳：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领域中，你提到了对人类行为的研究。

乔姆斯基：是的，人类行为是其中之一。自从有历史记载就提出了这些基本的问题：行为的起因问题似乎容易提出来，但理论实际上毫无进展，一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人们或许可以这样阐述这个基本问题：带有几个变量的函数，如果给出变量的值，这个功能函数就会给出由这些变量所限定的行为，或者可能给出可能的行为分布。但这样的功能函数还没有被认真地提出来，甚至连初探性质的都没有，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听说有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合理的途径。这种不断失败的原因可以解释为，真实行为的理论超出了我们认知的范围。因此，我们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这好比是我们试图教猴子欣赏巴赫（Bach）的作品，是浪费时间。

罗纳：行为问题和句法问题有所不同：句法问题在生成语法得到发展之前从来就没有被提出来。

乔姆斯基：但在句法研究方面，一旦问题提出来，每个人会提出相似或相同的答案。当某些问题提出后，有时所得到的回答是难以想象的，有些回答彼此相差甚远。还有，当一个答案提出后，那些对问题有充分了解的人也能理解这些答案。实际情况常常是问题不能够恰当地提出来，或提出的问题没有深度，而有时能恰当地提出问题时，却超出了我们的智能范围。

也许和语言相类似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对所生活的社会结构的理解。我们具备各种涉及与他人关系心照不宣及复杂的知识。也许我们具有某种有关社会相互作用的“普遍语法”，是这个系统从直觉上帮助我们组织我们对社会现实不完整的感知，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通过应用“科学理论形成机制”发展出自觉性的理论。如果成功地找到我们所寻找的结构，那也许是因为这些社会有我们所寻找的结构。发挥一点想象力，我们会设计出一个找不到自己位置的虚拟社会……

罗纳：那么，你就可以比较人工语言（artificial llanguages）的失败和乌托邦式社会的失败了。

乔姆斯基：也许可以。人们学不会违反普遍语法的人工语言，而学习自然语言时通过沉浸在此语言中，很容易就学会了。人们充其量将这样的人工语言看做游戏、字谜……同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社会，一个没有人可作为社会的人而生存的社会，因为它不符合由生物性所决定的感知及人类社会的需要。由于历史原因，现存社会可能有这样的特征，导致了各种反常现象的出现。

任何严肃的社会科学或社会变革理论，都必须建立在某种人性概念的基础上。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一开始就假设人性中存在买卖、易货，也就是交换货物的倾向：这个假设和他为其辩护的社会次序是非常一致的。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它几乎是难以接受的），人性就和早期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相符合，这种社会没有垄断，没有国家干涉，也没有对生产的社会控制。

相反，如果你相信马克思或法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认为只有社会合作才能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一个理想的社会将是另一幅非常不同的图画。总有某些人性的概念，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会反映在有关社会秩序或社会变革的学说中。

罗纳：你在语言方面的发现以及你对知识领域的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导致新的哲学问题的产生？你的思想跟哪一种哲学更近？

乔姆斯基：就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言，我感到靠得最近的是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我几乎是在意释他的思想。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他称之为“溯因”（abduction），但还很不完整……

罗纳：我认为溯因是一种不完全依赖于先验原则的推理（就像推论），也不完全依赖于实验观察（就像归纳）。但皮尔斯这方面的思想在法国很少有人知道。

乔姆斯基：在美国也是如此。根据皮尔斯的论证，为了解释知识的增长，人们必须假设“人的心智对设想正确的理论具有自然的适应能力”，某些“溯因”原则“限制可以接受假设”，这些原则是在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本能”。皮尔斯有关“溯因”的思想相当模糊，他所提出的生物结构在选择科学假设时发挥首要作用的建议似乎没有多大影响。据我所知，几乎设有人试图进一步发展这些思想，虽然有类似的想法在不同的场合提出。皮尔斯有巨大的影响，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罗纳：他的影响主要是在符号学方面……

乔姆斯基：对，是在那个领域。他有关“溯因”的想法是从康德（Kant）的思想发展而来的，这些想法并未被当今英美哲学界接受。据我所知，他在认识论方面的思想从来就没有被人采纳，即使归纳受到许多批评，如Popper。就罗素（Russell）来说，他专心于自己后期的著作《人类的知识》（Human Knowledge），他应用经验主义方法研究知识的获得是不适当的。但这本书没有受到重视。他提出了非指示性推理（non demonstrative inference）的多种原则，其目的是解释我们实际所具有的知识。

罗纳：非指示性推理不同于数学逻辑中的推论，尽管前提为真，论证严密，但结论不能保证为真。只能看做是“可能”。是这样的吗？

乔姆斯基：实质上是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有人会说他的方法是类似于康德的，但还是有根本的不同。就某些方面而言，罗素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的非指示性推理原则是一个个地添加到归纳法的基本原则上的，并没有提出整体的改变。但这里的问题不是在量的方面，而是在质的方面。非指示性推理原则不能满足这个需要。我相信有必要采用全然不同的方法，从一开始就远离经验主义假设。不仅当今普遍接受的科学知识方面应该是如此，而且被我们称为“常识理解”的构建也是如此，也就是涉及物质世界及社会本质方面的一般概念，涉及我们对人类的行为、行为目的、原因以及成因的直觉了解。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比我在这里所能做的作更多的分析。还是让我回到你提出的问题，当代许多探讨语言及科学研究本质的哲学家对我启发很大。我自己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哲学发展的极大影响［正如我在已出版的著作致谢中所说的，特别要感谢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和W.V.奎因（Quine）］。而这种影响以后还在持续。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奥斯汀（John Austin）在言语行为方面富有成效的研究，格赖斯（Paul Grice）在会话逻辑方面也是如此。目前对意义（meaning）理论有许多有趣的研究，这些研究是以多种不同方式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有塞缪尔•克里普克（Samul Kripke）、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杰罗尔德•卡茨（Jerrold Katz）、米歇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尤利乌斯•莫拉维克斯克（Julius Moravcsik）、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以及许多其他人。其中某些对模型理论语义学（model theoretic semantics）的研究，也就是对“可能世界的真值”的研究，好像很有希望。我特别要提到伊科•欣提卡（Yaakko Hintikka）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涉及自然语言句法及语义方面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对量化（quantification）的研究。这种研究同样延伸到了语用学，就是研究语言的使用方式以达到某种目的；例如，以色列哲学家阿萨•卡舍（Asa Kasher）所做的研究。仅从以上所提出的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相关研究工作不仅仅在英美进行，而且在世界各地也都在进行。

我也应该提一下科学史及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对概念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及生根更丰富、更准确的理解。例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或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早就超越了证实和证伪的人工模型，这两种模型已经流行了很久并给“软科学”施加了影响，因为软科学不是基于可以指导其发展的健康的理性传统之上的。我认为在这些领域进行研究工作的人要熟悉自然科学取得进步的途径，这样做是有益的。特别是要了解自然科学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如何被理想化研究方式所引导，关心见解的深度及解释能力，而不是为了取得“所有事实”。所有事实这个概念近乎没有意义，即使有时要不顾明显的反例，希望后来的发现会解释这些反例（有时要经过许多年或许多世纪才能证明这样做是对的）。这些是有益的教训，而这些教训在很多有关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讨论中变模糊了。

罗纳：你对欧洲哲学家有什么看法，特别是法国哲学家？

乔姆斯基：我对英美哲学之外的当代哲学家不够了解，不能进行严肃的讨论。

罗纳：你见到过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吗？

乔姆斯基：很少见到。我必须作以下区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列宁主义的学说联系到一起了，至少到目前是这样的。我认为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倾向：这些倾向与布尔什维克的背景有关。我总认为布尔什维克是独裁的和逆潮流的。它在俄罗斯革命以后，成为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流。但和我的观点比较接近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潮，例如，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y）、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顿•潘尼科克（Anton Pannekoek）以及保罗•麦迪克（Paul Mattick）到工联主义者（anarchosyndicalist）鲁道夫•罗克（Rudolf Rocker）和其他人。

这些思想家没有对我们所谓的哲学作出贡献，但他们对社会，对社会的改变以及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虽然他们没有讨论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人看作为类似于教派或神学之类的东西。

当然，我有点过分概括了。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做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从某种意思上来说，恐怕以上批评仍是对的。无论如何，我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或任何其他的思潮，对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有过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在其他方面，我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并没有促使我去进一步了解。

罗纳：可我想，你在阿姆斯特丹的电视广播中见过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乔姆斯基：是的，在广播节目之前及节目中，我们都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在荷兰电视节目中，我们讨论了几个小时，他用的是法语，而我用的是英语。我不知道荷兰观众怎么看这个节目。我们发现至少还能部分地同意对方的观点，如“人性”问题，但政治方面分歧就大了［这两点是丰斯•埃尔德（Fons Elder）采访我们的主要问题］。

就人性的概念及其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而言，这里我要重复埃尔德的比喻，我们好像是“从相反的方向爬同一座山”。我认为科学的创造性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靠心智内在的特性。另一方面是靠社会条件和智能条件的结合。不可能从其中只选择一个。要理解科学发现，就有必要理解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我个人对第一种因素更感兴趣。而福柯（Foucault）则强调第二种因素。

福柯认为，特定时代的科学知识就像社会和智力条件的框格（grid），就像一个系统，它的规则规范着新知识的创造。假如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他认为人类的认识是由于社会条件和社会斗争逐步演化而来的。一个框格取代了另一个，给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我认为，从非历史的观点看，他对心智是人类知识来源这一说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感到怀疑。

他的立场也和“创造性”这一词的不同用法有关。当我在此谈论创造性时，我并没有作价值判断：创造性是指语言的一般日常使用及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可当福柯谈论创造性时，他想得更多的则是像牛顿（Newton）这样一些人的成就，虽然他所强调的是科学创造的一般社会的智力基础，而非个别天才的成就，也就是说他所考虑的是进行彻底创新的条件。他对创新这个词的使用比我更规范。但即使当代科学能发现解决与创造性有关的一般问题的方法，我对此仍有怀疑。我当然不能指望可以掌握创造性的一般内涵，或者说预测伟大艺术家的成就或科学未来的发现。那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追求。我认为当笛卡儿区分人与鹦鹉时，我所谈论的“一般创造性”的含义是和他所想的是一样的。根据福柯的历史观，人们不再需要识别创新者以及他们的具体贡献，或识别妨碍真理发现的障碍，而要决定，作为独立于个体的系统，知识是如何修正自己的形成规则的。

罗纳：福柯把一个时代的知识定义为框格式系统，他是否更靠近结构主义的想法？结构主义也是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

乔姆斯基：要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无论如何，我谈论的是赋予获理论的限制，这类理论首先是和可以构建丰富理论的大脑的局限性有关；而他对社会条件的多样性而导致的理论的可能性更感兴趣，认为这种社会条件使人类智力得以发展。

罗纳：同样，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也强调不同语言间的差异。

乔姆斯基：这个问题必须谨慎回答，因为“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词语可包含众多不同的立场。美国的“新布龙菲尔德学派”的语言学家，有时也自称是“结构主义者”，他们对于语言多样性的看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些人，如马丁•裘斯（Martin Joos），甚至宣称语言之间的差异是任意无限的，并以此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普遍原则。他们所说的“普遍性”只涉及有限的描写，也许是一些统计观察。而另一方面，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其他学派的描写却很深刻，例如，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的研究，他致力于语言普遍性的研究，要严格限制可能性语言的类别，特别是在音系学方面。

正如我所说的，就福柯而言，他似乎对发展出一套在生物学上有明确定义，独立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人性”概念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我认为他不会将自己的方法描述为“结构主义”的。我不赞同他所持有的这种态度。我同意他的这种说法：人性不在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到目前为止，科学还无法研究人性的问题；但我相信，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如语言研究，我们在智力和认知方面可以开始建立有意义的“人性”概念。无论如何，我都坚定地认为语言机制是人性的一部分。

罗纳：你和福柯讨论过波特•罗奥（Port Royal）学派的《普遍语法》吗？

乔姆斯基：更准确地讲，我们谈到了有关我和思想史研究的关系。在这方面有一些误解。这些问题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比如，我早期研究当代理性主义（rationalist）传统的方法不同于科学或哲学历史学家的方法。我并没有想详尽地重构当时人们想的什么，而是要发现被后来学者忽视，甚至常常被严重曲解的重要见解。要说明当时某些人已经觉察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也许连他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尝试在我的著作如《笛卡儿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中已作了清楚的说明。

我对和当代重大问题有关的早期思想和思索感兴趣。我曾试图证明类似的思想是如何提出的，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当时人们对以后发展的期望。我认为，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思想家是如何探索某些非常有意义的思想，他所用的方法是建设性的和卓越的，但也许他们本人对所探求的本质并不十分清楚。

让我们打一个比方。我的研究方法不像一个艺术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倒是像个艺术爱好者的，比如说寻求17世纪对他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否有价值，大多则是根据当代审视事物的眼光来判断。这两种方法都是合理的。我认为依靠我们今天所掌握的知识，可以通过观察科学知识早期的发展阶段，说明那个时期一些有意义的贡献。由于受所生活的时代的限制，当时富有创造性的天才做不到的我们可能做到。这是为什么我对笛卡儿这样的人以及受他影响的哲学传统感兴趣的原因，还有洪堡特（Humboldt），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笛卡儿主义者，我对他依据内在化规则系统，在阐述自由创造力概念方面所做的努力感兴趣。我相信这样的概念源于笛卡儿的思想。

虽然我当时所采用的方法受到批评，但据我所知，这些批评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虽然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当时对我来说（现在仍然如此）是显而易见的。我刚才所说的方法在科学史上很常见。例如，迪克斯特瑞斯（Dijksterhuis）在他的有关古典力学起源的主要著作中谈到了牛顿，并指出：“严格地讲，整个系统只能借助以后科学的发展才能得到理解。”假如失去了古典力学的洞察力，假如类似于“自然历史”的学科又卷土重来——也即积累并组织大量数据和现象观察，也许类似于巴比伦的天文学家（显然这样说也许不够公平）。再假设在科学发展的某个新的阶段，类似于古典力学时期的问题又重新出现了。那么，设法发现早期有意义的见解，确定这些早期的见解是如何预示当前的研究工作，也许可以借助后来的发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见解。这样做是完全合适的，实际上也是相当重要的。我认为语言和心智的研究大致就是这样进行的。我认为，重新发现这些已经被忽视的见解是很有益的，从目前感兴趣的问题出发，设法理解那些早期讨论过的问题，有时要借助更新的理解、知识和技术，重新理解那些问题，以此来探讨早期的研究工作（这些工作，正如我讲过的，常常被错误地叙述）。这是合理的做法，不要把它和下列的努力相混淆：精确重建早期的问题是如何出现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就像物理学界迪克斯特瑞斯那些人）。当然，必须小心，不要歪曲早期的讨论，不过我知道对我的研究工作还没有这样的批评分析。很遗憾的是在所谓“学术文献”中，有许多对我的误解，我曾吃惊地发现，对我从来就没有讨论过的主题竟有如此尖锐的批评。和其他人一样，我有时对这些歪曲，还有其他的错误理解，有一些回应，但很不完整彻底，这个问题我在此就不多讲了。

任何一个致力于知识工作（intellectual work）的人自己都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试着重新思考你二十年前理解的问题。在问题不大清楚的情况下，你是努力朝什么方向前进，目标又是什么，只有到了后来你的目标才变得清楚……

罗纳：你和福柯有什么政见分歧？

乔姆斯基：对我来说，我要区分两种理性任务。其一是按我们的理解想象出一个符合人性要求的未来社会；其二是我们要分析当今社会权力和压迫的本质。对他来说，假如我对他的理解是正确的话，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只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正义或者“人类本质的实现”的概念仅仅是我们文明的发明，是我们阶级体制的产物而已。因此，正义的概念是一个已经掌握权力或者将要掌握权力的阶级所提出的托词。改革或革命的目标是取得权力，不是使社会更公正。抽象的正义这个问题没有被提出来，也许永远不会明确地提出来。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福柯说人们进行阶级斗争是为了取得胜利，而不是因为阶级斗争会使社会更加公正。在这方面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认为，一场社会斗争只有得到论证的支持，即使这种论证是间接的，是建立在没有得到很好地了解的事实和价值的问题之上的，如果显示这场斗争的结果将会对人类有利，将会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这样才能说明这种斗争是合理的。让我们以暴力为例看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者，因此不会说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暴力都是错误的，例如自卫。但任何求助于暴力的行为必须有合理的理由，也许从暴力可以纠正不公正的现象这一点来论证。假如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全世界陷入火海之中，那么这种阶级斗争就失去了正当的理由。只有根据这种斗争可以消灭阶级压迫的这一论据才能使它有正当的理由，并且斗争的方式必须符合基本人权。毫无疑问，这里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有明显的不同看法，因为我谈论的是正义，而他谈论的则是权力。至少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观点的不同之处。

暴风骤雨

Will-to-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