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产能过剩,社会生产从极度扩张瞬间转变为极度紧缩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市场参与者从狂热投机到极度恐慌的转变。
经济的发展天然具有周期性质,经济周期本身也不可避免。美国经济学家韦斯利·米切尔对经济周期做出了如下定义:经济周期指由工商企业占主体的国家在整体活动中出现波动的现象。一个完整的周期由扩张、衰退、收缩、以及复苏四个阶段组成,整个周期持续超过1年到10至12年不等。
如果从繁荣到衰退的过程过于剧烈,则会引发经济危机,造成大量的浪费、动荡和生产力的实质性衰退。在危机中,恐慌情绪波及全社会,往往会泥沙俱下,波及很多原本生产并不过剩的行业。
我们计划按照时间的顺序,回溯历史上的经济危机,按照不同类型逐个分析原因,再结合当下经济形势给出研判。本次我们将介绍17世纪到18世纪早期的三个危机: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危机,发生在英国的南海泡沫和发生在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
每遇金融危机,传媒界就喜欢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三次金融泡沫事件来教育公众:荷兰的郁金香炒作、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泡沫、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三大事件在教科书和传媒中都被归结为少数骗子做局,政府监管不力,大众疯狂跟进,结果人财两空,经济遭到破坏而造成金融与社会的悲剧。
这篇我们梳理郁金香危机。
1635—1637年间的郁金香泡沫事件,发生在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早年间,土耳其人从天山山脉将郁金香花种带入君士坦丁堡,使郁金香进入宫廷,成为东方时尚。后来的德国植物学家进行人工栽培,发现病毒突变会导致郁金香球根有美丽的变种。
到17世纪初期,郁金香中的一些珍品已经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富人们竞相在他们的花园中展示最新和最稀有的品种,植物爱好者和商业新贵们以培育不同变种花朵为荣。到17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时尚导致了一场经典的投机热,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观赏,而是希望牟取暴利。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内专门为郁金香开设了固定的交易市场。当时一名历史学家描述:“16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8头肥猪、4头肥公牛、2吨奶油、1000磅乳酪、一个银质杯子、一包衣服、一张附有床垫的床外加一条船。”许多郁金香品种在一年内价格上升百倍,进一步刺激了市场需求。
1637年2月4日,卖方突然大量抛售郁金香,公众开始陷入恐慌,郁金香市场一夜之间崩溃。虽然荷兰政府发出紧急声明,认为郁金香球茎价格无理由下跌,劝告市民停止抛售,并试图以合同价格的10%来了结所有的合同,但这些努力毫无用处。一星期后,郁金香的价格已平均下跌了90%,而那些普通的品种甚至卖不到一个洋葱的价钱。绝望之中,人们纷纷拥向法院,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力量挽回损失。但在1637年4月,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合同,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这次事件不了了之。
在荷兰共和国北方各省与须德海之间,有很多低洼的岛屿,岛屿包围之中的避风海湾里有个中等大小的镇子叫霍伦,在弗里斯兰省的西部,南面就是须德海。须德海是个岛屿众多的大海,几乎把联省共和国拦腰切断。直到16世纪50年代,这里一直是荷兰一个重要的港口,因为与波罗的海的贸易而兴盛。谁知不到100年后,那些载满烟草、木材的大船全都驶向了阿姆斯特丹。霍伦市于是走向衰落,而且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
17世纪上半叶,在这个几近毁灭的小镇的镇中心有一栋大房子,门前竖立着三座郁金香的石头雕塑。除了后来被改建为天主教堂之外,这栋建筑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里却是郁金香狂热的发源地。
立在门前的郁金香石雕就是为了纪念这座房子是在1633年夏天用三株稀有的郁金香换来的。一个当地的历史学者泰奥多罗斯·费留斯(Theodorus Velius)在他记录的编年史中提到,就是在这一年,西弗里斯兰省郁金香的价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三株郁金香换房子的消息流传开不久,又有人用一包球根换得了弗里西亚的一个农舍连带它周边的土地。
这些令人震惊的交易都发生在联省一个衰退凋敝的小镇上,这也是有不幸的事要发生的最初征兆。30年来,郁金香爱好者们还都是用钱在买花。而现在,第一次出现了把郁金香当钱用,而且还能顶好多钱的情况。
在不知道被交易的郁金香是何品种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知晓这桩买卖到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就算西弗里斯兰省霍伦市的房价比不得阿姆斯特丹,一处体面的房产也起码能卖到500荷兰盾左右,而土质优良的农田则售价更高。由此可知这些球根的价钱按当时的标准算是很高了。
确实,1633年以前,球根的价钱就已经持续增长好多年了。类似的惊人交易也可能之前就有只不过没有记录留存下来。更有可能那个农田换球根的交易是发生在两个拥有不止一处地产的鉴赏家朋友之间,而不会是某个农民为了几株鲜花抛弃自己维持生计的唯一源泉。即便如此,这些交易的分量仍然远远超过17世纪20年代的其他交易。
郁金香交易也是在时时变化的。17世纪30年代的球根买卖不再局限于“永远的奥古斯都”那样极稀少、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品种。其他一些上上等的品种,还有一些稍低级的郁金香,虽然也是数量有限,但是只要你出得起价钱,还是能从专业种植人手中买到的。由于想买球根的人不断增多,那些最受欢迎的品种的价格也开始上涨。起初比较缓慢,到1634年底就开始加速,整个1635年都在持续加速,直到1636年冬天,有的球根价格一周多就能翻倍。
“永远的奥古斯都”,即最美的荷兰郁金香。据称,这种极度稀有的鲜花世上仅存不超过十二株,一个花球转手的价钱就可以买两栋房子。
郁金香狂热在1636年12月至1637年1月达到了最高峰。在那短短几周内,人和钱都一股脑儿地扎进了郁金香交易。整个联省的人纷纷投资球根,需求的急剧增长将价格不断推向新高。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所有人都挣钱了,所以又吸引了更多的新手加入了贸易的大军。
一个当时的编年史记录者如此形容价格在两三个月中疯长的情形:花15荷兰盾买入的“总司令”(Admirael de Man)以175荷兰盾的价格转卖;黄色系的“莱顿的红与黄”价格增长了11倍,由原来的45荷兰盾涨至550荷兰盾。“大元帅”(Generalissimo)更从原来的95荷兰盾暴涨至900荷兰盾。另一种上上等的郁金香,也就是众人垂涎的豪达的“将军中的将军”,后来简称为豪达。这是一种花型硕大,花瓣为白底有红色火焰花纹的郁金香。从1634年12月到1635年12月,它的价格涨了2/3;再到1636年5月短短半年间又长了50%;从1636年6月到1637年7月,价格更是上涨了2倍。所以这种起初就已经很昂贵的球根,从狂热时期最初的100荷兰盾涨到750荷兰盾只用了两年时间。
最著名的郁金香“永远的奥古斯都”当然更是疯涨。1633年球根的价格是5500荷兰盾,到1637年1月则是令人咋舌的10000荷兰盾。整个荷兰共和国也只有十几个人付得起这个价。这笔钱足够解决一个家庭半辈子的衣食住行;或者是买下阿姆斯特丹最繁华的运河边上最豪华的房子,还连带马车房和80英尺的花园。要知道当时阿姆斯特丹的房产可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便宜。
这样的盈利是惊人的。那些投身球根事业并获利匪浅的人忍不住要向亲朋好友吹嘘自己好运气的源泉;靠鲜花赚钱这种新鲜又让人不敢相信的故事更是一传十、十传百,而且所有故事里绝对没有赔钱的情节。以至于到1635年,郁金香能挣钱已经成了整个荷兰都在谈论的话题。
“范·德·艾克司令”、“总督”、“莱顿的红与黄”,分属红色系、紫色系和黄色系的郁金香品种。
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人用斯海默的围垦田里的一块地换了六株郁金香;另一个故事说有个男人因为太痴迷于郁金香,结果连未婚妻都改嫁他人了。
第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富有的阿姆斯特丹商人买到了一个珍贵稀有的红色系郁金香球根。他把球根放在他库房里一个柜台上,可是一转眼的工夫球根竟然消失了。他的仆人们把整个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球根,后来他想到肯定是当时在仓库里的一个水手把球根拿走的。这个水手是一艘去东印度的船上的,这船航行3年了,所以水手一点儿都不知道郁金香狂热的事,他还以为自己只是拿了个洋葱。等商人终于在码头上找到他时,他正坐在一捆缆绳上,球根已经被吃得只剩一小块儿了。愤怒的商人于是把水手抓起来送进了监狱。
第四个故事里有个英国旅行家,他也对郁金香一无所知。他在富有的荷兰朋友家做客时,发现温室里有个球根,于是就用随身的折叠小刀把球根切开了。非常不幸的是,被他切开的是一个范·德·艾克司令球根(一种红色系郁金香,花瓣上有粗直的血红色条纹),价格不低于4000荷兰盾。这个手欠的英国人于是也被押送到地方官面前,最后被判为自己的破坏行为赔偿损失,至少故事里是这么讲的。
事实上,这些关于郁金香交易的故事,也包括当时流传的其他一些故事里的离奇情节,往轻了说是不可信,往重了说根本就是不可能。大多数故事都是小道传闻,其他一些则是起源于一些神职人员的布道,想要警告世人郁金香交易的危险性。但是,如果这些故事的本意是旨在打消人们涉入郁金香领域的念头,那可真是泛滥且无用。事实上,这些故事更让人觉得郁金香是人人渴望的,也是像进口一船肉豆蔻或一批瓷器一样能挣大钱的。关于郁金香交易挣钱的令人兴奋的谈论让越来越多的人忍不住要亲身体验。
郁金香狂热时期荷兰酒馆内部的景象。旅店就是郁金香交易的中心场所。这幅图画的作者扬·施特恩本人就是一个酒馆老板。
在1636年12月到1637年1月之间,所有品种的郁金香价格全线上升。以一种稀有品种Gouda为例,其价格在1634年底仅为每盎司1.5基尔德(荷兰盾),到1636年底也只不过上升到每盎司2基尔德。随着郁金香投机市场的形成,Gouda的价格大起大落。在1636年11月价格猛升到7基尔德,随后回跌到1.5基尔德,在12月12日其价格再度强烈反弹,直上11基尔德。过了新年之后,再猛跌到5.5基尔德。由于新投机者的加入,价格再次急剧上升,到1月29日已经突破了14基尔德大关。这三次大起大落,每一次的振荡幅度都超过400%。拿12月9日最低点(1.5基尔德)与12月12日的最高点(11基尔德)相比,3天之内价格上升将近10倍。超额利润招来了四面八方的投机客。也许有人早就怀疑到郁金香的价格已经完全背离了作为一种花卉的常规,但是倒买倒卖所获取的暴利使得许多投机客们丧失了理智。到了1637年1月连普通品种的郁金香价格也被抬高了25倍多。例如,Switsers的价格在1637年1月上旬尚且低于1基尔德,到月底就被炒到14基尔德,到2月5日上涨为30基尔德,在30天内涨幅超过了29倍。在这段时间内几乎每一个投机者都沉浸在突然发了一笔横财的美梦之中。
1637年新年前后,郁金香的期货合同在荷兰小酒店中被炒得热火朝天。到了1637年2月,倒买倒卖的人逐渐意识到郁金香交货的时间就快要到了。一旦把郁金香的球茎种到地里,也就很难再转手买卖了。人们开始怀疑,花这么大的价钱买来的郁金香球茎就是开出花来到底能值多少钱?前不久还奇货可居的郁金香合同一下子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持有郁金香合同的人宁可少要点价钱也要抛给别人。在人们信心动摇之后,郁金香价格立刻就开始下降。价格下降导致人们进一步丧失对郁金香市场的信心。持有郁金香合同的人迫不及待地要脱手,可是,在这个关头很难找到“傻瓜”。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郁金香市场全线崩溃。
郁金香泡沫的高峰期仅仅持续了一个多月。由于许多郁金香合同在短时间内已经多次转手买卖且尚未交割完毕,最后一个持有郁金香合同的人开始向前面一个卖主追讨货款。这个人又向前面的人索债。荷兰的郁金香市场从昔日的景气场面顿时间变成了凄风苦雨和逼债逃债的地狱。
在1637年2月24日花商们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开会决定,在1636年12月以前签订的郁金香合同必须交货,而在此之后签订的合同,买主有权少付 10%的货款。这个决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郁金香市场的混乱。买主和卖主的关系纠缠不清。荷兰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拒绝批准这个提议。在 1637年4月27日,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的合同。一年之后,荷兰政府通过一项规定,允许郁金香的最终买主在支付合同价格的3.5%之后中止合同。按照这一规定,如果郁金香的最终持有者已经付清了货款,那么他的损失可能要超过当初投资数量的96.5%。如果还没有支付货款的话,他很侥幸,只需支付合同货款的3.5%,那么卖给他这个合同的人就要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失了。
在这个打击之下,荷兰的郁金香投机市场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来。
究竟是什么,能让如此之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人,都热切地投入到一项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交易中来试试手气?
尼德兰意为“低地”,指中世纪欧洲西北部位于莱茵河、默兹河、些耳德河下游以及北海沿岸的地区,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和法国北部的一小部分。
尼德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早、成长较快。制造呢绒、丝绸、亚麻布、地毯、肥皂、玻璃器皿、皮革和金属制品的手工工场迅速发展。布鲁日、安特卫普成为重要的贸易、商业和国际信贷中心。安特卫普有1000多个外国银行和商号的分支机构,还成立了商品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港内可同时停泊2000余艘船只。佛兰德尔和布拉班特的农村中,农民份地改为短期租地,富裕的市民和部分佃农购买贵族土地经营农场,采取封建或者半封建的剥削方式。尼德兰北方最发达的省份是荷兰和泽兰。
16世纪,这些地区的毛纺织业、渔业、造船、制绳、制帆等行业已多半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代尔夫特、多德雷梅特等城市的啤酒商人通过借贷契约和预付货款的办法把农民变成自己的剥削对象。阿姆斯特丹逐渐垄断了波罗的海的贸易。北方农村的封建关系一向薄弱,很快出现了贵族改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现象。
荷兰作为尼德兰资本主义的代表,濒临大西洋,手工业发达,但自然资源稀缺,本地市场狭小。许多荷兰人外出从事商业活动,来往于世界各地,赚取了很多的钱财。荷兰因此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15~16世纪时,荷兰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仅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上百家造船厂,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荷兰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船的造价比英国低1/3到1/2。欧洲许多国家都到荷兰订购船只。
荷兰的商船吨位占当时欧洲总吨位的3/4,拥有1.5万艘商船,几乎垄断了海上贸易。挪威的木材、丹麦的鱼类、波兰的粮食、俄国的毛皮、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棉纺织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等,大都由荷兰商船转运,经荷兰商人转手销售。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是国际贸易的中心,港内经常有2000多艘商船停泊。
长期处于世界贸易的中心,催化了荷兰的资本主义萌芽,到17世纪,荷兰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打破了西班牙在海上的封锁,经济更是迎来了强劲的复苏。
当时的联省刚刚从17世纪20年代漫长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起来。这次萧条几乎贯穿了整个20年代,也是整个17世纪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导致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与西班牙的再度开战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锁。危机之后,荷兰经济整体迎来了强势复苏。
经济形势从1631年或1632年开始好转,在整个30年代都保持着稳步增长。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荷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足。荷兰本地的一些因素也对人们加入郁金香交易有一定影响,比如在离阿姆斯特丹几英里之外的哈勒姆,很多织工都改行倒卖郁金香。因为虽然经济形势复苏了,但是莱顿开始成为荷兰纺织业的主导,哈勒姆的纺织业依然无可避免地衰落了。
1646年版本的哈勒姆地图中的一部分,显示的是城墙外的花园区域。这里就是第一批专业郁金香种植者培育球根的地方。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1633年到1637年间在荷兰多个城市爆发的严重的黑死病疫情。编年史记录者泰奥多罗斯·费留斯当时就生活在哈勒姆。据他记载,从1635年10月瘟疫爆发到1637年7月疫情彻底结束,共有8000市民因为瘟疫丧命,其中5700人是在1636年8月到11月间去世的;也就是说,在哈勒姆,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染病去世。因为死人太多,都没有足够的坟墓安葬。
这场可怕的瘟疫带来了两个主要后果。第一是劳动力紧缺,雇主们只能提高工资以争抢劳动力,所以工人们也开始能有点闲钱投入郁金香交易;第二是,或者说可能是,瘟疫让人们惧怕宿命,球根交易者也感染了绝望的情绪,所以才在球根交易上疯狂无度的投入。
原因之三,外国资本涌入。在行会的控制和操纵之下,郁金香的价格被迅速抬了起来。买卖郁金香使得一些人获得了暴利。郁金香价格暴涨吸引了许多人从欧洲各地赶到荷兰,他们带来了大量资金。外国资本大量流入荷兰,给郁金香交易火上浇油。
原因之四,期货交易制度建立起套利空间。在1634年以前,郁金香和其他花卉一样是由花农种植并直接经销的,价格波动的幅度并不大。在1634年底,荷兰的郁金香商人们组成了一种类似产业行会的组织(College),基本上控制了郁金香的交易市场。这个行会强行规定:任何郁金香买卖都必须要向行会缴纳费用。每达成一个荷兰盾的合同要交给行会 1/40荷兰盾。对每一个合同来说,其费用最多不超过3盾。由于这些行会通常在小酒馆里进行郁金香交易,他们所收取的费用也就常常被称为“酒钱”(Wine money)。由于郁金香的需求上升,推动其价格上升,人们普遍看好郁金香的交易前景,纷纷投资购入郁金香合同。郁金香球茎的收获期是每年的9月。在1636年底,荷兰郁金香市场上不仅买卖已经收获的郁金香球茎,而且还提前买卖在1637年将要收获的球茎。郁金香的交易被相对集中起来之后,买卖双方的信息得以迅速流通,交易成本被大大降低。在这个期货市场上没有很明确的规则,对买卖双方都没有什么具体约束。郁金香合同很容易被买进再卖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几经易手。这就使得商人们有可能在期货市场上翻云覆雨,买空卖空。在多次转手过程中,郁金香价格也被节节拔高。
300年前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
一、密西西比泡沫
(1)概述
在荷兰郁金香泡沫迸裂 80 年后,在 1719 年又出现了著名的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这两个泡沫的相同之处是:法国股票市场的价格和当年郁金香价格一样在很短的时期内大起大落。从 1719 年 5 月开始,法国股票价格连续上升了 13 个月,股票价格从 500 里弗尔涨到一万多里弗尔,涨幅超过了 20 倍。法国股市从 1720 年 5 月开始崩溃,连续下跌 13 个月,跌幅为 95%。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和郁金香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荷兰郁金香泡沫基本上是民间的投机炒作但是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却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郁金香泡沫所炒作的只不过是一种商品,牵涉到的人数有限,而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却发生在股票和债券市场,把法国广大的中下阶层老百姓都卷了进去。从这一点来说,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更具有现代特色。
(2)过程
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泡沫是由著名的金融家约翰•劳一手造成的。约翰•劳(1671—1729年)是苏格兰经济学家,父亲是银行家,拥有大量地产。劳 14 岁就跟着家族从事金融业务,父亲去世后,他去伦敦冒险,在赌博中损失巨大。后来,劳在为女人的决斗中打死对手,被对方家族纠缠,不得不跑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客居避祸。
法国路易十四去世后,国库空虚,情急之下,法国摄政王腓力二世邀请劳担任法国财政大臣。约翰•劳在法国成立了一家银行,名字叫作“通用银行”。这家银行除了像荷兰银行那样开展储蓄与贷款业务之外,还有一项独特的功能,那就是发行货币。法国的货币体制在约翰•劳的改革下,从贵金属货币时代瞬间过渡到了纸币时代,政府规定纸币为法定流通货币,整个国家开始流通以“里弗尔”为单位的纸币。
几年后,当约翰•劳的通用银行给政府带来了大量利益,法国政府当仁不让地吞并了它,但仍聘约翰•劳为银行管理人,这让约翰•劳感到了鸟尽弓藏的悲哀,他不甘心就此结束,于是他将大量精力投放在了他一年前成立的那家公司身上,即“密西西比公司”。
法国政府在这家公司成立之初,便给予了其许多特权,允许其对许多种类和地域的贸易进行垄断。而这一年,法国政府一方面是为了安慰约翰•劳,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决定将东印度一带的贸易交一部分给密西西比公司打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不同的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存在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交易模式,那就是国债债券可以用来直接购买公司的等值股票,而当时 500 里弗尔的国债债券在市场上只能兑换到大约 150 里弗尔,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却由于其在贸易上的不断扩张而在不停地升值,这个时候,几乎所有持有国债债券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走进了交易所,将自己的债券兑换成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然后如释重负地坐等股价上涨。
由于市场上的买气越来越旺,股票价格一时间水涨船高,渐渐地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投机游戏,玩法如下:
A 君以 150 里弗尔的价格从相对偏远、信息闭塞的地区购买到 500 里弗尔的国债债券,然后去交易所将它兑换成价值 500 里弗尔的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再将股票卖掉,即使股票没有上涨, A 君也能够从中得利 350 里弗尔。
这种投机行为在法国迅速弥漫,全法国的人都知道了国债债券可以用来买一种股票,而这种股票可以升值并兑现,于是国债投机戛然而止,民间持有的国债数量大幅缩减,密西西比公司则成为了法国国内最大的债权人,而约翰•劳,他同时又是法国皇家银行的管理人,掌握着货币发行的大权。
在各方的炒作下,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市值不断上升,而约翰•劳为了满足市场,亦不断增发新股。往复循环之下,使公司股票最终上升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度,每股价格达到了9000 里弗尔。这时候,约翰•劳为了再次推动股价上涨,居然决定增发货币,这件事情让约翰•劳在后来的日子里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他做出任何决定,结果都不会改变。
毫无悬念的,泡沫破灭了,境况同近一个世纪前的荷兰没有太大分别,同样是哀鸿遍野,所到之处阴风惨惨,交易所挂牌歇业。不同的是连银行也被强行关闭了。
与郁金香事件有所不同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交易市场大崩盘,更是一次货币体系大崩溃。法国的股票市值从 1719 年 5 月开始持续暴涨,到了 1720 年的 5 月,涨幅与 13 个月前相比约高 20 倍,同月开始下跌,持续狂跌 13 个月,最终股价只有大约 13 个月前的 5%。
(3)各阶段总结
第一步: 1716 年 5 月,约翰•劳经法国政府特许建立了一个可以发行货币的私人银行,并且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约翰•劳的银行事务经营得很成功,币值稳定。 而金银却因受政府的不明智干预时常贬值。于是劳氏银行的信誉蒸蒸日上,垄断了烟草销售,还独揽改铸金币、银币的权力。最终于 1718 年 12 月被国有化为皇家银行,但仍由其担任主管。
第二步:设立拥有垄断权利的股份公司,并发行股票。约翰•劳自 1717 年就开始日益获得各种贸易特许权,设立的密西西比公司拥有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贸易的独一无二权力,且公司股票可以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 1719 年 7 月 25 日,约翰•劳向法国政府支付了 5000 万里弗尔,取得了皇家造币厂的承包权。 1719 年 8 月,约翰•劳取得农田间接税的征收权。
第三步:借助此时法国公众的普遍热情,约翰•劳决定运用皇家银行的纸币发行能力和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来为政府筹集资金,试图最终能够化解法国的财政危机。 1719 年约翰•劳决定通过印度公司发行股票来偿还 15 亿里弗赫的国债。为此印度公司连续三次大规模增发股票:在 1719 年 9 月 12 日增发 10 万股,每股面值 5000 里弗赫。股票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股票价格直线上升。
第四步: 导火线点燃于 1920 年初,孔蒂亲王由于在要求以比较低的定价购买新上市的密西西比股票时被约翰•劳拒绝,他就用三辆马车拉着自己的纸币到劳氏银行要求兑换硬币。约翰•劳开始感到不安,通过摄政王来阻止孔蒂亲王的行为,但市场的信心从此开始出现裂缝,精明的股票投机者也都正确遇见到股票价格不可能永远攀升,纷纷兑换硬币并运往国外。
法国“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街头抗议
第五步:政府尝试救市。 政府甚至宣布强制征兵计划,召集巴黎所有穷困的流浪汉,提供衣服和工具,让他们排成队,肩上扛着镐和锹,日复一日的通过巴黎街头然后来到港口等待被装船运往美洲,佯装到那里的金矿上干活。他们之中有三分之二没有上船而是分散到法国各地,不到三个星期他们中的一半人又出现在巴黎。
第六步: 泡沫彻底破灭。 股价在 1720 年 9 月跌到 2 000 里弗尔,到 12 月 2 日跌到 1 000里弗尔, 1721 年 9 月跌到 500 里弗尔,重新回到了 1719 年 5 月的水平。
二、密西西比泡沫成因分析
密西西比泡沫具有更多的现代经济色彩, 约翰•劳也是当时较为出色的货币经济学家,他一手操纵货币,一手操纵经济, 在一定时间内成功管理了市场的预期,带来了强有力的刺激,但是短期的刺激无法真正解决法国当时经济的窘境,长期而言,泡沫终将破灭,预期调整回到与实体经济的同步水平。
(1)财政赤字引发货币改革
公元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法国路易十四( Louis XⅣ, 1630-1715 年),史称路易大帝,他执政时期十分好战,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常备军,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发动参与 了一系列战争。例如 1667-1668 年因遗产问题与西班牙发生战争; 1672-1678 年发动对荷兰的战争: 1701-1703 年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法国国库空虚,政府债台高筑,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国当时的对外债务达到 30 亿里弗赫,而一年的税收只有 1.45亿里弗赫。债务是财政收入的 20 多倍。
1715 年,路易十四逝世,他的继承人只有 7 岁,由奥尔良公爵作为摄政王,在新皇帝年幼的时候主持朝政。摄政王为了挽救财政危机,采取了很多措施,首先是重铸货币,把货币的金属含量调低,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打击税收征管过程中各种腐败行为。通过这些诶措施大约增加了 2 亿多里弗赫的财政收入,无法从根本上化解法国的财政危机。
约翰·劳首先设立私人银行,该金本位为金汇兑本位制,然后逐步放开汇兑制度,跨越到以纯粹的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纸币本位制。 这一制度突破了贵金属稀缺性的局限,使得国家在理论上能够无限征收铸币税,缓解政府腐败, 常年战争带来的财政赤字。
(2) 特权创造国企神话
因为当时国际上的结算仍采用金本位制度,单纯超发货币会带来纸币的泛滥和贵金属的稀缺, 最终使得国家回到金本位时代,政府没有直接超发货币填补赤字。
约翰·劳设立密西西比公司,接手了大量的国家特权, 包括: 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贸易贸易特权、 农田间接税的征收权以及东印度一带的贸易权。 这些特权相当于政府将优质资产剥离出来,引发了市场的极力追捧。
每一次增发股票购买各类经营特权都是一次资本运作,一次又一次迭代,都在挑动市场的神经, 长此以往,使得市场对密西西比公司形成了只涨不跌的思维定式。
(3)金融创新掩盖财政赤字
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可以用等额国债来购买,而当时国债是大幅折价的, 这就导致人们购买国债,兑换股票,再兑换现金可以套利,这种套利交易的背后,国债大幅升值, 也更容易发行。 其本质是利用密西西比的优质资产和刚性预期为政府债务买单。同时, 公司本身也不断发行股票偿还国债。
一方面,市场对密西西比的刚性预期并没有随着密西西比公司对政府的输血而改变,另一方面, 作为中央银行管理者的约翰·劳不断发行纸币,配合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增发, 使得泡沫越吹越大。其本质是利用公众对密西西比公司的信用发行货币。 然而, 密西西比公司的信用来自于国家的特许经营权,而国家本身背负着巨大的财政赤字, 国家本身尚无足够的盈利能力支付它的战争和腐败,密西西比公司又怎么可能有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呢? 这一切的骗局最终在一次偶然的事件被戳穿, 纸币无法兑付贵金属,货币危机爆发。
三、以史为鉴
密西西比泡沫告诉我们,权利染指市场必将造成市场对权利的极度追捧, 同时权利本身也能从市场中变现。 然而如果特权腐化,本身是一个不断带来赤字的吸金漏洞, 那么权利最终无法受到市场的认可,即使是国家权利也无法无止境地使用市场信用。
政府人为制造牛市最终是无法持续的, 牛市的基础仍是生产力的本质提升。一旦政府的市场权利交织到一起, 从货币发行到贸易垄断再到特许经营, 贪婪的权利主体必然会讨好市 场, 寻求分得蛋糕。非理性的市场从这样的刺激中生出泡沫, 而政府为了从中不断获利将会持续烘托,不使之破裂。 但昔日的法国没能成功救市,说明泡沫的破裂随着生产力与期望的背离的扩大将是必然的趋势。
当下的中国,始于地方政府的创收需求所鼓吹出的房地产泡沫, 如果市场参与者的期望继续不切实际地上涨,而实体经济无法短期继续前三十年奇迹般地增长,那么泡沫破裂的结局亦不可避免。
几乎与法国密西西比泡沫同时发生,同样作为政府特许的英国公司,也在利用证券市场的投机特性哄抬股价,进行金融诈骗,最终导致股市暴跌、千百万人破产,这就是与“密西西比泡沫事件”齐名的“南海泡沫事件”,两家泡沫公司都于1720年破产,南海泡沫只是比密西西比泡沫晚了一步,两者有一定的关联性:法国人的玩法被英国人学会,在英国上演了同样的一出“国家牛市”的大戏,而法国密西西比泡沫的最终破灭,也引起了英国公众的警觉,随后,南海泡沫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
1700年,英国、法国、荷兰和奥地利等国围绕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是因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绝嗣,王位空缺,法国的波旁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西班牙王位,而引发的一场欧洲大部分国家参与的大战。深层的或最主要的则是诸列强借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领土和殖民地的大掠夺,并且主要斗争矛头指向的是独霸欧洲的法国。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英国加强了在海上和殖民地的势力。
早在南海公司成立以前,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已曾与爱德华·哈利(1664年-1735年)讨论一个构想,让国家向某些企业授予权力垄断某地区的贸易,然后再从那些公司获取部份利润,以便让政府偿还因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欠下的大笔债务。这个构思很快就引起爱德华·哈利的兄长,即时任财务大臣(Lord High Treasurer)罗伯特·哈利(后为牛津伯爵)的兴趣。在他的倡议下,南海公司遂于1711年透过国会法案成立,并从政府获得权力垄断英国对南美洲及太平洋群岛地区的贸易,而这两个地区在当时被坊间视为商机无限,因此哈利对公司的期望很高,甚至夸耀地称之为“牛津伯爵的杰作”(The Earl of Oxford's Masterpiece)。
与此同时,民间资本不断膨胀,迫切寻求投资机会。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长期的经济繁荣使得英国私人资本不断集聚,社会储蓄不断膨胀,投资机会却相应不足,大量暂时闲置的资金迫切寻找出路,而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是一种特权。
重商主义盛行的年代,政府与私人企业互为对方提供逐利的机会和便利,这种在后世绝对被任何市场经济国家裁判的现象,在当时却习以为常。例如,政府债务由某个为专此目的而组建的公司所承担,即政府给该公司以特许权,允许其垄断某个商业领域而获取巨额利润,当股东买进该公司的全部股票后,政府便可从其手里贷出大笔现金用于偿还外债本息。英国政府在1713年以前的战争中所欠下的许多债务,就是用这种办法由1694年创建的英格兰银行所承担的。1711年成立的南海公司也是这样一家公司,具有垄断南海贸易的特许权。
南海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哈里·耶尔是个鼓动能手,他开动宣传机器,不断向市场散布“在墨西哥、秘鲁一带发现巨大金银矿藏”、“金银财宝就要源源不断运回英国”之类的虚假而美妙的信息。甘康普瓦大街上,各种传言不胫而走,海市蜃楼般的投资前景终于唤起了民众的投资热情,开始争先恐后地抢购南海公司发行的股票认购证。票面价值100英镑的股票,3月初即达到200英镑,月末即超过了400英镑。4月初,在接连不断的“利好”消息的冲击下,迅速飙升到每股900英镑,进而又疯涨到1050英镑。然而,当时无论官方还是市场,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支持公司对投资者做出的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
为了取得更多的现金和融通债务,南海公司分别于1720年4月14日、4月29日、6月17日分三次向公众提供股票预约认购,总共发行了87500股。南海公司还承诺所有持有国债的人都可以把尚未兑换的国债年金转换为南海公司的股票。对于持有英国国债的人来说,与其按照国债的面值领取固定的年金,还不如转换成南海公司价格不断飞涨的股票,结果有52%的短期年金和64%的长期年金被转换成了南海公司的股票。这些举动给南海公司的股票投机大开了方便之门,使其轻而易举地从中筹集到了一大笔资金。而其支配这笔钱的第一个用途,就是兑现自己的诺言,向与此事有关的贵族、议员和官员们提供了大约200万英镑的贿金。
许多英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大员与南海公司相互勾结,疯狂牟利。先后有542位议员、250位贵族卷入了股票交易。议员持有的股份总额为110万英镑,贵族持有的股份总额为54.8万英镑。连国王也禁不住诱惑,认购了价值10万英镑的股票。一个快速膨胀的股市于是形成了。
南海公司制造的神奇效应不免为众多的民间企业眼红,也跃跃欲试分杯羹。这一年,英国冒出了202家“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不乏稀奇古怪的公司,如“确保女人保持贞洁公司”、“在适当的时候才公布营业性质公司”等,有专营从西班牙进口翠鸟的,还有专营人类头发买卖的。这类骗子公司背着政府偷偷发行的股票也被大脑进水的股民们炒上了天。那些没能尽早买到南海股票的民众,生怕失去碰到下一个南海公司的机会,纷纷把大把的血汗钱投进去。
当时坊间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位伦敦的印刷工人登记了一家“正进行有潜力生意”的公司,虽然没人弄得明白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这个家伙还是在6小时之内卖出了2000镑的股票。要知道2000英镑在当年是一笔巨款,接下来的事是必然发生的:这位印刷工从此下落不明。这类事情放在今天是笑话,当时的人们却宁愿相信他们是玩儿真的。
为了维护南海公司的垄断利润,英国议会在1720年6月通过了被民间称为“泡沫法”的《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该法宣布:在没有议会法案或国王特许状给予的法律权利的场合,禁止以公司名义发行可转让股票,或转让任何种类的股份。表面上看,此举似乎是政府想要为公司热降温,实际上,法案是由议会成员提出的,而许多议员恰恰是南海公司的董事和股东。他们之所以通过该法案,目的不过是为了让投资者抛弃其他公司,都转向南海公司。但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南海公司的好日子一下子走到了头。
几乎与英国南海泡沫同时发生,同样作为政府特许的法国公司,也在利用证券市场的投机特性哄抬股价,进行金融诈骗,最终导致股市暴跌、千百万人破产,这就是与“南海泡沫事件”齐名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两家泡沫公司都于1720年破产,密西西比只是早了一步。
法国的教训迅速引起英国公众的警觉,同样的事会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所以当政府指出那些民间公司的骗局时,大家也对历来“牛逼哄哄”的南海公司产生了怀疑,股东们不再相信南海公司能对每股1000镑的股票付出他们应得的红利。一些里外消息灵的“内幕交易者”——主要是那些获得暴利的政府官员悄悄卖掉所持的股票,据说财政大臣约翰·艾思拉比一下子就赚了90万镑。这种不同寻常的抛售活动使得已如惊弓之鸟的人们幡然猛醒。紧接着,就是南海泡沫被无情地刺穿。
这场丑恶的金融戏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和愤怒,纷纷举行公共集会,要求追究南海公司的欺骗责任,政府则卷入层出不穷的丑闻中。尽管与南海公司勾结谋取私利的财政大臣约翰·艾思拉比被关入伦敦塔,但一切都已于事无补,该发生的悉数发生。英国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政府的信用一落千丈。眼见大势已去,为了平息民怨,英国政府命令南海公司立即进行资产改组,同时没收了南海公司总管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家产,总额高达2401.4万英镑,并出让部分债权给英格兰银行。下院也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专责调查。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1720年底,英国政府对南海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理,发现其实际资本已所剩无几,那些高价买进南海股票的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人们发现,自己毕生的积蓄或刚刚继承下来的遗产已经化为乌有。
那是令伦敦人至今色变的几个月:整个证券市场笼罩一片恐慌中,成千上万的股民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有的甚至连养老金都丧失了,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灾难。皇家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爵士也是“南海泡沫”事件的受害者。他在第一次进场时买进了7000镑,小赚7000镑;第二次买进时已是股价高峰,大亏2万镑,损失惨重。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不禁叹道:我能计算天体运行,却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
南海事件之后,英国民众不敢再问津股票之事,闻股份公司而色变。整整一个世纪间,英国竟没有发行过一张股票。一切还是按“老规矩”进行:商业企业继续为个人或合伙人所有,他们只能借助自身经营产生的利润来扩大企业规模,充分的市场竞争受到阻碍,保持高额利润和压低员工工资继续被认为是合理的。
1825年,《泡沫法案》在被废止一年之后,股份银行被允许成立。1844年,《股份公司注册和管制法案》生效,该法案第一次将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注册范畴,这标志着“英国公司法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终于 腐败像汹涌的洪水
淹没一切 贪婪徐徐卷来
像阴霾的雾霭弥漫 遮蔽日光
政客和民族斗士纷纷沉溺于股市
贵族夫人和仆役领班一样分得红利
法官当上了掮客 主教啃食起庶民
君主为了几个便士玩弄手中的纸牌
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
大诗人蒲柏讥讽批判将整个英国卷入其中的“南海泡沫”
股份公司作为公众性公司,披露信息是其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最基本形式。股票价格的形成是建立在真实信息的基础上的。如果股份公司信息披露虚假,故意夸大公司的业绩或者经营状况,就会造成投资者盲目投资,股票价格发生异常波动,以致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南海泡沫事件”就是南海公司为了达到圈钱的目的,故意编制公司的虚假信息,给投资者描绘了一幅金灿灿的通往“黄金宝殿”之图,其实这幅承载着投资者狂热希翼的致富之图,不过如水中月、镜中花般虚无缥缈,最终只能因公司经营的真相被揭穿而成为南柯一梦。
虽然证券市场自身对股票价格的形成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但政府的监管依然不可少。英国政府在对待南海泡沫事件的态度上并不理智,从事件发生前“过度放纵”到事件发生后“一下管死”,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南海泡沫事件发生前,英国政府过度地纵容南海公司,使南海公司为日后高额发行股票的圈钱活动创造了“信誉”,也给公众投资者造成了南海公司是政府“宠儿”的印象,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尽到这样的监管职责,而是任由南海公司对外吹嘘,吊足了投资者的胃口。而且,当南海公司以300%甚至400%的溢价发行股票时,英国政府并没有根据南海公司的实际盈利能力及时地予以制止,反而,让人瞠目的是议会的议员甚至连国王都争相购买了南海的股票,以致当南海公司的股票出现在短短十个月时间由100多英镑暴涨到1000英镑又狂跌到100多英镑的动荡局面时,英国政府束手无策,只得通过“泡沫法案”对股份公司进行强行压制。
南海泡沫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通过了“泡沫法案”,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泡沫的再次出现,但却对股份公司实行封杀,严重抑制了股份公司的发展,此其二。泡沫法案规定任何未经合法授权而组建的公司,及擅自发行股票均属非法,股份公司一般不具有法人资格;严惩非法的证券交易,从而保护股东及社会利益。但实际通过的法案却故意使法人形式难以采用,从而走上了另一极端。该法案一直持续到182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公众对股份公司闻之色变,对股票交易避而远之,“泡沫法案”对英国股份公司发展的消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对巨大财富的憧憬中,公众的理性防线彻底崩溃,完全任由股份公司发布的消息牵引,迷失了方向。当公众不再考察股份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再辨别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只为股价的一时上涨而买入股票时,他们的投资行为已经演变为一种投机性行为,无论股票的价格多高,无论它是否已经偏离了公司的基本价值,只要相信它还会继续涨下去,公众就会不顾一切地买进。在这种疯狂赚钱欲望的支配下,公众已经谈不上对股市基本行情的认识,已经不能客观预期投资所带来的后果。他们的行为只会使股价越来越高,泡沫越来越大,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五彩的、非理性泡沫的破灭。
在这场喧闹的泡沫事件中,南海公司、英国政府、社会公众都是利益受损者,但他们同时也都是使泡沫越吹越大的主体,都难脱其咎。无论“南海泡沫”的“真凶”是谁,英国股份公司的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这一段“迷途史”都是公司历史上的遗憾。
泡沫和资本市场是一对双胞胎,凡是有资本市场的地方都记录着不同程度的泡沫灾害。过度的泡沫会导致股灾,股灾又会使经济崩盘,股市历史周而复始地讲述着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英文中的“经济泡沫”(EconomicBubbles)和“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就是发源于这个事件。
从经济学原理上说,由于金融市场具有非均衡性的特点,只要人们有足够多的资金,就可以把任何资产炒出天价,进而导致泡沫的膨胀。泡沫意味着股票价格并没有反映真实基础,相反,价格却依旧追随那些与基础因素无关的资讯而变动。“股票市场是一场选美比赛,在那里,人们根据其他人的评判来评判参赛的姑娘。”——凯恩斯曾如此形象地阐述证券泡沫产生的原理。
由于人们普遍怀有一种谋取更多财产的心理,也就很容易为非理性预期所支配和被谎言所欺骗,从而陷入泡沫的漩涡里去。这就需要社会和政府起码应做到信息的充分公开和透明。
监督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以一定的规范与秩序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从而为市场稳定发展提供前提条件。的确,市场的活力在创新,但创新只能在一定规范与秩序下进行,而不能揉进欺骗和诡诈的成分。南海泡沫事件从表面看直接诱因在于工具创新,实质上却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外部监督所致。
此后,人类社会还遭受过更多的经济泡沫的侵害,无论它们发生在哪国和哪个时期,其结局是共同的:都沉重打击了当时的经济,并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巨大影响,而用于修复投机创伤的时间一般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
南海泡沫的教训属于全人类。在1929年的美国,由于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非理性预期,加上市场投机力量的推波助澜和信息不透明,支撑了华尔街股价此前连续7年的暴涨。既是泡沫,总会破灭。1929年10月,股市崩盘,疯狂走到了尽头。一片狂跌之中,企业倒闭、银行关门、千万工人失业、信用破产,美国经济全面衰退。也许是想起了英国当年的教训,1933年至1934年间,《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一系列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相继出台。此后,它们就常作为各国股市管理的主要参照物,成为股市的守护神、抑制股市泡沫的有效工具。
在笔者看来,南海事件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历史教训是,一个可以用强制力去敛财的公司,将无可避免地丧失市场竞争力,更严重的是,它们还会成为市场的破坏者和政府的财政包袱。因此,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环境中,政府与企业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这里主要指那些拥有垄断特权的国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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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深圳国投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