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罗蒂｜实用主义：过去与现在

提

要

皮尔斯、詹姆士、杜威

杜威的主要兴趣是文化、教育和政治改革而不是专门属于哲学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通常需要消解而不是解决）；他发展了实用主义在伦理学和社会哲学中可以引申出来的推论。他的思想在20世纪前50年的美国思想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三位实用主义的开创人将关于人类的自然主义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同对于从笛卡儿、休谟和康德继承下来的哲学问题极不信任的态度结合起来。他们希望将哲学从形而上学的唯心论中解救出来，但是也希望不要让道德的、宗教的理想受到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怀疑论的损害。他们的自然主义已经同常常被视为属于实用主义传统的语言哲学家——维拉德·凡奥尔曼·奎因、希拉里·普特南和唐纳德·戴维森——的反基础论的、整体论的意义学说汇合到一起。这一传统也同托马斯·库恩的工作以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述有着相近之处。

皮尔斯、詹姆士和杜威——常被称为三位“经典的实用主义者”——在哲学上的关注完全不同。他们除了一致反对真理的符合说、知识的“摹本说”之外，在学说上并没有广泛的一致性。尽管他们当中每一位都认识并尊重其他两人，但并不认为自己从属于一个有组织和有规范的哲学运动。皮尔斯认为自己是康德的门徒，他改进了康德的范畴学说和逻辑观。由于他是一名从事实际工作的数学家和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他比詹姆士或杜威都更关心文化中的这些领域，詹姆士并不十分认真看待康德和黑格尔，但却比皮尔斯或杜威更加关注宗教。杜威则由于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所以有强烈的反康德的倾向。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是教育和政治，而不是科学或宗教。

皮尔斯是一位才华横溢、深奥莫测和著述颇丰的渊博学者，很难将其著作整理成一个融贯的体系。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是符号理论的先驱，他的声誉还在于他在逻辑和语义学方面的工作与弗雷泽的工作颇为类似。皮尔斯把研究说成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此外他还对笛卡儿的（以及经验主义的“直接的知识”——不管是唯理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以及将知识建立在不证自明的基础之上的设想作出批评。

皮尔斯反对詹姆士剽窃他的思想，理由很复杂，涉及到他那晦奥而奇特的“斯葛特实在论”，这个学说认为作为潜在性或倾向性的共相具有实在性。皮尔斯比詹姆士更同情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认为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过份简单并带有还原论倾向。然而詹姆士本人却认为实用主义是避免一切还原论的方法，并且是劝人宽容的忠告。特别是在那篇有名的《信仰意志》的文章中，他力图把科学与宗教调和起来，把两者都看作是达到各自不同、不相冲突的目的的有用工具。

尽管詹姆士认为许多形而上学的和神学的争论至多不过是人的不同气质的表现，他还是希望构建一种与他那个时代反宗教的、崇拜科学的实证主义不同的思想学说。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基奥万尼·帕比尼关于实用主义的说法：“它像旅馆里的一条走廊。数不尽的房间都从这里敞开。在一个房间里可能发现有人在写一本主张无神论的书；在隔壁房间可能有人虔诚地跪下祈祷；在第三个房间可能有一位化学家在研究物体的属性……他们全都拥有这条走廊，都得从这里走过。”他的论点是：如果注意到信仰对于实践所起的作用就会在不同气质之间，各学术学科之间和哲学学派之间提供唯一的交流途径。

杜威早期曾试图将黑格尔同福音派基督教结合起来。虽然到了1900年左右他的著作几乎不再提到基督教，在一篇写于1903年论述爱默生的文章中他却仍然期望发展一种“没有理由受到宗教谴责并且与科学和艺术友善相处的哲学”。经典实用主义中反实证主义的倾向至少同反形而上学的倾向一样强烈，所以詹姆士和杜威同时受到经验主义的左翼和唯心主义的右翼的攻击——既受到F.H.布拉德雷也受到柏特兰·罗素的攻击。这两个批评者都认为实用主义者是些头脑不清和不成熟的思想家。在本世纪后期卡尔纳普的门徒又重复了这类批评，其中大多数人指责经典的实用主义者缺乏精确性和论证上的严格性。

詹姆士写过几篇出色的讲述伦理学的文章，特别是《道德哲学家和道德生活》（1891）反映出弥尔的《功利主义》的思想。他说每一种愿望和需要都明显有权得到满足，只有某些相互对抗的愿望或需要才有理由得到满足。但是詹姆士和皮尔斯对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都没有作过系统的讨论。然而杜威一生在这一领域却有很多著述——从《批判的伦理学说》（1891），《人性与行为》（1922），直到《价值理论》（1939）。

杜威主张我们不要在道德上的考虑与提倡社会政治制度或教育改革的建议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他对教育这个题目论述颇多，对许多国家的教育实践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认为个人态度、公共政策和文化适应策略的变化是逐步朝向更自由和更民主的社会群体发展的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并促使人在这种社会群体中发展得更完美。杜威的全部著作都充满了一种典型的19世纪的信念，即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由不断扩展的历史；这些著作希望用一种不太专业化的、更带政治倾向的关于哲学家职责的看法来取代柏拉图式的把哲学家当作“时代和永恒的旁观者”的看法。

他在《哲学的改造》（1900）中写道：“哲学在探讨终极的实在的伪装下，一直关心植根于社会传统中的宝贵价值——哲学来源于各种社会目标之间的撞击，来源于沿袭下来的制度同与之不相容的当代倾向之间的冲突”。对他来说，未来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传统问题得出新的答案，而在于澄清人们对当时社会和道德斗争的看法。这种来自黑格尔的并与马克思相似的哲学观使得杜威（特别是在分析哲学兴起之后）同那些专攻比较狭窄和明确的问题（一些在人类历史上基本没有改变的问题）的哲学界同行分道扬镳。

皮尔斯是最早强调符号的重要性的哲学家之一。他写道，“人使用的字词或符号就是人本身……我的语言就是我本人的全部总和；因为人就是思想”。但是除了C.I.路易斯和查里斯·莫里斯之外，哲学家们并没有非常认真地看待皮尔斯关于符号的研究工作。事实上皮尔斯的大部分著作有几十年之久没有人去读：他没有发表过一本哲学书，而他的大部分文章直到30年代才被收集起来重新发表。

这时在英语世界里哲学早已进入由一些崇敬弗雷泽的人（特别是卡尔纳普和罗素）着手改造的过程之中。这些哲学家完成了后来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取名为哲学中“转向语言”的工作。他们认为如果哲学讨论语言结构而不是像洛克和康德那样讨论精神的或经验的结构，就会更富有成果而且更容易得出清楚而令人信服的结论。然而早期的分析哲学家却把这一转向同传统的经验主义思想的复活结合起来。这种思想认为感性知觉提供了经验知识的基础，它在本世纪初曾受到唯心主义者和经典的实用主义者的共同反对。这些哲学家也坚持认为在概念问题（类似康德的“超验”问题）与有关事实的经验问题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前者如今已被重新理解为关于语言表达形式的意义问题。

直到这一区别受到奎因那篇富有开拓意义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1）质疑之后，实用主义才再次获得了发言的机会。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极盛时期，詹姆士和杜威被认为已经预示出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经验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但可惜他们缺少由新逻辑提供的有力的分析工具。奎因指出，对语言行为的经验性观察并不能发现必然的、分析的真理与偶然的、综合的然而却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之间的区别。这一启示却有助于复活实用主义者把整体论、反基础论和自然主义结合起来的做法。

这个启示得到了与奎因的文章大约同时发表的其他著作的支持。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1954）嘲弄了那种认为逻辑既是“某种崇高的东西”又是哲学的本质的思想，这曾是年轻的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共有的思想。该书也对实用主义者认为大多数哲学问题应该得到消解而不是解决的主张重新注入了活力。维尔弗里德·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精神哲学》（1953）一文也重申了皮尔斯对于“直接经验”的攻击以及精神的意向性来自语言的意向性（而不是倒转过来）的主张。这篇文章在美国对“感觉材料”并因此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根基产生了摧毁性的作用，正如J.L.奥斯汀的著作同时在英国所产生的作用一样。塞拉斯和奥斯汀的著作协力贬低了经验主义在英语国家哲学界传统上享有的威信。

稍晚一些时候，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打破了实证主义这一观念的禁锢，即认为自然科学由于提供了合理方法和程序的典范而成为文化中其他部分应该模仿的对象。这些各自不同的反经验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论著使得许多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家同情杜威对近代哲学中的笛卡儿-康德式的争论难题所抱的怀疑态度。希拉里·普特南是自称为实用主义者的最著名的当代哲学家，他的著作对于三位经典的实用主义者都表示赞同，称赞他们不在“世界自身的本来样子”与按照人类需要和利益的观点所显示的世界之间加以区分的做法。

按照普特南的说法，“实用主义的核心……就是坚持行为者的观点。如果当我们从事实践活动时发现我们必须采取某一种观点，使用某一种‘概念体系’，那么我们就一定不能同时声称这并不是事物本身的真实样子”。普特南认为我们的道德判断“在客观性”上不多也不少于我们的科学理论，而采纳它们的合理根据同样不多也不少。他同意杜威的意见，即认为实证主义者想把“事实”与“价值”分离开来的努力正如奎因之前有人想把“事实”与“语言”分离开来的努力一样没有成功的希望。

普特南还进而维护经典的实用主义者名声最不好、引起争议最大的一个学说，即所谓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说”。皮尔斯说过，“注定所有研究者都会同意的意见就是我们所指的真理，而这种意见所表示的对象就是实在的东西”。普特南复活了这一思想，指出即使我们不能跟随皮尔斯将“真”定义为“理想化的合理的可肯定性”，这后一种概念作为一种调节性的理想也是同理解“真理”概念分不开的。他批评过真理的符合说，理由是任何这样一种符合实在的信念只能符合某种特定描述下的实在，而这类描述并没有一种在本体论上或认识论上占有优先的地位。普特南追随奈尔逊·古德曼说，“世界的存在并非只有一种方式”。

可是普特南并不贸然称赞詹姆士的这一主张：“‘真’……只是我们思维方式中的方便手段，正如‘正当’只是我们行为方式中的方便手段一样”。这种说法受到过詹姆士同时代人的攻击，认为往坏里说是让人欺骗自己，往好里说也是混淆了真理与可维护性。杜威为了避免这种争论，不再使用“真理”一词，而代之以“有保证的可肯定性”。但这并未能使他免受思想混乱和前后不融贯的指责。罗素在评论杜威时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本能，与杜威的工具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爱好沉思和不愿受个人性格支配的本能”。他和许多其他评论家指责实用主义未能考虑真理的永恒性和绝对性，未能考虑这一事实：一个不包含指示词的句子如果为真，其为真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改变完全无关。普特南处理真理的方式有意不给人以相对主义的印象，以避免罗素这类指责。

普特南

然而，尽管詹姆士的主张给人以奇论的印象并带有明显的相对主义，它还是凸显出实用主义最强有力的论点：即实用主义不认为人的能力与其他动物的能力有截然的不同。实用主义者一向认真信奉达尔文的学说，他们承认在动物界只有人类有语言，但是他们却极力主张语言应被理解为工具而不是图像。用达尔文的学说说明一个生物种类逐渐发展出语言同说明它逐渐发展出长矛或瓦罐一样容易，但是说明一个生物种类怎样能够获得再现宇宙——特别是再现宇宙自身的真实情况（这与根据该生物种类的特殊需要而作出的宇宙描述正好相反）的能力就比较困难了。

当然，按照“再现”一词的较弱意义来讲，一条蚯蚓或一个恒温器可以说包含了“环境的再现”，因为两者的内部结构产生出它们对于某些刺激的反应。但是追问这些反应是否精确则没有多大意义。认真对待认识论上的怀疑论（实用主义者并不这样）的哲学家使用了“再现”一词的较强意义，而照此意义追问以最适合人类目的的方式来描述宇宙是否精确再现宇宙本身的真实情况便确实是有意义的。

认为知识是精确的再现的思想与认为实在具有一种内在性质的思想是不可分开的，实用主义者则对两者都加以反对。实用主义者在反对这些思想的同时也反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所争论的难题——即比如说就数学或伦理学来说是否有“事实问题”，在这些领域内信念是否就是为了符合实在而作出的努力等问题。实用主义者坚持说，不管我们关于真理可以讲些什么，我们还是不能理解“符合”这个概念，也不能理解“精确再现事物本身的样子”是什么意思。

在语言哲学家中，唐纳德·戴维森的著作最让人想起经典的实用主义者忠实于达尔文学说的努力。戴维森（在《主观性的神话》中）曾说过：“信念有真假之分，但它们并不再现任何事物。放弃再现的东西并从而放弃真理的符合说是有益的，因为正是认为有再现的东西才产生相对主义的思想”。他（在《论概念构架的思想》中）争辩说，我们需要摆脱其所谓的“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对墓志铭的出色篡改》一文把奎因对语言行为的自然主义研究方式做得更彻底并加以扩展。他在该文中建议我们抹去知道一种语言与知道我们通常在世界上怎样做事之间的界限，并且指出“像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设想的那样的语言是没有的”。

然而戴维森并不愿被人称作实用主义者，因为他把实用主义等同于那种行不通的努力，即想把真理简化为某种形式的可肯定性，从而使真理成为认识上的而不仅仅是语义上的概念。戴维森与皮尔斯和普特南不同，他认为我们应该把“真”当作一个原始概念，既不要再去给真理的符合说注入新的活力，也不要用一种较好的真理说去取代它。戴维森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他（在《真理的构造与内容》一文中）的建议，即我们不要说“真理是符合、融贯、有保证的可肯定性、合乎理想的有合理根据的可肯定性、正常人谈话中公认的东西、得到科学最终支持的道理、说明科学中各个单独理论相互一致的说法，或者我们日常信念的成功等等”。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我们不应提出一种关于“真”的意义的分析，而要局限于描述“客观性和相互交流的最终根源”，这就是“把说话者、解释者和世界连接起来，从而确定思想和言语内容的三角形”。从戴维森的观点看，符合说的困难在于它忽略了这个三角形中作为“解释者”的一边，而把真理当作说话者与世界之间的“配合”关系。

如果人们听从戴维森的劝告，就能够放弃实用主义的真理说而无需完全放弃达尔文的自然主义，该真理说原是为了阐明后者而作出的一种听来令人奇怪的努力。然而这种自然主义却意味着让人们放弃当代哲学中大部分争论的难题。如果真理从来就不是一种介乎句子与非句子之间的关系（“符合”、“再现”、“弄对”、“适合”），那么就没有道理去问这种关系是否适用于某些真的语句（如知觉记录或科学理论），而不适合另外一些真的语句（如关于数学或价值的语句）。就这后一点来说，普特南和戴维森的意见是一致的。

米凯尔·达麦特讲得很有道理，指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难以解决的争论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中心问题。如果他说得对，而且如果戴维森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放弃这一争论的看法正确的话，那么詹姆士和杜威关于怎样结束传统上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实证主义者与形而上学者、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科学崇拜者与诗歌崇拜者之间无用的争论的提法就显得更加令人鼓舞。这两个人的实用主义核心并不是任何关于真理、知识或价值的性质的具体学说，而是希望走出传统的二元对立（主体—客体、精神—世界、理论—实践、道德学说—操行修养），他们相信这种二元对立在晚近科学和晚近的社会变革面前已经变得陈旧过时。

经典的实用主义者认为自己对达尔文作出的回应同17、18世纪伟大哲学家对于伽利略和牛顿作出的回应一样。笛卡儿、洛克和康德这些哲学家试图把古老而宝贵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向往同新的科学发展协调起来。詹姆士和杜威则认为这些努力由于对人类起源有了新解释而变得陈旧过时，从而需要作出新的尝试。如果人们把奎因和戴维森对语义学的自然化看作是哲学试图适应达尔文学说的继续，人们也就可以把这两位哲学家看作在继续完成詹姆士和杜威所开创的更大规模的事业。

从一方面是实用主义与传统经验主义的关系转回到另一方面即它与“转向语言”的关系，人们便可以把实用主义放进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加以观察。20世纪哲学大部分都致力于批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同持有的一个观点，即把认识事物真实面目看作是做人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受到尼采影响的哲学家——特别是海德格尔、萨特和德里达——则立论反对这种以认知为人类特有能力的思想。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关于“事物的现存性”（Vorhandenheit）的讨论中把研究看作是一种解决问题和困难的活动，这同杜威和库恩把科学进步视为解决问题、克服障碍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不是要在涉及实在的一种特殊的专属认知方面的关系上取得一致意见的看法有很多相同之处。杜威和海德格尔都认为希腊人对确实性的追求起着使人失去力量的作用。两个人都不承认这个传统的假定，即认为除了人类所有其他需求之外，还有一种要认识真理的需求。

海德格尔对于他所谓的“本体—神学”——也就是把西方哲学看作是一系列想在非时间性中找到安慰和支持的努力——的批评同杜威对他所谓的“理智主义”的批评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两个人都看到这个从柏拉图开始的传统认为永恒性优先于暂时性的观点乃是一种欺骗自己的做法。创建所谓“过程哲学”传统的柏格森和怀特海也是如此，詹姆士（特别是在《彻底的经验主义论文集》中）也对这一传统作出了贡献。这种对永恒性的贬低是大部分20世纪哲学的一个特色。在詹姆士对布拉德雷的批评，普特南对伯纳德·威廉姆斯（他声称我们能够用一种“世界的绝对概念”作为一个进行研究的调整性理想）的批评，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批评，以及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中都表现出这一特色。贬低永恒性就意味着贬低真理是永恒的思想和以认识真理为人类特有活动的假定。从戴维森的观点正如从杜威的观点看一样，把真理看作是永恒的这一学说的唯一意义在于它使真理与找出合理说法（后者显然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它显然涉及看到合理说法的读者的组成，从而也就涉及到历史环境）形成对比，但是表达出这种对比却无需把真理当作想达到的目标或者受到羡慕的对象的名称。戴维森处理真理的方式让我们除了提供充足的合理根据的规范之外，不再认为研究是在受一种获得真实信念的规范的支配。除了寻找合理说法之外，没有任何寻找真理的途径。

随着接受合理说法的社会群体变得更加老练和复杂，更清楚地知道可能有的证据来源，并且更有能力提出富有想象力的新的假说和建议，提供合理说法的情况也就会更好。所以实用主义者把创造复杂的和富有想象力的社会群体的能力放在人类形象中高于认识能力的中心地位。杜威和普特南一致认为，研究的目的就是普特南所说的“人类的繁荣”——即在自由、民主、宽容、崇尚平等的社会中可能达到的那种人类生活。在这类社会中各种艺术和各门科学得到繁荣和进步，而特异的癖性也会得到宽容。

以詹姆士、杜威和普特南为一方，以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为另一方，这是20世纪中反对希腊人的人类自我形象最突出的两大派别，他们之间的明显区别是：三位欧洲人没有这些美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社会所抱的热情和乐观精神。尼采和早期的海德格尔强调孤独个人的坚定真实性并颂扬与理智相对立的意志，对此杜威和普特南也感到陌生（尽管在詹姆士的某些文章段落里可以听到他们的回声）。实用主义者不像叔本华那样用意志去代替理智，而是倾向于用爱来取代知识，颇似克尔凯郭尔在苏格拉底与基督之间作出的对比。

杜威是最有思辨胆识的实用主义者，他显示出最强烈的历史自我意识；对他来说，人类的光荣在于他们成为自由民主社会公民的能力，这个社会群体总是不断追求超越自身的局限——期望包容目前还受到排斥或处在边缘上的人们，并且提倡理智上和艺术上富有创新精神的开拓性工作。这就是人类最明确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能力。当然这要预先假定使用语言的能力，但是在杜威看来，有了语言并从而有了思想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在于透过表面深入到实在的真正本质，而在于允许社会构建出新的实在。对他来说，语言并不是一种反映事物的媒介，而是协调人类各种活动从而扩大人类可能取得的成就。这些协调和扩大的过程构成了文化的演化；它们并没有一个名叫善或真的预定的终点，正如生物演化没有一个名叫理想的生命形式的预定的终点一样。杜威心中总是想到层出不穷的创新，而不是走向一致。

这样，从杜威学说的观点来看，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倾向以及接受达尔文学说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一种进一步的策略，即把哲学家的注意力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问题上转到民主政治的需要上来。杜威说过，他同意柏拉图认为政治是“整体的科学”；这一说法总结了下面这一系列推理的顺序：找出存在的事物就是找出什么种类的事物最适合满足我们的需要。找出我们应该满足什么需要是一项由社会群体来思考的任务，是关于人类可能成为什么样子的问题。关于超越自我的可能性的这类合作性研究在民主社会中完成得最好，所以哲学家应该停止追问实在或知识的性质，而是要通过澄清“人们关于其所处时代中社会和道德斗争的想法”来加强并改善这些社会的制度。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8-24页，R.罗蒂 著，张金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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