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科学”到“大科学” ——引力波的100年

引力波理论的基础就是相对论，这套宏大理论的构建几乎是由爱因斯坦一个人完成的，他所用的工具就是几张纸和一支笔而已，所消耗的经费就是他个人的生活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引力波的观测则是由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的，项目总投资高达6.2亿美元，是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资助过的耗资最高的科研项目。

如果说提出引力波理论的爱因斯坦是“小科学”的代表性人物，那么最终观测到引力波的这个LIGO项目则毫无疑问是“大科学”的最佳代表。说它们一个大一个小，显然不是指成就的大小，也不是指难度的高低，而是一个数学概念。一个人相对于一群人是小，6.2亿美元相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费是大，仅此而已。

不过，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所谓Little Science和Big Science却有着远比简单的“比大小”要大得多的区别，这种区别也远比一般人的朴素直觉具有更加深刻的含义。具体来说，前者，也就是“小科学”，指的是一个人（少数情况下也可以几个人合作）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通过逻辑思辨和实验检验的方法找出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小科学”通常被认为是科学研究在所谓“古典时期”的唯一一种类型和方式，从中诞生了一大堆科学明星，比如牛顿、达尔文、伽利略、哥白尼、法拉第、图灵、霍金……事实上，一般人眼里的“科学”就是“小科学”，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科学家”指的就是古典时期出现的那些伟大人物，爱因斯坦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小科学”所建立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和准则经过科学家们的多年实践被证明切实有效，即使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绝顶聪明之人也不得不遵循这一规范。

后者，也就是“大科学”，是科学进入所谓“现代时期”才有的东西，历史并不长，但却做出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取得了许多完全可以名垂史册的伟大成就。“大科学”的出现改变了科学研究的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甚至可以说改变了科学本身的定义，这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就拿引力波来说，最初爱因斯坦是在一篇论文里提出了引力波的概念，这篇论文先是在物理学圈子里小范围传播，接受同行们的批评和质疑，然后才被主流媒体报道，但仍然没有被当成定论，直到若干年后该论文的一个重要假设被天文学测量所证实，爱因斯坦这才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天才的代名词。这是“小科学”时代典型的做事方式，即先提假说再做实验，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随时准备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相比之下，引力波的测量结果是在一次事先预热了很久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众宣布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刻成为各大主流媒体的头条，所有记者都把诺贝尔奖提前颁给了它。这条消息同时还引爆了全世界的社交媒体圈，所有人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全都交口称赞，没人提出质疑。这是“大科学”时代的做法，其研究成果的发布几乎和某款新产品的发布没有区别了。

这一差别所导致的另一个有趣的后果就是：科学家不再是明星了。引力波理论和爱因斯坦直接挂钩，后者甚至比前者还有名，很多人以前只知道爱因斯坦，不知道他曾经提出过引力波理论。但引力波测量事件只捧红了引力波这三个字，普通老百姓顶多记住了LIGO这个项目名称，几乎没人说得出该项目的负责人叫什么名字，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换句话说，“大科学”时代的主角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是科学项目本身。

那么，从“小科学”到“大科学”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就要从历史说起了。

从科学的角度看，核裂变现象是在1938年被德国科学家发现的，其原理也很快就得到了圆满的解释。“曼哈顿计划”只是让核裂变这一自然过程在人为操纵下得以实现而已，并没有给理论物理学带来多么了不起的新发现。据说项目负责人奥本海默应用了系统工程的思路和方法，促成了“二战”后系统工程这一学科的大发展，但这毕竟是该计划的副产品，属于意外之喜。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曼哈顿计划”对科学发展没有贡献。人类要想控制核裂变，把核能变为可以利用的能源形式，光知道核裂变的原理还不行，还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通过实验来完善。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这些实验所需要的人力物力都太大了，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几乎不可能完成。而美国政府之所以拨巨款支持，主要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科学，而是打赢战争。事实证明这笔钱花值了，美国比德国先研制成功原子弹，并最终依靠它加快赢得了“二战”的胜利。

“曼哈顿计划”可以说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它改变了科学界早已成型的研究规范和模式，科学家在科研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小科学”时代，一名科学家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大自然未解之谜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通过独立思考提出假说，再设计出一个可行的实验方案去验证自己提出的假说，甚至还需要自己去筹措实验经费。如果实验成功便可以将其上升为科学理论载入史册，自己也名垂千古，但最可能的结果往往是实验失败了，这位科学家要么改进实验方案再做一次，要么推翻自己的假说，再去寻找新的课题。整个过程相当于科学家和大自然之间玩的一场捉迷藏游戏，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曼哈顿计划”在很多地方都正好相反，从一开始这项计划的目标就十分明确，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也大致清楚了，只剩下一些小细节需要完善，甚至连完成计划的时间表都已写好，大家只要按部就班去做就行了。参与计划的每一名科学家都只在这场大戏中扮演一个小角色，把其中任何一个人单独拿出来都没有多大的价值，只有合起来才能成事。

“曼哈顿计划”成功后，美国政府尝到了甜头，拨款建立了好几个国家级实验室，在高能物理、火箭、雷达、卫星系统和计算机领域获得了一大批成果。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等等，这些庞大的科研机构为进一步发展“大科学”提供了实验基地，是“二战”后的美国在科学领域迅速超过欧洲的关键所在。

这一时期美国进行了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一次“大科学”冒险，这就是1961年开始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这项计划的实施肯定有“冷战”的因素，否则肯尼迪政府不太可能说服美国纳税人拿出250亿美元的巨款和苏联进行如此疯狂的太空竞赛。要知道，当年载人登月所需要的技术有很多尚未成熟，项目难度要比“曼哈顿计划”大多了。好在最后美国人齐心协力完成了这项宏伟的计划，被公认为是“大科学”时代人类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科学成就。

这一时期的“大科学”项目几乎全都集中在物理学领域，这是有原因的。首先，物理学和国防关系密切，而国防项目显然更容易获得政府青睐，一个项目如果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是很难达到“大科学”的投资标准的。其次，当年的物理学研究已经告别了日常世界，向微观和宏观这两个方向挺进，研究对象动辄小到和原子差不多，大到银河系都装不下，这样的研究肯定耗资不菲，一般的大学和研究所根本做不起，需要联合很多机构一起合作，共享资金和设备，著名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三，“大科学”项目往往会产生海量的数据，科学家是否有能力储存并分析这些数据就成为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物理学研究产生的数据往往比较规范，更适合不同的研究机构相互交换或者相互借鉴，再加上物理学家是最早开始使用高性能计算机的一群人，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数据分析的负担，为团队分工合作创造了先决条件。

最先向物理学对“大科学”的垄断发起挑战的大概要算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载人登月成功的鼓舞下，尼克松于1971年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National Cancer Act），动员全美国的力量向癌症发起挑战。但事后证明抗癌比登月还难，因为癌症的发病原理都没有搞清，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手段都不明确，不适合作为“大科学”的主攻目标，所以美国最终还是采取了“小科学”的运作方式，把大笔科研经费分给了众多实验室，让他们各自为战，所以这个项目不能算是真正的“大科学”项目。

但是，正是在这场抗癌攻坚战中，科学家们终于意识到癌症的核心是基因突变，必须先把人类的基因家谱搞清楚才有可能彻底攻克这座堡垒。于是美国政府于1990年正式启动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科学家牵头，联合了全世界多个国家的科学家集体攻关，在一共花费了38亿美元之后于2003年宣告成功，人类终于首次画出了自身的设计图纸。

由于DNA测序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个项目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怎么困难，但当年的DNA测序技术还相当原始，一次只能测几百个碱基对，而人类基因组一共有30亿个碱基对，对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事实上，美国政府在正式启动这个项目之前暗中进行了6年的准备工作，调研结果认为这个项目符合“大科学”的所有特点，即目标简单明确，方法和路径均已知，耗资虽然巨大，但一旦成功便会名垂青史，这才决定上马。事实证明美国政府的判断是正确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成为“大科学”历史上继“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并再次巩固了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全球老大的地位。

但是，当这些“计划”扩展到神经科学领域时终于出了问题。2013年1月，欧盟拨出12.9亿欧元巨款启动了“人类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没想到该计划正式开始还不到两年就遇到了大麻烦，几乎进行不下去了。这件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大科学”的优缺点都是什么，局限性究竟在哪里。

“人类脑计划”背后的大脑是一位名叫亨利·马克拉姆（Henry Markram）的以色列神经生物学家，他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又在以色列威兹曼科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读博士期间他就做出过很有分量的研究，被认为是神经科学领域的神童。之后他又分别在美国和德国深造，迅速成为实验神经生理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最终被著名的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聘为正教授，并担任该校人脑科学系的系主任一职，学术生涯可谓一帆风顺。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马克拉姆的命运：他的儿子被诊断出患了孤独症，医生们均表示无能为力，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幻灭感，觉得自己研究了那么多年神经生理学，却连儿子的病都治不好，太没有意义了，于是他决定要以一己之力加快研究进度，争取尽早治好儿子的病。

但是，作为一名在神经科学领域摸爬滚打很多年的资深研究者，马克拉姆深知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还很低，单个神经元的生理功能和神经元之间的神经连接等基本问题还存在很多未解之谜，距离更高级别的思维、记忆和情感的解密就差得更远了。要想实现他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按部就班是不行的，必须另辟蹊径，彻底改变研究思路和方法。经过一番考虑，他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绕过单个神经元，不再执著于简单的神经生理、动物行为和单个疾病的研究，而是直接将整个大脑当作研究对象，从整体的角度来探究人脑的秘密。

具体来说，马克拉姆设想以他儿子的大脑为模板，通过逆向工程的方法用计算机构造一个虚拟的大脑，这样他就可以借助这个虚拟大脑“看到”他儿子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决定先用小鼠练手，于2005年主持启动了“蓝脑计划”（Blue Brain Project），用IBM公司提供的一台名为“蓝色基因”（Blue Gene）的超级电脑来模拟小鼠的部分大脑。这项研究刚开始没几年他就又坐不住了，觉得研究速度还是太慢，他要跳过小鼠，直接模拟人脑。但人脑有860亿个神经元，以及100兆（万亿）个神经突触，要想用计算机模拟人脑，所需要的经费和人力物力资源都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光靠一些研究机构的拨款或者少数大款的私人捐赠是远远不够的。

马克拉姆是个长相英俊的人，口才也很好，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媒体圈都有不少“粉丝”。他决定好好利用一下自己的这项特长，通过媒体把自己的设想传播到科学界以外的地方去，争取拿到政府投资。于是他精心准备了一个TED演讲，详细解释了他要做的事情。他还去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发表演讲，接受了世界各地无数媒体的访谈。他宣称他的这个设想中的虚拟大脑不但可以加快神经生理药物的研发，甚至还能模拟大脑，成为一台有“意识”的人造机器。

这些宣传果然收到奇效，全世界都知道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有一位名叫马克拉姆的天才科学家，有一个异想天开般的神奇设想，很可能彻底改变人类对于大脑的认知……正是在这种狂热气氛的鼓舞下，欧盟委员会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人类脑计划”正式启动了，马克拉姆当仁不让地担任了该计划的执行主席，负责管理所有事宜。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顺理成章，没想到一年半之后，也就是2014年7月，媒体曝光了一封质疑该计划的公开信，并迅速征集到了800位欧盟顶尖科学家的签名。这些科学家指责该项目目的不明确，设计思路存在问题，不太可能实现当初的设想。这封信还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拉姆，指责他夸大研究成果，浪费了宝贵的研究经费，号召全体科学家联合起来抵制该计划。

为了应对这场公关危机，欧盟委员会迅速成立了一个由27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调查公开信上的指控。经过一番讨论，27人当中有25人都同意公开信中所提的意见，认为这个项目从设计理念上就存在问题，需要重新考量。

讨论结果出来后舆论大哗，不少国家的政府威胁要撤销资助，逼得该项目更换了新的领导人，试图挽回损失。马克拉姆自然十分生气，据说他本人甚至已经不再出席该计划的内部会议了，只是委派一名代表代替他出席。

事情为什么会闹到这一步呢？著名的《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详细分析了该计划的失败原因。首先，这个“人类脑计划”是马克拉姆一个人想出来的，几乎没有其他人的参与。虽然他本人是个绝顶聪明的天才，但他毕竟是人，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况且他在构思这个计划的时候受到儿子生病的影响，感情用事，缺乏理性的思考。事实上，他连那个“蓝脑计划”都没有完成，至今连一篇经过同行评议的总结性论文都没有发表过，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地急于求成，用这种心态搞科研是很危险的。

其次，该计划的批准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欧盟特别希望用这个听上去极富野心的项目来挑战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霸主地位，忽视了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实上，这个脑计划违反了很多“大科学”项目的基本要求，比如目标过于模糊，方法和路径也不确定，基本理论尚未明确等等，缺点相当明显，很多欧洲科学家早就表示了怀疑，但欧盟政治家们被这个项目的经济和政治愿景冲昏了头脑，幻想着有一天能当着美国人的面说：“虽然你们美国人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但我们欧洲人造了一个能思考的人脑。”

不过话又说回来，“大科学”项目要想躲过政治家的干扰是不现实的，所有这类项目都必须经过政治家们的批准，必须让政治家们满意才行，这是“大科学”项目固有的特点，谁也无法回避。

第三，这个脑计划的运作不够透明，很多事情都是马克拉姆和他的小团队说了算，决策过程没有做到公开透明。相比之下，美国也有一个类似的神经科学项目叫作“通过推动创新型神经技术开展大脑研究”（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 technologies，简称BRAIN），和欧盟的“人类脑计划”一样也是在2013年启动的，同样也有目标模糊、方法不明确等缺点。但主持这个项目的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NIMH）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决定借鉴“小科学”的做法，引入竞争机制，项目决策公开透明。比如，他们花了一年时间让委员会的15名成员在各种场合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计划，交由学术界集体讨论，最终选择支持率最高的计划给予资助。

从目前情况看这个BRAIN计划进展顺利，势头良好。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其中的细节不难发现，这个计划和当初尼克松签署的《国家癌症法案》一样，表面上看似乎是国家主导的“大科学”项目，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方便相关科学家申请研究经费的幌子，骨子里走的仍然是“小科学”的路子。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神经科学尚处于理论探索的阶段，更适合让科学家们分别单独进行探索，不适合集体攻关。换句话说，“人类脑计划”太像一个传统的“小科学”题目了，不符合“大科学”的基本条件，本质上并不适合用“大科学”的方法来应对。

那么，“大科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大科学”的历史。

今天看来，艾森豪威尔的担忧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但在当年的语境下，他的担忧是有深刻的政治含义的。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的高峰，美国自认为代表自由世界，大部分美国人都崇尚一种可以被简单地称之为“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军工复合体”这种战时体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似乎都与这种价值观相违背，遭到了很多自由派美国人的批评。

为了应对这些批评，美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Alvin Weinberg）博士写了篇文章回应艾森豪威尔的卸任演说，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温伯格第一次用了“大科学”这个词来描述像“曼哈顿计划”这样的科研模式。从此这个词便流行开来，载入了科学史册。

温伯格当时的身份是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负责人，因此他用了不少篇幅为大科学辩护。他在文章中写道：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望20世纪的时候，他们将会发现科学和技术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将会看到一枚枚巨大的运载火箭、一台台高能粒子加速器，以及一座座高能核反应堆……它们是“大科学”的纪念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就好像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纪的标志一样。我们为了追求科学真理而建造了这些纪念碑，就好像古人为了追求宗教真理而建造那些教堂一样。我们用“大科学”来提高国家形象，就好像古人用“大教堂”来提高城市的形象……

不过，在文章的后半段温伯格还是提出了不少质疑。他认为“大科学”的出现让科学研究变成了新闻事件，违背了科学的本性。公众在“大科学”新闻里看到的是科学家在花钱，而不是在思考。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把“大科学”项目限制在国家实验室范围内，不要让这种科研模式扩大到美国的大学体系里去。

这篇文章刊登在1961年7月21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美国知识界的广泛共鸣。大家一方面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尽量想办法保持科学的纯洁性，另一方面也认为“大科学”太像苏联人会干的事情了，崇尚自由竞争的“小科学”机制才更符合美国精神。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传到了欧洲，引起了英国学者德里克·普莱斯（Derek Price）的关注。普莱斯博士本来是个物理学家，但他的兴趣很快就转向了科学史研究。他认为科学本身也是可以研究的，科学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但绝不能感情用事，而是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科学，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必须要有统计数字作为证据。为此他设计了一套方法把科学研究的水平进行了量化，比如他用高水平论文的数量、科研经费的多寡、测量仪器精确度的进步和新化学元素（或者新物种）的发现速度等硬指标来衡量科学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他的这套方法被后人称之为“科学计量学”（Scient ometrics），他本人也被公认为是科学计量学之父。

受到温伯格那篇文章的启发，普莱斯在英国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向听众汇报了他的研究成果。1963年，他把这些讲稿汇编成一本书，书名就叫作《小科学，大科学》（Little Science，Big Science）。他在这本书中通过大量统计数据总结梳理了科学发展的历程，并得出结论说，无论是科学研究的规模还是科学成果的数量都是呈指数增长的，即不但一直在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比如，他指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科学家当中有80%～90%都还活着，而一名年轻科学家如果一直工作到老的话，他会发现有80%～90%的科研成果都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只有10%～20%的成果是由在他之前的科学家发现的。普通人之所以会觉得古代出了很多大科学家，只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古代”所代表的时间是很长的。如果统计一下单位时间出现的大科学家的数量，现代绝对比古代多。

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科学研究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深，科研项目所涉及到的资金、人数和专业领域肯定也会越来越多，跨行业的合作必将成为常态。因此他认为“大科学”的出现是必然的，这是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甚至认为“大科学”的雏形很早就出现了，只是受到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无论是人数还是投资规模都不够大，一般人没有意识到而已。另外，他还认为从“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转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科学”根本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二战”的需要而突然出现的。

在这本书的结尾普莱斯得出结论说，起码对于应用科学而言，“大科学”比“小科学”效率更高，是落后国家快速追赶领跑者的一条捷径。他的这个预言很快得到了验证，这就是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这个项目是新中国在生物化学领域启动的第一个准“大科学”计划，虽然总的体量还不够大，但确实符合“大科学”的所有特征。该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挫折，但最终还是顺利地获得了成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当时的中国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唯一机会。

这个项目之所以没能获得诺贝尔奖，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项成果在科学上的原创性不够高。当时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把氨基酸连在一起的技术，国外也已经有人将若干个氨基酸串联在一起，合成了一小段多肽，只要按照这一思路继续走下去，合成出完整的胰岛素分子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再加上胰岛素完全可以从自然界中得到，成本要低得多，从经济的角度讲确实没有必要人工合成。

其次，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系这三个单位联合完成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独享该项目的知识产权，但诺贝尔奖是奖给个人的，当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太可能把奖金分给三家研究所，更何况是来自红色中国的三家政府机构。

现在想来，第一个原因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要知道，当年还有很多人不相信人工合成的东西能够具备生物活性，他们认为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神秘差别。胰岛素是用人工方法合成的第一个具有生物活性的有机大分子，这个项目的成功证明有机体并没那么神秘，完全可以从无机物合成出来，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获奖完全是有可能的。

这样看来，第二个理由才是最关键的。诺贝尔奖是“小科学”时代的产物，从奖项的设置到获奖人的要求都是按照“小科学”的特点来制定的，诺奖委员会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评价这样一个依靠集体攻关才获得成功的项目。

虽然没能获奖，但这个项目对于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当年参与该项目的钮经义、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苍、季爱雪、邢其毅、汪猷和徐杰诚等人后来都成了生物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为中国生命科学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做出过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个项目的成功，也就不会有后来的“523计划”，青蒿素也就不太可能被发现了。

这个“523计划”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科学”项目，起因和越战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年受越南方面请求，中国政府于1967年启动了代号为“523”的计划，动员了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和500多名研究人员集体攻关，研制对付疟疾的特效药。最终科研人员从超过4万个样本中筛选出了3种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屠呦呦因为在青蒿素的筛选过程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最终被授予诺贝尔奖，成为第一个获奖的新中国科学家。

屠呦呦的获奖引起了很大争议，不少人认为她只是“523计划”的一名成员而已，不应该独享这项大奖。这个质疑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个思路是典型的“小科学”时代的思路。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可能不知道“523计划”，也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一大群科学家集体攻关的结果，但诺贝尔科学奖还没有颁给集体的先例，评奖委员们为了尊重传统，只能从中选出一名代表去领奖。换句话说，虽然最终获奖的是屠呦呦，但真正懂行的人都知道，这个奖是颁给整个中国科学界的。作为科学领域的新军，中国科学家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大科学”的运作方式，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赶上了发达国家的脚步，为提高全人类的福祉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但是，不可否认，“大科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很多表面上似乎是“小科学”的成功模式背后也有很多“大科学”影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科学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科学从一个只有少数贵族或者聪明人才有资格参与其中的智力游戏转变成一项为全人类谋福祉的系统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肯定是会越变越“大”的，人类社会肯定会在“大科学”的帮助下向前飞速发展。

原文刊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0期，原文标题《引力波与大科学》。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 ◆ ◆

编辑邮箱：sciencepi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