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印度：从未走出神话的世界

    印度（India），最早来源于古波斯语Hindush的发音，而这个发音正是远古时印度河流域的原住民对“河流”的称呼。从北方高原进入南亚次大陆遇到的第一块肥沃土地，一定是印度河平原，于是“河流”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对这块土地最古老的命名，后来古梵语继承了这个名称并以Sindhu发音。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曾使用过“身毒”“天竺”“贤豆”等音译，在唐玄奘西行归来之后，定名为“印度”。

    2004年初，我曾造访印度，被泰姬陵精致的冰玉绝美折服，被瓦拉纳西虔诚的生命轮回震撼，也为佛教圣地仅剩的断垣残壁惋惜，更有宏伟的王宫城堡、庄重的庙堂陵墓、静谧的泰戈尔故居，无一不让人流连。十五年后再入印度却不是故地重游，而是为了探访似曾遥不可及的南印度宗教石窟和印度教神庙。

    二十世纪初的一次考古发现，证实了至少在公元前2300年，印度河流域（现巴基斯坦）出现过一个以规划完整、建筑庞大、商业发达、人口众多且有成熟文字的城市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古文明——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也正是因为这一发现，使古印度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以及黄河流域的中国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而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突然走向衰落，如玛雅文明一样成为湮灭在历史中的失落文明。

    在哈拉帕文明几乎同一时期或更早，印欧人的一支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中亚，成为里海与咸海一带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向南迁徙到阿富汗地区生活。公元前1500年以后，他们穿过高原边缘兴都库什山脉东部的开伯尔山口，从南亚次大陆的西北角进入了富饶的印度河流域，征服了这里的原住民，并永久地定居下来，他们就是曾被希特勒称为征服者的雅利安人（Aryan）。这些雅利安人逐渐从印度河流域向东发展到恒河流域，和土著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一起成为南亚次大陆的主人。

    作为征服者，雅利安人不但带来了骑兵铁器，也带来了字母文字古梵文和崇拜自然的吠陀教，并建立了最初只是为了区分白肤色雅利安人和深肤色土著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称他们为达萨人）后来发展为划分社会职能和阶层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种姓一词，在古梵语中音为“瓦尔纳”（Varna），指颜色。后来雅利安人因为内部职业分工和阶层地位确认的需要，把雅利安人划分为祭司阶层的婆罗门、武士阶层的刹帝利、平民阶层的吠舍，而原本达萨人中的平民被划为首陀罗，更低的阶层被视为不可接触的贱民而不在“种姓”之列。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宪法从法律层面废除了种姓制度，但事实上种姓制度始终通过婚姻、职业等社会关系顽固地扎根在印度大地。在公元前1000年或更晚，吠陀教与当地信仰经过五六百年的融合，演变成为崇拜婆罗贺摩（梵天Brahma）、毗湿奴（Vishnu）和湿婆（Shiva）的婆罗门教（Brahmanism），并传遍整个南亚次大陆，婆罗门教又经历千年沉浮和改革蜕变为印度教（Hinduism），终成今天印度十多亿人的主要信仰。

    在可考的四千多年历史中，南亚次大陆绝大部分时间处于王国林立的战国状态，各地土王割据一方，只有极少几个王朝曾建立过两三百年的统一政权，但印度教的崇信遍布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这块大陆从未间断。德干高原的清晨，虔诚的信徒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换上白纱衣裤，在穿过通往帕塔达卡尔（Pattadakal）庙群的千年石垒门洞之前，膜拜已经开始，这样的清晨已经重复了一千多年。和中国自古就有大量详尽记载的信史不同，印度鲜有正规的史书，但神话故事却是无以计数，史诗般的剧本不断。可以说，印度古代历史也是神话故事和宗教崇拜的演进史。

    北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涵盖的印度大平原是印度原生宗教的诞生地，也一直是强大政权的发源地及经济文化中心。然而，北印度的大平原向南止于横亘于次大陆中部的温迪亚山脉（Vindhya Range），这里是南北印度的自然分界，山脉以南直到这块大陆最南端的泰米尔地区，是由纵贯东西海岸的东高止山脉和西高止山脉包围的贫 瘠的德干高原。山脉和高原作为天然的屏障使南印度很少受到北印度强大军政力量的控制，这里有着独立的王朝更迭和政权分布。南印度的主要居民是南亚次大陆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至今，这里的人们仍使用达罗毗荼语（包括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坎纳达语和泰卢固语），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印地语。大量的古老宗教庙窟建筑和遗迹也因为地形的庇护躲开了11世纪开始的伊斯兰军团异教毁灭行动而得以幸存，成为我南印度旅行的原因。

    南印度古代神庙的典型代表是达罗毗荼式神庙，入口通常向东而开，整个建筑由东向西延伸。神庙设计结构的历史演变并不超出由简入繁的正常逻辑。最初的神庙只可容纳两三人的神龛圣室，满足最基本的祭祀需要，供奉神灵的圣室后来发展为成为神庙圣殿的核心，而圣室顶部的锥形顶成为标志性外部特征。此后，在到达圣室之前设置了柱厅和圣室前厅，明显增加了神庙的庄重感和圣室的神秘感。为了方便南印度炎热气候中等候拜神的信徒，神庙圣殿门前又进一步发展出了庇荫遮雨的柱廊。再后来出现了院墙和山门，并发展出了多重围墙和多道山门，院墙表示了宗教活动和与世俗生活的隔离，而山门往往成为捐建者宣示权威和财富的纪念碑，有很多山门甚至直接以出资建造的国王姓名命名。最后，为了满足更多种类的祭祀仪式和信徒活动的需要，在院墙内的主庙圣殿周围开始增设其他祭祀建筑，形成神庙综合体。

    南印度神庙和世界其他地区宗教庙堂在形制和装饰上有明显的视觉不同，石垒建筑的外形具有很强的辨识度，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是雕刻二是雕刻三还是雕刻，无所不在的雕刻。中国古建讲究雕梁画栋，欧洲教堂线条优美，而印度达罗毗荼神庙皆以雕石垒砌修饰，从神庙的外墙直到圣室，内外墙体、巨石基座、粗细石柱、门廊天花，神庙的设计建造者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展示雕刻技艺的空间。由于整个石庙多以坚硬的花岗岩或玄武岩搭砌而成，雕刻之难、工程之巨远非欧洲古代以质地较软的大理石为建材可比。立体雕像、深浮雕、浅浮雕、镂空雕、彩雕交相映衬彼此呼应，雕刻设计繁复多变，再以彩色壁画填充墙壁天花的空白，视觉层次感之饱满、内容之丰富、形象之多变、琢磨之精致，无一不让人惊叹匠心独具、巧绝天工。神仙国王、飞鸟走兽、山水草木无所不包，祭祀活动、军政要事、坊间生活皆是题材。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湿婆和他们数之不尽的神话故事成为雕刻的主要形象和叙事，他们的妻子、情人、孩子、侍从、使者、下属、坐骑也作为印度教徒祭拜的神祗成为雕刻的另一类主人公。印度教从最早的吠陀教雏形到印度教成形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在不停地演绎诸神的故事并创新他们的形象（化身），也不断地给庙窟雕刻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源泉。我相信，即便在印度恐怕也没有人知道印度教中到底有多少神或者神的化身，很多印度教神庙的山门梯形顶上，就雕刻着上千个神像。

    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梵天，典型的形象是一头多面，是吠陀教早期就存在的创造之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传说中梵天因伦理不洁逐渐被信徒抛弃，所以在整个印度极少有专门供奉梵天的神庙，他的形象通常是出现在另外两位主神身边而成为陪衬。印度教的另外两个主神毗湿奴和湿婆则深受印度教徒的推崇，虽然他们不造天地，但他们被赋予的属性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求之难得的精神追求，赢得了众多的信徒，毗湿奴教派和湿婆教派也因此成为印度教中最主流的两个教派。

    毗湿奴是印度教神话中的维护或保护之神，维持着世界和人们的和平、秩序、稳定和安全，他拥有十个化身施展不同的神迹用以庇护人类，他的典型形象是骑着孔雀，左手法轮右手海螺。由于毗湿奴被赋予保护者的神性，因此以毗湿奴为主神的印度教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徒，是现代印度教中最强大的一派。

    如果说毗湿奴赢得的是信徒们的拥戴和崇敬，那么湿婆收获的则是印度教信徒的痴迷和狂热。湿婆的崇拜，源于印度教的渊源吠陀教时期对风暴之神的崇拜，甚至可以追溯到印度最古老的哈拉帕文明时期的生殖崇拜。湿婆被称为毁灭之神，而毁灭的背后又是重生和发展，所以对应梵天的创造、毗湿奴的维护，我更乐于把湿婆看做是发展之神。在印度教的传说中，湿婆具有暴躁且温和的双面性格，行事乖张叛道，装束不拘一格，他是复仇者也是庇护者，是凶残的恶魔又是慈爱的恩人，是风流的多情郎也是寡欲的苦行憎，是智慧者的代表又是愚钝者的偶像，他能带来灾难又会治病降魔，他是神祗中的歌舞之王又是疯狂的孤傲行者，破坏、变化、发展是他的性格和永恒象征，他是事实上印度教徒心目中最高的精神偶像。湿婆拥有能看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只眼，典型形象是火圈内的多臂舞者，他的坐骑是著名的神牛南迪（Nandi），他娶了恒河女神帕尔瓦蒂（Parvati），他们最著名的儿子就是长着象鼻子的伽内什（Ganesh）。

    自身的繁衍和发展是人类最原始的冲动，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往往对生殖器都有着盲目而强烈崇拜，印度教也不例外。湿婆本身就能化身为林伽（ Linga）——男性生殖器象征，而林伽在祭祀场所又置于湿婆的妻子的化身尤尼（Yoni）——女性生殖器象征之上，这个组合常常作为湿婆教圣室的主神形象供信徒膜拜。在坦贾武尔的布力哈迪斯瓦拉神庙（Brihadishrawa）不仅有着整个印度最高的主殿圣室锥形顶，神庙院墙内侧还排列这大小不等的一百多个林伽供人祭拜。据说印度的林伽崇拜神庙里最多的供奉着上千个林伽。我在亨比（Hampi）看到了高达四米的林伽，全印度更有数不清的神庙在主殿圣室里供奉着林伽。

    公元前6世纪，也就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印度教前身婆罗门教推行过于复杂繁缛的宗教祭祀仪式，而婆罗门祭祀阶层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了崇高的地位和特权，这激起了其他各阶层的不满和反思，古老的印度社会开始涌现出反对婆罗门教的哲学思想并发展为新的宗教流派，在印度历史上被称为沙门思潮（Samana）。巧合的是，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诞生以老子、孔子、墨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思想繁荣时期，也是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物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思想迸发的黄金时期。在印度，沙门思潮以新的宗教思想为载体，创生了更主张社会平等和个人修行，更为广大中低层人们拥护的新宗教，人们对新教的追崇导致了婆罗门教大量失去信徒而走向消沉。

    主张理性高于宗教、讲求信仰与知识、强调个人修行、追求灵魂理想境界的耆那教（Jaina）应运而生，并迅速赢得了人们的追捧，在地方统治者的支持下，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生宗教力量。瓦拉纳西（Waranasi）一个小王国的王子大雄，成为耆那教的创始人，被尊称为Jin，意为“战胜欲望的胜利者”，也是耆那教名称的渊源。耆那教寺庙中不祭神灵，但供奉师祖，其天衣派的寺庙皆以供奉包括大雄在内的24位师祖的裸体雕像而为人瞩目。耆那教虽未壮大，但生生不息，至今仍有超过300万印度人是耆那教的忠实信徒。

    沙门思潮时期，另有一位名叫悉达多的北方小国王子，离国云游数年，在伽耶城（Gaya）附近开悟，转道瓦拉纳西郊外的鹿野苑开始传经说法，一个以通过修行发现生命和宇宙真相、以超越生死、断绝尘世烦恼而得终极解脱为目标的新宗教由此诞生。这位王子悟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这个新宗教就是佛教。佛教的诞生略晚于耆那教，但后来影响力迅速超越耆那教，接纳了更多抛弃婆罗门教的信徒，在南亚次大陆兴旺千余年，并成功传播到南亚、东南亚和远东诸国发扬光大，至今繁荣。
     传世的宗教离不开人口众多的底层民众的接纳，更离不开君主王权的利用和散播。就如基督教遍传欧陆离不开君士坦丁的帝国崛起，伊斯兰教横贯亚非始于阿拉伯帝国的兴旺，而佛教从喜马拉雅到泰米尔海岸的辉煌必须归功于阿育王的统一伟业。在雅利安人越过开伯尔山口后的一千多年里，北印度一直处于政权分散王国林立的状态，公元前324年，印度大平原东部的摩揭陀国（Magadha）强势兴起，他们击败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留下的残余力量，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在第三任国王阿育王时期达到鼎盛，王朝的征服力量踏过德干高原，将除了科佛里河（Cauvery）以南沿海地区以外的印度次大陆全部纳入王朝的版图。阿育王南征成功后将佛教立为国教，将佛法刻于石柱，这就是孔雀王朝的著名遗产阿育王柱，如今印度国旗上圆形轮子就是来自于阿育王柱上的法器转轮，而印度的国徽直接直接使用了阿育王柱的狮子柱头。阿育王召集高僧编纂经书，营造石窟寺院，向周边国家派遣佛教僧侣弘扬佛法，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传播。虽然阿育王死后，王朝走向衰落，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的统治结束，地方王国各自为政，南亚次大陆四分五裂，连遭外族入侵，甚至北印度西部也归入了中亚帝国贵霜王朝（Kushan Empire）的版图，但佛教已随阿育王的南征在南亚次大陆开花结果。正是孔雀王朝之后的贵霜时期，佛教完成了从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过渡，从个人修行升华为普度众生，而与罗马、安息、汉朝齐名的贵霜帝国，因其地跨印度河流域到中亚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佛教沿着中亚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汉的重要桥梁。

    佛教在印度大陆迎来再一次辉煌，则离不开公元320年北印度诞生的印度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政权——笈多王朝（Gupta Empire），笈多王朝强盛时统一了北印度并征服了南方德干高原的东部。这个时期婆罗门教开始向印度教转变而逐渐兴旺，但王朝的宗教环境宽松，大乘佛教也得以盛行，僧团活跃，辩经论法，大量佛教石窟庙宇于此时开凿修建。中国名僧东晋的法显正是笈多王朝时期游历印度，历时14年，学佛求经，翻译经典，并写下游历笔记，后来成为重要的印度史考古史料。公元6世纪，笈多王朝因内部分裂和外族入侵走向灭亡，印度进入后笈多时期，重新回到政治分裂的格局，佛教也随着印度教的重新崛起逐渐走上了衰落之路。

    孟买（Mumbai）所在的中西部大省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地区的山谷里，藏着驰名世界的最古老佛教石窟群，石窟群以附近的村庄阿旃陀（Ajanta）命名。1819年英国人发现了这个淹没在谷地森林中销声匿迹一千多年的古代佛教遗迹，一经公布便震惊世界。沿着弧形河谷，七十多米高、绵延500多米长的山崖陡壁上，一共开凿了30个石窟，石窟内彩色的壁画内容涵盖佛教传说、宫廷生活和坊间风俗，为考古专家津津乐道。而在我眼里，倒是石窟内外的雕刻特别是石柱雕刻更是凝固了亘古不变的印度古代审美。这种在石柱上不厌其烦不厌其精的追求奠基了印度神庙越来越繁复的石柱造型，与其相比，希腊柱、罗马柱就只能以“简约”对标。

    阿旃陀石窟的开凿前后跨八、九个世纪，最早的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的孔雀王朝晚期。早期石窟的形制结构由主殿及内部的圣室加上两侧的僧人修行精舍构成，不仅是佛教石窟的开山先祖，而且成为后来印度教石窟甚至印度神庙形制的渊源。中期的石窟是属于瓦卡塔卡王朝（The Vakataka Empire）的作品，瓦卡塔卡王朝始于公元3世纪，是温迪亚山脉以南德干高原西北部的佛国，地跨现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Kanataka）北部、安得拉邦（Andhra）西北部和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西部，这个时期北方正值笈多王朝的盛期。瓦卡塔卡衰落后，它的版图被公元6世纪拉其普特人建立的遮娄其王朝（Chalukya Dynasty）继承。与同时期统领印度北方其他各部的拉其普特人一样，遮娄其王朝的君主们也崇信印度教，但对佛教和耆那教态度宽容，也因此留下了阿旃陀石窟后期开凿的遗产，这个时期的造像和石柱雕刻已经相当精细卓绝。在政治混乱的后笈多时期，游历印度南北、研习佛法、取经译经、写下十二卷《大唐西域记》的中国唐朝高僧玄奘正是在遮娄其王朝到访阿旃陀石窟朝圣。

    佛教在南亚次大陆繁荣发展的千余年，也正是婆罗门教蛰伏并不断吸收其他宗教优点并最终蜕变为印度教重新崛起的千年。雅利安人的宗教作为印度大陆最古老的宗教在民间拥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加之同源的种姓制度对于政权统治具有无以伦比的稳定作用，即使在佛教昌盛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大部分地方政权仍坚定地支持婆罗门教，中央政权力量相对薄弱的南印度借由德干高原的地形成为婆罗门教忠诚的教保护地，而自古从未被中央政权征服过的科佛里河以南倒三角地带——现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和喀拉拉邦（Kerala）——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婆罗门教革新和复兴的源头。

    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来自南方喀拉拉邦婆罗门种姓的宗教哲学家商羯罗（Sankara），从名师而励精图治，在保留婆罗门教核心教义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大乘佛教和耆那教的理论精华和实践经验，从哲学理论上击败了佛教和耆那教。他著书立说，游历印度南北，引领婆罗门教完成了向印度教的过渡。商羯罗主张效仿佛教建立印度教僧团和大兴僧侣寺庙，改变了婆罗门教神职人员组织结构混乱、管理涣散和缺乏集中修行地点和祭祀建筑的缺陷，为印度教在南亚次大陆的统治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如今我们看到的众多宏伟精致的印度教神庙遗迹的发端。

    源于自然崇拜的婆罗门教，原本少有人工兴建的祭祀建筑场所，更无供僧人修行的精舍寺庙。自婆罗门教向印度教转变始建印度教神殿僧庙，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各地方政权国王流芳后世的记录，除了征战扩张领土，就是挥金如土地捐兴的神庙。此次造访南印，由于行程紧张，遗憾地错过了商羯罗的故地喀拉拉邦，但在泰米尔纳德邦，有幸看到南方印度教神庙从萌芽探索阶段到极盛辉煌时期留下的遗迹，似乎是亲历了1000年印度教神庙的演变和寺庙雕刻建筑艺术的发展历程。    

    公元3世纪建立的南方政权帕拉瓦王国在公元6世纪时重新复兴，成为南亚次大陆最南端倒三角地带的统治者，此时的帕拉瓦王国已经从三百年前的佛教王国变成了婆罗门教的领地。公元7世纪，帕拉瓦王朝时期建造的五车神庙（Five Rathas）位于泰米尔纳德邦金奈地区南部的默哈伯利布勒姆（Mahabalipuram）海边。这五座神庙与其说是庙，倒不如说是矗立在海边用五块黄岗岩石雕成的五个大神龛，内部空间极小甚至有的没有容身的空间，只是其外形隐约为将来南印度达罗毗荼式神庙的设计提供了原型。而商羯罗发起的印度教改革开启之后，国王权贵开始投入财力大兴神庙建筑，同样在默哈伯利布勒姆海边，帕拉瓦王朝于8世纪留下的海岸神庙（Shore），已初具印度教神庙内外结构和装饰风格，一个平顶的建筑连接前后两个锥形顶的石垒神殿，虽经千年海风侵蚀但仍能分辨墙壁和锥形顶上丰富的雕刻内容，形成典型的印度教神庙视觉印象。由海岸神庙向西内陆几十公里，在帕拉瓦王国的首都甘吉布勒姆（Kancheepuram），有院墙的凯拉萨纳塔神庙（Kailasanatha）建于同一时期，院墙内侧几十个精致的神龛雕刻衬有彩色壁画，无所不在的狮子石柱成为帕拉瓦王朝神庙的标志。整座神庙结构紧凑雕刻细腻，而围墙、神龛、山门、主庙门廊、柱厅、圣室及供奉的林伽形成完整的印度神庙结构，标志着南印度达罗毗荼式神庙的标准形制从此定型。

    帕拉瓦王朝衰落后，9世纪重新崛起的朱罗王朝（Chola Dynasty）成为成功的替代者统治了南方倒三角地区。朱罗王国曾出现在公元前300年孔雀王朝的文字记录中，而9世纪重新崛起后，大肆扩张领土，将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卡纳塔克邦的南部、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甚至印尼、马来西亚都纳入了版图。强大的实力不但带来了领土，也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更多的捐金让数不清的神庙在王国领土上建立起来，迎来了印度教神庙建设的辉煌时期。自朱罗王朝始，南印达罗毗荼式神庙的山门定型为梯形顶，出现了双重围墙的神庙，院墙内除了主庙还增设了小神殿，越来越高的主殿锥形顶和柱厅内越来越多的石柱成为神庙捐建者竞相追求攀比的目标。首都坦贾武尔的布力哈迪斯瓦拉神庙（Brihadishrawa）是朱罗时期神庙的完美经典，规模宏大，外形端庄，内部石柱林立，雕刻精致繁复，尽显奢华，而主殿圣室的锥形顶高达61米，至今保持着全印度纪录。贡伯戈讷姆（Kumbakonam）的阿依拉瓦提休巴拉神庙（Airavateswar）则是一处保存完好的朱罗晚期神庙，这座神庙罕见的特别之处是，在神庙南侧而不是印度教神庙通常的东侧设置进入主殿的门廊和阶梯。更令人难忘的是从院墙到主殿内外，三四百根石柱，不仅有常见的圆柱形、方柱形或多边柱形，还有设计成四方与多边形间隔而上的石柱，石柱上每个侧面都充满了深浅浮雕，记录着印度教各路神仙的神话故事。13世纪初，印度教仍然繁荣昌盛，但朱罗王朝因无法抵抗伊斯兰苏丹的攻击走到了尽头。

    正当南方朱罗王朝的统治者们虔诚地建设印度教神庙的时候，在印度北方正在发生一次改变整个南亚次大陆历史的动荡。8世纪初，阿拉伯人已经越过了开伯尔山口，拉开了伊斯兰文明征服印度的序幕，不同族裔的伊斯兰入侵者接踵而来，在南亚次大陆建立地方苏丹国。真正的征服者是来自中亚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他们从11世纪开始的近两个世纪从未停止过对南亚次大陆的远征。突厥人带来了伊斯兰教，他们采取赶尽杀绝的方法对异教进行打击和排斥，摧毁寺庙、焚烧经书、扑杀僧侣。本来在印度教崛起并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后，佛教已渐遭排挤而式微，突厥人对温和而缺乏自卫能力的佛教的打击更是灭绝式的残酷，北印度的佛教寺庙经典在这个阶段几乎被毁灭殆尽，僧侣非死即逃。到1209年来自阿富汗的突厥人以德里为首都建立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s）时，传承了1700多年的佛教在北印度已彻底消亡。印度教也未逃脱突厥人的打击，北印度的印度教寺庙遭到严重损毁，很多印度教徒被迫改宗成为伊斯兰教徒。但遍布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力量远比佛教强大，有效的抵抗和适时的妥协让急于实现统治的突厥人对印度教的态度逐渐转向宽容。

    德里苏丹国自建立之始内部纷争不断，王朝更迭，到1526年破灭时，竟然经历了没有血缘关系、甚至没有种族关系的5个王朝和32个苏丹的统治，而来自中亚的帖木儿不断入侵更让王国不得安宁，德里的统治者们经营北印度已自顾不暇。所以在德里苏丹国300多年历史中，只有短暂时间曾经将版图推进到德干高原南部，但难以有效控制，南印度的神庙也因此幸免于难。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印度教也曾遭到伊斯兰力量的洗劫，但至今我们仍能在南印度看到大量精美的古代印度教神庙。

    当德里苏丹国的伊斯兰贵族统治北印度时，南部倒三角地带也经历了改朝换代，同样始于孔雀王朝或更早时期的潘地亚王朝（Pandyan Dynasty）在沉寂数百年后重新复苏，在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的100年间取代了朱罗王朝，成为南印的霸主。兴建神庙仍然是国王最重要的宗教追求和统治手段，这个阶段的神庙延续了朱罗王朝神庙的规制，但极其重视神庙山门的设计，山门的高度成为国王标榜胜利和权力的象征，神庙梯形山门的高度不可思议地被设计得超过了主殿圣室的锥形顶，从此山门被称为门塔。门塔底座仍然是花岗岩石，但上方梯形塔则为了减轻重量改用一层层彩色砖雕替代，远远望去，阳光下五彩生辉，十分醒目。从此，高耸的彩色门塔在印度南端取代了圣殿锥形顶成为神庙的地标。吉登伯勒姆（Chidambaram）著名的歌舞欢神神庙（Nataraja）就是典型的潘地亚王朝作品，神庙的入口是矩形底座上41米高的七层彩色门塔，层层向上的上千个彩色雕刻人物服饰靓丽、身形婀娜、举止暧昧，夺人眼目。

    14世纪中叶，跨过德干高原的伊斯兰力量征服了潘地亚王国，但未等立足，卡纳塔克邦中部兴起的印度教强国维查耶纳伽尔王国（Vijayanagara）便强势南扩，南部倒三角地区又回到了印度教王国的怀抱，但此时印度教、耆那教、伊斯兰教、和外来的天主教、犹太教已经不可避免地同时在南部印度共存。维查耶纳伽尔王国的首都是南印中部卡纳塔克邦的亨比（Hampi），在亨比的山地河谷中，这个在德干高原兴旺了两个多世纪的印度教中央集权王国，建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神庙群，完全不顾地形崎岖和山石纵横的艰难。这里的神庙与山崖、峡谷、怪石周旋共生，巧夺天工的庙宇建筑和鬼斧神工的自然山水相映成章。建筑的石材恰好是这片山地特有的供给，庙外山石纹理纵横，每一个棱角都铭记了造物亘古的力量，庙内石雕人物禽兽，每道曲线却凝结了匠人的巧思绝想。如刀削般光滑的空阔山坡上，点缀着巨大的卵石和石柱结构，宛若天降。顺坡而下，山谷中便是亨比最大的神庙维鲁巴克沙神庙（Virupaksha），米黄色的门塔多达九层有52米之高，矗立在山谷中十分显眼，门塔低层的神龛内装饰的是以宗教性爱为主题的雕刻，高层则是无数神灵的塑像雕刻。院墙内婚礼堂、南迪殿、主庙、还有若干小型神殿供奉着不同神祗，络绎不绝的信徒留下的食品水果把附近的猴子吸引到这里成为常驻客，而院墙和庙堂之中的浮雕石柱变化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只觉得自己一双眼睛生得太少。

    维鲁巴克沙神庙北侧漂亮的圣池再往北百多米，就是穿越亨比古城的通格巴德拉河(Tungabhadra)，把自己装在直径两三米的竹编大笸箩里渡河，上岸竟是一个现代西方嬉皮士们常驻的村落，村后可隔河遥望神庙高塔，村前是点缀着椰树的翠绿稻田，炊烟农人耕牛，嫣然一幅世外桃源的画面。从这里搭车十几分钟，再爬半个小时台阶，就可以去瞻仰猴神哈奴曼（Hanuman）的诞生地了。

    亨比最著名的维查耶纳伽尔遗产是维塔拉神庙（Vitala），院墙内除了主庙，还有若干小神殿神龛，主庙东侧的伽鲁达神殿（Garuda）以毗湿奴的大象战车为形，用整块岩石雕刻而成，因此维塔拉神庙有时也被称为战车神庙。主庙柱厅的石柱不但雕刻逼真细腻，而且粗大主柱上围绕的细柱还可敲击出动听的旋律和声，让人惊叹不已。维查耶纳伽尔王朝时期，北印度已经完全为德里苏丹国控制，维查耶纳伽尔王国成为阻挡伊斯兰力量、庇护印度教信仰和文化艺术的最后堡垒。

    16世纪，维查耶纳伽尔王国遭到德干高原的苏丹群殴灭国之际，北方突厥蒙古人帖木儿的后代击败了已经四分五裂的德里苏丹国，占领了德里，成为北印度的主人，一个印度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伊斯兰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在1526年诞生。莫卧儿帝国在18世纪最强盛时期，领土从阿富汗高原直到德干高原南部科佛里河以南，几乎统一全印。如今在北印度看到的大部分伊斯兰古迹都是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的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阿格拉的泰姬陵。

    在莫卧儿早期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角力对抗中，北方旁遮普邦诞生了一种新宗教，吸收了二者的特点又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都格格不入，这就是印度原生的一神教——锡克教（Sikhism）。锡克教崇尚武力，讲求公平正义、男女平等，提倡修行轮回，反对祭司制度，禁止偶像崇拜，否定种姓观念，日常采取入世的态度，做事勤恳严谨，锡克教徒是印度各宗教信徒中最接近现代观念的群体。至今锡克只有2000万左右教徒，占印度人口比例极低，但他们裹头带刀的“阿三”形象，却经常被世界各地的人们误解为是印度人的象征。

    即使在莫卧儿帝国最强盛时期，印度最南端的倒三角地带也没有征服，直到18世纪初，这里一直是维查耶纳伽尔王国覆灭时独立的印度教王国——纳亚卡王朝（Nayaka）的辖区。纳亚卡王朝时期的国王不仅筑造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风格融合的宫殿，也从未停止修建和扩张印度教神庙，并疯狂地追求更高大的门塔和更多石柱的神庙柱厅。位于泰米尔纳德邦印度教圣城马杜赖（Madurai）的米娜克希神庙（Minakshi）是从一个始建于7世纪帕拉瓦王朝的小神庙到纳亚卡王朝已经扩展成印度教祭祀中心的超级神庙综合体。这个综合建筑拥有十二个高大的彩色门塔分布在外围高墙和内部错落的围墙，其中最高的南塔超过60米，在少有高楼的市中心傲视四方。门塔上雕刻着数不清的神灵，人物生动，色彩艳丽，或劳作、或修行、或舞蹈、或性爱，千姿百态，印度教神话故事从底砌到顶，似耸入云端熠熠生辉。庙堂内部空间高大宽阔，柱廊连接四面八方宛若迷宫，每根巨大的石柱都是一座独立的神兽雕塑，天花板和墙体上布满彩色壁画。两座神殿分别供奉湿婆和他的妻子帕尔瓦蒂的化身米娜克希，巨大的莲花圣池供前来祷告的信徒沐浴。除了院内殿前的柱廊、圣殿内部的柱厅，米娜克希神庙内还有一个独立的柱厅，里面竟然有令人瞠目的985根石柱。至此，我已经被印度教神庙的石柱雕刻艺术彻底征服。

    南印度古庙都是岩石材料筑成，在没有现代机械的年代，规模庞大的印度教神庙的建造和雕刻，工程之难、代价之巨是超乎想象的。虽然南亚次大陆早在公元前1000年甚至更早就拥有了凿壁琢石的铁质工具，但考虑到石窟石庙建设工程所面对的石材是坚硬的花岗岩或玄武岩，因此石窟开凿、石庙建筑所用的千万块巨大石砖、石柱的精致造像、繁复花纹的雕琢是对工匠极大的挑战，而其中堪称奇迹的工程保留在奥兰加巴德地区的埃洛拉石窟群（Ellora Caves）。

    埃洛拉石窟群建于公元4世纪中叶至11世纪，12座佛教石窟、17座印度教石窟和5座耆那教石窟沿着近两公里的石壁蜿蜒展开。其中第16号印度教石窟就是令人叫绝的奇迹工程——凯拉萨神庙（Kailasa）。这个被称为石窟的建筑外观更类似一个石庙建筑群，宽40多米，纵深80多米，主殿高30多米，一眼看去像是在一个三面崖壁包围的几万平方米广场上建起的庙堂。但实际上它竟然不是“建筑”，而是一整座建筑雕刻。它既不是如普通石窟从水平方向向山崖内部开凿而成，也不是如建筑庙宇自下而上用石材垒砌搭建而成，而是自上而下的雕刻。从玄武岩石壁的崖顶层层向下，雕凿形成一组庙宇群的外形以及庙宇内应有的一切，建设工作流程类似于3D打印的逆向工程，是利用整个山体完成的纯纯粹粹的减法雕刻工程，这种工程从设计到施工即便是放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从石窟庙宇的外观形制到内部殿堂、回廊、房舍、立柱，直到高大的神像、拳头大小的人物造型、细小的花鸟虫兽和花纹雕刻，精致绝伦，而且全部都是在这一整块岩石或山体上镂空雕成。为了开凿这个石窟庙，很多工匠一家几代人都在德干高原这块工地上工作，整个工程用了150年，移走240万吨岩石和碎屑。站在崖顶，俯瞰人工劈出的山坳中一群白鸽盘旋在黑色神庙的尖顶，似乎耳边还能听到1300年前工匠们挥锤凿石的叮当声。如果说北印度阿格拉的泰姬陵是建筑奇迹，那么凯拉萨神庙几乎就是超越想象的神迹。

    从奥兰加巴德一直到马杜赖，由北向南，我越过德干高原穿行了整个南印度，造访了一千多年来南印各王朝奉献的25座石窟神庙（群）遗迹。这些庙宇大部分目前还都在使用，每天迎接络绎不绝的信徒前往祭祀祈祷。当返程的飞机从孟买国际机场起飞，我合眼间，看到的是褪去鞋袜的人们蜂拥穿过高大门塔的背影，沐浴更衣的信徒伏地膜拜于幽暗神殿的瞬间，祭台前善男信女疯狂地扑向刚刚照亮湿婆神像的余火，神像下母亲女儿虔诚地抚摸亲吻心中神灵的足趾，白发老妪在人们注视中踮脚给林伽沐洗献花旁若无人，素衣老翁在清晨阳光中躬身祈祷亘古未变，圣室中千年神像的凝视在微光中若隐若现，岩壁上多彩壁画的线条在人影中忽明忽暗，光影中雕花石柱间穿行的五彩纱丽，寂静里巨大佛像前凝固的橘黄袈裟。恍惚间，突然无法分辨我即将离开的是一个现代的国家还是一个崇尚神话的古代王国，仿佛这一切只是古印度史诗未完的续篇。

    有了千千万万印度教徒的狂热和崇敬，有了一代又一代国王的集权和号令，有了年复一年投入的财富和时间，神殿庙窟的不朽杰作和奇迹遗存似乎也不足为奇了，金字塔、长城、佩特拉古城、甚至罗马斗兽场、吴哥窟、玛雅祭台无一不是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劳民伤财的奇迹背后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的统治，如今的商业奇迹似乎也是效率国王治下大量财富燃烧的结果，只是堆积的不再是工匠和钎锤，开凿的不再是岩壁和山石，叮当琢石的声音被键盘的敲击替代，而面对的却仍是崇信另一种宗教的善男信女。

南印度之行访问庙窟和宫殿小记

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
Ajanta Caves
Ellora Caves
Mini Taj Mahal

比贾布尔（Bijapur）
Gol Gumbaz
Gagan Maha
Bara Kaman
Jama Masjid
Asar Mahal
巴达米（Badami）
Pattakal Temples
Badami Caves
Badami Castle
亨比（Hampi）
Hemakuta Hill

Virupaksha Temple

Hanuman Temple

Malyavantha Ragunatha Temple
Narasimha Temple
Lotus Mahal

Elephant Stable

Hazara Rama Temple
Royal Centre in Hampi

Vittal Temple

Krishna Temple

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
Sriekambaresvara Temple
Kailasanathar Temple
Srivaikuntha Perumal Temple

马哈伯利布勒姆（Mahabalipuram）
Five Rathas Temple

Shore Temple

贡伯戈讷姆（Kumbakonam）

Airavatesvara Temple

Sarangapani Temple

Nageshwara Temple

吉登伯勒姆（Chidambaram）

Nataraja Temple

坦贾武尔（Thanjavur）
Gangaikondacholapuram Temple

Brihadiswara Temple

马杜赖（Madurai）

Minakshi Temple

Nayakar Mah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