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教和各种假宗教

人们有理由注意到，维科在真宗教和各种假宗教之间、在基督教和异教之间所做的区分，只是稍稍触及到他的具体的历史哲学。他的著作独创的和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并不是在《圣经》中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之间所做的传统的区分，而毋宁说是那种公允的态度；以这种态度，他在同样的基础上探讨了各种异教的宗教和真宗教，并敉平了轻信和信仰、诗性想像力和启示真理之间的差异。把二者联结起来的，是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无所不包的天意。各异教民族“尽管是在错误的意义上，但却有理由把自己事务的引导归于朱比特（至大至善的神[deus optimusmaximus]），即天神和雷电之神，而基督教的上帝同样也是至大至善的神。但是，天意怎样才能够在对朱比特的原始信仰和对真正的基督教上帝的真信仰之间建立一种连续性呢？对此的答复是，那在历史中致力于保存人们的夭意，借助于一种假宗教的幻象，把最初的几代人引入真理，因为最初的几代人在天性上无能在心灵和真理中领会一种真宗教。当天意还没有在基督牺牲的爱中、在基督的众使徒中、在教会中启示自身的时候，它不得不在雷电之中显现给异教徒，为的是以畏惧的方式使人变得有宗教信仰和文明。这最初几代人以其纯梓质料的想像力，创造出自己的各种神灵，只不过他们是像诗人(字面意义就是“创造者”）那样来虚构的

维科选择维吉尔的话:缪斯出身于朱比特(A Jove principium musae)，来作为初版的题词。最高的天神朱比特(Jupiter),是在可怕的雷电中显现给最初几代人的。由他产生出所有“粗俗的”智慧，这种智慧既不是启示的也不是理性的，而是一种预卜的智慧，即预言和占卜的智慧，它是所有异教民族的宗教智慧。为雷电的巨大后果所惊吓，最初的人类——巨人——意识到了上天乌那诺斯(Uranos);他们把上天与自己相比，把上天想像为一个要对他们说些什么的巨大的有生命的物体，称他为朱比特。“这样，他们就开始依从自己自然的好奇心;好奇心是无知的女儿，是科学的母亲”(缪斯)。这些人觉得“宙斯充满了”—切事物(Jovis omnia plena[朱比特充满了—切事物])。宙斯是至善和至大的神的意志(numen),是众神和万民之王。由于宙斯没有用自己的霹雳毁灭人类，他还获得了“救世主"（soter)的衔头。这些原始的野蛮人按照他们拥有的人类心智的标准来把握神圣的事物和天意，由于怀疑大自然的帮助，他们渴望某种高于大自然的东西能够来拯救他们。天意本身“允许他们受骗，去畏惧朱比特虚妄的神性”。这样，他们就穿过了那最初的、由闪电照亮了的雷雨的乌云，遇到了那个伟大的真理，即神明天意监护着全人类的福祉。

维科在《新科学》中描述“现”代，即描述基督教时代开端的地方，没有片言只语谈到耶稣基督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几乎没有片言只语谈到基督教会的兴起和扩展。对于他来说，古代早期与早期基督教的相似以及理想的同时性，要比基督在异教世界内部无与伦比的显现重要得多。他主要把基督教的早期时代看作是一种复归，是第二个英雄野蛮时期，包括个人“英雄主义”（殉道士）、“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英雄式的奴役制”（例如，在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王般的祭司和封建制度。罗马陷落后的新发展又是以一种宗教开始的，不过这一次不是以对朱比特的崇拜，而是以一种真正的、启示的宗教开始的。在维科那里，找不到一种护教士倾向的痕迹。他既不捍卫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攻击异教的迷信。他个人过于牢固地植根于基督教——天主教的传统，以至于想不到他的博学的兴趣和他对非基督教的、古代的权威和传统的偏爱可能产生的后果。对于他来说，基督教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反，异教人类“粗俗的”智慧和神话的隐秘真理是他发现的。同样，他承认希望、信仰和博爱这三种基督教的德性是既定的，并且捍卫一不是在道德意义上，而是在历史意义上——异教徒的英雄德性，例如力量、聪慧和慷慨受异教世界的古典传统所激励,他要比奥古斯丁及其后继者更为认真地对待异教徒“空洞的知识”和“无聊的智慧”。奥古斯丁及其后继者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神话中所看到的只是胡说八道，与此相反，维科，还有他之后的谢林,却发现了它们的意义。在原则上，维科把宗教解释为一种“民政的”、世俗的和历史的现象。每一个异教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朱比特，就像它也有自己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有它自己的礼仪和土地耕作、有它自己的婚礼和葬礼一样。但是，由于是神明天意在借助诸如习俗和传统这样简单的和自然的手段发挥作用的，似乎他注意到了前基督教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之间的连续性。卢梭曾表述了一个两难境地:古代的政治宗教虽然有用，但却是虚妄的；与此相反，基督教虽然是真实的，但在政治上却毫无用处。维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两难境地，因为他还没有把“人”与“公民”分开。对于维科来说，基督教神学是古代神学诗人的“政治神学"、形而上学家的“自然神学”和“最高的启示宗教”的一种混合。

维科只是偶尔谈到基督宗教和犹太民族非同一般的起源和性质希伯来人是一个例外，不同于其他所有民族的共同本性和发展;其他民族为了从一种动物般的状态达到理性的人类，必须经过一个神的时代和一个英雄时代。由于上帝的特殊启示，犹太人一开始就是人性的，即使就身躯而言也拥有正常的形象，而起源于含（Ham）、雅弗（Japhet）和闪（Sem）——拒绝其父亲挪亚（Noah）宗教的人——的巨人族，则必须经受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驯化程序。与所有异教的宗教相反，希伯来人的宗教建立在对预言的明确禁止之上，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是精神，是感官无法达到的。

在对基督和《旧约》上帝的偶尔指点中，显现出维科的民政神学，和从奥古斯丁到波舒埃的传统历史神学之间一个引人注目的差别。在奥古斯丁和波舒埃那里，对异教各民族历史的解说是围绕着犹太人的命运进行的；在维科这里，把《圣经》中的历史与大洪水之后世俗人类的最初开端联结起来的唯一纽带,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即这些原始野蛮的开端是对原罪的惩罚，是一种从特选子民前的神圣历史的倒退。此外，维科否认《圣经》是历史的原始资料，这并不妨碍他力图从世俗的原始资料出发来证明《圣经》的真实性。他承认特选子民的特殊起源，但正是出自这一理由，《新科学》并不探讨它的历史原则。在任何地方，强调的都是古罗马的盛衰，它是世界历史的图式，是中世纪历史上第二次进程(corso)的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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