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12月，最美好的政治季节
（美国小伙拍摄的1978年中国人朴实笑脸）
今天是12月1日，40年前的12月，中国进入最美好的政治季节。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三起三落”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为配合三中全会闭幕，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郑重宣告：“不能再搞任何离开这个中心工作，损害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国家遭难，人民受苦。这样的历史不能重演了。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978年12月25日《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新中国告别了几十年“阶级斗争”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改革开放的新航道。
1978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刊出陶斯亮的作品《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陶铸作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1969年孤身一人死于流放地合肥，骨灰也不知下落，此时尚未平反。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缪俊杰接到《诗刊》副主编柯岩的推荐，取回医生陶斯亮的手稿。
陶斯亮写道：父亲被“打倒”后，自己很快远赴青海、甘肃，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一面。专案组给晚期癌症的陶铸和妻子曾志两个选择：夫妻同去合肥，与女儿断绝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曾志不去合肥，可以与女儿来往，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面对如此残忍的选项，陶铸经过反复考虑后，对曾志说：
“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陶铸从北京动身的那一刻，这对四十多年的夫妻彼此心里都明白到了最后的诀别——
“老夫妻竟然没有掉一滴泪。您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妈妈强颜欢笑地为您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您忍着巨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您都要流一头汗呵……”
尽管到了生命的黄昏，陶铸还是沉着坚定地告诉专案组：“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总编辑胡绩伟和文艺部主任袁鹰均支持公开发表。胡绩伟私下请示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耀邦说：你们自己做主吧。于是，副总编辑李庄签字见报。两周后，中央召开陶铸追悼会，陈云致悼词。
更令人伤感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惨痛遭遇。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另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的心声》。这位叫何本贤的年轻人，向党报诉说了底层无声而悲凉的命运：
从小立志当解放军。偶然进城，看到火车、汽车、轮船，想长大当个工人，战斗在钢花飞溅的平炉旁；又希望当个新农民，驾驶着铁牛在田野里奔跑；又希望继续升学求知，成为一个哲学家或文学艺术家。然而，进入青年时代后，希望和理想被家庭出身限制，一个个如泡影一般消逝了。
念完小学，因为家庭缘由，不能升入正规中学。一个文教干部说：不能再让这种人家的子弟念书。
17岁那年，当大队民办小学教员。任教二年后，竟被一个文教干部赶出了校门，理由是：出身不好，要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有一次和一个干部为一件小事吵嘴。干部不骂其他，光骂：“地主富农不老实。”还说：“你们世代永远是地主富农，还想出头？”
（网传旧照片）
也有过几次恋爱，全是悲剧。有个姑娘明白告诉我：“我是爱你的，但我不爱你的家庭。它不仅会害了我自己，而且会连累我的家里人。将来弟弟妹妹们长大了，要入团入党、要参军、当工人、升学……查起社会关系来，都会埋怨我的。”另一个姑娘说：“我喜爱你来我家，但你的家庭会给我们带来不光彩，弄得我们低人一等。”
母亲常常含着眼泪对我说：“娘害了你们。”母亲是贫苦农民家里的人，在解放初误入这个家庭。
“写到这里，我止不住流下眼泪。”家庭出身带来了无限痛苦，多次下决心“挣脱这个可恶的家庭”，去年9月终于离开了家。何本贤恳求：党和政府在我家乡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解除我的苦痛，让我做多艰苦的工作我都愿意；更希望我的同类人不再像我一样痛苦，在升学、招工、参军等方面不遭受阻碍。
人民日报没有继续报道何本贤来信在当地的反应，但应无悬念，有三中全会撑腰，他的命运在1978年12月会得到彻底的改变！
（网传旧照片）
在这个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若干“拨乱反正”的文章：
——驳斥“左”比右好论，断言“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防止来自‘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一项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战斗任务。”（1978年12月28日《“恐右症”的来历》）
——批评工农干部“外行领导内行”，告诫说不能以不懂为光荣。（1978年12月28日《驳“‘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
——重申“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新华社记者郭玲春报道，爱情影片《阿诗玛》被江青锁进仓库十年，如今在云南村寨，乡亲们踏着月光，吹着口笛，迎接撒尼人的《阿诗玛》回来了。
——人民日报沉着地宣称：“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写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两年来，历史已翻过了新的一页。新的历史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同样，我们的后代又会遇到许多我们没有经历过的问题，我们也不可能为他们预先制造出无所不治、千古有效的灵丹圣药。”（1978年12月22日本报特约评论员《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
——公民权利提上议事日程。党报主张：只有法院才有权判决某个公民有罪或无罪。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的组织就可自行给公民定罪，给人戴上“反革命分子”等政治帽子。这些罪名虽然未经法院公开判决，但它比判决还厉害，后果还严重。因为法院判决某个公民有罪，除对少数罪大恶极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外，一般只判处多少年的有期徒刑。可是一旦某个单位的组织给你戴上一顶什么“帽子”，一戴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老死。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不但被剥夺了辩护权，也被剥夺了申诉权。如若申诉，就说你是“翻案”。被戴上某种政治帽子以后，除本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处分不算，还要株连到父母、妻子和亲友。（197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加强法制保障公民权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呼吁：“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恢复律师制度。（197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法学研究所座谈法制问题》）
这是拨乱反正的历史关头。正如宋庆龄晚年给中共中央的最后一封信，希望“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诚挚进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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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12月到1989年岁末，人民日报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道和评论共7675条。对于老百姓来说，三中全会是大彻大悟、与民更始的政治开明；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起码的政治觉悟和党性要求。
纵观古今中外的风云变幻，美国历史学家胡克不相信个人只是历史飓风中的卑微沙粒。他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
“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
“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1978年的中国，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新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残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几十年的折腾中舔血抚痕，自下而上积累了刷新旧制、改造世界的强烈冲动和丰富想象力。1978年的中国，最让人怀念的，是上上下下共同的历史担当。
1978年的中国，是堪与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争奇斗艳的文明“轴心时代”！
对于我这代人来说，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拐点。我们这代人有幸沐浴在邓小平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下。正如我的一位研究生学友所言：“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官大官小，钱多钱少，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成为其中的亲历者、见证者、获益者，不期而遇，不枉今生。”
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时代。人民日报这样报道三中全会后的民意反馈：
刚担任锅炉车间党支部书记不久的铆工肖克忠说：“这个公报说的不是官话，是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话。要说民主集中制，这个公报才真的是发扬民主之后高水平的集中，群众天天想的、议论的重大问题，这回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工人们对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十分拥护，说：“许多年来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影响了生产，国家受害了，人民受苦了。我们盼的就是这个转移，今天可盼来了！”
老工人王振基说：“现在工人们心里还有一点‘余悸’。解放以后，咱们国家的工作好象有个毛病，每当国民经济发展了一点，日子好过了一点，运动就来了，就砸锅了。十年之后，当我们四化有点眉目了，也要记住这个教训，别忘乎所以。”
老工人赵清源说：“看了公报，心里就想，民主又回来了。过去由于没有很好地发扬民主，所以老出岔子。每次运动之前都喊‘三不主义’，可是每次都打了棍子，戴了帽子，揪了辫子。但愿这次是真民主，不是掺水分的民主，让人民的各种不同观点都能畅所欲言。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只要党中央好好听听劳动人民的呼声，工作就会少出岔子。（1978年12月30日《读了公报说说心里话》）
“只要党中央好好听听劳动人民的呼声，工作就会少出岔子。”这样的直言无忌，出现在伟大的三中全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