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直觉与逻辑悖论

胡塞尔通过复杂的抽象概念展开他的哲学。大多数人不知道也不能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人类的心理活动不可能是由这些概念规定的，在这些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前已经死去的人们更不可能用之于意识过程。可是，古人今人却有相近的心理。所以，胡塞尔的方法是用各种概念精细地分解心理的构成，不如荣格较为混沌的理解更能接近真实的心理。心理是多彩的、跳动的，而抽象的理论是灰色的，死板的，虽然有用。

“现象学的概念”只属于哲学家胡塞尔，他曾经的学生海德格尔都不能完全继承，甚至还有推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一位彻底的逻辑主义者，则抛弃了这一类哲学。维特根斯坦出生在维也纳，父亲是著名企业家，作曲家勃拉姆斯、马勒是家中沙龙的常客。维特根斯坦不是好学生，所以被父母送去外地中学读书。在林茨实科中学，他和阿道夫·希特勒是同班同学，1901年的一张班级合影中有他们两人。希特勒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开始于林茨的一位中学同学。有历史学家考证，这位同学就是维特根斯坦，一位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比当时的希特勒出色得多，而且孤傲。

1906年中学毕业时，维特根斯坦想跟从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学物理学，但玻尔兹曼在这一年自杀。研究物理学的想法受挫后，维特根斯坦去柏林学机械工程，两年后到英国学习航空工程。工程师的训练大约是维特根斯坦倒向逻辑学的一个原因，而物理学可能会把他引到另一个方向。在读工程学期间，维特根斯坦对数学的兴趣日渐浓厚。

经由弗雷格——那位对胡塞尔的《算术哲学》提出批评的逻辑学家——推荐，1911年，维特根斯坦到英国剑桥大学拜伯特兰·罗素为师。当时，罗素已经出版了《数学的原理》（1903年），与怀特海合写的三卷本《数学原理》正在陆续出版（1910、1912、1913）。罗素把维特根斯坦引向数理逻辑的研究。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师生关系几乎颠倒过来。

在剑桥大学，维特根斯坦还修习心理学，做过音韵的实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特根斯坦在奥匈帝国陆军中服役，在战场上完成《逻辑哲学论》。这位志愿兵参加战争的目的是自杀。1920年代，维特根斯坦以及哥德尔与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有来往。这个小组的成员深受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22年）的启发，建立了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以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消灭形而上学。他们都生活在维也纳，所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是维也纳学派。

战后，维特根斯坦尝试过山区小学老师、修道院园丁助手、姐姐玛格丽特的建筑师。他在1929年从奥地利返回剑桥大学，以《逻辑哲学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英国公民。1947年，他从剑桥大学辞去“荒唐的”哲学教授工作。

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为他的表兄维特根斯坦写过回忆文章。他们的交往不多，而维特根斯坦远非一个热情的人。1939年，哈耶克到剑桥大学，住在凯恩斯给他安排的房间里。在这个房间正下方的一次俱乐部聚会中，哈耶克见到维特根斯坦怒气冲冲地批评一篇文章，手里还拿着扑克牌。哈耶克的印象是：“这老兄疯了。”一两年后，他们在剑桥的谈话是愉快的：“我们谈了很多话题，除了哲学和政治（我们清楚彼此的政治观点不同）。”作为一个逻辑主义者，维特根斯坦难免倾向计划经济，也就对苏联怀有好感。这位理性主义者证明了理性不具有完全的理性。

维特根斯坦的姐姐玛格丽特以及他的一些朋友都接受过精神分析，玛格丽特还与弗洛伊德有长期的交往。1926年前后，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小学老师的工作失败之后也接受过心理分析。与精神分析学类似，维特根斯坦用他的哲学进行分析和治疗。他了解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著作，在后期深入研究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等书。

不过，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而且精神分析和他的逻辑分析格格不入。他说：“弗洛伊德经常声称他是科学的。但他给出的东西却是猜测——某种先在于构成假设的东西。”这个判断把精神分析学放在他认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一类，但他仍然从中受到启发。维特根斯坦还指出：“如果你的思路不够清晰的话，那么心理分析就是一个很危险又很肮脏的职业，它只会产生无尽的伤害，而且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前提是“你的思路不够清晰”。无论在精神的表层还是深层都潜藏着危险，这是密宗特别重视导师的原因。“东方文化”的爱好者尤其应该牢记这一点，以免走火入魔。维特根斯坦的警告也同样适用于理性——“思路不够清晰的”理性主义者在20世纪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样说并不是指出逻辑学不重要。相反，逻辑学极其重要，而且我们仍然缺少逻辑的训练。但不能让逻辑成为精神的暴君。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处于机械时代、照相时代。这是数理逻辑学兴盛的时代背景，也是精神分析学反叛的时代背景。逻辑和精神往往背道而驰。逻辑主义者把生活和世界简化为算数，加以逻辑运算。这个困境的源头在古希腊：科学与哲学是作为连体双胞胎在那里出生的。在缺少逻辑学传统的中国（有名学和因明学，但都不是主流），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困扰，但这并不是优势。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符合他的“哲学”，虽然他实际上取消了哲学。维特根斯坦否定的，他自己也在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他试图自杀这是他注重逻辑的必然结果。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独立于我的意志之外。”否定叔本华的命题“世界是我的意志”。他又说：“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在世界里没有意义——如果有的话，那也会没有价值。如果有任何有价值的价值，那么它必定处在一切发生的和既存的东西之外。因为一切发生的和既存的东西都是偶然的。”逻辑不排除偶然。维特根斯坦避免陷入悖论：“使得这些事物非偶然的东西不能在世界之中，因为否则这些事件又变成偶然的了。它一定在世界之外。”可是他拒绝形而上学。

佛教哲学把世界分为真谛和俗谛，成功地解决了这个矛盾。龙树菩萨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盘。”他的《中论·观四谛品》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假名就是俗谛、概念。《中论·观如来品》说：“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共不共叵说，但以假名说。”“叵”，即“不可”。《大宝积经》卷四说：“一切诸法皆是如来假名说。”因此，看空一切的印度佛教还是要说，只是认为言语、概念是“假名”，通往智慧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在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他认为，哲学属于不可说的范畴，需要对之保持沉默。孔子问：“天何言哉？”其实，“天”本身就是不可说的。《庄子·齐物论》似乎不置可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实际上倾向天地万物与“我”都是不可说的。王弼（226－249）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三国志·魏书·王弼传》）“圣人”指孔子。龙树大约与王弼同时代或略晚，而《中论》的汉译更在五世纪初，所以王弼之说是本土自产，不可能来自龙树。禅宗尤其发挥“不可说的”。北宋禅师圆悟克勤给弟子虎丘绍隆的《印可状》说：“不滞名相，不堕理性言说。”圆悟克勤的这件书法作品流入日本，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不可说的一部分落入神秘体验的范畴。这正是荣格工作的主要领域，而且他说出来了，必然遭到理性主义者的批判。荣格的心理学也冲击了理性的霸权。一心想把精神分析学纳入科学范畴的弗洛伊德其实也没有那么理性。

维特根斯坦说：“作为伦理主体的意志是不可说的。作为现象的意志只是心理学感兴趣的。”他还说：“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这个“不可说”不是禅宗的，因为它排除了生命的体验、超验的体悟，禅宗大德为此会给他当头一棒吧。其实，维特根斯坦也没有保持沉默，而是写了《逻辑哲学论》来论证沉默的必要性。

维特根斯坦说：“我的命题是在这样的方式上起着说明的作用：了解我的人，通过这些命题，踏过这些命题，越过这些命题而爬了出来的时候，最后他也会认识到这些命题是无谓的（了解我的人好象必须从一架梯子爬上去以后，就把这架梯子抛开一样），他必须排除这些命题，然后才能正确的看世界。”这大概就是《庄子》说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在1946年与剑桥大学学生的谈话中，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拿到一份弗洛伊德提供的梦境报告（他自己的梦的报告），我可以用自由联想的方法达到他在分析中得出的同样结论——尽管那不是我的梦。而且联想还能通过我的经验，等等。事实是，无论何时，当你全神贯注于某个麻烦，或你的生活中的某件大事——例如，性——那么，不论你从什么事情开始，联想将最终而且不可避免地导向背后的相同主题。弗洛伊德在分析之后指出，梦显得是多么有逻辑。梦当然是有逻辑的。”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承认梦是有逻辑的，亦即可以通过逻辑来理解梦。

维特根斯坦也指出心理分析学的漏洞：可以在很多事情之间建立同样的联系模式，而且同样也是有逻辑的。弗洛伊德是在这种联系之中提到各种古代神话，并声称他的研究已经解释了神话的形成。维特根斯坦说：“然而，弗洛伊德实际上做的事情却不同。他没有对古代神话作出科学的解释。他所做的是推出一个新的神话。这个观点的魅力只不过是神话的魅力，例如，所有焦虑都是出生创伤的重现。‘这完全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某些事的结果。’他几乎是在说一个图腾。”

维特根斯坦对精神分析学的结论是：“分析可能造成伤害。因为尽管一个人可能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关于自我的各种事情，但为了辨别和洞悉提供给他的或强加给他的神话，他必须保持非常强大的、敏锐的和持久的批评力。要受到诱惑说：‘是的，当然，必须这样。’一个强大的神话。”

《哲学研究》在维特根斯坦去世后整理出版，是他的后期著作，与早期的《逻辑哲学论》不一致。这本书也有一部分是对心理学的批判，尤其是“概念混淆”。这与他从语言的角度批评哲学一致。他说：“假如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人类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也经常出现错误，因为许多词的内涵和外延都不一样，句子的表达也不一样，此外还有与字词没有直接关系的语气和环境的影响。对于梦和无意识也是如此，还要加上陈述真实度的不确定性，所以不可能有准确的“翻译”。

维特根斯坦说：“我对这个人是否疼不如对二加二等于四那样确定吗？——这是否表明前者是一种数学的确定性？——“数学的确定性”不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但维特根斯坦并不否定心理学。他接受心理学的试验。他说：“同数学相关联的探讨是可能的。这种探讨同我们的心理学探讨完全类似。”

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放弃继承家庭财产，在挪威的旷野中隐居，在爱尔兰的小客栈里越冬。他惊奇于世界的存在：“不是世界是如何的，神秘的是世界存在。”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神秘的。维特根斯坦过着简单的生活，在逻辑上对明天不抱希望。他说：“太阳明天会升起，这是一个假设，那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太阳是否将要升起。”在逻辑上确实如此。太阳照样升起只是归纳的结果。维特根斯坦认为，归纳的过程只有心理基础。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反驳这个判断。他说：可以假设一个太阳会照样升起的理论；一直到太阳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这条理论不能被证伪。但波普尔只是给出了一个假设，既不能被证伪，也不能被证实——直到太阳升起。

经验告诉我们，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天文学家也会证明太阳明天仍会升起。不过，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会醒来——这种事情曾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人生问题的解决方法在这个问题消失以后才可以看到。”问题是人生问题如何消失呢？消失后又如何看到呢？

维特根斯坦有强烈的自杀欲望，这很可能是他的哲学的心理基础。罗素为他的生命担忧，陪伴着他说话和沉默，直到半夜也不敢让他回自己的家。维特根斯坦因癌症死在好友兼医生家里，临终前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遗言让关心他的人们感到安慰。

理性的命题不能避免各种悖论。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曾希望证明算术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这个希望被库尔特·哥德尔（Kurt　G觟del，1906－1978）打破。哥德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在1931年发表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实际上在两年前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提出。简略地说，如果一个形式系统是自洽的，那么在这个系统之内必定包含不能证明为真或证伪的命题。

这个定理的一个通俗例子是公元前六世纪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提出的说谎者悖论：“克里特人都说谎。”埃庇米尼得斯是克里特人。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他这位克里特人就没有说谎；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说这句话的人也被列入说谎者之列。在真假两种情况下，这句话都不可能全部为真。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埃庇米尼得斯在这个判断的系统之内。伯特兰·罗素在《数学原理》中转述了一个相似的悖论：设想某个村庄里有一位理发师（一个男人），他只给村里那些不自己剃须的人刮胡子。那么，这位理发师要给自己刮胡子吗？

哥德尔用数学证明形式系统是一个悖论；可证并不等于真；可证的一定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可证。人类的直觉不受逻辑的限制。杰出的数学家和科学家都有很好的直觉，而不是只靠逻辑。这是人脑和电脑的区别。一些科学家因此相信，使用逻辑运算的电脑永远不会超过人脑。

在近代，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思想和活动。但作为科学基础的数学本身仍存在悖论。那些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反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人大约不会注意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荣格心理学尤其倚重直觉，常常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

哥德尔在1924年到维也纳大学读书，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母校任教。1939年，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第二年，他离开维也纳，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他的朋友爱因斯坦在1955年去世后，哥德尔的妄想症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害怕受害，他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

哥德尔在1959年开始仔细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似，指出他们的方法都是“直觉逻辑主义”。直觉是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或译为直观。数学不完全依靠推理。哥德尔说：“在数学中我们有时会断然拒绝将一个命题作为公理引进，解释这一行为的唯一理由是我们确信直觉的力量。”他也在数学直觉和感性直觉之间做了区分：“借助感性知觉，我们感知特殊的事物；借助数学直觉，我们把握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两者可能并无差别，因为具体事物也以概念的形式呈现在意识之中的，而数学也具有意象。哥德尔承认，数学属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问题。面对不可穷尽的世界，直觉把握是不可缺少的，尽管这一做法是神秘主义的。显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不能完全排除神秘主义。这一神秘主义不是通常理解的鬼神的世界，而是在理性把握之外的东西。物理学家也不能排除神秘主义，反而直接要面对各种“幽灵”，如量子幽灵（不仅仅是一个比喻）。科学与神秘主义的联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