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专辑

传播符号学（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是当今符号学运动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更是位于同一学术连续带的两个学科——传播学与符号学——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融合发展的重要结晶。这一深度融合发展趋势，由于21世纪互联网新媒体社会的到来，变得更为显著：新媒体空间中如何处理意义的生成与传播，以及意义社群的建立与维系，是这两个学科必须携手应对的重要问题。

事实上，符号学与传播学这两个学科间的渊源，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早，可追溯到这两个学科的诞生之时。直接促成二者联姻的，正是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哈佛八卷本《皮尔斯全集》(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第六卷专设名为“communication”的专题（CP 6.158-162），集中整理出版皮尔斯围绕“传播”这一概念进行思辨的笔记手稿。这说明皮尔斯的传播学理论是其符号学体系中的本有之题，而非后人对其思想所进行的传播学式的阐发。特别是，皮尔斯在晚年着力建构的符号学第三分支“普遍修辞学”（universal rhetoric），旨在“研究意义通过符号从一个心灵到另一个心灵，从一种心灵状态到另一种心灵状态所需之必要条件”（CP 1.444），并围绕符号意义即解释项的生成及传播机制进行讨论，可以算作现代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雏形。

综观符号学与传播学术史，皮尔斯作为这两个学科的共同源头，绝非偶然。皮尔斯符号学的主导问题是符号意义的解释，而解释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他认为人一旦追求意义，必然会进入人际社会关系，符号意义必然是一种交往关系。这是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号”（MS L75.235-237），而“每个思想必须与其他符号对话……对话性在本质上是由符号组成的”（CP 5.253），而人们对真知的探究，最终因为这样的对话原则，而形成“探究社群”（community of inquiry）。既然人的思想就是符号之间的对话，由此，人对自身的理解，也必然只能在对话与交流中才可能进行。这一系列的讨论，本质上追问的就是人如何利用符号交流意义，分享意义，并由此建立意义的共同体。

他所建立的三元符号传播模式，并围绕该模式所进行的符号传播过程、符号自我、符号探究社群等研究，就是按照上述逻辑展开的。这一路径首先使他的符号学呈现出开放、动态的整体特性，进而超越结构主义，持续引领当代符号学的发展方向。这也使他的相关思想在源头上影响着美国传播学最早一批开拓者——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米德（George Mead）等——关于符号互动与个人、社群之相互关系的核心观点。基于此，美国传播学者汉诺·哈特在其专著《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与理论》中，把皮尔斯列为美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先驱。

如上，由皮尔斯所开创的从人际符号互动再到社群形式的这一条理论路径，在传播学的早期发展阶段清晰可见，是符号学与传播学同根同源的实证。只是“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在三十年代兴起之后，“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y）成了“大众传播研究”的简称，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取代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成为传播学的主导模式。“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原本具有的“交流“的含义被逐渐遮蔽，“传”与“播“成为传播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点。

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上述这一局面才开始转变。这是因为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传播模式出现根本变革，网络社会新型传播关系和社群关系，成为当今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关切。意义的交流与互动问题又再次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所言，唯有“从人的自我活动具有兼容并蓄及整合的性质来构成自身的认知出发，传播研究才能发展”。只是这次，这一路径了有更为响亮的名字——传播符号学。正是在上述语境下，回到皮尔斯，回到符号意义的生产与交流过程这一核心，既是当今传播符号学理论建构的重心，更是传播学理论范式调适的一个重要方向。如法国学者麦格雷（Éric Maigret）其专著《传播学史：一种社会理论的视角》中呼吁，我们对“传播”这一概念的理解，应当回到皮尔斯式的“具有创造力的三元模式”。

本专辑所选取的文章，集中关注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如下几个重要议题：第一，皮尔斯传播符号学理论与当代传播学之关联。相关学者如皮特里宁、赵星植、薛晨、冯月季、颜青等，一方面回到皮尔斯原始论述中探索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另一方面将视野融合到当代传播学理论史中，说明皮尔斯符号学在理论源头与前沿的两端对传播学均具有重要影响力。第二，皮尔斯传播符号学中的关键术语与理论的辨析。学者们分别探讨了“传播过程”（贾皮），“社群”（赵毅衡；赵星植），“真知”（赵毅衡）“噪音”（何一杰），“认知”（薛晨）等皮尔斯传播符号学中的关键概念，凸显了其理论在动态处理符号传播与认知过程，传播与人际、社群关系等重要问题上的优越性。第三，皮尔斯理论在传播学分析中的具体引用，如广告（饶广祥）、人工智能（陈曦）等，说明其理论在当代传播学研究中的理论延伸力。第四，传播符号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开掘的具体关系。相关学者，如丁和根，蒋晓丽等，回到当下传播符号学理论整合与建构这一重要命题，均指出皮尔斯符号学体系对拓展当今传播学理论范式与方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赵星植：《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

赵星植：《皮尔斯三元模式在传播学中的意义》

赵星植：《论传播与社群：一个皮尔斯传播符号学路径》

赵星植、薛晨：《皮尔斯符号学在传播学中的发展轨迹：一个学术史考察》

赵毅衡：《皮尔斯“真知目的论与维纳“反馈目的论”》

赵毅衡：《意义标准：探索社群与解释社群》

赵毅衡：《真知与符号现象学》

丁和根：《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

蒋晓丽，朱亚希：《联盟与超越：传播符号学的生成发展和应然指向》

颜青：《皮尔斯传播符号学理论研究》

冯月季：《皮尔斯对当代传播学研究的贡献》

饶广祥、刘玲：《从符合论到社群真知观:广告真实的符号学分析》

何一杰：《噪音法则：皮尔斯现象学视阈下的噪音研究》

薛晨：《传播过程中的符号语境——皮尔斯符号学的认知研究进路》

陈曦：《皮尔士符号学及其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启示》

阿赫提-维科·皮特里宁：《皮尔斯的传播理论及其当代关联》

托尼·贾皮：《符号过程、传播与符号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