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Toope（斯蒂芬·杜普），于2017年10月2日正式出任剑桥大学第346任校长，成为800年剑桥史上，首位非英籍大学校长。
在发表就职演讲时，他重点阐述了三个问题：现今世界如何看待剑桥；剑桥如何在今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在未来，我们希望世界如何看待剑桥？
在演讲的最后，StephenToope强调，必须确保剑桥大学未来的潜力，并非由其非凡的历史而定义：
我们不是因为古老而成为一所卓越的大学；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持续的卓越，才使我们成为一所古老的大学。因此，我们必须力为知识本身以及我们所服务的这个世界不断进取，做好自己，为世界服务，以新的方式积极为我们这个世代所处的如今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领域服务。
我们的终极目标便是在日益复杂和焦虑的世界中，确保剑桥大学继续不可阻挡地追求真理和真知，继续追求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为改善我们这个共同的世界而不懈努力。
今天，后E企业家们已集结剑桥，在这所伟大的学府开始深度学习。相信在剑桥，中国的企业家不但能够获得纵观全球的视野、学习最前沿的科技趋势，也能感受到这所世界顶尖、历史悠久的学府的独特魅力。
以下为Stephen Toope校长的就职演讲：
大家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纪念剑桥大学及其各学院的历史。
这是一段多么辉煌的历史啊！几百年来，剑桥大学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军人物，从哲学、古典学到经济学、地理学，从医学、生物科学到数学、工程学，从戏剧表演到政治经济，涵盖了人类奋斗的每个领域。
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和科研工作者以超乎常人的努力，拓展着人类认知的极限，改变着人类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他们有物理学家牛顿、康威、霍金，有数学家哈迪、拉马努金、卡特莱特，有计算机专家巴贝奇、图灵、威尔克斯，有生物学家达尔文、沃森、克里克、富兰克林、霍奇金、桑格，还有历史学家特里维廉、埃尔顿和朱蒂等等。
剑桥的校友们也在不断将科学和工程学的新发现转化成应用广泛的经济效益。比如，工程家惠特尔及计算机科学家豪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这些前人缔造的传奇上继续前进，既是一份令人敬畏的馈赠，也是极大的挑战。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能说出北美和英国的差别：在英国，100英里距离很长（意指英国国土面积小）；而在北美，100年时间很长（意指北美历史短）。
确实如此。2006年，当我成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时，我只是第12位担任该职位的人；而今，能成为剑桥大学第346任校长，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
今时今日，有如重返往昔岁月：我在剑桥读博时，导师德里克 · 鲍伊特爵士给了我无数的启发。这段经历之于我影响深远，也让我明确了今后的职业之路。令人遗憾的是，在德里克爵士首次阐述了关于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和裁军的想法几十年之后，今天的我们，依旧生活在一个遭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威胁的世界里。
剑桥的求学生涯赋予我宝贵的机会，去挑战和深入了解国际法规。同时，这段经历也极大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能够广泛涉猎，大量阅读，并与世界上背景最多元、最能激发灵感的人群进行互动。这些人都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和学生。
我从剑桥所获，一直受益至今。
俗话说，知恩图报，能够重返母校为其发展作贡献，我感到十分兴奋。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以及对我和夫人宝拉的热烈欢迎。提到宝拉，我必须感谢她再次放弃了她原来的生活和事业，加入我的这场探险之旅。虽然大学的传统里没有“第一夫人”或者“第一配偶”一说，但我夫人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激励着我走到现在，我相信，在剑桥也将是如此。
世界如何看待剑桥大学？
刚刚花了点时间分享了一下我的亲朋好友、支持者甚至不支持者们在听到我被任命剑桥大学校长一职时的反应。希望我没有脱离就职演讲的基本礼仪，刚才的分享，不是因为我想沉湎于我的学术生涯中的这个光荣时刻，而是想借此重新审视当今的世界是如何看待剑桥大学的。这能让我在之后再和大家分享，未来我希望世人如何来定义剑桥。
在听到我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校长的时候，大部分人们的反应是惊呼：“哇！”老实说，这也是我当时的反应，很惊讶。
毕竟，这是一所拥有八个多世纪学术传统的学府；是一所不断为世界创造一流科研和技术的学府，她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加拿大整个国家诺贝尔奖得主数目的四倍。
这是一所不断通过技术发明和创新思想，引领世界发展，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威胁的学府，从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到胚胎干细胞, 从世界上第一款计算机游戏到衡量国民经济标准方法的诞生，都离不开剑桥大学。
如今，这所大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着，从南部的生命科学园到最新开发的西北部校区，在本地基础设施上，也有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投入。
相较几十多年前，学校接收了更多来自公立学校背景和最边缘群体的学生；目前，学院也正在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募资金额达10亿英镑的筹款活动……这些是否都让你再度惊叹？
是什么造就了如今这蓬勃发展的剑桥大学？在座各位，不言自明。但时刻提醒自己这些造就剑桥大学不平凡的因素，不无裨益。
第一点，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社区意识，我们的共同目标和共享人才及资源的愿景将我们紧紧地绑在一起。
第二点，就是我们所奉行的大学使命让我们一直坚持在教育、学习和科研方面不断追求卓越。这一精神已经践行到我们的每一堂讲座、每一间教室、每一座图书馆和实验室里，也践行在我们的排演厅和运动场里。
剑桥大学第三个财富，至关重要，那就是世世代代强有力的领导。我要向我的前任们致敬，尤其是已故的戴维·威廉姆斯爵士，他率先担任了全职校长的角色；我要向布莱尔斯勋爵、艾莉森·理查德女爵士和莱泽克·薄睿思爵士致敬，他们用雄心和智慧，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带领着剑桥大学从一所世界知名大学转化为了一所真正的世界领先大学。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不负众望，砥砺前行，在前辈已经取得的成绩上再创新的辉煌。
如何应对复杂局势？
人们在听到我新任职的第二个反应更加微妙，那就是惊呼一声“哇”之后，紧接着会问“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些提问者一般都是向来关心我的人，我知道这句询问其实是提醒我远赴大洋彼岸工作所带来的一段新的不安。
我曾经描述过一个焦虑的新时代，其特征就是大部分的组织、专家、政经机构里，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感。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在十多年前做过一个客观的评论，如今仍然能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她说：“我们不能继续将权力分离、言论自由、宗教容忍或至高无上的公民自由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起码，这一切在人类无限创造破坏的时候不存在，在人类无节制地索要远超他能力范围的权利的时候不存在。”
我们陷入了一个焦虑的时代，那些曾经维持人们紧密关系的纽带不断被侵蚀，广泛的社区意识也在逐渐消失。
另一位小说家，我们的校友扎迪·史密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即使是作为个体，“我们也都是生活在集体中的，总有一些时刻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如果连这种信任也消失了呢？如果没有人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了，社会会怎样？”
如今个人和社会越来越内向保守，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来自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的影响。
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评论地极是：“当世界迎来第三个千禧年的时候，必定会充满暴力执政及暴力变革，唯一不确定的是他们会引导世界走向何方。”霍布斯鲍姆还警告说，社会的不平等将是我们要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财产的分配而非生产力的增长，将主宰新千禧年的政治。”
这句警告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的话提醒我们思考，一所由共同目标所自愿团结在一起的大学，如何能为世界指出一条拥有共同目标的道路？就像史密斯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伸出援助之手，更要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和学者，他们有能力也愿意为了创新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努力。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剑桥传统。
自人类诞生以来，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面临着空前绝后的困难，面临着祖先不曾想象的危机。我不敢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比任何时候都大——那将是极端而无历史根据的——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绝对比任何时候都复杂，而且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更深切。
比如，新的信息技术为我们带来的窘境。这项技术虽然让人们更方便联系，可同时也验证了剑桥人类学家欧内斯特·克劳利所说的“细微差异的自恋”（这个词后因弗洛伊德而出名）。是的，信息技术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富足，让我们更好地获取信息，但同时也让少数人可以用他们的方式来侵蚀其他人的生活，腐蚀着公众的信任，让人们更容易受到极端主义和仇恨主义的攻击。我们该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呢？
再说全球食品安全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工程师、地理学家和数学家们共同努力来开发出能够预测未来人类对能源、土地和水的需求的工具；需要全世界的植物学家和兽医学家一起合作，来提高作物产量和牲畜对疾病的抵御能力；需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分析粮食供应的政治经济效应，并评估政治结构在粮食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需要更多地了解土地所有权的管理框架，或土地使用变化的经济学原理。
积极应对这些问题是剑桥大学一直以来的使命，而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去应对那些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我们的高等教育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剑桥大学英语系的斯蒂芬·科里尼 教授客观评价了大学在过去几十年里所经历的变化。我从他的文章中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我博士快毕业期间，英国有46所大学，教育着大约35万名学生。 如今，我们有超过140多所大学，在校生有200多万，更不用说全世界高校的扩张。
科里尼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仅中国就兴建了1200多所高等院校。在过去的五年里，英国的大学在资助、管理和评估方面也经历了惊人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和规模，令人们产生了一种迷失感和不安，也可能让社会忘记了大学的本质和作用。”
我同意科里尼教授对于这种社会不安的描述，不过我对于大学的发展方向还是更为乐观的。因为，我们的大学，包括剑桥这所伟大的学府，向来习惯了外部变革力量的洗礼。在经历了宗教改革、内战、世界大战、大萧条和大衰退、经济泡沫之后，剑桥大学幸存了下来，而且得以蓬勃发展。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担忧并不特殊。我坚信我们的大学将继续在这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持久不断地做贡献。
大学，尤其是像剑桥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学，拥有自己的特殊使命，要不断解决更要拥抱这些复杂的问题。在面对大部分考验人性的重大问题时，我们要跨国界、跨学科地携手合作。一个国家，一门学科，或者一个机构，不论其有多么高的地位，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独自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凭借渊博的专业知识和追求真理的优良传统，剑桥大学必须引领世界不断排除知识障碍，成为孕育和培养全球合作的沃土。
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剑桥大学也许在一点上可以比其他机构做得更好，那就是找到另一位校友萨尔曼·鲁西迪口中的“如何把世界联合在一起”的答案。
我们希望世界如何看待剑桥？
请允许我再次回到最初那个关于我被任命剑桥大学校长之后，大家如何反应的问题上。在经历了最初的惊叹，经受住了“为什么是现在”的追问之后，我现在又面临着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该如何做？”也就是说，“该如何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从差不多一年前接受这个任命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该如何与大家携手工作，来继续创造学校的辉煌纪录，并不断为英国本土乃至全世界做贡献？
我们该如何在大学之间以及高校以外建立共同的使命感？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够能发出独特的呼声。”
我们该如何保证剑桥大学时刻准备好参与并不断投入来解决那些复杂问题，并从中学习？
我们该如何平衡为追求目标而必须采取的一些风险以及确保我们学校保持适当、可持续管理的需求？
我们该如何平衡绩效评估的要求以及那些在影响社会和文化方面不易量化的指标？
我们该如何向学生提供最佳的大学体验，并向他们灌输这样一个理念：剑桥教育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影响他们将来赚到什么，而在于他们将学到什么？
我们该如何确保现在所做的世界领先的研究，不仅可以用于解决我们如今面临的问题，还可探索尚未出现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最好地利用新技术来增强教学、学习和沟通的体验？
在隔离和分裂盛行的今天，我们该如何才能保持和世界的完全接触与融合？
我们该如何保证剑桥大学的开放性，保证只要是顶级人才，不论其国籍和和出身，学校都能接纳他们？
我们该如何促进激烈而互相尊重的辩论，甚至在一些让我们深感不安的问题上，做到约翰·弥尔顿所说的，“让我凭这良知尽情自由地认知、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
这些是我们今后几年需要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为校长，我想引用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说过的一句名言：“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其实都是一个问题，而非一种肯定。”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世人对剑桥大学的看法。惊叹之余，我们更应将剑桥大学视为英国社会乃至全球社会的基石。
结束语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我想引用同事斯蒂芬·科里尼对大学的经典描述，他说：“大学是一个集体的无形企业，他长久存在，不是任何个人、团体、机构甚至某一代人的财产。”
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我们不仅要为今天的学生学者服务，其实我们都是受托人，接管剑桥大学更是为了新一代能继续不断创新，解决我们甚至难以想象的难题。
我父亲曾是英国圣公会教堂的一位牧师，我的母亲曾是一个教区的秘书，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根深蒂固的泛社区服务意识。父母也传承给我了一套明确的待人接物的准则，那就是尽己所能，拒绝捷径，黑暗中也要执着于真理。这些准则拥有着无穷的力量，也是我们这些世界顶级学术机构的工作的必要支持。这些准则要求我们敢于直言，以拒绝遏制学术自由的行径，反对所有企图贬低知识、专业技能和科研的行径。我们的名誉校长，格拉汉姆·里戈尔教授曾说，大学的基本职责就是“社会的真知所在以及社会的评论家”。我完全认同他的看法。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组织的成功不可能单凭个人的努力，尤其是像剑桥大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多元化的机构。在为其设定未来发展方向时，我必须仰赖集体的智慧，仰赖每一位在这个神奇之地学习、工作、教书、科研的学生学者。我们必须确保，剑桥大学未来的潜力，并非由其非凡的历史而定义：我们不是因为古老而成为一所卓越的大学；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持续的卓越，才使我们成为一所古老的大学。
因此，我们必须为知识本身以及我们所服务的这个世界不断进取，以新的方式积极为我们这个世代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服务。我们的终极目标便是在日益复杂和焦虑的世界中，确保剑桥大学继续不可阻挡地追求真理和真知，继续追求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为改善我们这个共同的世界而不懈努力。
通过剑桥大学校长的这篇演讲，我们可以窥见剑桥不断蓬勃发展的原因。这样一所不断为世界创造一流科研和技术的学府，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后E剑桥大学未来科技金融创新之旅已经开启，后E企业家将在剑桥大学学习10节核心课程，解读未来科技与创新智慧。其中2014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John O'keefe，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Konstantin Novoselov，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皇家学会会长Venki Ramakrishnan三位诺奖获得者也将为后E同学授课。
游学期间，后E企业家们不仅有机会在剑桥大学进行深度学习。还将有机会零距离对话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并参访包括帝国理工、伦敦证券交易所、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在内的未来科技金融创新企业及神秘金融巨头家族。
相信这将是一场精彩的科技金融游学之旅，后E视野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持续带来这场游学的精彩信息，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