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 | 法家与中国古代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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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出生于战国末期韩国的都城新郑，是韩国贵族，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精于“刑名法术之学”。

法家与中国古代法律

林思勤

中国人在讲到法律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百家争鸣时期，名噪一时的法家。

周朝的后几个世纪，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诸侯国通过征服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由原先的“众星拱月”变成“群雄割据”，竞争体制催生出对“效率”的渴望，中央集权开始占据思想阵地。而如何运用如此集中的权力则成为各诸侯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法家作为“帝王之术”登上历史舞台。

法家的典型代表是韩非子。不过，在韩非子之前已经有许多杰出的法家人物，他们提出不同理论，形成法家的不同流派，最主要的是“势”、“术”、“法”三派。“势”派的主要人物是慎到，他认为权势是政治理论的中心；“术”派的主要人物是申不害，他认为驾驭人臣的“帝王之术”才是国君最应该重视的理论；“法”派的代表人物是商鞅，也叫商君，认为国君的统治应当建立在法律制度之上，而非儒家所谓的“伦理道德”。

韩非子是集大成者，他认为，在权力运作中，势术法三者缺一不可。“势”为国君命令的执行提供权威。这种权威的巩固，或者说影响力的增强，是通过“术”的妥当运用来实现的。“术”就是管理官员的方法，比如确定官员升迁或降职的文官体制。这些官员忠实地执行帝国的法律和国君的命令，国家就得以正常运转，秩序井然。

以上是对韩非子理论的简单介绍，在详细分析势术法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韩非子的立论前提——人性本恶。韩非子的老师是荀子，荀子主张“人性本恶”，所以韩非子应当是受到老师的影响的，但也有所突破。荀子虽主张“人性本恶”，但他认为人还存在“智能”（引用自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这种智能使得“恶转化为善”成为可能。于是，荀子发展出了一套教化理论，相信教化的力量能使人向善。但韩非子恰恰不这么想，他认为人性是不可改变的，改变人性的尝试必将招致失败，所以他干脆遵循人的本性，按照人的本性来设计社会制度。在他看来，人天生是趋利避害的，类似于西方伦理学所说的“心理利己主义”，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取决于对利害的考量，所以国君在制定规则时要以“赏罚”为手段，利用人的本性，来实现对国家的统治。从本质上讲，韩非子的理论是为“君王”服务的，所有思路的出发点都是国君的利益，是典型的“君王中心主义”。正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指导下，韩非子论述了他的理论。

首先，治国理政，必须以法律为工具。韩非子在《韩非子·难三》中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通过立法，统治者告诉百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能做。只要国君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法律，使官员管理时有法可依，使百姓行事时受到规则的约束，那么无论国内的百姓有多少，国家仍然可以维持良好秩序。

但是，如果想达到“百姓依法行事”的效果，法条就不能太抽象模糊，也不能太晦涩难懂，否则老百姓不知所言，甚至官员也一知半解，导致对规则妄加理解，反而使规则之治陷入混乱（可参考富勒的新自然法学）。所以，法家提倡法条要“明确化”，还要让聪明人和愚人都看得懂法律，这是法家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的贡献。不过，“看得懂”并不等于“接受”，老百姓现在是看得懂法条了，但他却发现法律上写满了各种要求，还有各种轻罪重刑，不见得会老老实实地遵守法律。

这些“设之于官府”的法律想必是经过统治者们精挑细拣的，符合君王利益最大化的规则，而规则的行使仰仗国君的权威。所以，不管这些规则是否来自民间，也不管这些规则是否得到民众的认可，只要国君动用他的权威来行使，就能把这套规则安置在社会之中。

法家认为，人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法律的制定必须体现“赏罚之分”， “威逼利诱”加上有效执行，百姓自然会服从统治。不过，对于君王们而言，他们似乎更重视“威逼”的效力，所以中国古代法律主要是强调人的各种义务，以及不执行的严重后果。以秦朝“轻罪重刑”、重刑主义为代表，其法律基本上以刑法为主，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后来的王朝吸取秦朝覆灭的教训，对刑罚的适用慎之又慎，但法律的“威慑”是不可能被替代的。历代法律的内容以刑为主，造成了中国人“法，刑也”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以至于我们现在一谈到法律，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就是监狱、镣铐、死刑。

用法律来统治国家，使国君在宏观层面上达到他的目标。不过，国君立刻发现，由他自己来执行各种各样的法令，审判各种各样的案子根本是不可能的，他必须依靠一批官员的力量来完成这些任务。然而，一旦把权力交于官员，国君岂不被空置起来？国君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法家为了解决管理上的难题，也为了缓解国君的这一忧虑，提出了严己之威、驾驭人臣的“术”。

“术”，“循名责实”。所谓“名”就是职务，“实”就是官员。“术”就是通过赋予官员一定职务，让官员在权力范围内完成任务。为了防止官员的权力威胁国君的地位，法律就会细致且严格限制官员的权责范围，官员必须小心可能违反的“逾制”之罪，而国君保留着最终的决定权。由于人性本恶，所以国君的“赏罚二柄”就体现为官员的升迁和处分，官员们趋利避害就会老老实实地依赖于国君，不敢有僭越之想。“术”的实用性使中国古代的行政法非常发达，形成了完整的文官制度。

“势”建立的基础就是“术”。国君对“术”的娴熟运用，官员们不得不服从国君的统治，从而形成了国君强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国君通过“术”实现了“杠杆效应”，收到“势”和“善治”的效果。法家认为，国君的“势”不能建立在伦理之上，那样会陷入“妇人之仁”的窘境甚至险境。国君必须利用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通过“术”来增强“势”，然后用“势”来实现他的意志。

韩非子的理论能否成立，还需最后一环，即“司法公正”。在司法层面，法家的观点可以表述为①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必须受到法的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②司法公正无私，且法律的适用前后具有一致性。

不得不说，法家的这两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很有进步意义，但作为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我们在欢呼之余，必须严谨地、不带情感地进行分析，客观认识这两个观点的意义。

对于观点①，的确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最后却以商鞅悲壮的失败而告终。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不同的是儒家认为贵族和平民都应当用“礼”来约束，而法家则认为应当用“法”。法家认为，无论贵贱尊卑（也不考虑老弱病残），一断于法，刑无等级。这就是著名的“一刑”。商鞅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忠实地依据这一理念来处罚太子，导致太子上台后对他清算，而秦帝国崩溃后，“一断于法”的观念也灰飞烟灭，此后历朝历代都规定了各种从轻处罚的优待措施，既有为官员服务的，也有优待老弱病残的。

为什么这一进步观点会遭遇失败呢？恐怕还是要回到法家的理论上来找原因。法家忠实秉承“君王中心主义”，所有的措施都是为君王的利益而服务。那么，倡导“一刑”就使得君王更自由地处分官员，更自由地动用“赏罚二柄”，充分发挥人性中趋利避害的原动力，加强官员对君王的依赖。然而，法家似乎忽略了君王的统治同时也依赖于官员，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利用的关系，但法家的思路似乎过度利用了官员，造成君王与官员之间的失衡，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内在紧张。权力之间的相互对抗必将导致一个博弈的均衡——放弃了“一刑”。所以商鞅的死表面上是权力斗争的结局，但更深层的是权力体系的均衡结果。所以，“一刑”表面上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追求，但实际上只是国君制约官员的一种方式，属于“术”的领域，不过是法家“领导学”中的一种技术指导罢了。

观点②司法的公正无私能赢得民众对国君的信任，这的确有道理，而且司法公正本身也是人类追求的价值。不过，如果对法律的严格遵守真的符合法家的逻辑吗？假设国君根据文官制度提拔一位政绩极佳、却暗藏政治野心的官员，会导致对国君的威胁，那么这种情况下法家还能保证国君的利益吗？实际上，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既能束缚住官员，也能束缚住国君，当规则与利益冲突时，如何抉择？所以说，从根本上讲，法家其实是不赞同完全循规蹈矩的，而是允许国君做出各种“例外”，这实际上也是国君最终决定权的体现。事实上，如果国君在某些时候“法外开恩”，反而会让官员或老百姓深感“皇恩浩荡”，用“赏”的方式实现“法的例外”，是“术”的成功运用，从而强化臣民对国君的依赖性。

说到底，法家理论的发展确实催生出了法律文化，但这些法律文化却是为国君的利益服务的，不得不说这是法家的缺陷所在。最后，引用冯友兰的话作为结尾，“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此语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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