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城不会忘记——追忆胡耀邦与“共青”城

（1984年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江西德安县共青垦殖场，亲切地同1955年来到这里垦荒的上海知识青年交谈，称他们为老“垦友”。 图/新华）

文 | 吴苾雯

1989年4月15日。对于“共青”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喜大悲的日子。

这天，盼望已久的中国鸭鸭羽绒（集团）公司成立；年产量1500万米的印染厂竣工投产；第七届羽绒制品交易会开幕。三喜临门，共青城喜气盈盈。

下午6点半钟，欢乐的人们正涌向即将开始的焰火晚会、舞会，城中心的高音喇叭里突然传出如泣如诉的哀乐。讣告，像一记重锤敲在“共青”人的心上。

场党委书记于维忠跌跌撞撞朝家里奔去，他无法相信这个事实。前来参加鸭鸭（集团）公司成立大会的农业部原副部长刘培植同志，4月10日去医院看望耀邦同志时，他还兴致勃勃的地给刘培植介绍“共青”，请其转达他对“共青”人的祝贺。

可是当人们站立在电视机前，面对哀乐声中那熟悉的面容，不能不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耀邦同志再也不能来到这块他深深关切着的土地，再也不能来与他的“垦友”和“棚友”们开怀畅谈……

人们无声地聚集在“共青”路上，这是耀邦同志曾经走过的路。这条路上曾洒下他爽朗的笑声，这条路上曾留下他健步如飞的身影。这条“共青”路，经历了34年风风雨雨；风风雨雨中，有一个人始终相伴“共青”人前行，这个人就是耀邦同志。

1955年10月18日。98位上海知识青年高举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队旗，高唱着《垦荒队员之歌》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下。

这是一片茅草丛生、遍布钉螺、野狼出没的湖州荒滩。

垦荒队员砍倒茅草盖起了茅棚。白天，开荒锄将手磨出了血泡，晚上，一群群野狼围着他们烧起的篝火，发出饥饿的嗥叫。

不到一个月，有人悄悄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有人家里来信来电报，催促他们回去。

11月29日，这是垦荒队员们来到这片荒滩上的第43天。

下午三点多钟，一辆电瓶车沿着铁路从远处驶来，停在离茅草棚不远的地方。车上走下来一群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穿咖啡色中山装的中年人。有人认出来了：“那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大家欢呼着，呼啦啦一下围上去。

“同志们辛苦啦！”耀邦同志笑容满面地挨个儿与垦荒队员握手问好。

大家拥着耀邦同志走进他们刚刚盖起来的茅棚。耀邦同志揭开米缸盖问大家粮食够不够吃，问年纪小的队员想不想家。

他走进一间间茅棚细心察看。告诉大家哪些地方漏风要糊上泥，哪些生活用具还要添置。他走出茅棚，来到青年们刚刚开垦出的土地，沿着窄窄的田埂一块一块地看，询问一天能开多少荒地，哪块地播小麦，哪块地种油菜。当听说陈必渊等三位队员创造了一种速度快、质量好的“三人开荒法”，耀邦同志兴致勃勃地要三位队员给他介绍这种新的开荒法，鼓励他们不断创新。

披着落日的余晖，耀邦同志和青年们说说笑笑回到了茅棚。

“今晚就在你们这里吃饭，平常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他笑眯眯地说。

“我们晚上吃稀饭。”

“好嘛，就吃稀饭。”

梳着一对长辫子的王宝华将热乎乎的稀饭端到茅棚门口平时当桌子用的石碑上，桌子上只有一盘盐炒黄豆。耀邦同志拿筷子去夹盘子里的黄豆，夹了几次也没夹起来，他干脆放下筷子，边用手抓起豆子丢进嘴里边说：“这叫五子登科。”

他端起稀饭连喝了几口，边喝边说：“好吃好吃，是谁做的？”

“是她做的。”有人指着正低着头蹲在一边吃稀饭的王宝华。

“小鬼，过来，坐到我身边来。”耀邦同志亲切地招呼着。

王宝华红着脸紧挨着耀邦同志坐下，她难为情地说：“让您和我们一起喝稀饭，真不好意思。”

“小鬼，我今天吃的你做的稀饭、盐豆，等你们把‘共青’建好了，我再来吃你们的酒席。”

他边说边和大家拉家常：

“茅棚住得惯吗？”他问。

“住得惯。”队员们回答。

“茅棚是我们亲手盖的，我们要永远住下去，茅棚万岁！”有人情绪激动地说。

耀邦同志笑着说：“茅棚是临时的，不能永久住下去，它只能三岁，不能万岁，将来要盖更好的房子。”

他问垦荒队来了多少女队员，听说只有25人，他连连摇着头说：“女的少了，女的少了，不够”。他对带队的党支部书记说：“以后再动员一些女的到这里来。”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都忍不住笑了。笑声中，朦胧的夜色从远处弥漫过来，茅棚里点上了煤油灯。

队长周文英表情沉重地对耀邦同志说：“有件事要向您汇报，我们这里有个队员跑回上海了。”

耀邦同志笑着说：“这没什么，你们98个人，就像一块铁，经过千锤百炼，除掉杂质，会更纯更坚。”

青年们请耀邦同志给他们题写社名。他思考了一下说：“就叫‘共青社’怎么样。”

这时有人去找毛笔，没找到。副队长陈家楼灵机一动，他找来一根竹子，在一头劈个口子，然后将药棉夹在中间，抽根缝被子的线扎好，以此代笔。

耀邦同志握着这支他称之为“有创造性”的“毛笔”，写下了“共青社”三个大字。

这时，垦荒队员们纷纷跑回自己住的茅棚，拿来自己的日记本，请耀邦同志签名留念，耀邦同志趴在煤油灯下，在 垦荒队员的本子上一一写下了他的勉励和希望。

夜深了，耀邦同志和大家一一告别，他紧握着垦荒队员的手说：“你们是全国青年中的第一批垦荒队员，要想办法战胜困难，把共青社办好。今天办好共青社，将来建设一座共青城。”

垦荒队员们依依不舍地送耀邦同志走上电瓶车。

浓浓的夜色中，耀邦同志从车窗里频频向他们挥手告别。年轻的垦荒队员们暗暗下定决心，不能退缩，一定要坚持下去，要在这片荒滩上建起一座共青城。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耀邦同志写来的：

“我刚参加元旦庆祝晚会回来，想到了你们，不知你们今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

上次来，见你们文体用品少，我用自己的稿费给你们买了几件乐器，几件体育器材，还有书和一只闹钟。

你们去县城买米，要走上十里路，太不方便，我已跟铁路部门联系，看能否在你们那里增设一个车站，你们想要一节铁轨当钟敲，我已分别给有关部门去函，请他们解决。”

信在一个个垦荒队员手中传阅着，这兄长般的细致入微的关怀，深深温暖了他们的心。

没过几天，两位铁路工人抬着一根一米多长的铁轨走进了茅棚，铁轨上还用红绸布扎了朵大红花。铁路工人告诉他们，这里准备新增一个车站，叫米粮铺车站。

从此，垦荒队员们再也不用沿着泥泞的小路去县城背米了，再也不用为了远方亲人的一个邮包，去受跋涉之苦了。

从此，耀邦同志和垦荒队员们开始了长达34年的友情。

“你们制定劳动生产发展计划吗？年收入计划多少？”他来信询问。

“我们计划今年开垦200亩良田，年收入计划人平均80元。”垦荒队员们回信。

“80元太少了，起码要120元。”

这年底，共青社不但做到了粮油自给，每个人还分到了近百元钱。他们乐滋滋地又给耀邦同志写信报喜。

1959年，一场特大洪水席卷了他们刚刚建设起来的家园。

垦荒队员们没有悲观，没有气馁，他们和随后而来的新垦荒队员一起扛着“共青社”的牌子，又来到了一片新的荒滩。他们重新搭起了茅棚，他们勒紧裤带，咽着糠饼，在沉睡了千年的土地上，又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1966年，一场给这个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动乱开始了。

“共青”人到处打听耀邦同志的消息，他们听说他被关进了牛棚，听说他在河南的干校喂猪放牛。

从此，音信阻隔，天各一方。

垦荒队员们也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中。但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没有熄灭，他们没有忘记建设一座共青城的嘱托与使命。

于维忠，这个当年卖掉上海的房子，将母亲和两个弟弟都带到这个荒滩上来的老垦荒队员，在动乱中，他将当年耀邦同志题写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日记本藏在茅草屋的屋檐下，这是他战胜困苦的精神支柱。

1969年底，当时的江西省委负责人下令解散垦殖场，停发他们的工资，要各人自找出路。有的人含着泪，撑着竹排走了。

望着这片曾洒下无数汗水，献出了自己青春年华的土地，于维忠流泪了，难道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坚持走拓荒之路错了？！

他拿出了藏在屋檐下的那个深蓝色的日记本，又想起了1955年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想起了耀邦同志分别时的殷殷嘱托。为共产主义奋斗，建设一座共青城，这条路不会错！理想没实现，我不能离开这块土地。

他和留下来的400多名队员一起，又一次离开了自己含辛茹苦建设起来的家园，来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湖州。

办公室在竹排上，“共青垦殖场”的牌子挂在电线杆上，没有生产资金，他们东借西凑，没有粮食，他们吃草根野菜，再次开始了从零起步的创业。

他们围湖造田、开荒造林，他们放鸭养鱼、兴办工厂。他们办起了板鸭厂，将丢弃的鸭毛捡回来，尝试着做羽绒服装。没钱买分毛机, 自己动手设计制造。没有洗毛机，把鸭毛拿到河水里一把一把地清洗……

“鸭鸭”牌羽绒服装带着“共青”人的希望，终于走出了那片贫瘠的土地。

30多年来，“共青”人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打击，他们的信念不变，意志不垮，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耀邦同志“建设一座共青城”的嘱托。这个玫瑰色的梦，是他们战胜困难，从一次次灾难中顽强站起来的力量源泉。

1984年12月12日上午，一辆乳白色的中型旅行车，沿着宽阔洁净的共青大道驶进共青垦殖场。

“耀邦同志来了！耀邦同志看我们来了！”“共青”人奔走相告。

耀邦同志一边微笑着招手，一边走下车。

这里已不是29年前他看到的荒山野岭。茅草棚不见了，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那座七层的楼房是日产万件“鸭鸭”羽绒服的羽绒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羽绒服装生产基地，产品行销30个国家和地区；那座庭院式的工厂是江南最大的低度饮料酒厂。还有板鸭厂、风琴厂、养猪场、蛋鸡场……那有着中国古典式凉亭水榭、欧式尖顶的小楼是“青年之家”；那绿草茵茵、花果累累的是街心公园，还有商店、学校、医院……

这里已建起一座共青城。

29年来，耀邦同志一直牵挂着、惦念着这里的“垦友”和“棚友”。出来工作后，多次打听他们的情况，并多次请人捎来他的问候。1978年9月26日，得知“共青社”改为了“共青垦殖场”，仍坚持“共青”事业，他欣然命笔，给“共青”人写来了“共青垦殖场”的场名。

今天，他们终于又见面了，就在这个理想变成了现实的地方。当年的老垦荒队员已两鬓染霜不再年轻，耀邦同志激动地紧紧握住他们的手。

垦荒队员们围住耀邦同志，他们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对他说。

“耀邦同志，我叫周承立，老垦荒队员……”周承立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当一次次灾难袭击“共青”时，是他将“共青社”的牌子从一个地方扛到另一个地方。今天他有多少话要对这位他视作兄长的亲人讲啊！他想讲“共青”人29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当年的垦友，有的已长眠在这块土地上，有的蒙受不白之冤几十年。他想说当年他们一起坐在茅棚里憧憬的建设一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商店学校工厂样样齐全的共青城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陈家楼紧紧握住耀邦同志的手，热泪滚滚。这位当年垦荒队的副队长，因反映有关部门挪用垦荒经费被打成右派，当了17年“牧牛人”。此时，他有多少话要对面前的亲人讲啊，“20几年来，我之所以历经磨难，矢志不移，是因为我时时刻刻牢记着您在我日记本上写下的‘下定决心，战胜困难’的鼓励。”

耀邦同志还是那样平易近人，还是那样谈笑风生。

他问老垦荒队员：“你们都成了家吗？”

“都成了家，有的还当了公婆呢”大家笑着说。

原来，当年耀邦同志知道垦荒队员中女队员少，一直挂念着他们的婚事。

他详细询问厂里生产发展和职工收入情况，他对场党委书记于维忠说：“当年我来这里，跟你们一起喝稀饭，你们当时生活很艰苦，我也无力给你们增加工资，现在你们生产上去了，要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你们的工资差别不大，应拉开工资档次，把岗位责任制和工资挂钩，这样才能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中午，“共青”人为耀邦同志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他们一直记着29年前耀邦同志的约定“等共青城建好了，我再来吃你们的酒席。”

今天，共青城建起来了，当年在茅草棚里的约定终于可以实现了。桌上摆的是他们自产的板鸭、鸭杂、鲫鱼、瘦肉型猪肉，还有自己酿造的葡萄酒，猕猴桃酒。

周承立端着一杯葡萄酒走到耀邦同志身边：“50年代您来的时候同我们一起喝稀饭吃盐豆，今天我用我们自己生产的酒敬您一杯。”

耀邦同志笑着说：“我们是‘垦友’”，说着喝下了这杯酒。

“现在你们这里还有多少老垦荒队员”他问。

“今天在这里的有17名”。

“那好，你们17加上我18个，我们18个老松一起留个影。”

吃过午饭，耀邦同志来到共青羽绒厂参观羽绒制品展览中心，又登上7层楼顶，俯瞰这座起始于茅棚的新型城镇。他感慨万千地挥笔写下了“共青城”三个大字。

从“共青社”到“共青城”，这是一条多么不平常的攀登之路，奋斗之路啊! 耀邦同志热情洋溢地讴歌这种奋斗精神：“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的当代中国青年，都应该从你们的奋斗历程中悟出一个不朽的真理，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用双手去开辟。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用双手去开辟。”

耀邦同志下楼时，场团委书记顾玉良气喘吁吁地迎上来：

“总书记，50年代您给‘共青’的青年题过词，今天给我们80年代的‘共青’青年题个词吧。”

耀邦同志接过本子笑着说：“不是有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吗，里面最后一句歌词，‘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好，就写这句。”说着，他趴在楼梯的扶手上，写下了“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的希望与祝愿。

欢聚的时光转眼就过去了，又是分别的时候。蒙蒙细雨中，耀邦同志向站在雨中送行的“共青”人挥手告别。

车开动了，他还在挥手，身边的警卫按下他的右手，他又高高地举起了左手……

“共青”人没想到，这一面竟是永别。

1989年4月15日，这是个黑色的日子。

“共青”人在这天失去了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知音。

34年来，“共青”人没有享受过耀邦同志的特殊照顾，却从他那里汲取了用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场党委书记于维忠忘不了那次在中南海与耀邦同志的长谈。

那天，耀邦同志冒雨离开“共青”后，当天深夜又请秘书打电话给“共青”，相约半个月后，请“共青”人去北京长谈。

12月27日，于维忠来到中南海耀邦同志的办公室。

正在批阅文件的耀邦同志从办公桌后快步走过来，紧紧握住于维忠的手，像阔别已久的朋友。他急切地打听“共青”的情况。当于维忠详细地汇报了“共青”的生产发展情况和近期奋斗目标后，他建议非生产性建设不要搞得太多，要和场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相适应。

那次他们谈了很久很久。

“共青”的办公室、许多“共青”人的家里，都挂着一个装有耀邦同志亲笔信的镜框，这是“共青”30周年时，耀邦同志写来的贺信：

30年前，你们中间的老一代人，响应党的号召，高举向困难进军的旗帜，发扬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的垦荒精神，勇敢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0年来，你们在鄱阳湖畔的荒滩野岭上安家落户，生根开花，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建了生机勃勃繁荣富裕的共青城，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青年的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创举。

捧着这封信，场长戚善宏热泪盈眶。他忘不了去年1月5日和同伴去北京看望耀邦同志时，耀邦同志伫立在门口依依相送的情景。

那天，他们谈了很多，谈了很久。从不喝酒的耀邦同志拿出一瓶茅台酒笑着说：“今天破例招待你们。”席间，他兴致勃勃地又谈起了“共青”，他说，养殖业要深加工，“鸭鸭”牌羽绒服要占领国际市场……

他还透露一个心愿：要再到“共青”来。

4月16日，第二代“共青”人，共青羽绒厂副厂长陈志怀带着“共青”人沉重的哀悼，风尘仆仆地来到耀邦同志的家。

他曾多次来这里向耀邦同志汇报工作。这里他是那么熟悉。如今房屋依旧，草木依旧，可是那爽朗的笑声呢？那幽默的话语呢？那熟悉的身影呢？

站在耀邦同志的遗像前，陈志怀泣不成声：耀邦同志，我代表“共青”人看您来了……，您知道吗，您一直关注的中国鸭鸭（集团）公司成立了，那座年产1500万米的印染厂也竣工投产了，在您鼓励下办起来的共青职业学院已培养出了自己的第一批大学生……“共青”人一直盼望着您再回“共青”……

（1990年12月5日，耀邦同志的骨灰被安葬在共青城，他终于回到“共青”，将永远和“共青”人在一起。图/中新）

4月22日上午，于维忠和三位“共青”人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他们代表2万“共青”人来向他们的“垦友”和“棚友”做最后的告别。

当听到耀邦同志的骨灰将葬在“共青”的青山绿水间，“共青”人哭了：生前您深切地关怀着“共青”，死后您还要回到“共青”来，你是要永远地和青年在一起啊……您的亲人告诉我们，您生前看的最后一本书是《周恩来传》，看完后您合上书，表情严肃地说，“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这是真理。”没想到，这竟是您给活着的人留下的最后遗言。

4月29日，大雨滂沱。

“共青”人陪着耀邦同志的子女上山为他选择墓地。他们要将这里最好的山林献给他。

“让爸爸和老百姓在一起吧，他本来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的女儿哽咽着说。

“不需要墓碑，在坟头立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爸爸他会喜欢的。”他的儿子声音沙哑地说。

他们为他选择了那座依傍着鄱阳湖的小山丘，这是一座无名的山丘。

1990年12月5日，耀邦同志的骨灰被安葬在共青城，他终于回到“共青”，将永远和“共青”人在一起。

（作者为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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