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林
李约瑟之谜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中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此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又称“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倾其毕生精力编著有15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以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因此“李约瑟之谜”很耐人寻味。一个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上发生的如此大落和大起,以及由此拉开的距离,让折服于中国古代辉煌科技成果的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
李约瑟于1995年3月24日黄昏逝世于剑桥,享年94岁。黄仁宇在《李约瑟给我的影响》一文中夸赞李的“律己及治学皆甚严谨”,以归纳重于分析的方法,“到处留心,随时记录”,大海捞针般地寻找现代科技产生于西欧而不产生于中国的原因,堪称“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奠基者”。 李约瑟总结认为,其原因: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
美国人克里斯托弗·卡维什造成的“上海小笼包惨案”显然是在李约瑟辞世20年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一个“极端案例”:卡维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所作所为不仅上海大妈难以接受,就是中国人普遍都很难接受。思维的差异是产生行为差异的根本所在,为什么美国人会那么想和那样做?东西方在思维模式上存在何种差异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呢?(敬请关注下篇《从本草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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