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时代逝去 50 周年，法国“五月风暴”的亲历者讲述他在 1968 年那个夏天

“时至今日，全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免除 1960 年代的影响及遗产。”

1966 年，法国人 Michel Bonnin 17 岁，他想去印度流浪。

印度是那一年很多欧美青年的灵魂归宿之地。就连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也在 1968 年 1 月前往印度寻求精神导师。

和挂在脖子上的彩色珠串、围成一圈互相传递的大麻烟卷、随时随地发生的离家出走一样，印度是 1968 前后许多欧美青年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组成部分——历史似乎没有给这个时期什么眷顾，只用 “乌托邦” 形容这群年轻人对社会的期望，还留下来 “嬉皮士” 这样的代号称呼他们。印度代表对世界大同、世界危在旦夕的认知，寻求佛教徒和神秘主义的帮助，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青年们的灵魂安慰。

从纽约、巴黎、伦敦、柏林、布拉格到东京与墨西哥，青年都在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不满的具体所指各种各样，反对集权主义、反对僵化教育体制、反对战争、反对消费主义、反对控制……有的时候甚至没有什么具体所指，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话语权——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 “禁止禁止” 。

他们是婴儿潮一代，Michel Bonnin 后来的总结则是 “我们是全球第一代青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二十年间，全球各地爆发出生潮，这段时间出生的人，被称为 “婴儿潮世代”，不过具体时间，各地有些不同。1965 年到 1970 年期间，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率是 5.0 个孩子。这样的速度与数量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 Michel Bonnin 所在的法国为例，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司的数据，1948 年法国的人口数约 4100 万，到了 1968 年增加至 4991 万人，20 年间增加 800 万人以上。

其中，大学生的成长更是明显。1958 年法国的大学生只有 17.5 万名，到了 1968 年已经到了 53 万名。

不光是全球人口暴增，战后各国积极恢复经济活动。1945 年到 1975 年，法国历经了一波经济增长，正式进入消费社会，这段期间的法国经常被描述为 ”光辉三十年”。

如此剧烈成长的人群，各国政府应接不暇。法国的高教系统因为满载的大学生，面临许多问题，不仅校园不够用，传统的教学与体制也无法让大学生感到满意。

1966 年，斯特拉斯堡的大学生发表一篇论文《论学生生活的贫苦》（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在法国，除了教士和警察，学生是遭受到轻视的存在。大学曾经受到尊敬，大学生曾经是他们骄傲的孩子。但现在他们错过了那个时代，现在的教育系统目标是培养机械化培养专门人才。现代经济体制只是要求大规模无教养，也不具备思考能力的学生。”

客观地说，年轻人拥有上一代所没有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并不开心。自由主义的、左翼的、前卫的思潮在各个角落迸发。尽管每一名受教育的大学生，对世界都有着不同看法，他们却有个共识：现在的社会太糟糕，我们要改变世界。

Michel Bonnin 就看不起他妈妈买的洗衣机。并不是洗衣机本身就什么不好，而是当时的他认为，辛勤工作，不过就是为了一台洗衣机，这件事本身 “实在很没意义”。

有意义的事情是去印度，过着像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写的小说《在路上》那样的生活（虽然凯鲁亚克大了他十几岁），或者至少不要像他爸爸一样，做个老师安度一生。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的名作《代沟》里阐述的观点：传统通过老一代传授经验以巩固社会知识结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 1960 年代，社会变化加快，知识、记述和生活模式不断更新，年轻人首先感受到了社会的变化，老一辈则裹足不前，什么都看不惯，很快就变成了孩子们的小学生。

知识易主。随着知识易主，权力也必将易主。所谓 “乌托邦世代” 的时代背景，便是要求 “老家伙们” 让位的时代——当然，要求归要求，这场诉求分散、缺乏目标和解决方案的运动，注定只会给历史留下青春的回响。“禁止禁止”，然而拿什么取而代之？谁来提出取而代之的方案？这些都成了飘荡在空中的羽毛。这也是这一批人的青春被称为乌托邦的最终原因。

回顾 1968 年的新年之初，各国对未来试图展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写着：“世界辞别了动荡的一年，纽约城降下瑞雪”；联合国则宣布这一年是世界人权年。至于已经在法国执政 10 年的夏尔·戴高乐总统（Charles de Gaulle）则向民众宣示：“我祝福 1968 年成为祥和的一年”。

与此同时，美苏冷战笼罩、越战炮火不间断、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突围、左翼组织声势高张、女权主义兴起、性解放运动箭在弦上。

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躁动的青年。在法国，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形成一股 “五月风暴”，并因为意外获得了工人阶级的附和，让整个巴黎陷入瘫痪（虽然年轻人们后来遭遇了“背叛”）。

当时法国社会的左翼势力慢慢浮出水面，无论毛派、托派，他们各自有拥护主张。声音不可谓不混乱。许多人把五月风暴与当时中国的文革相比拟，但 Michel Bonnin 不接受这样的比拟，在他眼中，文革和五月风暴本质上完全不同。

现年 69 岁的 Michel Bonnin，早就有了一个中文名“潘鸣啸”，目前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当他谈起五月风暴时，依然忘我，他一点都不后悔曾参与这场运动，尽管后来失落过。实际上，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包含对中国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研究，都与 1968 年紧密关联。

2008 年，法国知名杂志《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做了 “五月风暴” 40 周年的回顾，标题写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假革命》。这是一些人对五月风暴的评价，毕竟那场期待推翻戴高乐政权的运动，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不过，还是对社会起了深刻的影响，并且成为后续几十年的改革方向。

如今是五月风暴的 50 周年，也是 1968 这一代、或者说乌托邦世代的 50 周年。《布拉格之恋》的编剧让‧克劳德‧卡利耶尔在那本《乌托邦年代》里形容当年人们珍视的乌托邦如今已经变成了乞儿，“历史欺负它，电视新闻压得他抬不起头，人类社会的种种不断地否认它，但是，它是一首倔强的歌，很可能永远也打不倒，摧不毁，它是我们生命的实体中一个不可少的组成。”

潘鸣啸最终没有去成印度。他的护照被爸爸没收了。但他说 1960 年代从未离开过他。

他的自述，或许可以帮你更了解当时一个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是 ”被宠坏的” 全球第一代青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经济发展一直很好，全球都往现代化迈进。

我说我们是“全球第一代青年”，因为这是第一代有这么多年轻人可以上学，这很重要，以前可没有 “青年” 这个概念，除了一小部分菁英，大部分人小学毕业之后就要去工作了。

我说的 “青年” 是指有思想的一群人。“青年” 当时也变成一群消费者，很多公司都专门要给青年做产品。也因为青年有时间，可以思考改变世界，那个时候我们真的相信可以，有这种乐观。我们觉得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改变那些受不了的传统。

我家不是什么有钱家庭，我父亲是小学老师，母亲是打字员。因为经济发展，尽管他们的工资不高，但在我十几岁时，父亲就买了一台汽车，虽然是比较破烂的汽车，但有车就可以去度假，还是很好的事，几十年前根本不可能。

可能是变化太快了，我对消费社会真的很反感，父母都不反感。像我妈就很开心有台洗衣机，以前他们要手洗，但我觉得你拼命工作，只为了买一台洗衣机，实在很没意义。

从客观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是幸运者，但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只觉得那是正常的事，最不正常的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

我们被宠坏了。

高三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父母说 “我要去印度流浪”。

高考之前，我对念书不感兴趣，跑去做一堆别的事，像是学习当演员、学习弹钢琴等。后来我就决定跟朋友相约去印度。

当时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在路上》，还有一本是说诗人去印度流浪、抽大麻、写诗。这种生活我很向往。我觉得我是一个反叛的青年，不想当个普通人，更不想在消费社会里当个普通消费者。

这种社会太庸俗，我们对精神要求可是很高的，像我就对印度和中国的道教就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反叛主流社会的倾向。当时我还写诗，可以说是一个文艺青年。

在这之前，我曾经跟一个朋友搭顺风车去摩洛哥、土耳其，那里很多传统的东西，像是漂亮的篮子、碟子，但他们却不要，反而想要塑料的东西。我就觉得塑料的产品有什么好的。

搭顺风车期间，我们在车站月台上睡觉，反正什么都做过。

期间因为高考放榜，朋友没考上，必须赶回巴黎准备考试，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买火车票，最后我只剩两三块钱，只好一路搭顺风车回去。回到法国的时候，我已经饿了两天，只能在街道上喝水。

当时，搭顺风车旅行还是比较普遍、流行的事。我们后来知道是很危险的事，有些人搭顺风车就被打、被强奸。

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德国人很保守，他们觉得 “搭顺风车” 这件事实在太危险，但既然你们做了，只好帮忙，所以就一定要带你们上我的车，免得发生什么事。所以说，德国人的车最好拦。

最后，我没去成印度，因为我的护照被我爸收起来了。

我朋友独自去流浪了，也就是说，1968 年他不在法国。等他从印度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了。因为我的变化很大，他没变。所以说这个历史事件，不但产生客观变化，也有主观变化。

都是混凝土建筑的大学校园，很没气氛！无趣！

1968 年 3 月，一篇发表于《世界报》的文章〈法国人百无聊赖〉，说明法国正变成这样一个社会：毫无特征、非个人化的工作人员专心于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官僚差事。社会生活凝结成一场徒劳无功的、日常熟知的例行公事，这种情形被贴切地概括为“地铁——工作——睡觉”。

我的父亲是小学老师，他希望我也当老师，但我才不想当老师，不想跟父亲一样。

搭顺风车期间，父亲安排我去法国高等师范学校上备课，那是法国最菁英的高教。我父亲当然希望我上这所学校，因为我成绩很好，他觉得是可能的。

我一去上课，就觉得很闷。哎呀，那些同学我真的受不了，他们都是一群小官僚，明明这么年轻，心态好像很老了，而且这里还要上很多课，像是我讨厌的地理课，所以我就自己退掉了，跟父亲说我要上普通大学。

最后我去南泰尔大学，我决定学哲学。

我 13 岁就看了萨特，其实我不太懂，但我觉得很时髦。我受到他的影响不是政治影响，我很反对他对中共的认同，那是不行的，但我觉得他对自由的阐释与理解，影响我很深。

就读南泰尔大学的决定，并没有引发家庭革命，毕竟自从我说要去印度流浪之后，父亲觉得只要我还肯上学，他就满意了。

其实，我选择南特尔大学就只是因为离家近，不过因为学校才盖没多久，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北非移民的贫民窟。戈达尔（Jean-Luc Godard）还拍过一部片《中国姑娘》（La Chinoise），里面有很多南泰尔大学的镜头，因为觉得是很特殊的现象。我们学校真的很怪，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栋混凝土的现代大楼。

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人上大学，政府就盖一堆新大学，有些还是军队用的地方。这种校园真的没有气氛，全是混凝土的楼，灰色的墙。

不过，索邦大学就不一样，他们有几百年历史，那些建筑就很好。南泰尔大学就像是沙漠里突然出现几栋楼。

我在想，我们会有极端的思想，跟这个环境可能是有一点关系。

从“性自由、性解放” 开启的五月风暴序曲

潘鸣啸所就读的南泰尔大学（也就是巴黎第十大学），在 “五月风暴” 时起了关键影响，当时这里有个别称是 “疯狂的南泰尔”，好几个学运组织与领袖，包含人称 “红色丹尼” 的学运领袖丹尼尔·柯恩·邦狄（Daniel Cohn-Bendit），全来自南泰尔大学。

由于当初为了应付人数满载才建的校园，南泰尔大学的附近根本来不及规划，学生完全没有休闲去处。了无生气的校园，加上一大群年轻气盛的青年，形成诸多不满。对于学生来说，宿舍变成唯一的休闲去处。但当时有个保守的规定，只有年满 21 岁或是有家长许可，女生才可以进入男生宿舍，反之，男生不能进入女生宿舍。因此引发 1.1 万名南泰尔大学生求宿舍探视权。

1967 年 3 月开始，就有男学生要求进女生宿舍，因为抗议行动，还有学生被罚，但一直有人抗议，隔年也有。

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笑我们的运动是从要求进女生宿舍开始，但很有意思，因为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性自由、性解放。

我记得有次学校盖了一个新的游泳池，青年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Francois Misscoffe）来了，有一个学生，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丹尼尔·柯恩·邦狄，跑到部长面前说：“部长先生，我读过您关于青年问题的白皮书，里头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性问题的”。

部长回他，“你跳进游泳池，就不会再想这个问题”。柯恩·邦狄回应部长，“你可以当希特勒的青年部长”。我觉得，柯恩·邦狄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有点领袖气息。

其实我有朋友，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同居，后来女生怀孕，想要堕胎，但堕胎当时是非法的，最后只好找黑医生（非法医生），还得借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可恶了，为什么不允许堕胎，法国传统天主教的影响社会很多，戴高乐正是代表这种思想的体现，所以我们更觉得需要自由、开放的社会。

另一方面，我 19 岁以前本来对男女关系很害羞，但后来那个什么性解放运动就成功了，至少在我身上。

我一开始不太自信，但你闹革命哪还有什么时间想这么多，就要全部投入。那个时候我开始留胡子，因为闹革命没时间刮脸啊！后来，我发现女孩子好像喜欢留胡子的男孩子，所以就继续留胡子到现在。

我想所有革命里都会让每个人更兴奋，这绝对是包含在性方面。革命时期，这方面会很投入。

在贝多芬协奏曲的狂响之下，学生占领校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众媒体发达了，全球的事情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也可以马上看到照片和影片。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事就是越战，我们每天在电视、报纸上都会看到很多报导，还有一些很可怕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社会怎么可以容忍这么残酷的战争，虽然我们不像美国人感受直接，因为我们不需要当兵，但还是觉得西方世界，有很多不道德的问题。

法国和美国作为主流社会，为了反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加上那个时候非洲、南美洲也发生一些事，令我们不高兴 。

3 月 21 日我们学校有个学生被抓了，因为他反对越战，跑到巴黎市区的美国捷运大楼外面把橱窗打破，接着就被警察抓了。

后来有一些活动分子在学校里示威，他们决定透过占领行政大楼来抗议。

隔天，行政大楼刚好有贝多芬协奏曲的音乐会，我跟我女朋友刚好买了票去听，因为学生很多，所以柯恩·邦狄想把握机会，音乐会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冲上舞台，接着就向底下的观众说，我们占领行政大楼、反对大学不保护学生、要求释放学生，反对越南战争，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注：组织名称就是 “三二二运动” ）

当时，台下的一些观众觉得柯恩·邦狄想干嘛，有些疑惑，但我一点都不反感，反而对他印象很深，觉得这个人很会说话。

有趣的是，2008 年我在布鲁塞尔跟柯恩·邦狄在一场会议遇见，我们一起喝咖啡，我提醒他这件事，结果他还记得当天是贝多芬的钢琴协作曲，我称赞他记忆力很好。

关闭南泰尔大学，触动 “五月风暴”

从 4 月底开始，几乎每天，法国各地都会有零星抗议活动。每一场抗议都激化了学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把柯恩·邦狄的地位往上推高。

5 月 2 日，巴黎大学总部因为 ”三二二事件” 召集柯恩·邦狄与其馀 7 名学生。此举引发南泰尔大学学生的抗议，他们在课堂上鸣笛、作乱。南泰尔大学校方向教育部长建议关闭校园。接着南泰尔大学的学生跑到了巴黎市区的索邦大学。

隔天，索邦大学校长让·罗什（Jean Roche）向警察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Maurice Grimaud）发出了书面申请，请求”清除”索邦大学的庭院。

一开始，我们学校关闭的时候，我先回家做别的事，毕竟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微信、互联网，大家信息没那么流通。不过后来我知道，原来南泰尔大学的学生去了索邦大学，但没想到，索邦大学的校长叫了警察。

从中世纪开始，法国就有个传统，警察不允许进入大学，除非校长要求他们这么做。我们认为学生可以自己解决学生的问题。

5 月 6 日警察把学生从索邦大学赶到街道上，这反而是更坏的，因为在街道上容易跟警察起冲突，当时警察是很凶的，他们都用棍子打人，大家很反感。到这里为止，我都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注：索邦大学关闭校园是 700 年来的首次，当时大约有 600 名学生与 345 名警察受伤，422 人遭到逮捕）

每天都有学生示威，人数越来越多，我记得当时部长还公开蔑视学生说，他们是一小撮疯狗。然后，我就在媒体上看到将近五万人在街头上示威说：“我们就是疯狗！”。我对他们很有好感，觉得很有幽默感，加上当时看到有学生受伤，就开始认同学生了。

那一夜，我拿了石头往警车扔

5月10日的街垒之夜（Night of the Barricades）可以说是五月风暴里最知名也最传奇的一场抗议。柯恩·邦狄在回忆录《Obsolete Communism》里写着：”在这些集体狂热的时刻，既然一切都看似有可能的，那么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所有游行者之间的，尤其是小伙子和女孩子之间的亲切关系更自然、更单纯”。这一天，共有 370 名学生受伤，460 名学生被逮捕。

要说我真的开始参与运动，就是 5 月 10 日。这一天是很大的转折点，从学生运动变成全法国的运动。

晚上六点左右，我和我女朋友到索邦大学附近，因为当时柯恩·邦狄他们说要包围索邦大学，占领校园周边与拉丁区。

我们就在附近走来走去，其实一开始气氛还挺好的，很多人，就像是在运动一样。你会看很多人在路上聊天，进行各种辩论，我还碰到我的哲学老师和他老婆一起走来走去。除了学生，当时也来了一些年轻的工人。

不过，原本轻松的散步气氛，很快就变了。现场开始有人说要把铺路石头挖起来堆成街垒，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我也反对，因为这样就会变成暴力活动，我们要文明、和平。

不就是因为我们反对警察暴力，才更要保持和平嘛，但那些人根本不管，他们就想重复巴黎公社、法国大革命的事。你知道，一旦道路上有一颗石头被挖起来，其他人就很容易把石头再挖起来堆成街垒。

我记得现场柯恩·邦狄也说，我们可以这么做，但不要都在一起，只要放在有需要的地方就好。

后来因为警察想开车冲进街垒里面，我还差点被警车撞。虽然本来我不同意街垒的行动，但我觉得警察这样做很不好，我整个就完全投入了，接着也开始和别人一样，拿了石头就往警车那里扔。

现场气氛是会感染的，大家都觉得要保护这个地方，当警察一往我们这边冲，那么我当下就得决定，是要走，还是加入这场战争。总之你得选择是哪一边。

扔石头当然是很危险，毕竟警车也很结实，但反正这是一种态度表示。不过，后来我发现我扔石头好像扔得太高了，可能会不小心误伤对面的同志。我觉得这样实在很危险，就决定放弃扔石头。

就在我放弃仍石头之后，警察走向街垒区冲向我们丢催泪弹，有人被警棍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催泪弹，还看到很多人流血，场面变得很混乱。过去我根本没参加过这种活动，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现场有很多人在哭。

我跟女朋友，觉得待在现场很危险，说不定突然有警察出现在对面，用棍子打你。我们这一代还真没看过这种情况，一方面有点怕，另一方面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想想说不定还有人死了。

凌晨两点之后，我跟女朋友决定先撤退，因为她家就在拉丁区，距离这里不远，我们先躲回她家，但因为担心现场状况，就一直听着广播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一直听到早上。

第二天早上，柯恩·邦狄接受广播媒体采访时，就呼吁学生不要再来现场牺牲，警察非常残忍。

当时国家广播电台是不被允许报导学运的，不过毕竟我们不是共产国家，还是有私营电台会报导。一般来说，我们要想知道哪里有抗议活动，就可以听广播去凑热闹。

媒体开始报导当晚的事，头版头条都是现场的照片，很多人非常惊讶巴黎中心竟然会出现这种事，工会组织就联合起来用罢工支持学生。当时主要真的是怪警察太凶、搞得太厉害，本来真的不用那么严重。

几百万人响应大罢工，巴黎进入瘫痪状态

“十年足够了！” 这是 5 月 13 日的示威游行主题，抗议者要求执政十年的戴高乐政府下台。此后，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会成立了，以便传播造反的消息，几天内，大约 200 万人响应罢工，到 5 月22 日，人数上升至大约 900 万人。

5 月 13 日是工人串连大罢工，前一天的晚上（12 日）我回到家，就连我父亲的小学都说要响应罢工。戴高乐政府太野蛮了。我想这是一种积累，就是大家本来已经有不满了，因为一个事件触发。

这一天，我们就一起坐火车去参加罢工，本来火车也是要罢工，但他们开车是为了载抗议的人。

一到巴黎火车站，我就看到竟然这么多人，这打破当时的纪录，现场应该有一百万人。当天的人实在太多了，很多路都走不了，那个气氛是很难想象的，这么多人一起喊口号、唱《国际歌》。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后来有人说索邦大学开门了，活动分子就邀请工人和学生一起到校园里面辩论。我也去了。一直到现在，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我怎么也去参加了这场辩论。我本来是一个害羞的人，不喜欢公开说话，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公开说话。

那天柯恩·邦狄和其他学生领袖把一些人带到索邦大学里的一个教室里，那里可以容纳几百个人，接着一群人在里面开始辩论。

很多工人说支持学生，但觉得学生不了解工人，双方的问题不一样。（注：当时工人们是希望针对工资与工厂进行激进改革，但学生则是希望对生活进行进行改革，主张并不是相同。）

然后，我就拿起麦克风要大家不要上当，这是政府的阴谋，是分离的手段，工人和学生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政府。那天晚上有几百个人在说话，我只是其中一个，但我很兴奋，也很想说这些话，就非常自发地拿起麦克风。

“再见戴高乐！告别戴高乐！”

说起来，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唱了几百遍《国际歌》。

其实五月风暴一开始气氛都是好的，到后面就变成有点乱。那段时间，成天都是示威游行，有个抗议我很投入，印象很深。

5 月 15 日，学生准备去占领一个国家话剧院。我跟我女朋友也去。

有趣的是，进剧院之前，我女朋友突发奇想，看到剧院门口挂着国旗，就说要坐在我的肩膀上，接着她把国旗拿起来，然后把蓝色、白色的部分撕下来，只留下红色国旗，挂回原位。

我们从小就知道巴黎公社，或是革命的事，有时就想做一些行动。我记得那天很好玩，有人弹钢琴、有人辩论、有人讨论问题。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整场运动晚上像打仗，但白天都很像假期。虽然那个时候法国瘫痪了，没有车、没有汽油，但你走在街道上，气氛很好。有个抗议口号是 “在铺路石头下，就是海滩”，我当时一看到，就肯定这个人一定有参加运动，因为你拿起石头，会发现底下真的有一层沙子。

这个运动有个很大的功劳，完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话语都被解放了，我跟父母说了很多以前没说过的话，街道上每个人都是朋友。这种气氛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

当时买东西、吃东西都有问题，但我们不管，就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正在写历史。这种气氛真的很让人怀念。

5 月 24 日那天，我又再参加抗议，当时听到广播，戴高乐说决定举办公投，那一刻，现场所有人都欢呼，大家一起高喊着：“再见戴高乐！告别戴高乐！”。

我觉得他既然搞一个公决、肯定会被打败。

那些改变不了世界的年轻人

5 月，学生与工人确实短暂占据了社会的主要位置，然而 “假期氛围” 终究还是不切实际，右派势力伺机而动。

5 月 30 日，戴高乐的支持者组织了一场游行，从杜伊勒里宫到星型广场，这是学生失势的一个证明。6 月 23 日的议会选举结果，学生们支持的所谓新左派，并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席位。中间偏右的政党反而获得了 100 个席位。这样的结果更是另一个沉痛的打击。

这场运动改变了我，本来我并不热衷参与政治活动，但后来我参加 “托派” 的组织（托洛斯基支持者）。这个组织有份报纸叫做《红色》，也卖过他们的杂志，参加活动和示威。

托派的其中一个特色是国际主义，这方面挺适合我，所以这段期间其实我也学了不少东西。 但他们也有教条主义，内部也有派系斗争，毕竟托派根本没有实质政权，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我参加这个组织六个月之后，就觉得，我果然不适合参与政治组织，我比较喜欢怀疑一切，很不适合当政治家，所以就离开了。

五月之后，很多人都想找一个出路，全世界的左派开始失望。

1968 年 8 月份苏联侵略捷克，就因为有个共产党想让捷克比较自由，我们觉得苏联非常可怕，这哪能说是社会主义，根本是集中营。

当然，我们也逐渐知道文革并不浪漫，本来只知道 “造反有理” 、“年轻红卫兵参与政治” 那些口号，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1970 年代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以我个人而言，我开始清楚一个晚上的革命，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完全就是幻想。

我们当中有些人变成改革派，有些人彻底改变了政治倾向，毛派特别是后者，他们有些人转变成特别右派，觉得资本主义是唯一出路。托派大概都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

当然，像柯恩·邦狄还是积极参加政治，后来他在德国成立了绿党，从 “红的” 变成 “绿的” ，其实准确来说，他其实既红又黑（注：黑色意味着 “无政府主义”）。

说真的，这个转变过程非常痛苦，我知道有些人因此就自杀了，他们根本受不了这种绝望的氛围。所以说，整个过程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一个悲剧，一个关于失望的悲剧。

有个毛派知识分子，后来放弃一切跑去当工人，最后发现跟预期想的不一样，发现自己错了，但又拒绝承认。有一天他就拒绝说话，一直到现在。他的女儿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我的父亲拒绝说话的那一天》。

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面对现实，虽然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但我后来再也没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顶多就是投投票而已。

1970 年代，我在香港待了 6 年以后，觉得还是得回到法国，于是考了法国中学的中文老师。

所以现实就是，我还是当了老师。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力量白费了

有些中国朋友到现在都会开玩笑说我是红卫兵，我会笑，也知道他们是善意，但我知道那完全是两件事。我真的不是。

五月风暴和文革最大的差异是，没有人叫我这么做，一个本质的差异就是 “自发性” 的问题。在中国，是有人叫你造反。毛泽东注重阶级斗争，那个时候根本没什么资本主义，没什么资本家，毛泽东敌人是谁，谁就是资本阶级。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学生被利用。

当然后来大家思想上有些相似的转变过程，学生们在农村的时候（上山下乡运动），慢慢反省文革做了些什么，他们了解自己被利用，打了老师或是别的人根本就是错的。

我到现在都不后悔参加五月风暴。我们是反对警察暴力、我们没有杀人，没有打老师什么的，这个完全不一样。

当然我也知道，当时的幻想很不实际的，但这种浪漫是需要的，或许我们可以说运动本身是失败的，但你不可以说运动打败了我们。

1968 年以后，我认为法国有很大的变化，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力量白费了。

虽然，我们曾经幻想过革命，也没有成功，但我们得到了改革。有很多协议当时不被接受，但最终还是有效的，这些都是改变，比方说，1975 年法国允许堕胎，这绝对是跟 1968 年有关系的。“五月风暴” 是一段持续性的影响。

1968 年的下一个故事，会和占领日本东京大学安田讲堂的学生有关。

题图来自Jean-Claude Seine＠《MEI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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