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讨论科学究竟是什么——兼评《什么是科学》

对“什么是科学”这个话题的争议由来已久，当我们关注这个问题时会发现，没有唯一的结论。

| 作者：刘兵

关于“科学是什么”这个在许多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科学哲学家及对此有兴趣的相关学者的圈子中又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相关的讨论由来已久了，从科学的概念和西方科学被引进中国之后，在国内长期以来多轮的讨论中，似乎也远未达成被人们一致认可的结论。关于像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等问题的讨论，作为延伸，也应该算是相关讨论的一部分。实际上，就国际范围来说，这也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像这样的讨论，应该是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的。

在以往，就此问题，其实还是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经典文章和专著的。例如，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A. F. Chalmers）的《科学究竟是什么》（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一书，一版、二版和三版均有中译本出版，在科学哲学界影响很大，至今还是许多高校像科技哲学、科技史等学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指定参考书。但查尔默斯那本书，毕竟是西方人以写给西方人作为一本科学哲学入门读物为出发点的，虽然有着一个吸引人的书名，其内容，却是介绍西方科学哲学关于如何定义科学，如何将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等有关问题的代表性成果。

近来，吴国盛的新著《什么是科学》的出版，又再次地引起了新一轮的对于科学是什么的问题的讨论。

狭义的科学定义带来的问题

首先，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是科学》，而不是以往人们说得比较多的 “科学是什么”。这一语序的变化，在该书作者看来其实是有特殊意味的，尽管其深层的含义要通过仔细阅读和思考才能悟出一些。正如该书作者在其“自序”中所讲的，在西方的科学哲学中，科学的指称是清楚的，“科学究竟是什么”这一提问所要讨论的，是对这种明确对象的科学哲学考察和研究。而吴国盛则是要在中国人所关心的语境中，对将那种作为明确指称对象的“科学”这一前提进行讨论，所以，他先是考察了在中国语境中“科学”这一概念的由来，然后，按照他的理解，尤其是以其对古希腊学术背景的细致研究，以及对现代科学的溯源（包括基督教背景和数理实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讨论，给出了一幅他所理解的科学的图景，并在最后从博物学的视角，提出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更多地属于博物学”这一说法。

《什么是科学》

这样一种讨论的方式，是结合了科学哲学的观念，以科学史为叙事线索给出的对作者心目中什么是科学的一种描述。因作者多年的研究和思考，这样的处理方式有其优越之处，特别是让读者很清楚地明白了，在该书作者心目中所认为的科学是什么，尽管在最后作者提出的对中国古代科学更多属于博物学的看法，与其论述何为科学的核心立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逻辑矛盾的。

但与此同时，这种最新的关于何为科学的研究，也带来了更多一些对此问题还可以更加展开讨论的空间。在这里，可以试举几例，以说明这样的讨论还可能会涉及什么。

其实在一种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中，就是先对科学给出某种定义，例如，倘若狭义地定义那种诞生于16—17世纪欧洲的近代西方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那么显然其他与此不同传统的知识系统当然就不属于科学之列了，尽管我们还可以对与此相关的知识系统进行讨论。比如，可以把古代希腊的“科学”作为其前身，或者萌芽，把后续出现和完善的数理实验科学作为其发展的新阶段，如此等等，但在与之不同的背景下出现的其他与近代西方科学的起源和范式均不相同的知识体系，如中国古代的“天学”，以及中医等，自然也就不再属于在这种定义之下的科学了。西方的科学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往往即是先潜在地依据这样的定义，在指称明确的科学对象之下（也即吴国盛所说的“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知识类型”），进而分析其规范、划界标准等。这种把科学做出狭义的定义，然后再排除其他知识系统的做法，固然简单，也有其问题。

比如，在近些年来科学史界越来越关心的非西方传统的“科学”，其研究的合法性便成为问题。虽然人们也可以说，那是因为“科学史”中的“科学”所指的，与定义中所指的科学并不是在同一语义层面的东西。也有会现在更愿意用像“地方性知识”等概念来指这些非西方科学传统的知识，但“地方性知识”又可以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为什么科学史中只研究某些地方性知识，也还是问题，更何况在像科学实践哲学或科学人类学等领域，甚至会认为西方近现代科学其实也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如此一来，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广义的科学定义引发的思考

同样是定义的方式，也有人把科学定义得很宽，在最宽的定义中，甚至可以包括人类各种关于自然的系统化的知识。因而，就有了所谓“宽面条”和“窄面条”之争。其中，在“窄面条”一派中，有科学主义者，也有反科学主义者，后者虽然并不把西方科学之外的东西当作科学，但是又要加一个注，要说明不是科学的东西不一定就不好。显然，在这样的争议中，争议的双方表面上表现为是定义之争，其实在争论的背后，却又掺入了更多其他的意味，包括在现实中如何及是否要利用科学这一并不清晰但却显然拥有着带有意识形态权力的话语方式。

因此，人们在思考和争论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时，或许可以转换一下方式，去思考一下背后的东西，也即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讨论科学是什么？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虽然从原则上讲，争论“科学是什么”基本上是一个定义之争，定义了什么是科学，便可以排除另外一些不属于此定义范围的东西。但如何定义科学，这本身便已经涉及某种科学观。所以，人们在争论何为科学并给出各自不同的定义时，便已经体现出了对相应的科学观的赞同。而且，在进一步的讨论甚至争论中，又负载了更多的超出定义本身的言外之意。这样，有关何为科学的争论，便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只涉及定义的纯学理性问题。

例如，前不久，当科技部颁布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时，因在其“基准点”中出现了“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的说法，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以及格物致知等与科学无关，不应出现在此《基准》中。也有人认为这是对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认识上的新进展，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是一种进步。

其实在这场关于科学素养内容的争论背后，还是涉及对于何为科学这一问题的理解。在这样的争论中，背后涉及的对于何为科学的理解（有了这样的理解才会谈到何为科学素养），又在另一种意义上成为一个非核心的表面性问题，其实人们更多地是在利用这个争论的机会，来表达对于何为科学，应该如何认识科学，应该倡导什么样的科学理念，以及对科学的不同理解背后所带有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等的不同看法。

由于西方近代科学在传播上的巨大成功和由之而来的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以及科学在社会舆论上占有的特殊地位，科学成为“正确”“真理”“客观”“实用”的象征，也影响到让人们会在现实中有意无意地试图争夺和利用“科学”这一标签，并因此而获得某种因“科学”的命名而带来的实际利益。就像当原来的“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时，其名称上的变化，部分地也反映出这样的意向（这里说“部分地”，是因为这还会涉及更多一些其他因素，包括跨文化的冲突等等）。此时，人们并未顾及像中医这样的知识体系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巨大差异，甚至于“不可通约性”。在这样的现实中，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学界关于何为科学的学术性争论。由此，我们甚至可以反思，那些关于究竟什么是科学的学术讨论，除了在学理的意义上的价值之外，对于现实中人们思考、认识和处理相关问题，究竟有多大的现实影响。

在现实中，关注纯学理性有关什么是科学的讨论是有价值的，但与此同时，关注在这种直接或间接的争论中，以及在人们涉及相关问题的实际行动中，其背后所承载、所表达、所代表的观念、想法、立场和意向，也同样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些内容也同样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直接对象。

多元科学观

面对这样的局面，面对人们对什么是科学存在的不同理解，一种也许可以部分地协调异议的方式，就是采取多元的科学观。

其实，早在1998 年，就曾有国外学者在八种国际科学标准文献中总结出其中对于科学的本质的一致性看法，第一条就是“科学知识是多元的，具有暂时性特征”。这或许可以在两种意义上去理解。一层是，西方近代科学本身，也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西方科学哲学中核心的以西方科学为对象“划界问题”研究，一直遇到困难，没有得出被一致公认的结果，便是这种情况的某种表征。在另一层意义上，“西方近代科学”与各种非西方科学的体系，又构成了另一类多元性。

讲科学的多元性，大致地可以用库恩理论中的“不可通约性” 来描述，尽管局部的可通约性或许存在，但整体上的不可通约性，恰恰是这种科学的多元性的典型表现。而现实中，无论是就人类日常生活过去和现在仍在利用的西方近现代（也即所谓“主流”）的“科学”知识，还是在像科学史、科学人类学等领域中被研究的那些非西方、非主流的 “科学”知识，在这种多元的意义上，成为前面所说的那种“宽面条”意义上的广义的科学。“窄面条”派中非科学主义者们会说，这些不属于“窄面条”科学定义的知识，其实也是好的，有用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又回到了定义的问题。只不过，“宽面条”的定义方式会很好地回避一些矛盾，可以在解释上更为方便、自恰而已。

但由于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一直对于一元论有着突出的强调，会视多元论为某种不可接受的“相对主义”，因而对多元的科学观的接受，便存在着现实中的巨大阻力。

最后，也许可以总结说：关于科学究竟是什么的讨论，本质上仍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有了作为前提的定义，便可以由之推演出不同的论述和结论。但如何定义，背后却涉及复杂的因素，涉及对于人类的认识，对于人类发展出来的各类知识的价值和各类知识系统的结构的认识，以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不同立场。后者，也同样是需要关注，而且在过去又是被关注得不够充分的问题。

刘兵：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Liu Bing：Professor，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本文刊载于《科学》杂志2016年第6期。

《科学》杂志于1915年1月在上海问世，

是我国历史最长的综合性科学刊物。

杂志定位为高级科普期刊，致力于科学知识、理念和科学精神的传播，科学与人文互动，历史和前沿并举，为提升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杂志现任主编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主办单位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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