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惨博士后”的来龙去脉

在中国，博士和博士后人员的数量快速增长，但相关的就业岗位仅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等单位。于是，他们的就业问题开始凸显。

年过四十的男人，大多已事业有成、安居乐业。不过，对于王天旭而言，这一切都还未曾拥有。不仅如此，他还因为一段“博士后为何变老赖”的视频而“走红”，并被冠以中国“最惨博士后”的称号。

王天旭曾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做过博后，2008年出站。在外界看来，拥有一段博士后的经历，对于个人的事业发展应是锦上添花之事。然而，眼下的王天旭却仍然依靠家庭的资助生活，工作也未有着落。与此同时，由于他长期“滞留”在南航为其博士后进站期间提供的住房内，南航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强制其搬离寓所。

正因如此，王天旭成了中国“最惨博士后”。那么，真实的王天旭到底是怎样的？他又有着什么样的坚持？《中国科学报》记者经多方联系找到了王天旭本人及相关人士，试图还原“最惨博士后”出炉的来龙去脉。

博士后缘何被称“老赖”

王天旭的“出名”源于一段近日在网上流传颇广的名为“博士后为何变老赖”的视频。

视频内容来源于南京当地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录影。节目中，一位身穿灰色外套、戴着眼镜的斯文男子频繁入镜。南京当地法院的工作人员敲开他寓所的大门，向他出示了一份法院判决书，要求他赶紧搬离住所。

节目中的男子就是王天旭。在其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南航为他提供了一套住房供其居住。然而，王天旭出站多年，却始终未能成为南航的员工。学校曾经多次要求其退还住房，但是均遭到王天旭拒绝。他的主要理由是自己现在还在依靠母亲提供的资助生活，“每月大概2000多元……自己没有找到工作，没有收入”。

视频中，法院的工作人员询问王天旭有没有找过工作，为何不赶紧搬离南航提供的寓所。王天旭回答称，其实自己曾多次去外地找过工作，也有一些高校愿意让他去上班，但南航及其原来的导师曾经多次“暗示”他，可以让他留校任教，因此才会一拖再拖。

“每次我准备去别的学校上班了，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机会解决留校的问题。但每次我一回来，他们就让我去找工作。”王天旭表示。

他也坦承，自己希望留在南航，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科研工作。

一个拥有高学历、名校出身的博士后，为何演变成被法院要求强制执行的“老赖”？南航或者其导师是否对他现在的“失业”状况负有一定的责任？

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疑问，这段视频最近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很多人对王天旭的遭遇抱有同情之心。

“堂堂博士后，不说光宗耀祖，竟为斗室折腰。已过不惑之年，却要靠年迈的母亲救济维生，上愧对满怀期望的父母，下愧对满怀希望的妻儿。”网友黄秀清这样评论说。黄秀清推断，其导师应对王天旭有过承诺，王天旭也相信导师有能力兑现承诺，这应该是他最终放弃其他学校，一根筋要当“南航人”的主要原因。

还有网友提出，希望南航为王天旭提供一个副研究员的职位，让他能好好从事科研。或者，王天旭不应在一棵树上吊死，而是尽快重新选择工作。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天旭有偏执的倾向，因为其学术成果貌似平平，同时又“自视过高”。

与学校的纠葛

通过各种途径，《中国科学报》记者辗转联系到了王天旭本人。

在当日下午记者和王天旭的第一次通话中，他显得有些疲惫。王天旭表示，因为法院要求他搬走，所以正在收拾东西。

“事情闹到这个田地，我有苦难言，但我是个正常人。”王天旭一再向记者强调。

他表示，这件事成为舆论的焦点让自己始料未及。视频的事也是后来有人给他发邮件才知道的，“感觉很恼火”。

因为事涉南航，王天旭不愿多说，尤其不想再增加新的矛盾。“我觉得南航对我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个人也有原因。”最后，王天旭挂断了电话。

《中国科学报》记者再次和王天旭取得联系。他表示，自己曾经是一个喜欢做科研的人。就在前两天，还在查看国外网站上招收博士研究生的介绍。其中，网站上关于研究内容的介绍，让他“很受启发”。

“兴趣即是喜爱。如果你不喜爱，没达到目的，你就不要选择科研这一行。”王天旭说，虽然自己不敢说对科研特别爱好，也没有取得大的成绩，但对科研的热情一直没有变。

“真正进入科研的圈子后，你会发现困难太多了，有时候很容易让人上火。”王天旭举例说，就好比大家都拿到了面包的配方，人家一做就做出来了，做的面包又松又软，但你就是做不好，试了各种办法都不行。

谈及外界对其学术水平的质疑，王天旭告诉记者，当年自己提交的是博士后研究报告，本来还可以从中摘出几篇文章发表的，但他没有写。“因为我当时太幼稚了，就忙着出站的事儿，觉得反正还有机会发表。至于为什么2009年以后我没有发表过论文，原因有很多，但我不想解释。”

“我估计我的经历也就只能引起科学网博主、老师的共鸣。在外人看来，我简直是不可理喻。”王天旭说。

对于南航或者其导师——南航教授李子全是否明确表示，可让其留校工作，所以才会一直没有认真找工作，王天旭只是表示，对于导师那边的情况他也不是十分清楚，“可能产生了很多的误会”。

“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既不是范进，也不是好高骛远的人。”王天旭表示，自己进不了南航，可能还是和自身条件有关。

王天旭事件在网上不断发酵，也引来南航的关注。该校人事部门发微博称：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是校方多年沟通协调未果后的选择；该情况属于个例；学校师资招聘有严格、规范的制度。

南航的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王天旭2005年到2008年期间在南航做博士后，2008年已经出站，从这一点来说他和南航已经没有关系。学校和他沟通了好几次，要求其搬走，但是没有结果。“包括他的导师也带着职能部门有关人员过去和他交涉，但是都没有结果，没有办法了才走法律途径。”

“毕竟期限到了就要按照合同搬离，否则后面的人再进来就没有住的地方了。我们也愿意帮他减免房租。”该人士还表示，至于王天旭的导师李子全是否在王天旭进站时给了他帮助留校的口头承诺，据他们了解，其导师“应该是没有这个承诺”。

博导眼中的他

不管原因如何复杂，年过四十的王天旭现在确实仍旧依赖家人资助，也没有正当的职业。在外人看来，他已成为一个“悲剧”。那么，这样的“悲剧”缘何发生？

《中国科学报》记者联系到王天旭的博士导师、华南理工大学老教授蒙继龙。在他看来，王天旭的性格过于单纯、老实、内向，“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感觉很痛心”。

蒙继龙表示，王天旭是研究生直接上来的，做事情比较勤快、认真。3年后他博士顺利毕业，没有延期，科研能力也还可以。“他写论文给我把关，我都是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看，看有没有数据错误。我会提修改意见或者自己修改，每次我还没改完，他就改了一遍发过来了。”

据蒙继龙介绍，王天旭之所以去南航，是因为其家人不愿意他留在南方。“他不像有些人那样一定要怎样怎样，也不想特别拔尖，只要有条件、科研能搞下去就成。当时在广州的时候，工资是很高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这里找工作，他说父母不希望他这么做。”

在蒙继龙看来，王天旭的家庭对他也比较“溺爱”，“他读博的时候，我们助学金什么的都有，但是他父母还是会寄钱给他”。

对于王天旭和南航之间的争议，蒙继龙表示，虽然王天旭认为学校可能要留自己，但这个留与不留也不是学校一两句话就能决定的，还要通过学校各个部门、走应有的程序。“他肯定想选择南航，因为觉得南航的条件不错，即使拖延一点也可以接受。他可能认为反正以后的补贴也会补回来。”

“他原来有很多创新的东西。他作表面镀镍研究，南航也是看重他这点，才让他去读博后的。在创新方面，他想的比别人多，做的也多。我就希望能不能有人帮他做一些心理工作。”蒙继龙如是说。

据了解，王天旭的“遭遇”已经引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小文的注意。李小文近日通过邮件与王天旭取得了联系。邮件里，他表达了对王天旭的关心和鼓励，并看能否提供相应的帮助。

博士后往何处去

尽管王天旭的遭遇只是个例，但在很多专家看来， 中国的博士后制度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李志（化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博士，明年即将毕业。前段时间，他同时收到北大和清华的博士后邀请，两校均向他承诺，两年之后有可能留校。“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拒绝了邀请，谁能保证两年之后可以留下来。”

李志强调说，现在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王天旭。目前，李志倾向于选择去企业里的研究机构，“稳定，也有保障”。

中国地质大学的王汀（化名）今年刚开始自己的博士后生活。据他介绍，如果两年后可以达到协议内的最低要求，便可以留校。“我估算了下，达到最低标准对我来说相对容易。如果不能留校，我也不会选择做博后。”

王汀告诉记者，他的博士班里有40多个人，只有他一个人选择做博士后，大部分人去了企业。“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10万元，去企业能拿二三十万元。”

对于博士后该何去何从，专家们有着不同的见解。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是博士后制度的支持者。“博士后是个好制度，但是需要完善。”他表示，博士后对博士的工作起了缓冲作用，能让博士的能力得到发挥，而且可以满足国家之所需。“但是，学校一定要有责任心，别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让博士后去做。”

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是中国第一批博士后。他所在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也有一些博士后。他向记者强调说，博士后并不是一个学历，而是一种科研经历。对于博士后，要明确导师并不是“老板”，和博士后应是一种科研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地干活。“博士后最终的方向也应是出站之后，尽快从事自己独立的研究。”

“对于博士后制度，我们的态度应该转变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二三十年前之所以推出博士后制度，是想通过这种制度留住高级人才。相关单位一般会解决其户口、爱人工作、孩子求学等问题，让他们能够安心做科研。“在一定时期这一制度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后来该制度开始异化。”

“我们常把博士后当作一个比博士更高的学位来对待，有着更高的待遇，而博士后自身也自认为高人一等。”熊丙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博士后制度进行修改和调整，回归到博士后设立的本质。

悲剧怎样才能不再上演

■萧杨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博士后制度，承载着为国家储备高端人才的战略责任。与此同时，博士后流动站也成为许多博士毕业生提升自身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理想平台。

然而，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博士后已风光不再。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累计招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已达8万多人。与前辈们相比，当下博士后人数在增多，创新能力却并未有显著提高，其就业前景不容乐观。

此外，近年来，博士后不能按期出站人数呈上升趋势。在延期出站的博士后中，因未按时完成出站报告而不能出站的只占较小的比例，大多数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延迟出站。王天旭正是其中的代表。他也是在申请留校未被批准后，一直待在学校，不肯将宿舍退回。

博士后为何就业困难？清华大学2011年对博士后合作导师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48%的博士后合作导师认为现在的博士后质量不高。分析原因时，64%的合作导师认为是目前的博士后制度缺乏吸引力，就业难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博士后就业难有着先天的原因。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是在计划体制的框架下设计的。在出台的博士后管理文件中，有关博士后的招收、在站管理、福利等措施比较详尽，但是就业问题提及甚少。一到出站年限，很多博士后在尚未落实工作之时便面临着被“遣出”的局面。此外，博士后的输出方向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等单位，而这些机构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就业需求。

此外，根据规定，出站博士后在住房、职称评定和晋级等方面与博士没有区别或者区别不大，博士后的社会价值更多停留在“荣誉”层面，其地位也日趋下降。

当然，博士后的就业困境与其对自身期望过高也分不开。很多博士后过于理想化，对就业期望值太高，择业目标仅限定在少数几家科研条件好、学术气氛浓、福利待遇高的单位，多名博士后争夺一个职位的现象已不足为奇。

一方面，已经进站的博士后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优秀博士在进站面前望而却步。这已严重影响到博士后的培养质量，不利于激发博士后开展科研工作的热情，也会大大制约中国博士后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现行的博士后制度在社会和学术环境面前已遭遇一些尴尬，必须作出及时调整。

博士后制度应走向何方？笔者以为，首先，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机构要加强对博士后的培养，委之以重要项目，并提供有效的指导，使其在科研实践中增强才干，这对提高博士后的竞争力有很大帮助。

其次，政府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完善博士后就业管理，为其提供充分的职业咨询和就业帮助，使博士后有更多的机会与用人单位接洽。

此外，博士后本身也应及时调整求职期望，在全面认识自身情况的基础上，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理智选择就业方向。

当然，单独完善博士后制度难以彻底解决问题。有关部门唯有在科研人员的选拔和规划的顶层设计层面作出科学、合理的改进，才能让王天旭式的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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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科学报

编辑：PE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