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科学一样，现代医学是起源于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以又称为西方医学，也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共有的医学。在现代医学推广之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后来逐渐都被现代医学取代了。这和文字的历史很类似，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最初都是表意的象形文字，其后逐渐演变成表音的拼音文字，唯有汉字直到今天仍然被当作正式的书面语言运用，其他象形文字都早已消失了。如果以拼音文字为标准的话，我们的汉字无疑是落后的，所以，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逐渐取消或减少了汉字得使用，如越南、韩国等。如果以西医为标准的话，中医也无疑是落后的，日本的西医完全取代中医就是一个典型。公元414年允恭天皇患病，召韩国医生治病，从此日本乃有韩医方。513年引入中医，以后关于医药的教养，悉依唐制，汉方医遂以成立，即其后所谓皇汉医道。 16世纪开始，由欧洲传教士传入西洋方医，但影响很小。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译介荷兰医书提倡西医，使西方医学在日本立足。当时把由荷兰传入日本的学术称为兰学，西医称为兰方医。此后由于推广兰方医的传习，和西方医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至19世纪中叶西医在日本的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冲突迭起。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决定全盘实行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医疗卫生体制，明治6 年(1874)颁布《医制》，是日本医疗卫生事业向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步骤。但是，当时的医生中受过正式医学教育者寥寥无几，连同那些应用汉方医诊疗兼用西洋药品的西洋方医也只占五分之一，大量的是皇汉医。1876年颁布《医师执业考试法》，实行严格的医生执业考试，使汉方医逐渐式微，终被取代，在不长的时间内，日本完成了由传统医学向西方医学的转变。所以鲁迅说，“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呐喊》自序，1922)
所以在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为了推广“科学”精神，首先拿中医开刀就可以理解了。
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这就是近代史上着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药业内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同时忘不了批判中医：“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这两篇文章登载后，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却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1926《华盖集续编》)
梁启超先生后来尽管知道“割掉的右肾，并没有丝毫病态”，“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身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在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医院进行了辩护：“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显示了梁先生的宽广胸怀和对“科学”的崇尚，即使自己被错割了一个肾，还要如此为“科学”辩护，同时也不忘捎带批判一下中医，以便显示自己的“科学”精神。
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其时中、西医药界之间的论战日趋激烈，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褚民谊及其后台——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借此大做文章，鼓吹全盘西化。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把中医等同于巫术，必欲清除而后快。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医界名流共14人，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随后，该提案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围绕“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办学等方法。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此案一出,中医界群情激愤，形成了空前大团结、大觉醒的局面，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进行静坐绝食抗议。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如此轩然大波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态，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当年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在多方寻求支持时，适逢汪精卫的岳母患恶性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请遍了当时著名的西医治疗，都没有效果，病人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有人向汪精卫推荐施今墨先生，刚开始汪精卫怎么也不同意。但为了治好岳母的病，汪别无他法，只好请施先生来诊治。当晚，施今墨为汪的岳母诊治。施先生仅凭把脉，当说到她的症状时，每言必中，使其心悦诚服，连连点头称是。施先生于是为开了10天的汤药，她问：“先生何时再来为我复诊？”施今墨这回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谦虚地说“试试看”，而是坚定地告诉她：“您就安心服药，3天后痢疾就会停止，5天后您的胃口就会好转，10天后您就痊愈了，不必复诊”。“病了这么多天了，怎么可能一诊即愈呢？”汪精卫和岳母都半信半疑。可病情真的如同施先生说的一样，渐渐好转，10天后，汪精卫岳母的病果然痊愈。这时，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为了答谢施先生救命之恩，汪精卫特意亲自题字送匾。但施先生没有收下汪精卫送来的匾，而是提出一个要求：“既然您肯定中医能治病，请您收回‘取消中医’的决定。”汪精卫没有立即表态，但此后他“取消中医”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么坚决。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还是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
1943年，在各界的努力下，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到1946年，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
说到反中医，有不少有名气的人物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等。然而，真正算得上“反中医”第一人的，应该是非俞樾莫属。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德清人。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俞樾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他在1879年发表《废医论》，成为国人主张废除中医的鼻祖。《废医论》全文共分本义篇、原医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证古篇、去疾篇等七个篇章，七千余字，之后他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而俞樾和他的最重要的门生章太炎是我国近现代“国学”传承过程中最关键的两个人物。而鲁迅又曾师从章太炎，也算是俞樾的再传弟子。但反中医最卖力起作用最大的还得算余云岫，俞樾发表《废医论》这一年，余云岫出生于浙江镇海。年轻时的余云岫目睹中国科学落后、积贫积弱的现状，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这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余云岫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两相对比，觉得后者相形见绌。由此，他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1916年，余云岫从日本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而他的革命首先拿中医开刀。1917年，余云岫写成《灵素商兑》一书，全书约2.5万字，是一部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著作。在书中，余云岫痛批中医，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总之，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余云岫甚至主张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余云岫完全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他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在从日本回国后的10多年里，余云岫的名气并不大。他后来之所以声名远扬，应归结于1929年那次全国性的卫生会议。
我们小时候都背诵过毛泽东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后来才知道其中提到的李鼎铭先生不仅是热心民主革命和抗日事业的陕北开明绅士，而且还是一名医术高明、造福乡里的中医大夫。李鼎铭原名丰功，陕西米脂人。幼年寄居舅父家读书，兼习中医药学，熟读过《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医书。后考中秀才任禀生。辛亥革命后，曾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米东区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二六年，辞去国民政府的官职，在米脂县城开诊所行医。李鼎铭医术高明，治好过当地许多疑难杂症患者。
1941年底，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不久，他由米脂举家迁往延安任职。在任期间，他积极推行扫除文盲，培养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普及卫生习惯等工作。从政七年，他对自己主管的工作事必躬亲，并不顾年迈体弱，坚持调查研究。在延安期间，李鼎铭除了忙于政务，还利用其精通中医学的有利条件，为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干部、战士、学生和老百姓治病。毛泽东因长征途中患过风湿性关节炎，到延安后经常旧病复发。严重时，关节活动受限，走路困难，胳膊抬不起来，吃了许多西药都无济于事。一次，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与他商量，是否可以请李鼎铭来为他看病。毛泽东早就听说过李鼎铭医术高明，看好过不少病人，便欣然同意了。当李鼎铭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时，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两人走进窑洞，李鼎铭先向毛泽东询问病情并把脉后开出四剂中草药，他十分自信地对毛泽东说：“吃了第一剂，保你胳膊抬得起；吃了第二剂，你的胳膊能转动；吃了第三剂，胳膊能够活动自如；四剂药吃完，管保你能爬单杠。”毛泽东服完四剂中草药，感觉甚好。为了巩固疗效，李鼎铭“效不更方”，又给毛泽东开了几剂让他继续服用，从而治愈了他的风湿性关节炎，后来他又用按摩疗法逐渐治好了他的胃病。此后毛泽东不仅有病就请李鼎铭来诊治，并且还把李老推荐给周恩来、朱德、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人。
李鼎铭先生
当时延安中西医矛盾十分尖锐，人们对中西医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就此询问李鼎铭的看法和意见，李先生十分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肯定李先生的意见后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组织。李鼎铭还亲自举办中医训练班。他极力主张公开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使祖传秘方为广大群众服务。他以身作则，首先将数十年积累之行医经验，以及全部医药良方都贡献出来。他还指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李鼎铭在延安时的医疗卫生工作实践，还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卫生工作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论争的帷幕。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草案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遗憾的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执行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却是现代医学；青年中医也都被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这一系列原因，使中医再次陷入困境。中央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后，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学习，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全国分别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中医教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四所中医药院校都建于1956年，由周恩来亲自任命各校校长。四校分别位于东南西北，被称作“中医老四校”。笔者的母校北京中医学院就是当时的“中医老四校”之一， 1993年更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2000年与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合并组成新的北京中医药大学。被誉为中国中医药领域的最高学府，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院校之一。
1982年4月16日至22日，国家卫生部在衡阳市召开建国后首次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方针，史称“衡阳会议”。会议主要解决了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强调中医药工作是当前卫生事业的短板，必须从政策、财政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步伐。二是解决中医机构的发展方向问题。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是发展中医药事业必备的物质基础。会议明确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方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院校建设工作会议，开启了中医复兴的新里程，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具有里程碑意义，成为中国中医药事业迈过“生死存亡”门槛、迎来迅猛发展的转折点。衡阳会议后，加快中医机构建设和加速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健全符合中医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规章制度、加强中医专科建设、积极开展中医治疗急症工作、加强中医机构内涵建设等政策举措相继推出。
1982年12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就在本书截稿前，2015年10月5日北京时间17时30分，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屠呦呦在获奖感言中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值得注意的是，屠呦呦没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曾几次被提名院士均未当选。她读中学时成绩在中上游，也并不拔尖，只要喜欢的事情，都努力去做。1951年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读书，毕业后被分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之后55年里，除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外，她再没长时间离开过东直门附近的那座小楼。笔者临床见习实习期间曾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那个叫做“大白楼”的楼上住过两年，几乎每天从中药研究所实验室窗前路过，很难相信在那种简陋的实验室里研究出来这样惊人的成果。
屠呦呦的名字是父亲起的，“呦呦”一词源于《诗经· 小雅· 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
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多么巧合！
许多朋友不了解的是，一个药物发明了，将其推广到国外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将青蒿素推广到非洲并应用到临床治疗疟疾则是笔者好友逯春明等人，他在非洲待过十几年，直接或间接治愈疟疾患者至少有1000万人次。由于非洲对中国药品非常陌生，当年逯春明和同事开着一辆很小的菲亚特，逐个诊所跑，和医生约谈，但常常吃闭门羹。在8个多月里，他们拜访了肯尼亚2000多名医生，当时肯尼亚的注册医生也就2300多名。1995年8月，逯春明不幸患上了疟疾，高烧不退。为了向非洲推广这种中国防治疟疾药物，他住进当地医院。经医生确诊后，他对主管医师说，如果不给我用自己带来的双氢青蒿素（科泰新）治疗，我就死在你们这里，医生无奈，只好听他的，结果用药3天后痊愈。在肯尼亚疟疾疫情严重的奇苏姆省，至今流传一个故事:在内罗毕附近的一个村庄，有位孕妇得了恶性疟疾，如果用过去传统的奎宁类药物治疗，即使母亲活下来，胎儿也会流产或者畸形。医生试着用双氢青蒿素（科泰新）治疗孕妇，结果孕妇完全康复，后来胎儿也顺利健康出生。这位曾因疟疾失去过两个孩子的母亲，特意给新生孩子取名“Contecxin”——这个词在肯尼亚人的字典上找不到，但它的中文发音就是“科泰新”。“科泰新”取得肯尼亚的医药注册证书后，逯春明很快把业务拓展到周边的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
2004年，逯春明在肯尼亚 推广青蒿素时与一群当地小学生合影。
临床实践证明，绝大多数非洲疟疾患者连续3天服用“科泰新”后即可康复，这种药尤其是对病死率最高的恶性疟疾、脑型疟疾有特效，治愈率高达97％，而且价格相对低廉，特别适合非洲贫困地区患者。英国《泰晤士报》曾经载文称：“‘科泰新’挽救了数百万非洲人的生命”，是“来自中国的‘神药’，正在成为非洲人抵抗疟疾的有利武器”。这种药物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规定的取代传统药物奎宁的抗疟药。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出访非洲时曾多次选定“科泰新”作为赠予往访国的高级礼品，商务部先后24次选定“科泰新”作为执行援外任务物资，卫生部自1996年起将“科泰新”选为我国援外医疗队必备药品之一。下一步，逯春明准备开辟欧洲市场，让“科泰新”铺路，使更多的中药走向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青蒿素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中药”，恰恰是应用了西药研发的“分析”方法提取的。1959年，屠呦呦参加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在2年半的学习中，她不但掌握了理论知识，而且参加过临床学习。通过这次学习，她深深感受到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后来她还参加了卫生部下达的中药炮制研究工作，是《中药炮炙经验集成》一书的主要编著者之一。1969年2月，屠呦呦接受了中草药抗疟研究的艰巨任务，她首先从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地方药志的单、验方入手，还走访当时中医研究院内老中医专家，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整理了一个从2000余方药中选编的以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方药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验研究，组织鼠疟筛选。当她查阅到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可治“久疟”时，细细琢磨这段文字，觉得里面大有文章。因此改进了提取方法，采用乙醇冷浸法将温度控制在60℃，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效价有了显著提高。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
《科学公园》新浪官方微博 2015年8月25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评针灸师对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炮轰》。文章称：“去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了一篇关于针灸治疗慢性关节疼痛的临床试验研究的论文，结论是针灸对于慢性关节疼痛没有明显效果，所谓的效果可能是安慰剂效应，不能持久。曾有美国媒体专门采访了骨科专业人士，他们从理论和自己的实践方面肯定了这篇文章的结论。”“这篇文章对于靠针灸在美国吃饭的针灸师们来说，影响肯定非同小可。于是以美国针灸师李永明为首的针灸师们和该研究的原作者Hinman在JAMA展开了邮件论战，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当然，将临床研究写成论文发表，本就是做好了让人质疑的准备，针灸师们写信反对无可厚非。JAMA虽然是发表临床试验的权威杂志，文章可信度很高，但作者和杂志编辑们也必须面对质疑。比较有意思的是，针灸师们向JAMA写信也只能去挑原文中临床试验设计，观察指标和研究目标的毛病，而不能像国内一样，直接斥责Hinman不懂中医，用西方标准来研究中医，反对中医就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等等，更不可能给人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
有网友问我对这个研究的看法，实际上这种研究本身就很搞笑，针刺不是注射药物。如果某种疾病是注射药物治疗的话，由哪位医生或护士注射并不重要，关键是药物本身是否有效。而针刺治疗则完全不同，因为同样治疗慢性关节疼痛，有经验的针灸医生每个患者所取腧穴并不相同。最关键的是针灸医生的水平千差万别，如果是一位水平不高的针灸医生治疗的话，真可能和安慰剂效果差不多。有胆量的话请中国的针灸临床高手去试试，看到底针刺治疗慢性关节疼痛效果如何？也许是试验的设计者不懂这个道理，也许是有意忽略这一点。设对照组是个很好的方法，问题在于试验方法如何设计，中医治疗的优势就在于个体化，因为每个患者的病情并不一样，所以取穴及手法并不相同。如果试验设计要求治疗组每位患者取穴都一样，针刺强度手法都一样，这本身就是乱弹琴。也有人说针灸疗效不能成重复，这也是谬论，我看过的慢性关节疼痛患者疗效都能重复，当然不同患者之间的疗效会有差别。
同样是研究针灸，在德国的结论完全不一样。十多年前，德国政府和保险公司正在组织一项耗资数千万欧元的大型针灸临床试验。首批结果表明，“中医针灸对头痛、花粉热以及背痛等病症有长久和明显的疗效”。但在初步结论中也指出，“在一部分试验中，专家分别在病人的有效穴位和非有效穴位上进行针灸，结果发现两种情况对部分疼痛症的效果相当。”
世界针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德国医师来华学习针灸中医协会主席、米切尔·戈尔曼教授说，德国在针灸的推广方面得到世界针联的密切合作与帮助，近年来发展很快。十几年前，医疗保险公司开始组织了一项名为“德国针灸研究”项目，主要是对照针灸与现代医学在治疗周期性慢性疼痛的临床疗效，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针灸临床研究计划。2005年11月发表了第一份研究成果，但这个结果发表后，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提出：“现在从这个研究结果来看，针刺的部位不是很重要，学习针灸不是很重要”，有不少人附和这种看法。而在中国学习过针灸的医生，对针灸有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个研究成果在总的结论方面是好的，针灸比西医的效果好。但在选择假性针灸的作法是不对的，他们选在经络上或经穴部位的旁开点，这些点本身就有治疗效果。
此次针灸研究为什么会在德国做，关键是针灸治疗费用，是否由德国的保险公司支付，而这项研究是由德国保险公司支付的。德国联邦委员会的有关决策机构，对针灸不了解，需要一些有科学依据的数据资料。负责组织德国医师来华学习的机构负责人安德列先生说，针灸的疗效被低估了。
关于假性针灸穴位，由中国权威机构专家们的分析，这项科学研究的结果是正面的。一是针刺疗效比西医好，这是很好的结果，有利于促进针灸纳入保险。二是由于“非穴位”对照点的选择存在问题，而误认为针刺穴位与非穴位无差别，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2006年4月18日，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发函给德国的有关委员会，希望加强合作，并阐述了中国针灸专家对这项研究的看法。2006年5月12日出版的德国医师杂志的文章刊载了该针灸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接受记者的采访谈话内容，已经开始更正并明确指出：“这种认为针刺穴位与非穴位无差别的观点是错误的，假性针刺不是安慰剂，而可能是一种其它的针灸形式。”
德国的医疗保险公司支付多少，是由联邦委员会决定的，需要听取各方人员参加的听证会。私人诊所、公立医院、患者代表、医疗保险 公司。这四方的观点及其相应的利益关系是不同的，而只有四方意见取得统一后，才能上报联邦卫生部，以制定新的决定。
其实大家都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这种针灸实验由谁来出钱赞助很重要。这项研究是由德国保险公司支付的实验为啥相对客观可信，因为保险公司研究针灸的目的是想找到治疗效果最好费用最低的医疗方法。而去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了一篇关于针灸治疗慢性关节疼痛的临床试验研究有谁来赞助，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你想要证明针灸无效，其实很容易，从实验设计上完全可以做得到。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找几个临床经验不足的针灸医师来做治疗组的治疗，结果当然和安慰剂差不多了，结论没说针灸不如安慰剂就算很厚道了。
实际上，中西医各有优势和不足，在临床上我们要发挥的是各自的优势，以便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痛苦及延长寿命。目前的中医执业医师没有不懂西医的，在大学本科五年里将近一半的时间在学现代医学知识。在临床上，许多人在病房工作，每天用的主要是西医知识和技能，所以很了解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在北京综合医院里的西医对中医比较了解，一些中医科室很少的医院里面得西医大夫对中医了解的不多，存在许多偏见，这也是难免的。
去年一位西医出身的网友在博客里写到：
在我看来，攻击中医的任何理由，用在西医身上都是成立的。比如说它治不好某病、没有清晰的理论、或者治疗措施上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撑等等。而且我也发现，对废除中医持赞同态度的人中，几乎没什么像样的西医。越是中西医一样不懂的，越是起劲。方舟子谈转基因的时候，是非常热衷于拿别人的专业背景说事儿的。这一次，他倒是站在了自己的反面。
上面的回复中，在我看来，只有水穷说得很靠谱：西医是一项art，远非science。一个证据是：中西医争论的双方，到现在也没拿出关于“科学”的定义。方舟子只举例说明“什么不是科学”。这个，逻辑上简直就是没法谈了。
持废除中医一派的人中，主要攻击的是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中医这个东西我不懂。只论西医，西医的老祖宗没五行，只有四行，即血液、黏液、黄胆和黑胆。而且从源头说，希腊医学的流派几乎每一个都是某一哲学流派在疾病诊断和冶疗方面的运用，史称方法论学派。这些东西和中医一样的路数，都是个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猥----先定个学说，然后把各种症状往这个里面套。
关于现代医学，我说的就是现代西医，它的知识来源于两个：观察和实验。这两种知识的来源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和中医相同----观察到一些现象，然后给出解释。至于这个解释靠不靠谱，那和算命是一样的：信则灵。比如西医通过观察，发现一些症状总是连带一起发生的，于是医生们就把这一组症候群命名为XXX综合症，既然是西医，当然都是外国人名。咱中国人看着，觉得很牛。但这些症状何以会产生呢？医生云：病因不明。然则病因不明，是不是影响了医生的治疗积极性呢？完全没有。要知道，越是治不好的病，声称对它有效的药就越多。西医们治疗病因不明的病时，可来劲了。
而说到实验医学。它是先有一个想法，一个假设。然后通过设计实验，去验证其假说的真伪。然而，当一个假说获得了实验室数据的支持之后，临床运用是不是就一定会取得好效果呢？这可不一定啊。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伟哥。这个东西本来是想用在心脏病上的，用了才发现，病人的心脏没乍地，阴茎倒是翘起来了，于是改用于治阳萎。
现代医学中这种来自实验数据支撑的假说、药物和治疗方法。还有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产生了“科学理论”与病人主观感受之间的矛盾。比如说病人说自己不舒服，医生一通化验检查之后，声称这个人没病。意思是说：你不应该感到不舒服。或者病人主诉胃疼，一查是溃疡，然后就治。治好了。如果病人还说痛，医生就拿出胃镜结果说：你看你看，你自己看，明明都好了嘛！还痛什么？简直是胡闹！
诊断标准和病人主观感觉，到底谁客观谁主观呢？如果声称医学是门科学，它又应该以何种标准进行证伪呢？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
托马斯·刘易斯总结西医，说西医在治疗上分三种，一种是青霉素治大叶肺炎这种，手到病除。但能达到这水平的，实在是太少。大多数被他称为“半拉子技术”，比如很多病因都搞不清楚的病，治着看。然后再根据治疗结果弄些理论去附会。第三种，就是自愈性疾病了。所谓公鸡不叫天也亮。医生治这个最来劲。齐桓公所谓“医之好治无病以为功”，说的就是这个。感冒是个很好的例子。
医学上最大的进步，比如抗生素、X光、CT、超声、介入，都不是医生搞出来的，基因工程就更不用说了。随着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的进步，医学获得越来越多的好处。但是在诊断治疗上，西医从没有放弃过方法论的那一套思维。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中西医并无二致。而说到实验医学，说到日新月异的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方面的进步，要说只许西医用，中医不许用。那我要问一句了：凭什么？
给热衷于这个话题讨论的同志们推荐三本书：
《医学史》----卡斯蒂廖尼
《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贝尔纳（这本尤其重要。看完这个就明白，中西医之争完全是扯淡）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托马斯·刘易斯。
请注意第三本书的副标题：观察医学的札记。看看人家正宗的大牌西医多谦虚。再看看那些主张废除中医的人。
这位网友的观点也得到了北京著名三甲医院几位西医主任医师的赞同。
西方文化源头来自古希腊文化，由于不适合建立农业和畜牧业 ，于是从橄榄油的生产开始发展手工业。也适合开展航海业，两者相加便是工商业。所以希腊人便是工商业民族，工商业的特点就是产权必须明确，并且商品和货币要流通,人变成了独立的分散的，互相不依赖的个人，于是便出现了工商业民族下的契约（合同）作为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商品要标准化、算账要精确。表现在做饭上也是一样，典型的代表就是麦当劳，什么都标准化。有人说德国女人在厨房里不是做饭，简直就是做化学实验，温度计、量杯、滴管、天平、计时器一应俱全。德国人的烹饪书上没有“盐适量”、“油七成热”等这些词，如果这样写的话，他们一定会认为“不科学！”。他们的烹调书一定要写清楚“10克盐”、“油温200℃”等字样，如果写的是是10克盐，那么德国人绝对不会加11克。这在中国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烹调会考虑到气候的不同，每个人口味的差异，甚至一个人不同身体状态下状态的口味，因人因时而异地调理口味。这点我们从西医西药与中医中药的不同特点中也可以看到，比如西医手术前要签字，服用激素等要也要签字，西药虽然也会考虑到个体差异，但一般会安体重或体表面积了计算用药剂量。中医看病用药很少签字，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用药及针刺个体之间差异极大，而且会结合气候不同而决定用药量及针灸的刺激量，不同人之间及不同身体状态下刺激量的差别极大。比如《灵枢·终始》篇说：
“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时为齐。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齐，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齐。病痛者阴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阴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阳也。病在下者，阴也。痒者阳也，浅刺之。病先起阴者，先治其阴而后治其阳；病先起阳者，先治其阳而后治其阴。刺热厥者，留针反为寒；刺寒厥者，留针反为热。刺热厥者，二阴一阳；所谓二阴者，二刺阴也，一阳者，一刺阳也。久病者，邪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而复刺之，必先调其左右，去其血脉，刺道毕矣。凡刺之法，必察具形气。形肉未脱，少气而脉又躁，躁厥者，必为缪刺之，散气可收，聚气可布。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无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
中国传统上是农业社会，在古代没有土地的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所以中国社会轻视商人。人际关系由氏族血缘结构直接过度而来，由家庭而家族 ，家族而氏族 ，氏族而部族 ，部族而民族，民族而国家。家庭结构直接转换为国家结构，因此国家关系是血缘化的，人的性格相对内向。群体意识强、并且研究事物的规律时联系上整个天地，将人立于天地之间，所谓的天人合一。所以早在《黄帝内经》之前的医学经典就强调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否则无法根本行医，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论述到：“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岐伯曰：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
表现在礼节上，西方人握别人手，中国人作揖。在就餐方式上，西方人刀叉(进攻型)，中国人用筷子(朝内用力)。在技击形式上，西洋拳击强调跑步、举重等力量速度练习，重心上提，外展发散的直摆勾刺拳，比赛按体重分级；传统中国武术内家拳则以站桩为基本功，有的武术还强调练习推手，试力及步法练习极其缓慢，讲究重心下沉、头顶项竖、周身争力、劲力内聚收敛。而中国传统武术打擂也不分级别，这在西方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按照西方人拳击的标准来要求武术，武术的训练自然不科学。如果以中国武术角度来看西方拳击，简直就像小孩儿打闹。德国哲学家欧根·赫里格尔曾在日本向弓道大师学习射箭六年之久，所著的《学箭悟禅录》详细描述了一位西方人学习射箭的感悟 ，这本书不太关心远程武器中“术”的东西，因为“道”被解读为“斩断对死亡的恐惧”。日复一日的站立、瞄准、拉弦、调整呼吸，忘记目标，开弓放箭。 《习箭悟禅录》里面有个章节，描述了箭道大师在漆黑的夜晚张弓射箭命中标靶之事，这在西方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中西医的各自优劣，毛嘉陵先生在《欧美西医自揭“家丑”》一文中写道：
我写《第三只眼看中医》和发表“毛嘉陵撞击中医尖锐问题系列博客”的目的是呼吁社会客观认识和评价中医药，深刻剖析百年来中医药发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探寻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而无意引爆中西医之间的“口水大战”。同时，我也多次强调中医与西医各有优势，都不可能包医百病。只有充分发挥中西医各自的优势，不断提高临床疗效，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然而，一些反中医人士(包括过份迷信西医者)却不断歪曲事实贬低中医，或用西医之长来对比中医之短以此否定中医。由于我一直在为中医摇旗呐喊，虽然知道西医存在着很多问题，只是不便于说而已。正好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百年谎言——食物和药品如何损害你的健康》、《无效的医疗——手术刀下的谎言和药瓶里的欺骗》和《制药业的真相》等3本翻译的西方畅销书，揭露了西医西药的弊端和谎言，列举了西医西药欺骗和坑害患者的若干“罪状”。安徽人民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1本被称为是“一本药厂不希望你看到的书，一本想要健康活着的你不得不看的书”，这就是《药祸》。
我不具备评价西医的资格，但作为媒体人士，有责任向公众合法地传播真实的西医。因此，我就“借花献佛”，也来凑个“热闹”，通过这几本书向不是真正了解西医的人介绍一下西医在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况(国内的西医绝对没有西方的西医先进，因此，很多西方西医已出现的弊端，在国内可能还没有出现、或出现后其危害还没有被清楚认识)，这可能会让过分迷信西医的朋友心里难受一下，但希望能使他们的头脑清醒一下。尽管如此，我也并非故意贬损西医，仍然认为西医与中医一样都是令人佩服的伟大医学。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到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医和西医的层面上来，仅此而已。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反中医人士骂中医是骗子，其实，你看了以上几本书后，你会发现，如果中医可以称得上是“骗子”的话，那么西医简直就是“骗子＋强盗”。如果将公开曝光的中医存在的所谓问题，与西医的这些“罪证”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下面仅从《无效的医疗》书中选评几段：
1. 安妥明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被推崇为抵抗心血管疾病的灵丹妙药，能使血液再的胆固醇指数降低15％，从而使心肌梗塞的几率降低30％。世界卫生组织也曾经对1.5万名男子进行广泛的调查，其中半数人服用安妥明，另一半人吞服外形相同但内容是橄榄油的胶囊(对照组)。结果呢？对照组出现了127个死亡案例(毛嘉陵评：这是合法地用活人做实验，故死了人无罪)，但安妥明测试组情况更为严重，竟然有162个死亡案例(毛嘉陵评：这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治疗”，死了人也是无罪)。于是，《柳叶刀》(著名的医学杂志)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这是一场闹剧：“治疗得当，患者升天。”(毛嘉陵评：哈哈，这本严肃的专业医学杂志也颇具幽默感啊!)
2. 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卡文·萧贾尼医生团队积累了40年(1959～1999年)的尸体解剖经验。在他们尸检的所有病例中，属于误诊的就有1／4。而这些死亡案例中又有9％的个案属于部分或直接的施治不当。(毛嘉陵评：西医也有这么多的失误，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3. 哈佛大学的外科教授兼卫生专家卢西恩·利普是将外科手术的过剩程度勾勒出来的先驱之一。手术过剩的数字随着手术种类和医疗科目而有所不同。在一些领域，有8％的手术是不必要的，但在另一些领域的手术干预，则据说有86％无法从医学的角度自圆其说。(毛嘉陵评：原来西医也有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
利普的阐述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这类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是维腾—赫尔德克大学卫生政策与健康管理讲座教授克里斯琴·奎克的说法。“随着领域的不同，有15％～50％的手术是不必要的。” (毛嘉陵评：可见不少患者在西医那儿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挨了不少的冤枉刀)
4. 一般的医疗手段(注：此专指西医)只有两成具有安全的效果。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中也可以读到这样的话：“从表面上来看，临床医学有一些事务是为人所知的，但也有若干事务是我们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还有若干事务，我们则根本一无所知”。(毛嘉陵评：以前总是一些国内的西医师指责中医“糊里糊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看来只有国内西医师的外国“爸爸”才愿讲真话)
5.一般人以为是与时俱进的许多药物、程序乃至预防措施，却是大部分医生及其家属不会采用的。
多明尼杰帝与苏黎世大学的同仁合作，利用近6000个临床案例，比较了7种最常用的与较少用的手术的频率。其中包括了扁桃体手术、盲肠切除、刮宫和子宫切除、胆囊摘除、疝气治疗以及痔疮手术等。除了切除盲肠之外，一般民众所接受的开刀治疗次数一概“多过”医生本身。……总计下来，不懂医学的民众手术频率平均高了33％。换句话说，在刻意为民众进行的手术中有1／3根本是多余。
德国汉诺威的社会医学、流行病学暨卫生体系研究医学中心的弗里德里希·希施瓦兹团队，开始探讨教材中有介绍且经常实习的23种标准疗程。他们对各地的1000位专科医生(外科、内科、妇科、泌尿科与耳鼻喉科医生各200位)进行调查，内容是：假使你不幸患上某种疾病，你愿意让自己接受这些历程吗？各组就本专业在4～11种症状中进行判断，结果竟是：在许多状况下，医生们宁可信赖自身的免疫力，而不重视本专业的标准疗程。……于是就出现了医学的双重标准：相对于医生们爱惜自己的方式，信息不足的患者却是以侵入性的方式被折磨着。(毛嘉陵评：这就是西医迷信者所崇拜的西医师的医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医师也应当好好学习中医的《大医精诚》)
6.在20世纪前半叶，就有成千上万患乳腺癌的妇女同意将乳房全部切除。汉诺威大学解剖学教授赫伯特·利珀特甚至建议，既然现代妇女对于哺乳来说已是可有可无，那么“为预防乳腺癌，不妨在青春期就及早予以割除”。这种预防手术的极端观点到了70年代才被公认为缺乏实据。(毛嘉陵评：难以想象，西医创造的这种“科学防癌妙招”，虽然“很有道理”，却使无数妇女的美丽乳房落了地……这种残害妇女的合法行径居然还持续了好几十年，这不是人类的悲哀吗？)
7.在美国医生开列的处方当中，约有三分之一纯属安慰剂；根据在以色列的问卷调查，有6成的受访医生和护理师刻意开列安慰剂做处方。……就算没有自愈作用与安慰剂效应，若干可疑的疗法还是可以稳如泰山。病情恶化很少受到质疑，反而被归罪于错误的诊断。如果患者病情在手术后并没有起色，若干主治医生从不会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只会后悔没有切除更多组织。无效医疗的执行者通常不会担心患者和家属的指责，更有甚者，他们还会找借口，说已经尽其所能、试过所有办法了。(毛嘉陵评：真是骗人不犯法，杀人不见血)
8.安眠药沙利度胺，服用此药物会在孕妇初期诱发胎儿严重畸形。1958～1961年间，世界各地出现约1万个肢体扭曲变形的婴儿。(毛嘉陵评：真是耸人听闻啊!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西医迷信者所崇拜的西方所谓科学药品，也并非都是安全的)
9.就连挑选临床对象也可能给世人带来歪曲的事实。通常新的药剂和手术是找比较年轻和苗条的人作为测试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比较不容易产生太多副作用。根据《加拿大医学会杂志》的报导，在消炎药的临床研究中，超过65岁的受测者只占2.1％，但实际上高龄者才是这类药物的大宗客户。在某项研究中，治疗阿尔兹海默氏症的药物多奈哌齐也不找年迈者做测试，而找低于65～74岁的年龄层、且较少痴呆症状或其他缺陷者做测试。(毛嘉陵评：以科学的名义，道貌岸然的作假)……
还有很多案例，我就不能一一介绍了，否则，影响了出版社卖书，我就负不起责任了。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原书(特别注明：我与以上图书的作者和出版社都不认识)。
卫生部首席健康教育专家、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研究员赵霖在《百年谎言》序言中写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科学，现代医学由于过份依赖化学合成药物而深陷困境。35年来，美国政府与癌症斗争的历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纳税人的数千亿美金用于癌症化学药物的研发，但结果却是在黑暗中瞎碰乱撞。2005年12月《纽约时报》曾刊登文章(指出)……‘过去20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抗癌药中只有不到1／5能够延长生命，但时间并非以年、而是以月或星期——为单位。尽管如此，服用任何一种抗癌药的患者，平均还要支付25万美元的费用。’所以，摆在人类面前的冷酷现实是现代医学越来越强烈地受到了医药公司和医疗仪器公司的控制。”
这几本图书中所揭露的案例，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中国公众对“科学西医”的美好印象。而且这几本图书都由西方国家的权威专家所写，或者是对西医权威专家的采访，他们对西医存在问题的自我批判，体现了一种令人尊敬的科学精神。西方国家权威西医专家的观点，毫无疑问地应当比国内的西医专家的观点更具有权威性,国内个别自以为是的西医专家和反中医人士还有什么可说呢？今天让大家了解了西医在西方国家的现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西医，“科学西医”的科学性、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相对的，不可能像国内个别西医专家、西医迷信者和反对中医人士所宣扬的那样是绝对安全有效的。
不过，我还是要再说一遍：虽然以上揭露了西医的种种问题，但我无意以此就痛恨西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