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永远是最美 | 香港威海卫警察的记忆

以下节选自本书第一章 警队生涯。

我在1931年5月20日出生于威海卫谷家疃，父亲谷源泽是西餐厨师，以前在威海的饭店、酒楼和大户人家中工作。我的母亲是徐家疃人，虽然扎脚，但个子很高，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包括我的子女都一样很高。我的父母亲都是勤劳朴实、安分守己的人，相处得很融洽，当年我们家在谷家疃名声很好。

我五岁就到文泉小学念书，在家乡的童年生活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威海自从民国以来，各方面都很先进，文泉小学也是走在时代尖端的学校。威海「内无大江大河，外无客水入境」，所以水很珍贵。我们谷家疃八百多户，只有四口水井，洗锅、洗衣服用过的髒水还要拿去浇花浇树。我放学回家，就去帮家里挑水，虽然辛苦，但是路上可以抓蚱蜢，也很有趣。

日本侵华被迫逃往上海

可惜小学念了几年，日本人就来了，文泉小学变成了日本小学，我们全校学生被赶到天后宫去。我爸爸不肯服务日本军头，所以就回家不做了。日本人威胁谷家疃里的人，要父亲继续工作，父亲没办法就回去了。为什么他愿意替英国人工作而不替日本人工作？爸爸告诉我，英国人很尊重厨师，每次请完客，总要让他在厨房门口等着，然后客人一一过来跟他握手致谢；日本人很野蛮，不准吵闹，只准悄悄地说话，所以很讨厌他们。父亲心里不好受，就有离开的想法。

我哥哥当时在上海工作，时常来信劝父母带全家到上海避难。本来父母都舍不得家乡，对上海的印象不好，只知道是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的地方，不适合年轻人居住。我读五年级时，他们终于决定离开威海，反正日本迟早会投降，到时候我们再回来。我们先坐「大排子」（捕渔载货两用的机动渔船）到烟台，转乘远航的大船。出发时，我和妹妹站在甲板上，我从没看过那么漂亮的威海。我二姐嫁到刘公岛，我常常坐船去，但从来没有回看威海卫是什么样子。这样一看，威海卫这么漂亮，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一直站着，直到看不见威海的影子才进船舱。

上船后，大人很担心遇到美国潜艇。当时中国的海岸线几乎全被美国封锁，遇见兵船就放鱼雷。现在的商船什么颜色都有，但那时日本的商船跟兵船一样都是灰色的，是掩护色，令人难以分辨。走到青岛崂山时，忽然有船员喊「Submarine! Submarine! 赶快回舱！封舱！」幸好只是虚惊一场。那条商船叫「乐山丸」，第二次从上海回程时，真的被submarine放鱼雷打沉了。

谷迅昭 (右一) 在交通展览会上展示模型，宣传遵守交通规则 (1958)。

我到上海后继续读书，上课时每一个字都是用上海发音。我不知道上海话跟我们的话完全不同，经过足足半年，我才能跟他们交流。抗战是艰难时期，吃的用的什么都没有，我有个朋友在仁济医院工作，经他介绍，我每逢暑假都去做暑期工。当时正值盟军反攻，美国的飞机时常轰炸上海。日本政府机关的楼上都有高射炮，但是高射炮怎么打也没效果。有一次有个炸弹落下来，我捂着耳朵，光听见「轰」的一声。过一会儿往外一看，四面八方的人，身上有血的、没血的，都灰头土脸朝医院跑过来。

我在医院化验间管显微镜，给化验师数白血球。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很喜欢我，因为我眼明手快，又时常替他们当跑腿。那里有个和善的日本女护士长，有一次我忽然看见她穿旗袍，后来才明白，她是怕盟军进了上海，会被当地人打，所以飞机一来轰炸，她就改穿旗袍装成中国人，方便随时走难。

有一天，护士长忽然过来叫我到大堂。到了大堂，日本医生、院长都在场，前面有个喇叭，说着说着，他们低下头哭起来。忽然有听得懂日本话的中国人说：「哎呀！日本人投降啦！」日本人投降了？当场我也哭了，他们是伤心地哭，我是兴奋地哭！以后不用再担惊受怕，而日本人就倒霉了。中国人聪明反应快，鞭炮很快噼里啪啦响个不停，街上的人到处都很开心了，我开心得四处跑来跑去，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情景。

恢复和平后，上海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当时我多读一年书，视野和思维不同了，开始留意时事、政治。当时有很多美国人来到上海，看见中国女孩子又搂又亲，虽然那是他们的一种庆祝方式和表示礼貌的做法，但我看不惯，觉得不成体统。

来接收上海的国民党军队有好的，但也有些杂牌军，他们会歧视市民和警察。警察是原本帮日本人当警察的中国人，职责就是维持秩序，算不上是汉奸。然而当军队犯罪，警察去调查时，他们开口就大骂，说自己抗战八年，警察想管也管不了他们。当时经常有这种小冲突，报纸常有报道。

年轻人开始不满腐败的国民党，对中共产生好感。当时国民党也会发佈共产党的负面新闻，因此上海市民很矛盾，既讨厌国民党，但对共产党也有点害怕。后来内战愈打愈厉害，在街上人少的地方，军队动不动就强拉民夫为他们做各种杂务。晚上戏院外边有机关枪在等候，电影完场就抓壮丁，他们不要女人、小孩，只要男士。

才刚学会上海话，又要学广东话了

我有个堂哥在船上工作，每次到上海都会来我们家，有一次，他向母亲提议让我跟他上船逃难。当时我的哥哥姐姐有些已经在香港，母亲本来不舍得我走，但只能改变主意。我当时不想走，船一到福州，我就去投靠我的姐姐。虽然她也一直不想我走，但等了不到一个月，共产党过江，将要解放全中国。所以在1949年，我就坐船到香港。

哥哥姐姐都到了香港避难，他们很欢迎我来香港，不管到谁家都可随便吃，还给我零用钱。我只是个18岁的青年，又不懂广东话，可以做什么呢？当时，我在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才刚学会了上海话，现在又要学广东话了。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画画。有一次看报纸看见中华青年会招美术生学画广告，说毕业后会有工作介绍，因此吸引了我，后来才知道那是骗人的。当时全香港有很多人失业，紧接着又来了难民潮，哪有那么多工作，所以我就不去白交学费了。

我姐夫的朋友开了家饭店，制作蛋糕和糖果，邀请我到他厂里工作。一个多月后，我感觉挺闷的，而且那时当学徒没有师傅教，只能自己偷师，有时候人家还觉得你碍事，所以我就辞职了。后来我找了份行船的工作，风平浪静时还好，但碰上大风大浪便很危险。工作不到一年，那艘船要大维修，我就趁机辞职。当时会几句英文的人，都到兵船上做买卖，收入挺好的。姐夫有空也会做这些买卖，从船上下来，他就让我画画，再拿去卖给外国人，但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最后还是决定去考警察。

当时香港失业问题十分严重，但威海人可以投考威海卫警察，这工作是专门留给我们的。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却等了三年才去考，关键是家人都觉得我只是暂时避难，没有把香港当成一个永久居留地。

我家的老一辈都经历过乱世，凭过去的经验，认为打完仗就能回去。我的哥哥姐姐也是这样想，所以没人赞成我当警察。我母亲对穿制服的人印象最差，以前的军阀、汉奸都穿着「老虎皮」，叉着腰装模作样、张牙舞爪的去吓唬市民，所以她极力反对自己的儿子当警察。

最初我也不乐意当警察，我太留恋家乡了，总想回去。我在上海看见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虽然他们的宣传也令我害怕共产党，但我仍然对共产党抱有希望，所以打算在香港等待机会，不想去当警察，后来看到内地总是在争斗，就很失望。当时有人劝我移民，我更不愿意，我对国家、对民族有一份自 尊心。

吸引我当警察的主要原因是同乡。我从小就离开故乡，到上海住了六年多还要继续往南跑。离开家乡愈来愈远，心里愈觉委屈，每逢遇见同乡都倍觉亲切。来到香港后，看见很多年轻的威海人当警察，我也想挤进同乡的圈子。虽然所有家人都反对，我还是偷偷跑去考，打算考上再决定。笔试那关，三十多人当中，大概只有十人通过；到身体检查那天，一百多人只取录六人。

多一门手艺，多一条出路

1952年8月，我进入学堂，展开警察生涯。我进学堂后很开心，大家都是年轻人。我们虽然叫威海卫警察，但也有很多外乡人，山东西府、青岛、东北，甚至还有上海人和广东人，都是冒充威海人考进来。我从小接触外界，没有排外心理，只要是北方人，甚至是上海人，我都当他们是同乡，所以跟大家相处融洽。

威海人一般长得高大，做事忠实，英国人把威海人当成御林军，比广东人矜贵，因此在警校里，我们受训的科目比本地警察多，特别辛苦。当年的仪仗队全是威海卫警察，我们一定要学操长枪。在靶场上也是一样，我们比本地警察多练一款轻机枪。其实用机枪的机会很少，但英国人都希望我们会使用，每次操完枪，我两手都会震，连端饭碗都发抖。

谷迅昭 (左二) 和两位女警身穿便装，为市民示范怎样使用斑马线过马路，摄于1958年3月。

辛苦归辛苦，我们没有白白付出。我们山东威海卫警察至少在警容警貌上，是香港警察里面最好的。仪仗队都由我们担当，横直成行，非常整齐。巡逻时腰板挺直，靴帽整齐，皮鞋锃光瓦亮，对市民和游客很友善，但又不失威严。

1953年毕业后，我被分派到港岛交通部。当时香港的交通警察百分之百是山东人，冲锋队、山顶和总督府也都是清一色的威海卫警察。

初到交通部时很不习惯，要穿上全套警服，配好装备就出去指挥交通。当时指挥交通一天两岗，每岗三小时，十分疲累。一年后，我被调到港岛冲锋队，跟队员们坐冲锋车四出巡逻。一旦发生事故，我们要最先到现场处理，往往都是上吊、打架、抢劫等，好的事不会找警察。

刚过了一年，我又被调回港岛交通部。指挥交通要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当时我有点灰心，有辞职的念头。有一天，长官问我们谁会画素描草图。当时我第一个就走出来。主管让我坐到一张桌子后面，出了题目，我很快就画好了。他拿去一看，说：「好！这个位置以后就是你的。」我的工作岗位属庶务科，由一位庶务警长主理，专责支援交通行动组的所需，例如画图、写临时改道用的交通指示牌等。

最初我不用画太复杂的东西，大多是碰上改道时，画个临时交通告示牌而已。我闲时无聊就自己找事做，当时跑马日和足球比赛日会有交通管制，每个跑马日都水泄不通，交通压力很大。我就画了张马场的图，又做了一个模型，到跑马日时，哪个地方需要摆交通告示牌就一目了然。最初主管见我做模型时，很好奇我在做什么，后来听我解释，就连番称赞这是好主意，还着人去把跑马地的大厦拍照，我再对照相片用卡纸画出来，做成地标放进去，令模型更完善。香港另外一个主要交通管制点是大球场，当时香港足球很狂热，开场散场人山人海，我也做了个模型，实用效果不错。

以前的警察像是工作机器，只跟随上司命令，很少主动想办法做事，上下级之间也缺乏互动交流。做了这几件事后，主管觉得我有点能力，也很有主意，各方面都赞赏有加。后来他又叫我帮忙筹备交通展览会，在会场上布置微型马路，绘图教行人和车辆如何过马路，还组织宣传队到学校宣传，领着学生去示范。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些简单容易的事，但那时行人走路都没规矩，车辆虽有规矩，但也不完全遵守。特别是1950年代，外来人口激增导致交通事故数字直线飙升，所以有必要举行展览会宣传。每到要开展览会时，主管任由我自由发挥，我就不断画。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我那时候年轻有精力、有兴趣，毫不畏缩。

郑明仁先生对本书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