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上为第一大国,以教育论之,当有大精神大资力以鼓舞摩荡于其中。然中国之旧教育,只注重于上流社会,培养官吏人才。此后新教育,宜在培养多数人才,是为国民教育所必要。盖高等学问,亦必基之以国民教育,国民教育着非养成官僚资格,宜养成一般国民资格也,中国政府或教育家脱今觉悟,当以此教育为基础。有良好之国民教育,斯有良好之中等以上教育。(《国民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王淦和口译,载吕达、刘立德、邹海燕主编《杜威教育文集》第4卷,第24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萤火虫新语
主持:朱永新
这是杜威1921年4月20日在福建青年会上的讲演。上一篇《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也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估计是上下午或者晚上不同的时段。前一篇强调教育的总的方面,论述教育与国家强盛的关系,这一篇专门讨论国民教育与国家发展 的关系。他一开始就提出,作为世界第一大国,自然应该有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大教育,才能有真正的“大精神大资力”。这样的大教育,是以国民教育作为基础的。中国教育的问题主要就在于,对于培养国民教育 的基础不够重视,而对于高等教育高等学问的重视远超国民教育,“只注重于上流社会,培养官吏人才”。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国民素质不够高,国家的基础不牢靠。他用建造房屋为例:“譬之建筑,基础不固,则堂屋墙壁,必易动摇。同一建筑房屋,外人重在定基,故于定基时行其礼式;中国人重在上梁,故于上梁时行其礼式。”也就是说,相对而言,外国人比较重视基础的作用,所以往往在奠基的时候举行仪式庆典,而中国人则重视完成之时,选择在上梁时举行仪式庆典。不同的导向,导致不同的工作进程与工作态度。总的来说,还是应该把基础打牢靠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