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经济形态的递嬗与演变
文/刘金祥
公元993年,四川青城县的商贩王小波决定拉竿子起义,此时是宋太宗当朝,他设了一个机构垄断了蜀地的茶叶与丝帛的生意。茶叶贩子王小波没了生意,只好起义。王小波当然不像朱元璋,没能成为皇帝,但几年的战争让天府之国变得流民遍地。农民起义是对国家经济积累的暴力摧残,这是农民起义的一个负面。过了一千年,美国的一个叫索罗斯的人没拉竿子起义,但他用智力摧残了半个世界的经济,从东南亚到俄罗斯到拉美,多个国家到第三个千年开始还未恢复元气,这就是第二个千年末与第一个千年末经济格局不同之处。
18世纪的食物革命
“民以食为天”。在过去的1000年里,饥荒的出现是那么频繁,几乎成为人类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结构。事实上,物品的匮乏和昂贵即使对欧洲这样的富裕地区也是经常不断的现象。少数富人的饮食诚然过分讲究,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总的规律。情况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粮食产量很低。接连两年歉收便导致灾难。在西方世界,全靠气候的恩赐,灾难不算太严重。中国也是同样情况,中国农业技术发达得早,又建造了可供灌溉和运输之用的堤坝和运河网,加上南方稻田的精耕细作和两季收获,即使在十八世纪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还长期保持着某种平衡状态。莫斯科公国就不同了,那里的气候严酷而多变;印度也不行,每当发生水旱灾害,立即出现一场浩劫。改变这一切的是从18世纪食物革命开始。新作物被引进,人类生活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但是,这些似乎自发完成的变动却横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在美洲被发现后,新的作物不但数量增多,而且引进速度加快。旧大陆的作物迁到了新大陆,新大陆的作物也移至旧大陆:前者有稻米、小麦、甘蔗、咖啡等,后者为玉米、土豆、菜豆、西红柿、木薯、烟草等。新作物的引进到处遇到原有作物的抵抗:土豆在欧洲被认为是一种不易消化的粘性食物;玉米在习惯吃稻米的中国东南地区至今仍受鄙视。人们不愿改变习惯,对新的食物需要慢慢适应;尽管如此,新作物最终得以四处繁殖生根。无论在欧洲或其他各地,穷人作为第一批主顾为新作物打开大门;随着人口的增长,引进新作物更成为势在必然。何况,世界人口之所以增加和可能增加,其部分原因难道不正是新作物能够促使粮食增产吗?
哥伦布于1493年第一次从美洲旅行回来时曾带了些玉米种子。玉米在欧洲以及在欧洲以外的发展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到了18世纪才取得明显的成功。玉米的一个不容置辩的优点在于它的高产。尽管食用过多有导致糙皮病的危险,玉米毕竟使欧洲的周期性饥荒从此结束。这些地区在饥荒期间曾吃过更难下咽的食品。面对饥饿,任何食物禁忌全都化为乌有。玉米于16世纪初由葡萄牙人自美洲引入刚果,称作“马扎马普塔”(Masa Ma Mputa)或“葡萄牙黍”,最初在当地不受欢迎。但它慢慢在刚果北部、贝宁和约鲁巴地区夺得粮食作物的首位。玉米进入欧洲和非洲相对比较容易。而成功地打入印度、缅甸、日本和中国,其意义就非同寻常。早在16世纪上半期,玉米经水陆两路传到了中国,陆路经缅甸边界来到云南,水道则在与南洋保持经常联系的福建诸港登陆。正是从这些港口(或者由葡萄牙人,或者由一些与马鲁古群岛发生贸易关系的中国商人为媒介),于16世纪初引进了花生,后来还有白薯。但是,直到1762年,玉米种植仅限于云南一省以及四川和福建的几个县,地位并不重要。玉米于18世纪才真正在中国得到推广,那时候,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不得不在专门种植水稻的平原地区之外开垦荒山野岭。即使如此,部分中国居民也只是迫于无奈,而并非出于爱好,才放弃他们偏爱的食物。玉米开始在华北广泛种植,甚至向朝鲜方面发展。玉米从此跻于华北传统作物小米和高粱的同列,全靠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中国南北两部分的人口相对地重趋平衡。日本也将接受玉米以及一系列新的作物,其中部分经中国的介绍。早在公元前两千年,美洲安第斯山区已有土豆存在,特别在玉米不宜生长的高海拔地带。它通常被晒干作救荒的代食品,以便保存更久。土豆在旧大陆的普及过程与玉米不尽相同。它的推广十分缓慢,甚至比玉米更慢,而且范围也不宽阔:中国、日本、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几乎把它拒之门外。它的成功表现在欧洲。这一新作物征服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一位名叫威廉•罗雪尔(1817至1894年)的经济学家竟断言,土豆是促使欧洲人口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说法也许过于偏颇,我们可以说得婉转一些,至多认为它是因素之一。在欧洲,土豆的完全取胜一般要等到18世纪末乃至19世纪。但是,如同玉米一样,土豆也取得零星的早期成果。总的说来,法国在这方面特别落后,只是在多菲内最早试种;在阿尔萨斯,土豆于1660年转入大田种植,随后,1680年前后,土豆在洛林开始立足,但于1760年仍遭物议,直到1787年才成为乡村居民的“正常主食”。爱尔兰略为早些,即在17世纪上半期,农民开始食用土豆,佐以奶制品;到十八世纪,它已几乎成为农民的唯一的食品,这一成功也孕育着众所周知的后来的灾难。土豆种植在英国也有进展,主要用于出口,很少供国内消费。亚当•斯密曾抱怨英国人对这种在爱尔兰已显然证明其营养价值的食品竟不屑一顾。实际上,各地在推广种植这种同面包相竞争的块茎时,曾普遍遭到阻力。有人说,吃土豆会造成麻风病蔓延。另有人说,吃土豆容易让人胀气,《百科全书》在1765年也承认这一点,并说:“对农民和劳动者结实的机体来说,放几个屁又算得了什么!”可见,土豆在各国的迅速推广毫不奇怪,它是在困难和痛苦的帮助下才被人们接受的……例如,在爱尔兰,这是由于饥荒的威胁,因为种植小麦仅能养活一人的地块,如果改种土豆,就能养活两人还绰绰有余。更大的威胁来自战争,战争使田地荒芜,作物毁坏。一项有关阿尔萨斯的文献指出:农民喜欢种植土豆,“因为它从不遭到战争的破坏”;即使一支部队整个夏季在土豆地上宿营,也损害不了秋季的收获。土豆革命其实是范围更广的另一场革命的组成部分,这后一场革命把许多瓜菜和豆类从菜园驱赶到大田,它最早发生在英国,并且没有逃过亚当•斯密的注意。亚当•斯密于1776年写道:“土豆……萝卜、胡萝卜、白菜等过去用小锄种植的蔬菜,如今都用犁来种了。菜园的各种产品也变得比以往更加便宜。”过30年后,一名法国人发现伦敦的鲜菜供应十分充实,“现摘现卖的菜蔬犹如喂马的青饲料一样新鲜,到处任您挑选……”。
征服海洋,海洋经济的开始
征服海洋使欧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达几个世纪。事实是各海洋文明地区历来互有交往,从欧洲的大西洋直到印度洋、南洋群岛和太平洋沿海,它们像一根连续的线条贯穿整个旧大陆。在几个世纪里,尼罗河的一条支流流入红海(从而与地中海相连接),奈绍河是当时的“苏伊士运河”,在圣路易时代仍然通航,过后不久方才壅塞。16世纪初,威尼斯和埃及曾想把它重新挖通。此外,人、畜、船只部件都能穿过地峡。土耳其于1538年、1539年和1588年进入红海的船队都是先拆成零件由骆驼驮运,然后在海边再行装配。中国的帆船虽然具有许多优点(帆、舵、分隔的船舱,于11世纪出现的指南针,自14世纪开始船身已很庞大),却只开往日本,朝南从不超过北部湾;从岘港一线的海面到遥远的非洲海岸,追风逐浪的只是印度尼西亚、印度或阿拉伯的张着三角帆的次等船只,因为各文明地区之间的海上边界与陆上边界一样固定不变。无论在海上或在陆上,每个文明地区都愿意划地为牢。邻居之间也互相拜访:中国的帆船前往北部湾,因为此处实际上处在中国统治之下。里斯本于13世纪之所以蒸蒸日上,因为它是一个转运港,它从四面八方吸取教益,从而形成了活跃的海上资本主义经济。于1430年问世的葡萄牙快帆正是这些结合的产物;这种小型帆船采用搭接结构,使用艉舵,共有三根桅杆,扬两篷四方帆,一篷拉丁帆;拉丁帆侧对船身,与桅杆呈倾斜状(横桁一端比另一端更高和更长),能轻松地调整船的方向;四方帆面对船身,用于兜住船后吹来的风。快帆在大西洋航行一段时间后,便同其他欧洲船只一起来到加那利群岛,收起三角帆,改张四方帆,趁着信风向安的列斯群岛海面驶去。
这一切都是欧洲的事。中国人于11世纪开始使用罗盘,于14世纪已拥有“四层甲板的大帆船,船身分隔成几个密封舱,配备4至6根桅杆,可张12篷帆和运载一千来人”,在后人看来,这些有利条件似乎能使中国人成为无比强大的竞争者。南宋年间,中国人把阿拉伯船从中国海贸易中逐走,有力地清扫了自己的门口。15世纪,中国船队在大太监郑和率领下完成了多次惊人的远航。第一次,他带了62艘大帆船前往南洋群岛(1405年—1407年);第二次(1408年至1411年,率27000人,船48艘)以征服锡兰而结束;第三次(1413至1417年)征服了苏门答腊;第四次(1417年至1422年)曾到了印度,都是作为和平使者同外国交换礼物;第六次往返迅速,给苏门答腊的巨港酋长送交中国皇帝的一封信;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最为壮观,船队于1431年1月19日自龙江湾出发,当年移碇浙江和福建各南方港口,于1432年继续进发,经爪哇、巨港、马六甲半岛、锡兰、卡利卡特到达终点霍尔木兹;1433年11月17日,一位中国使者在那里登陆,随后可能转道前往麦加。船队于1433年7月22日回到南京。中国航海业到此完全停止。明代的中国无疑将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日益强大的威胁。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这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帆船当时向好望角以及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南大门埃吉海角继续前进,那又会造成什么结果。中国的航海家事实并没有那么走,与郑和同处一个世纪的哥伦布比他晚了90年驾船寻找黄金,后来他发现了新大陆。随后崛起的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东来寻找“香料之国”。西班牙、荷兰、英国随后开始海上霸权的争夺。海上霸权争夺最终是为了经济利益,欧洲人至此在世界上领先了几个世纪。
从羊吃人到工业革命
羊怎么会吃人呢?就是在寓言故事里也很少听说呀。然而,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真实的故事!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确实有数以万计的人被羊“吃”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灾难!中世纪的时候,英国的土地都掌握在贵族、教会和王室的手里。就是终身或世袭占有土地的农民,也得向贵族地主交租,靠种田养家活口,离开土地就等于断绝生计。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海外贸易的增长,使呢绒业迅速发展,从而对羊毛的需求大量增加,羊毛的价格也不断上涨。贵族地主们算了一笔账:养羊所需要的劳力比耕种土地的要少,而且牧羊人的工资又很低,所以经营牧场,比耕田的收益要高出一倍。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去大力经营养羊业呢?不过,大规模发展养羊业,需要大片土地作为牧场。起初,他们用木栅、篱笆等,把森林、荒地、池沼等公地围圈起来做牧场;后来,连农民世世代代用来耕种的土地,也被他们用武力强行圈占了。在16世纪内,围圈土地的面积,竟占全国土地的一半以上!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所谓“圈地运动”。这一来,给成千上万户农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好端端的房舍被拆毁,大批大批的人被赶跑。他们流离失所,受冻挨饿,许多人因此而悲惨死去。当时就有人在书中写道:“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这种“羊吃人”的说法,的确是非常实在的。英国圈地运动虽有此残酷的一面,但也加快了工业进程,到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经过几个世纪,完成了整个工业革命。瓦特是苏格兰人,生于1736年,父亲是造船工人。瓦特小时候做过徒工,20岁时到格拉斯哥大学当实验员,专门制作和修理各种教学仪器。他制作蒸汽机的整个过程,就是在这所大学里开始的。那么,蒸汽机究竟是不是瓦特发明的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这件事要从当时英国的工业情况说起。自从英国侵占印度之后,印度的廉价棉布被大量贩运过来,英国市场上到处是印度棉布。英国本土纺织工场生产的棉布成本很高,卖价很贵,没人要。工场主就想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成本,生产更多、更便宜的纺织品。当时的英国织布技术很落后。工人一会儿用右手把梭子往左抛,一会儿用左手把梭子往右抛,一天织不了几尺布。1733年,有个名叫凯伊的机械工,发明了飞梭,只要用绳子一拉,梭子就会很快飞去,一下子把织布的速度提高了好几倍。
织布技术提高了,纺纱怎么办?英国的手纺机每次只能纺一根纱。纺纱的生产力很低,英国出现了“棉纱荒”。1761年,英国“艺术与工业奖励协会”发出特别传单,建议用奖金来奖励发明新式纺纱机的人。4年以后,有个名叫哈格里夫的织工,发明了一种新的纺纱机,一次同时能纺16—18根纱。他高兴地用自己女儿珍妮的名字来命名,把这种纺纱机称为“珍妮机”。然而,新式的纺纱机是手摇的,人的力气毕竟有限,纺出来的纱又细又不牢。这样,就要解决一个动力问题。1769年,有个名叫阿克莱特的钟表匠,看到农村里往往用水力来碾磨面粉,就设计了一种水力纺纱机,可以同时带动许多纱绽。这个发明一下子改变了英国工业的结构。因为,手摇的“珍妮机”可以在家庭里生产,而水力纺纱机需要大工厂生产。不久,阿克莱特就成为英国最初的工厂老板。纺纱机的发展,又推动了织布机的发展。1785年,有个名叫卡特莱特的人,发明了一种水力织布机,提高了织布效率40倍。但是,用水力的工厂只能设在乡下的河边,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况且水力的多少还要受季节的影响,不能持续稳定地生产。于是,瓦特打算制造一种能够设置在任何地方的发动机。他想起了童年时代看到的水蒸汽能顶动壶盖的情景,准备用蒸汽作为新的动力。他孜孜不倦地阅读了许多关于用蒸汽作机械动力的资料,为此,还学会了德文和意大利文。机会来了!1763年,大学里来了一台蒸汽机的模型,要瓦特负责修理。瓦特就和两个曾经修理过蒸汽机的工人一起,详细地研究起来。原来,17世纪后期,法国人帕旁就开始试制蒸汽机。1698年,英国人萨浮里发明了蒸汽抽水机,可以用来替矿井抽水。但是,这种蒸汽机消耗的燃料很多,使用又不安全,所以没有推广。1705年,英国人牛考曼制成了改良蒸汽机,但它的温度无法控制,忽冷忽热,缺点很多。这次瓦特负责修理的,正是牛考曼式蒸汽机的模型。“我要造一台比它更好的蒸汽机!”瓦特一面修理,一面下了决心。但是,大学里并没有试制蒸汽机的计划。要试验、制造,一切费用都要瓦特自己一个人承担。他把家里的钱全拿出来搞试验,失败了!向亲戚、朋友借钱来搞试验,也失败了!向高利贷商人借钱来搞试验,又失败了!瓦特为了制造蒸汽机,弄得债台高筑,走投无路。瓦特,机会来了!”一天,瓦特的朋友特地来找他。“谁要制造蒸汽机?”瓦特从绝望中找到了希望。“伯明翰有一个铁厂的老板,他想制造蒸汽机,钱有的是,就是没有人。”“我去!我去!”瓦特高兴得跳了起来。在伯明翰,铁厂里有许多熟练的机械工人。瓦特在他们的帮助下,经过反复实践,终于在1769年制成了一台装有分离冷凝器的单动式蒸汽机。这台机器工作正常,而且安全可靠,大家都夸奖瓦特的发明。“不!它只是单动式的。我要制造联动式的,叫它更圆满地运转!”瓦特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1782年,联动式蒸汽机试制成功,用它做动力,可以带动各种机械,这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蒸汽机;1807年,美国人富尔把瓦特的蒸汽机装在轮船上,从此,轮船通航到全世界;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逊把瓦特的蒸汽机装在火车上。从此,铁路交通遍及五大洲。蒸汽机的发明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于是,英国工业出现了巨大的飞跃。使用机器的大工厂成百成千地出现。不到一个世纪,英国的工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英国工业革命”。
知识经济,改变人类未来生活
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对未来经济出现了多种说法,先是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后工业经济”,后是奈斯比特1982年在《大趋势》中提出的“信息经济”,再是英国福莱斯特1986年在《高技术社会》中是出的“高技术经济”,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1996年亚太经合组织明确定义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第一次定义了这种新型的经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实际上是在逐步确立一种渐渐清晰的观念,即“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简而言之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今天的世界,正如300年多前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一样、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成为与汽车、钢铁、建筑等传统产业并驾齐驱的产业。世界上很多经济学家预计到2030年,信息科学技术中的软件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产业、新材料科学技术产业、海洋科学技术产业和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将全面超过汽车、建筑、石油、钢铁、运输和纺织等传统产业。工业经济的形成从瓦特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的产业化算起用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肯定知识经济的全面崛起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
(作者刘金祥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