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尧舜,舜帝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箴言,开启了心学之源。然后经过周文王、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深入发扬发挥,形成独特的中国儒道文化,再经过姜尚、孙子、鬼谷子、黄石公溯其道源,形成独特的谋略文化,从而构成了心学的哲学及文化基础。
然后,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守仁(号阳明,下文王阳明即此人)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的过程,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展开的贡献。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开启自我意识。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陆九渊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王阳明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或直接称“心学”。陆王心学一般认为肇始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由王守仁集其大成。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往往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一称“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一称“客观唯心主义”)。这两派成为近千年来最大的哲学流派。
陆王心学前后延续约600年,其中有十大杰出代表。他们分别是陆九渊、杨简、吴澄、陈白沙、湛若水、王阳明、王龙溪、李贽、刘宗周、黄宗羲等。
陆九渊——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陆九渊(1139年3月26日-1193年1月18日),字子静,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南宋哲学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因书斋名“存”,世称存斋先生。又因讲学于象山书院,被称为“象山先生”,学者常称其“陆象山”。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陆子有感于靖康时事,遍访勇士,商议恢复大略。曾上奏五事,遭给事中王信所驳,遂还乡讲学。绍熙二年(1191年),知荆门军,创修军城,稳固边防,甚有政绩。绍熙三年十二月(1193年1月)卒,年五十四。追谥文安。
陆九渊为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之祖,与朱熹齐名,而见解多不合。主“心(我)即理”说,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著有《象山先生全集》。
陆九渊官位不算显要,学术上也无师承,但他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所谓心既是孟子所说的我,认为我生万物生,我死万物死。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形成一个新的学派--“心学”。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实在,心是永恒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陆九渊是中国南宋时期最富有个性的哲学思想家和文化教育家,在程朱理学集大成之际,他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最早发现了理学内化道路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成功地开拓出一条自吾心上达宇宙的外化道路,为宋明新儒学思潮从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心学转向创造了必要的学术条件。
杨简——宇宙变化即是心的变化
杨简(1141年2月10日-1226年4月21日 ),南宋学者,字敬仲,号慈湖,慈溪(今属浙江省宁波市)人。告归后筑室德润湖(更名慈湖)居住,世称慈湖先生。年轻时就读太学,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任富阳主簿,陆九渊到富阳,便拜陆为师。先后任乐平知县、温州知府等地方官。最后以耆宿大儒膺宝谟阁学士。封爵为慈溪县男。谥号“文元”。简著述颇多,传世的有《慈湖遗书》18卷,又续集2卷;《慈湖诗传》20卷;《杨氏易传》20卷;《五诰解》等。
杨简师事陆九渊,发展心学,主张“毋意”、“无念”、“无思无虑是谓道心”,认为“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把宇宙的变化说成是心的变化。并宣扬“人心自明,人心自灵”的观点。
杨简继承与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伦理思想,剔除了与其心学体系不合的“沿袭之累”,使之彻底化。认为“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慈湖遗书·家记一·己易》)。“天地人物尽在吾性命之中,而天地人物之变化,皆吾性之变化”(《周易解序》)。从这一唯我论的世界观出发,把“心”看作天地之根、万物之本,认为“人心自明,人心自灵”(《绝四记》《慈湖遗书》卷二),“人心本善、本正,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将仲子》《慈湖诗传》卷六)。这是伦理道德的渊源与本质所在。他认为人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道德水平和人的完善程度,都是由吾心所决定的。
杨简承袭性善论,认为“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不起不昏”(《诗解序》《慈湖遗书》卷一)。“人心皆善,皆可以为尧舜,特动乎意,则恶”(《乡记序》,他认为,“心”与“意”之区别就在于“直则为心,支则为意,通则为心,阻则为意”(《绝四记》《慈湖遗书》卷二)。
杨简重视道德实践,躬行封建礼教。认为“圣人藏身之道,惟以礼而已矣”
杨简的理论被朱熹高度认同,不愧为陆九渊之后影响最大的心学家。
吴澄——深造自得,正学真传
吴澄(1249年2月3日-1333年8月5日),字幼清,晚字伯清,抚州崇仁凤岗咸口(今属江西省乐安县鳌溪镇咸口村)人。 元代杰出的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他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宋末中试乡贡。宋亡后隐居家乡,潜心著述,学者称其为“草庐先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被征召任国子监丞,至定元年(1321年)任翰林学士,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吴澄与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吴文正公全集》传世。
吴澄自从15岁立志专务圣贤之学,长期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以圣人之道自任,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说。认为“勤”、“谨‘二字,是“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大务”。又作《敬》、《和》二铭。《敬铭》有云:“把捉于中,精神心术;检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铭》则极言周敦颐、程颢等学人风范以自勉。
吴澄转益多师,得“正学真传”,他“深造自得”,从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陆为特色的草庐学说。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曾以“豪杰”比之于儒学“圣贤”,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朝中元老大臣一致举荐吴澄为当代天下儒士之冠。《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吴澄列为“象山私淑”。吴澄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学方法与体系的矛盾。
吴澄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他把太极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畴。太极就其“全体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妙用不测”而言叫做神,就其“赋与万物”而言叫做命,再就“物受以生”而言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来,吴澄的所谓"太极",不仅是宇宙的本体,是普照天地的万能神,而且它还具有道德的属性,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极则,也就是天理。
吴澄认为,心学从尧舜直到周程诸子无不以心为学;儒家有着足以与佛老之学颉抗的心学传统。他说:周子云“无欲故静”, 程子云“有主则虚”,此二言,万世心学之纲要也。并提出了心学即“本心学”的说法。他在《仙城本心楼记》说:“舍心而他求,则无以为学”,“孔子教人未尝直言心体,盖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处,各当其理,而心之体在是矣。”,“孟子传孔子之道,而患学者之失其本心也”。吴澄标举儒学皆是“以心为学”,对心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发挥。
吴澄平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礼记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4卷《冲虚真经解》等并行于世。
陈白沙——道传孔孟三千载
陈献章(1428年11月27日-1500年3月9日)明代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出生于广东新会都会村,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明代硕儒,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学派,史称江门学派。因曾在白沙村居住,人称白沙先生,世称为陈白沙。
白沙先生居白沙里,筑阳春台,读书静坐,十年间不出户终于悟道。成化二年复游太学入京至国子监,祭酒邢让惊为真儒复出,成化十九年授翰林检讨,乞终养归,著作后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
他读书识字很快,一目数行,过目不忘。会试落第后拜江西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转向主张求之本心的陆九渊心学。《明史》列传,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陈白沙以“宗自然”、“贵自得”的思想体系,开启明朝心学先河,在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白沙学说高扬“宇宙在我”的主体自我价值,突出个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意义,对整个明代文人精神的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确立了岭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他的学说被誉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道传孔孟三千载”。陈白沙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大儒”、“圣人”,有“岭南一人”之誉。
他的学说:“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为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当致力面应用不为实得。"(具见《明儒学案》)。近人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体系,则自陈白沙始”。
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
湛若水(1466-1560年),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人 。孝宗弘治间进士,选庶吉士擢编修。世宗嘉靖初,官南京祭酒、礼部侍郎。后历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少师事陈献章,后与王守仁同时讲学,各立门户。王主讲“致良知”。湛主讲“随处体认天理”,认为:“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答扬少默》)。强调以主敬为格物功夫;说:“故善学者,必另动静一于敬。”(答于督学》),著有《湛甘泉集》。成为白沙学说的衣钵传人。 弘治十一年三月,白沙在信中赞其学术成就曰:“来书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
作为陈白沙的学生,湛若水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学问宗旨。“随处”是对陈白沙“静坐”的修正,又解决了陆九渊主“心”忽“事”的弊病,用湛若水的话说,“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湛若水认为天理“即吾心本体之自然者也”(《圣学各物通》卷二十七),“体认天理”就是在应对事物,心应感而发为中正意识,从而体认到自己内心中正的本体--天理。
湛若水的格物说有“一内外”、“兼知行”、“贯动静”的特点,又避免了当时理学的割裂的流弊。湛若水居官30多年,历任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尚书,深得世宗倚重与信任。在教育学上,天下士子争入其门,门徒达4000多人。其学说在当时与王阳明并称为“王湛之学”。
王阳明——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
王守仁(1472-1529年)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他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他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他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王阳明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凡知觉处便是心”(《传习录》下)。“心”即“我的灵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者”(《紫阳书院集序》)。“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传习录》上)。他认为:“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
他提出“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他说:“心虽主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传习录》中)“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答顾东桥书》)。希望今人可以恪守儒家伦理,成为圣人。
关于伦理学说和修养论,他提出了“致良知”,“是非之心,不滤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明明觉者也”(《大学问》),“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答陆原静书》)。“致良知,不假外求”,“若能向里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王文成公全书》卷一)。
王阳明心学的主要主张由王守仁于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而得。
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分浙中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闽粤王门、北方王门、泰州学派等“王学七派”。从学术宗旨来说,王门各派后学,包括泰州学派,均以阐发阳明学说为己任,尤其以发挥“致良知”说为重点,对“良知”本体的性质特点及“致良知”的途径,都作了具体的探讨。
王龙溪——阳明良知现成派
王畿,(1498--1583年),明代思想家。阳明学派主要成员之一。字汝中,别号龙溪,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年轻时豪迈不羁,拜王守仁为师。会试得中,却未廷试而归,重返王守仁门下。协助王守仁指导后学,时有“教授师”之称,为王守仁最赏识的弟子之一。赴京殿试,途中闻王守仁卒,奔广信料理丧事,服心丧三年,十三年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主事,曾任南京武选郎中之职,来往江、浙、闽、越等地讲学40余年。他在讲学时,亦往往“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王畿后来被归之为“良知现成派”。所到之处,听者云集,年过80仍周游不倦。到处都有讲舍,尊其为儒宗。
王龙溪认为“良知”说是当世学术的精髓。他坚守师说,坚持以先天统后天。认为良知是当下现成,不假功夫修正。知识与良知有别,知识不是良知,但在良知的作用下可以变为良知。其思想以“四无”为核心,修正王守仁的四句教。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皆无善无恶。主张从先天心体上立根,自称这是先天之学。认为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不为旦昼梏亡,便是致知,而不注重“致良知”的功夫;强调自由自在的处世态度。主张“和而不倡”,说:“吾人之学,切忌起炉作灶,惟知和而不倡,应机而动。”。认为“正心为先天之学,诚意为后天之学”,“心”即“良知”,是框定世界万物的规矩或标准。他说:“谨独(慎独)即是良知”,“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他认为“致良知”是未悟者的事,对于已悟者来说,根本不须致良知。由此,他在治学与修养方法上,主张一任自然,反对戒慎恐惧,认为“君子之学,贵于自然”(《心泉说》)。“大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谨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便不得其正”(《答季彭山龙镜书》)。认为“心”是虚静的本体:“静者,心之本体。”(《答关中淮》)“人心要虚,惟虚集道,常使胸中豁豁,无些子积滞,方是学。”(《水西会语》)他进而认为,“良知”本体不仅虚静,而且还是无动无静、空幻不真的,“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如空中鸟迹,水中月影,若有若无,若沉若浮”(《留都会记》)。
其著作有《论学书》、《语录》、《致知议辨》等。
李贽——最负盛名的左派心学家
李贽(1527-1602年)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原姓林,名载贽。中举后改姓李,避穆宗讳而改名贽。号卓吾、笃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师出王艮之子王襄。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初潭集》等。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毕生以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为己任。其思想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的影响很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①以心为本的“童心说”伦理哲学观。②“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利义观。③“经史相为表里”的历史观。④以气为本的自然观。⑤在文学方面,李贽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
李贽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
李贽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李贽深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影响,且以“异端”自居。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儒家经典的《六经》、《论语》、《孟子》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认为这些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
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做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李贽指斥道学家们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理本论到心本论的转化的过程。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
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提倡人类平等,提倡婚姻自由,反对歧视妇女,不愧是当时最具个性和解放精神的思想大师。
刘宗周——“独”之外别无本体
刘宗周(1578-1645年),字起东,别号念台,汉族,明朝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巨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宗周著作颇富,有《刘蕺山集》十七卷,及《刘子全书》、《周易古文钞》、《论语学案》、《圣学宗要》等。
刘宗周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励志圣贤之学”,认为入道莫如敬,以整齐严肃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后来他提倡“慎独”之说。
刘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认为陆、王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容易导致禅学化。但到了中年解官后,他闭门读书,“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转向了陆王心学,著《心论》一文,阐发了自己的心学观,认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于一心”。
刘宗周强调“学字是孔门第一义”,指示“君子学以慎独,直从声外立根基”,
后魏忠贤阉党当道,缇骑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刘宗周召集诸生,于蕺山之麓会讲。一时声名大盛。
“慎独”说是刘宗周学说的宗旨。他认为《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已矣。《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独”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慎独”则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刘宗周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所以,“独”是“至善之所统会”,他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而且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都统摄在"独"(或者叫本心、良知)之中。
刘宗周被革职后,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后来主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刘宗周治学严谨,但在政治上缺乏变通,是明末最有影响力的纯儒。
黄宗羲——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北京科举落第,不久,明亡。黄宗羲组织“世忠营”响应,遭清廷三次通缉,顺治十年九月,始著书讲学,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黄宗羲做为一个儒者,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史学,都主张一个“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史书所载绝非仅是史料一堆,而是蕴含着“经世之业”的阐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补历代史表序》)。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史专著。它开创了我国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河,标志着我为学术史体裁的主要形式———学案体臻于完善和成熟。
黄宗羲是阳明后学刘宗周的弟子,是陆王心学在明代的最后一个重镇,以后,陆王心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发展开始再次进入低潮。
陆王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和程朱理学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部分。从陆九渊开始,到黄宗羲对心学的最后总结,前后经历了六百余年时间,经过以上十位心学家的辛勤耕耘和开拓,对当时思想界以至于整个社会都有极大的影响力。特别是王阳明之后,取代了程朱理学,成为明朝中后期的主要文化力量。直到延续到清朝初期,清朝立国之后,由于北方粗浅的野蛮文化,无法领味心学的精微高妙,程朱理学的研究型读书成为时代潮流,虽然有颜元、李二曲等几个思想家服膺阳明心学,但不足以成为时代潮流。直到近代革命,西方思想疯狂涌入中华,无论是心学、理学,还是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都需要经过一番现代化的洗礼。中国传统精神从此面目全非,陆王心学也不复被人记起。
此次粗略野蛮的列出陆王心学十位大师,以学术思想为主,旨在让人们容易记住这几位古圣先贤,以及他们的思想,记住他们曾为时代作出过重大作用,并在未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以后我会有细文逐渐进行专述。
敬凌简介:
文化行者,心学家。湖湘人,南岭居,新传统主义的创建者,出版专著多部。以《易传》《中庸》《阳明心学》为思想基础,意欲通过诚、定、通重建中国人的心体和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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