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在现代人脑海中大概是一个保守的儒家哲学思想家形象，而其实他另外的或许是更重要的身份，是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他常常自谦而不无准确地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而我们至少是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讲，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本书之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是因为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家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事，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我认为可以循两方面介绍梁漱溟其人，一是思想，二是乡村建设运动。

虽然出生于一个破落的累世士大夫家庭，但梁漱溟的成学是完全非传统的。梁的父亲梁济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派，终身坚持改良主义主张，推行民众教育。因此，梁漱溟本人自小接受的，是全盘西式的教育，直到成年也为背诵研习儒家经典。年轻的梁固执己见、倾向鲜明（这些也是其终身的性格特点），具有高度的忧患意识，重事功轻学问，对文化遗产持轻蔑态度，直到1911年都一直以国家富强为目标，提倡以西式政制改革传统。在辛亥革命前后，与无数热血青年一样，梁积极奔走，沉醉于革命运动。

但很快，政治生活的丑恶使梁感到震惊。各种社会罪恶对他心理形成非常大的压力，到了厌恶并轻视人生的程度。虽然终于放弃自杀，但在1912～1916年期间，选择闭门求“出世”，投入到佛学研究和实践中。一直到1921年前，都基本作为一个佛学家的身份。

1921年，梁表示要献身儒学，从此由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变成一个虔诚的儒者。作为其哲学系统简要说明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使梁作为文化捍卫者被抬到全国瞩目的地位，并得到外国的多方注意。从此，踏上终生坚持的以儒家观点参与社会事务的道路。从1926年的毕生最重要著作《人心与人生》，到1949年的最后也是最详尽的《中国文化要义》，梁不断地思考、阐述着“中国文化价值与现代化能否相融这”个基本问题。

以上就是梁漱溟个人精神上的奥德赛经历。但要再次强调的是，虽然梁作了大量的思考和著述，但他作为一个学问家的成就在纯粹学术领域内并不很重要。胡适认为梁是怪异而无害的存在，梁自承在佛学上不如欧阳竟无等人，当时知识界也实际并没有如对张君劢那样认真对待梁。其理论实际上存在许多模糊和矛盾之处，职业哲学家贺麟虽欣赏梁为人，但也指出其“一面重新提出儒家的态度，而一面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亦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矛盾”。更为难解的是，虽建议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但又反对西方理性主义，主张以中国文化精华为思想主干对其根本改过。这里面又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既认为各民族文化是同一阶梯上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又认为每种文化因于环境自成一个整体。此外，还有大量受外来思想如马克思唯物主义，伯格森创生进化论等影响的观念，和当时中西文化大辩论的种种比对模式，如直觉与理性，手段与目的，理智与理性等等，都令人目不暇给。就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当时社会迷惘的表现，与其讨论其学术上的成就，不如作为时代的总结，当时梁的学说比新文化运动在广大中层阶级社会中得到更大共鸣就反映这一点。

就梁个人而言，其乡村建设运动可能更为根本。

从早期的理论纲领建设，在菏泽中学追求对整个人的教育，提倡自学小组的组建，到获得几乎完全自主行政权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时期。梁漱溟可谓东奔西走锲而不舍，足迹遍及河南、河北、陕西、南京、上海、广东和广西。其呕心沥血打造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有研究部、训练部、农场、师范学校、乡村改进会、小型医院等等，也可谓有十足规模。但其处境实际一直都颇为尴尬。当时存在的几种主要力量，在军阀，梁的建设可以带来实际的好处，但也可以随时翻脸将其赶走；在共产党，梁的初衷本来就有与共产党竞争的意思，共产党虽然对其个人保持了尊敬并在华北提供了保护，但终于道不同不足为谋（建国后终于将其作为反动典型加以批判）；在国民政府，其反中央政府和官僚主义，提倡农村自治和发展更可谓与政府背道而驰。终于，在日本入侵的严峻现实逼迫下，乡村建设运动完全破产。

建国后，虽然在1957年反右运动和60年代的文化革命中安然无恙，但大约在批林批孔运动时其受到越来越多称其为“老顽固”的指控。毛泽东曾在一次党内会议中，以“我看你满身臭气！”开始进行了一番不留情面的批判，这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如同雷霆一击。之后的批判也使梁名誉扫地。正是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梁漱溟显示出了一个儒家道德主义者对社会责任和个人正值心的“君子之责”的坚持，这也是其一生以圣人标准律己的结果。在本书作者与其访问对谈中，梁多次表示“这对我没有什么”，“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这也让人感到一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经历大风大浪之后的淡然。

最后再讲一则掌故吧。现在有一本关于梁漱溟的谈话书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其实是梁父梁济在自沉净业湖之前问梁漱溟的话。梁漱溟当时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完这话就出了门。梁济一生为社会事业也出力甚多，但其总和倒不如自杀所带来的个人名望的影响。这也足够令人细品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