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P总编：经济学绕不开道德问题

文/蒂莫西•泰勒（《经济展望杂志》总编）

经济学家倾向于回避关于道德的话题。他们喜欢说自己研究的是权衡、激励和相互作用，而价值判断应该由政治进程和社会来决定。

但是，经济学绕不开道德问题。

对于经济学与道德情操间相互关系的批评可以归为三个主要方面：在何种程度上日常的经济生活能容纳美德？经济分析是否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不应在经济学框架内探讨的某些人类行为？经济学研究本身是否不鼓励道德行为？

纳入对美德的研究

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或者要付账单时，我们中的很多人会对亨利 • 大卫 • 梭罗（Henry DavidThoreau）在 1894年写下的话深有同感：“大多数人都过着一种悄无声息的绝望的生活。”

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哲学家就对经济生活和高尚或美好的生活做了区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写道：“赚钱是被迫的，而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应追求的，因为它只不过有些许用处，可以换取别的东西。”

这些哲学家注意到，人们往往只为了挣钱换取生活必需品而工作，这些必需品包括食物、住所和衣物。另一方面，他们指出，相当一部分自发的人类活动与高尚的行为联系更为紧密，包括爱与友情、艺术与音乐、英勇战斗、参与社区活动、救死扶伤、扶贫济困等等。

但是工作生活中的强制性和必需品也包含其他方面。梭罗的朋友、先验论哲学家爱默生（RalphWaldo Emerson）在 1844 年写道：“无论工作的优劣，无论是种植玉米还是谱写史诗，只要诚实做事，获得自己的认可，就将得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回报：无论经历多少失败，你终将胜利。

将事情做好的奖励就是完成它。”无论是为饥肠辘辘的顾客端上快餐，还是开出租车、打扫酒店房间、浇筑混凝土路面、为部门组织异地小型会议，或者做其他任何工作，我们都需要恪尽职守。我们工作可能是为了酬劳，但在上述观点下，踏实工作带来了金钱以外的回报。

事实上，与亚里士多德式的传统截然相反，约翰 • 洛克开创了另一种研究经济生活和道德情操之间关系的哲学传统，其并不将工作和经济活动视为由赚取工资和利润所驱使的残酷而不道德的苦差事，而是一种与周围环境产生关联并以此改变人们自身的个人行为。

安杰伊 • 拉帕茨斯基（AndrzejRapaczynski，2013年）描述了这个观点：“劳动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货物或商品，还创造了拥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他们设计并决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作为经济生活的基础，劳动非但没有让劳动者受到奴役，还彰显了人类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人类才智和想象力所支配的新的现实下的真实产物，从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了解并且塑造自身。”而对于艺术、文学和音乐，这位法学和哲学教授写道：“由于其复杂的特性，可能会被更直观地视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与我们所生产的、用于消费并决定我们存在的基本条件的其他客体并无本质不同”。

基于相似的出发点，现代的经济哲学家罗列了一系列可能包含于市场行为中的美德。迪尔德丽• 麦克罗斯基（DeirdreMcCloskey，2006 年）指出了中产阶级经济生活中的七项美德：爱（仁义和友谊）、信（诚信）、希望（企业家精神）、勇气（耐力和毅力）、节制（克制和谦虚）、谨慎（脚踏实地和远见）以及正义（社会公平和诚实）。类似地，路易吉诺• 布鲁尼（LuiginoBruni）和罗伯特 • 萨格登（Robert Sugden，2013 年）提出，参与工作和商务与下列美德一致，其中包括：自助、企业家精神和警觉性、信任和守信、对他人意愿的尊重以及将他人视为潜在的互惠交易对象。

让我们不再着眼于工作中道德内涵的哲学化的抽象概念，而是考虑一个典型家庭的生活状态：父母工作，抚养孩子，与同事和邻居友好相处，与大家庭保持互动，将个人利益和社区发展相联系。有一种说法显得傲慢乃至愤世嫉俗，即工作中的人注定远离美德——除非在他们在闲暇时间挤出些许高尚行为：另一种说法又显得不切实际，即人们日常的工作中有很多体现美德的可能。两种观点的中间区域可能更可取，即美德会体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所体现的范围和多样性可能因人们经济生活的特点而有所不同。

经济学的使命偏离

即使经济学并不必然与道德情操相对立，也依然还有人担忧对经济生活的价值的探讨是否超出了其合适区域。例如，经济价值可能在谈论种植小麦、制造手机、购买冰箱或者为退休而储蓄时是有用的。但对此类“定价”的进一步应用可能会招致争议，至少对经济学家以外的人来说，当他们得知下列事件时，难免心生疑惑：某种“生态旅游”表面上是为了提高当地收入并阻止偷猎，却对猎人支付高额报酬以射杀年老的大象和狮子；公司购买许可证，以使其被允许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一些医生和经济学家鼓吹有偿捐肾和献血，而不是依靠志愿者。

在某种程度上，关于经济学会越界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即使是经济学家也会认为贩卖儿童或奴役他人是不道德的。你不能买到一个真心朋友，正如披头士的歌中所唱：“Can’t buy me love”。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为金钱上的价值代表一切——即使经济学家也在特定情况下赠送礼物，而不是直接给现金。

哈佛大学哲学家迈克尔 • 桑德尔（Michael Sandel，2013 年）引领其他学者对经济学向其他领域的渗透提出质疑。他写道：“对每种人类活动都标上价签蚕食了值得珍视的道德和文明……性应该被出售吗？如何看待代孕或有偿怀孕？雇佣兵役制有问题吗 ? 如果有问题，应如何分配兵役？大学是否应该出售一些大学新生课堂里的旁听席，以筹集包括新建图书馆或提供优秀贫困生奖学金在内的用于有价值的方面的资金？美国应该销售移民权吗？当前的美国公民是否可以将其公民权出售给外国人，并与后者交换位置？我们是否应该允许领养儿童的自由市场的存在？人们是否能被允许出售他们的投票权？”

桑德尔充分体现了哲学上的审慎。他提出问题，但并不断言他有答案，而且不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尽管某些道德和文明目标受到了侵蚀，但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能允许对货币价格的延伸使用。在类似的探索精神下，我们需要记住，关于何种市场交易是不可取的，人们的标准总在不断变化。以下是一些在美国社会背景下的例子，当然其他国家也经历着类似的改变。

在 19 世纪的美国，购买人寿保险被视为与上帝的赌博，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在经过教会推动的运动后，人们对其转变了看法，将之视为表现对家人的爱的审慎方式。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售酒有 14 年都是在道德上不被允许的，直到 1933 年“禁酒令”被废除。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彩票在美国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同一时期，销售避孕产品是越界行为，在许多州即使是在家中使用相关产品都被视为非法。给予普通士兵最低生活工资在美国一度不为大众接受，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征兵制结束、志愿役开始施行。允许体外受精并将其作为医疗保健市场上的服务曾经是极具争议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类似奥运会这样的“业余”活动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有偿献血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血浆和精子捐赠已经普遍采取有偿形式。妇女无法从捐肾中获得资金，但她们会因捐出卵子或者提供代孕而收到报酬。价格机制被允许作用的范围在不同国家间差异很大。例如，在有些国家卖淫和使用某些软性毒品是合法的，而另一些国家甚至禁止为贷款支付利息。

正如桑德尔所说，如果价格激励真的“蚕食了某些值得珍视的道德和文明”，那么我们可能会考虑一些更激进的建议。或许那些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工作或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应该少收甚至不收取任何报酬，因为我们不愿蚕食这些工作蕴含的道德情操。或许我们不应该为资源回收利用或建造能源存续设施而付费，因为此类活动应该基于其环境美德而非金钱奖励。慈善捐赠本身就应视作回报，因为公布捐赠者姓名或减少他们的税收会削弱这种行为的道德情操。

当然，这些建议只是为了引起争论，而不是作为严肃的提议。但它们确实体现出经济上的激励不应总是被认为与文明和道德情操相抵触。而当我们观察到社会对某些经济交易的道德判断转变态度时，明智的做法是不再假设今天的界限将和明天相同。

事实上，经济思想延伸到超出其传统界限时，往往会产生丰富的成果。例如，基于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的研究，经济学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经济思想如何解释以前被认为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动态主题，如婚姻、儿童抚养、犯罪以及对特定人群的歧视。军队应该用薪酬、福利和职业前景来吸引员工，而不是以征兵形式强制服役的观点如今已成为主流。同样为大众接受的是，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对污染设置价格得到有效解决。例如，我们对易拉罐和瓶子设置回收价格，对造成污染的产品（如汽油）征税，并且让公司可以买卖排放某些污染物的许可证，这给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减少污染提供了激励。

人们倾向于尝试为道德和文明构建壁垒，以防止其遭到经济价值的腐蚀。但正如美国从 20 世纪早期禁酒的尝试中所学到的，经济力量很难被阻挡，而一个被有效监管的市场常常被证明是一种平衡道德和公民价值的更明智的方式。这种方式胜于基于道德论证、以立法的方式禁止某些行为的措施。

堕落的影响

对学习经济学的一个典型抱怨是，经济学的主题“完全是关于如何挣钱和变得富有”。但这是偷换概念，歪曲了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即便是经济学导论课程都集中于思考如何在稀缺的环境下进行不可避免的权衡取舍。虽然这种入门课程肯定会讨论供求关系与市场，但也会包含反竞争行为、污染、贫困、失业以及全球化和贸易的利弊。如果对经济学涉猎更深一些，就会知道正如亚当• 斯密在 1776 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所写的，伟大的经济学家认为：“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国家财富的变化与在不平等、公平、法治和社会福利问题上的争论是分不开。”

关于经济学学习的更深层次的批评是，因为基础的经济学模型假定人们寻求其自身的满足感（用术语说就是“效用最大化”），而企业追逐利润，那么学习经济学的人更可能认为人们的自利行为也是高尚的。需要澄清的是，经济学家自身并不认同更多的自利是可取的，正如亚当• 斯密在 1759 年在他的第一本跨时代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所写：“一个铁石心肠、自私自利、对别人的欢乐和痛苦无动于衷的人，在我们看来多么面目可憎！……因此，完美无瑕的人性就是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就是公正无私和慈善博爱的情怀。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才能达到感情上的沟通与和谐，才能产生得体适度的行为。”

经济学家对于这种特定的批评可能会觉得不公平。毕竟，许多其他学术主题针对的也是人类行为中令人厌恶的方面。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经常关心的是侵略、执念、自私和残忍，甚至好色、懒惰、贪婪、嫉妒、骄傲、愤怒以及暴食。但似乎没有人担心其他专业的学生走在通往反社会的快车道上。为什么经济学会被认为是如此堕落的？不管怎么说，职业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从极左到极右均有，这表明经济学训练不是意识形态的束缚。

有证据表明，学习经济学与合作精神或同情心的缺乏存在联系，尽管总体而言，尝试将学术思考与人格特质的转变相联系的研究一直都不是特别严密。例如，一项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美国开展的调查发现，学术经济学家相比其他领域的学者更有可能从不为慈善捐款。而这个研究同时也发现，经济学家给予他人礼物价格的中位数高于其他学科的学者（Frank、Gilovich 和 Regan，1993 年）。

大量研究比较了选修或者没有选修经济学课程的学生情况。一项研究调查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观察他们对从账单错误（买 10 台电脑，却误按 9 台收费）中获益的反应以及他们预期别人会如何反应。在选修过经济学博弈论的课后，学生报告这个错误的意愿降低，也不太相信别人会报告这个错误（Frank、Gilovich和 Regan，1993 年）。但使用了“掉在地上的信”这一实验的另一项研究却有着不同结果：在乔治• 华盛顿大学，一些信封被故意落在经济学和其他课程的讲台前，信封贴了邮票、写了地址，但是没有密封，里含有 10美金和一张字条。当这些信封被落在经济学教室时，超过半数被密封并投入邮箱，里面的钱也没有被取走。而在其他课堂上，不只有到 1/3 的信封被寄回（Yezer、Goldfarb 和 Poppen，1996 年）。

当然，这样的比较可能只说明经济学吸引了某些更有可能做出某类反应的人群，而不是学习经济学让人有此类反应。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社会科学研究确认了“框架”或“启动”效应的重要性：一个研究者如何表述问题或设置情景会严重影响被观察者的反应。在另一个研究中，企业高管先被要求用特定词汇组织 30 个句子，有的词汇组合包含经济学用语，比如“持续、经济、增长、我们”，而其他词汇组合则与经济学无关，例如“绿色、树、曾经、一个”。接着，这些高管开始角色扮演，他们被要求用上述词汇组合写信给去另一个城市工作或被因迟到而遭处分的员工。研究者发现，那些使用经济学词汇的高管在字里行间不留情面，这不仅因为他们对此相对缺少同情心，还因为他们感觉表达同情心的词汇显得“不专业”（Molinsky，Grant 和 Margolis，2012 年）。

对我而言，这种研究所展现的并不是“应对学习经济学抱有戒心”，而是“警惕问题的设置方式和做出决策时人们所处的大背景对实验结果的过度影响”。这些年我逐渐对设置问题的方式有所戒备，因为这些做法将带来“赢家通吃”的争论，意图使经济学与道德情操相对立。

没有经济学家会推荐将经济学教科书当作传授道德智慧的实用渠道。正如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提醒了所有人，需牢记经济学并没有回答所有的经济问题。但公平地说，道德哲学家也没有解答世界上所有的精神和道德问题。

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在其 1890 年出版的巨著《经济学原理》中写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们日常生活的学科”。经济学家无法否认他们所研究领域中道德问题的重要性，而且也不应该回避这个v问题。但道德哲学家在思考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话题时，也无法摒弃或者回避经济学的重要性。（来源：《金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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