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短评 |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著者：詹姆斯 · C. 斯科特
译者：程立显、刘建，等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 斯科特(James C. Scott, 1936- )是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弱者的武器》、《国家的视角》、《逃避统治的艺术》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初版于1976年，2001年中译本，2013年译林出版社再版。
“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一词，最初是由英国著名学者EP.汤普森在分析十八世纪末英国民众为维护旧的家长主义式保护消费者措施，以对抗自由市场经济时提出的。斯科特继承汤普森“道义经济”论时，更多的强调“道义经济”有关传统社会对维护农民生存权重要性的这一方面，即传统乡村社会中家长式的道德经济对作为生产者的小农而言，不仅维护了其基本的生存权利，而且是其公正思想、合法性观念的来源。
首先，斯科特介绍了在传统时期形成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理论内涵。认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之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例如，东南亚农民在种植水稻时，出于“安全第一”的考虑，宁愿放弃平均利润最大化、但有风险的水稻品种和种植技术，而更愿意采取那些传统的、产量不高的但较为安全的技术。又如，相对于缺少人情味的资本主义农业市场，农民更加喜欢在传统时期与地主和乡村共同体中其他人员的“互惠”关系中生存，农民期待在一个风险共担、有生存保障的社会中生存。这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预设提出了挑战，即农民被无条件地设想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
然后，斯科特将这一理论放入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试图找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统治时期东南亚两次农民起义，即越南义—静苏维埃运动、缅甸的沙耶山起义的原因。斯科特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东南亚农业社会里，地主或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惠模式、再分配机制为农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如灾荒之年，政府有责任蠲免赋税以免政权合法性受到削弱、地主有捐输的义务以消弭穷人的威胁，农民靠这样一种机制获得生存保障。但是，在斯科特看来，政府是作为“勒索者”的形象出现的，随后由于殖民的国家政权以及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政府制度化的强制税收手段，在榨取农民微薄利益时进一步加强；同时殖民地经济结构由生存农业向出口导向型农业转化所导致的利润丧失，也使得原来生存农业结构下社会互助的缓冲器消失，生存危机突显。正如斯科特所说，“商品化农业和国家权力的增长之影响是稳步地降低生存保障方面的可依赖性，直至农民除了反抗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办法。”
最后，作者重新检讨了以往关于“剥削”的研究。以往关于“剥削”的定义或“由剥削引起反叛”的观点，是以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讲述的，作者认为农民有自己的评判“剥削”的固定标准。农民关心不是“被政府或地主拿走了多少，而是还剩下多少”，如果农民和精英阶层之间的这种关系没有打破交换平衡，那农民便没有被“剥削”的感觉。
斯科特描述的国家形象是刻板的，无论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王朝国家，还是殖民政府，都被斯科特定性为“勒索者”，而“勒索者”的形象，又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农村社会的道义经济或生存原则,引起农村社会的危机甚至动荡。在斯科特这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被简化了，直接套用这一理论模式可能会歪曲对国家在农村社会变革中作用的认识。
明清社会经济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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